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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六年（1801年）的冬天，又到了山东省济宁直隶州的府试时节。所谓府试，是最基础的科举考试之一，没有功名的读书人（童生）需要通过县、府、院三级考试才能获得最低级别的秀才功名。县考由知县主持，府试则要赶到家乡所属的府或直隶州考试，两试通过后再接受本省的学政巡回各地举办的院试，三试通过方能成为秀才，有功名在身。县考和府试一般安排在冬季，时间邻近，来年开春后各地再陆续进行院试。如今，济宁州下属各县通过县考的童生们都会聚到州里，等待接受济宁知州王彬的考试。
本年的府试注定不同寻常。来自金乡县的考生们带来了爆炸性消息：金乡县的考生张敬礼是贱民出身，竟然也跻身考场！金乡县的秀才李玉璨实名揭发张敬礼的先人是本县的皂隶。消息传开后，考生们都不干了，都耻于与贱民为伍。有人说，贱民自甘堕落，悖逆名教，甚至违背纲常伦理，有什么资格书写孔孟之道、指点江山社稷？有人担心，万一贱民子孙考中了，岂不是成了老爷，以贱为尊，我们该如何自处？考生们一致反对张敬礼考试，很多态度激烈的考生还摆出有我无他、有他无我，誓不与张敬礼一同进考场的姿态。
十一月二十七日是府试时间。当日，知州王彬在考场外牌示： “张敬礼等暂行扣除。” 王彬只是取消了张敬礼本次考试的资格，对于这种暂时性的做法，济宁童生们并不买账。他们坚决要求 “永行扣除” 张敬礼的科举资格。大家在态度坚决的中坚分子的主张之下，集体拒绝入场考试，不满足诉求决不妥协。结果，十一月二十七日的府试没有考成。
王彬并没有答应考生们的要求，公告府试推迟到十二月初四日举行，没有剥夺张敬礼永远参考的资格。童生们和知州大人僵持了好几天，拖延到十二月初四，部分考生进场考试，大多数考生四散而去，拒绝考试。事后统计，当年济宁各县选送参考的童生有五百九十多人，实际参考的只有一百六十多人。济宁罢考事件，就此发生了。
一个考生十年寒窗，本人和整个家庭都付出了巨大的财力和心血，为什么几百名考生因为一个人的身世问题就放弃了考试，放弃了功名呢？考生们为什么固执地要求“永远”剥夺张敬礼的科举资格呢？张敬礼到底招谁惹谁了？所有问题的背后都指向“贱民”这个关键词，笔者需要先来介绍一下传统社会的身份良贱问题。
中国传统社会重视身份的尊卑。从先秦的礼法到明清的居室车马，都是为了明定人群的尊卑贵贱。尊卑有序、贵贱有别，是传统社会秩序的重要组成内容，也是维持社会秩序的利器。不同身份的群体拥有不同的权利义务，扮演不同的社会角色。比如，士、农、工、商四大主要群体，从摇篮到坟墓都有各自的衣食住行标准，不能逾越。他们要发挥不同的社会功能，共同维护传统社会的运转，同样不能逾越。这便是传统社会的“身份”问题。“身份”和“家庭”一起，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两个基本支柱，框定了祖先的人生轨迹。混淆了尊卑贵贱，就是乱了身份，进而威胁到社会秩序。
历朝历代都重视身份问题。《大清会典》的一大原则是
“区其良贱”
，注明了
“四民为良，奴仆及倡优为贱”
。贱民从事边缘职业，被社会认为是品性、道德有问题。比如，奴仆放弃自己的姓氏，以主人家的姓氏为姓，典型的有违孝道，数典忘祖；妓女强颜欢笑，甚至出卖肉体，典型的没有廉耻，自甘堕落；衙役舞刀弄枪、刑讯他人，不仅置自身于危险境地，而且以残害他人为业（尤其是狱卒、刽子手），都是德行有亏的行为，所以都被归入“贱民”行列。传统社会对他们是排斥的，体现在政治权力上就是不准贱民群体当官，限制贱民群体的上升空间。
表现在科举制度上，贱民不能参考。贱民混入考场就是冒考
。为了防止冒考，官府规定参考者要书写三代直系长辈行状，自证身家清白。清朝还进一步要求童生参加县考要由当地乡绅出具印结，证明他身家清白，可以考试。传统社会的复杂之处，在于社会的高流动性。职业是可以更换的，身份是可以转变的。传统中国是身份社会，个人可以奋斗到尊贵的身份，而权势人家的子弟也会堕落到社会底层。“鲤鱼跃龙门”和“富不过三代”，同时存在这一片大地之上。同样，贱民群体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有人流入也有人流出。为了应对社会流动，官府对贱民改业自新等情况与科举的关系，也有详细规定。乾隆、嘉庆年间，清朝规定：官府雇用的轿夫、厨子等人在改业十年之后子孙可以报捐、报考；乐户、乞丐、奴仆、长随等群体三代清白之后，子孙可以捐考；而倡优、皂隶、马快、步快、仵作等家庭，子孙永远不准捐考，限制最死。济宁罢考事件涉及的金乡县考生张敬礼，就有“皂隶子孙”的嫌疑，属于永远不准考试的人群。
科举是传统中国社会阶级流动的主要渠道，也是官府强化意识形态、选拔统治人才的主要途径。科举运行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政治体制的质量。从宋朝开始，朝廷设置专门的学官系统，负责教导儒家学说、管理官办学校和主持科举考试。清朝的学官系统包括中央的国子监，地方省府县的学政、教授、教谕以及训导等。其中学政是一省学官的最高首长，监管地方科举考试，管理全省士人的功名。济宁罢考事件爆发时，负有监管责任的山东学政是江西省萍乡人刘凤诰。
刘凤诰是乾隆五十四年的探花，是科举考试的佼佼者，从科举制度中受益甚多。嘉庆六年，刘凤诰出任国子监祭酒，负责管理国家最高学府，统率天下士人。也就是在这一年，刘凤诰出任山东学政，并在第二年升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仍留任山东学政。一个从科举考试的千军万马中杀出来的胜利者，一个以天下读书人表率自居的管理者，遇到一桩涉嫌破坏名教、侮辱士林的案件，会怎么处理呢？
济宁知州王彬、金乡知县汪廷楷在罢考事件发生后分别向刘凤诰提交了报告。其中，汪廷楷的报告将此事定性为 “张姓充皂无凭，李玉璨挟嫌妄攻” 。汪知县一时间找不到张敬礼先人充当皂隶的证据，便认为李玉璨是胡乱揭发。既然是无凭无证的事情，地方官员也就不能剥夺张敬礼的考试资格。
然而，金乡县读书人的看法截然相反。嘉庆七年正月，该县举人王朝驹，在籍官员、捐职任州同张福基以及数名秀才来到山东学政衙门，众口一词指认张家先人充当过本县书吏，同时控诉州县官吏狼狈为奸，欺凌读书人。其中，告发张敬礼的李玉璨，具有秀才功名，拥有司法豁免权，免受刑讯。地方官府如果要审讯秀才，必须呈文学政，由学政剥夺该人功名之后才能审讯。可是，李玉璨在革除功名之前就受到州县官的刑讯和拘禁。刘凤诰始终没有革去李玉璨的秀才。王朝驹、张福基等人还告发，金乡县之前屡次发生过攻击皂隶子孙考试的事件，但是案卷都被县衙门的书吏侯圻、孙继魁等人抽走藏匿了。
王朝驹、张福基等人的控诉，不是个体行为，而是代表着金乡县整个读书人群体的态度。他们的人员组成就包括了当地各个层级的读书人，揭发的也是金乡县整体良贱不分、歹徒沆瀣一气的情况。刘凤诰原本就是读书人群体的坚定成员，面对当地士人群体的控诉，情感上很快就站在当地士人的一边。他驳斥了王彬、汪廷楷两名官员的报告，还认为他们在 “玩误考政” 。
嘉庆七年四月十六日，刘凤诰上奏： “济宁直隶州属金乡县考时，有生员李玉璨等攻击童生张敬礼、张志谦系皂隶曾孙混考。知县汪廷楷并未详查，率准考送。上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知州王彬考试，又不按控审明扣除，致全邑童生耻与皂孙为伍，不肯进场，迨改期十二月初四日续考，诸童半已散归，该州只就所到人数收录，以致未考者多至四百余人，概置不问，怨声沸起，此该州县种种谬误之情节也。” 刘凤诰奏请将汪廷楷等人革职，派员查办张敬礼事件的详细情形。
刘凤诰的这道奏折，将发生在鲁西南的一桩地方性罢考事件，助推成了朝堂皆知的大案。
嘉庆皇帝勤于守成，恪守祖宗成法，对事关名教纲常的事情尤其留意。区分良贱自然是他在意的重要内容。北京城步军统领衙门的番役，工作内容与其他衙门的衙役没有本质区别。之前，步军统领衙门往往为拿获要犯的番役奏请赏给顶戴。不少番役因此获得了武官顶戴。嘉庆皇帝发现这个现象后，给予严厉批评，颁发圣旨重申番役 “不准为官，其子孙亦不准应试” 。这正好是嘉庆七年的事情。接到刘凤诰的奏折后，嘉庆皇帝的基本判断也是要维护纲常伦理，杜绝贱民冒考，因此准奏，下令将汪廷楷等人革职，命令山东巡抚和宁秉公查明、处理此案。
巡抚和宁是镶黄旗蒙古人，精于边疆政务，之前担任过多年西藏办事大臣，在嘉庆六年刚刚内调为山东巡抚。和宁是蒙古人，虽然也在乾隆三十六年考中了进士，但显然不清楚汉族地区社会良贱的复杂性，加上一省长官政务繁重，确实没有时间和精力亲自处理这么琐碎的事务。所以，和宁委派济南知府邱德生等人负责审明济宁罢考事件。
巡抚大人事务繁忙，邱德生这个济南知府同样忙于政务。济南是山东的首府，全省政务都汇聚于此，省内政务朝廷下发的政令，加上各种迎来送往、突发情况都需要处理。那么谁来处理呢？自然是济南知府。邱德生整日埋首各种事务，如今又多了审查冒考案的任务。
大凡出任一省首府知府的人物，都是精通人情世故、谙熟地方政务的干吏。邱德生接到任务后，顿时头疼。他深切地知道，此事绝非表面这般简单，很可能就是一桩查不清楚的糊涂案。邱德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呢？因为虽然良贱观念已经成为社会共识，但是如何区别良贱却存在巨大的操作难题。
首先，良贱区别的标准，无论是在制度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模糊不清、暧昧不明。
对于贱民，清朝人公认的特征大致有两点：一，是否依附他人；二，是否自食其力。戏子因取悦他人得食，需揣摩观众的好恶，人们认为这是下贱的行业；他们虽然也卖力流汗，但得到的报酬带有观众犒赏、玩弄的意味，不算真正的自食其力；码头苦力虽听人使唤，但来去自由，有选择雇主的权力，靠流淌的每一滴汗谋生，所以苦力是良民。可是，社会是复杂的，三百六十行，各行有各行的实际情况。而清朝人对“贱”只有原则性的观念，缺乏明确的标准。这也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特点：多原则性概念，少实操性标准。
比如，“主仆”“良贱”等关系并没有整齐划一的硬性标准，含混不清。卖身为奴的家仆大家都公认是贱民，那么依附性服役的佃户、给官员鞍前马后效劳的长随，或者流荡谋生的游民，算不算贱民呢？妓女和乞丐，大家也公认是贱民，那么敲花鼓卖唱的歌女、居无定所游村串巷的泥瓦匠，算不算贱民呢？那么给官府短期服役的差役、大户人家放出的奴仆等群体，算不算贱民呢？中华帝国地域辽阔，实际情况也不能一概而论。各地存在名同实异、名异实同的群体。比如，同为地保，在甲地是听候官府吆喝、协助缉拿盗匪维持治安的角色，类同于差役；在乙地则是纯粹的协调官府与居民关系，督促邻居缴纳钱粮的中介角色；而在丙地，甚至可能是百姓推举秀才、举人等乡绅出任地保，作为自己的代言人。因此，甲地对地保的限制政策不能照搬到乙地，如果施行于丙地，更是会出大问题。
其次，每个人的职业状态，往往因为个人际遇、地区差异、偶然事件等原因，变化多端。
身份关系是维持传统中国社会秩序的重要因素，但中国人身份的世袭性不强，社会流动度高。全社会是鼓励人们通过努力奋斗改变自己的阶层，甚至是鼓励贱民自新，重新择业。那么，中途自新或者从良而更换职业的贱民，他们的子孙算不算良民？长江上游有纤夫、浙江水乡有堕户、广东沿海有船户，他们都是地域性的职业群体。他们的良贱如何认定？再比如，一个良家少年因为一时失足或者单纯因为贫困无依，短时间内从事阉鸡鼓吹等职业，能否认定是少年及其子孙都是贱民？
朝廷律法是面向全国的、带有普遍性的条文，不可能面面俱到，不可能对区域性情况、个体偶发情况都一一照顾到。而清朝针对特殊情况的判决往往又带有法律效力，可以为其他案件所援引，全然不顾中国是如此复杂的庞然大物。这便增加了区别良贱案件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