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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贪腐事件，乾隆皇帝历来是从严从重处置，雷厉风行。贪腐官员往往有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抄家清算就成了查办的固定项目。早在训斥玉德拟罪不当的同时，乾隆就下旨由定亲王绵恩率步军统领衙门查抄德明在京家产。绵恩奉旨后，迅即带人赶往正阳门内中街德明的宅院，查封德明住所一处，连同马圈等附属建筑一共六十九间半。这处空闲的宅院由德明的一个朋友借住，并代为看家。绵恩下令打开所有房间的橱柜箱笼，查获了一些朝珠、如意和字画，以及房契地契四十余宗，财产并不算太多。
绵恩怀疑德明隐藏、转移了财产，严厉审讯借住的朋友和在京的德明管家弟弟姚七。这两个人都坚称绝无隐藏。
乾隆年间查抄犯事官员的家产是步军统领衙门的职责之一，衙门里的官吏差役们对抄家早已经驾轻就熟，德明的这点情况完全难不住他们。步军统领衙门很快在严密查访之余，查出德明转移财产的蛛丝马迹。再次审讯姚七，姚七在刑夹拷打之下很快就扛不住。他交代说：
去年主人德明赴山东任职时，交给我木匣子三只，存放在家中。本年二月内，主人又差家人杨四带回银子三千两，五月主人差家人吕四送回银子九千八百七十两，共计带回一万两千八百七十两银子。六月间，我们听说主人遭弹劾，唯恐抄家，就将存银九千七百五十两陆续送到了后泥洼胡同朋友的家里收存，又把主人之前交的木匣子三只送到了宣武门外刘氏的家中寄存。
绵恩当即下令前往各处搜查，查获三个木匣子里装着的都是黄金，每个匣子十二包，每包五十两，共计一千八百两黄金。
姚七还供出了德明在一些铺面银号里的资产，也被一一起获。
绵恩上奏乾隆查明德明名下银子二万七千三百余两，钱二万一千七百余贯，财产总数约为四万两白银；后来又查出了隐藏的资产，计有银子一万三千三百余两、钱四百五十贯、金一千八百两，财产总数约计又有四万余两。前前后后查出来德明的家产在北京就有八万两白银，而房屋、家具以及他在山东的任所的财产还不计算在内。德明之前曾经赔付陕西潼关工程银六万七千余两，已经缴清。加上如今查出来的巨额财产，总计他的身家不会低于二十万两白银。那么道台的年俸是多少呢？一百零五两白银，德明的财富情况显然属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乾隆接到报告，感到震惊。档案显示，德明出身于下五旗包衣家庭，家里并不富裕，谈不上有什么家底。就算他长期担任地方官而且就算他负责过税收，有多年的合法收入，他的俸禄和养廉银等积攒下来也不会有这么多钱。更何况德明任兖沂曹道道员才一年多，所得的合法收入就更少了。一个原本贫穷的八旗子弟，怎么就在几年之间，积攒了如此巨额的财富呢？因此，乾隆皇帝明确指出这个德明在任内肯定有贪污、索贿、腐败的情节，不可不严查根究。
与此同时，山东省官员也在审讯德明。德明知道自己在京城的家产已经被起获，也解释了财富来源。他是这么说的：“我于乾隆四十九年担任潞安知府，又管理铁厂税务。铁厂可是一个肥缺，我管的那一年产铁特别旺盛，除缴纳正税外剩下银子五万余两。乾隆五十年，我升任陕西省潼关道，又经管潼关的税务，每年完税之外约得银二万余两，我做了六年，约得银十三万余两。”再加上正常的俸禄和养廉银，德明供述的收入与现有的家产基本吻合。
山东按察使奉命赶往兖州查抄德明的任所财产，严密查抄后逐一登记造册。又审问了德明的管家姚六。姚六为主人算了一笔账：“老主人福禄从前当护军校，家中原本只有老圈地六十亩，住屋六七间。”这个老圈地指的是清朝入关时，从龙入关的八旗军民每人都分得的京畿地区的土地。可见，德明家一开始是普通的旗人，真正发家是从德明担任地方官开始的。
“乾隆四十九年，主人升任了潞安府知府，每年有养廉银四千两，主人做了一年零四个月，得养廉五千余两。同时管理铁厂，当年产铁正旺，在任一年零四个月盈亏铁厂收入是五万余两。乾隆五十年，主人升任了潼关道，每年养廉银两千两，在任七年共得养廉银一万七千余两。又管理潼关税务，每年正额外约剩二万余两，主人做了六年，约剩银子十三万余两。乾隆五十六年，主人丁忧回京，因为银两难以携带，主人就陆续换成黄金，有二千多两金子带回家中，将一千八百两金子交我兄弟收存。此外，乾隆四十九年主人出了本钱一万两，在前门外的珠市口大街开了一家协泰号布店，邀了几个掌柜，也生了一些利息；主人又在涿州买了十二顷地。”
对于德明个人财富的积累，德明及其管家的供述基本上是可信的。也就是说，德明的巨额财富并不是敲骨吸髓压榨百姓而得来的，也不是“来源不明”，而是清朝中期一个地方官的正常收入。
那么，清朝官员的正常收入怎么会那么高呢？他们的收入到底是由哪些部分构成的呢？合法收入和真实收入之间又存在哪些差别呢？
清朝官员的俸禄很低，即便是正一品的内阁大学士年俸也只有一百八十两银子。九品官员的年俸只有三十三两五钱。这笔收入维持官员的基本生活是足够的。但是，清朝官员责任重、压力大，工作任务繁多。正式官员屈指可数，每个衙门或地方政区通常只有三五个职官。比如，地方知县一个人就要承担征收赋税、司法刑狱、文教科举，乃至造桥铺路等地方建设的重任。如此重的责任必然要求他们雇用大批幕僚、长随、家人等辅助人员协助。这些人员的开支是由官员自己承担的。此外，衙门只有极少的行政开支，完全不足以维持日常行政。官员要自费贴补官府的行政。最后，奉养亲属、官场应酬等开支也是官员的沉重负担。
清朝设置官员低薪制的本意，是为了减轻百姓负担，轻徭薄赋。在实践中，过低的待遇和繁重的职责严重不配套，迫使官员抑制不住地扩张财政实权，想方设法满足个人工作和部门运转的需要，反而将老百姓限入暧昧不明、纠缠不清的税收困境之中。老百姓并没有减轻赋税，官员们的负担也非常沉重。
这些沉重的负担如何解决呢？它们因官而异，官员也只能利用权力来解决。最普遍的做法就是额外征收赋税。清朝官员以银两熔铸有折损、粮食储运有损耗等名目，加征正税之外的耗羡，或者干脆明说加征，加征比例高达正税的三四成甚至更高，这些火耗是由官员自由支配的小金库。雍正年间推行“火耗归公”，就是为了限制额外加征税赋的规模，统一由省级政府管理。朝廷从上缴的火耗当中拨款向官员发放养廉银，因地因官而异，每年从数百两到两三万两不等。不过，官员在“火耗归公”之后，继续征收新的额外税赋，老百姓的负担非但没有降低，反而增加了。这种非正式的财政税赋，规模与正税相当，征收却更加频繁，形成了一套并不亚于正式财政制度的经济系统，是官员的主要财权。
对于部分地方官员来说，如果辖区内有官办事业，或者本身监管某项专门业务，就会有额外的收入。比如，云贵地区的州县有朝廷开办的铜矿、汞矿等官办企业，按例是由辖区的地方官监管；还有很多道台监管海关税收、粮饷收支等，这些就成了他们的利源。清朝对官办事业、海关税收等机械地采取等额管理，每年下达任务指标。官员对指标完成之外的部分收益是掌握支配权的。如果管理得当，这会是一笔巨大的收益。本案的德明，其主要收入就来自专辖的事业。
综上，清朝官员的正常收入主要是由四部分构成：俸禄、养廉银、火耗、专辖事业。这四部分呈现逐渐递增的关系。京官的收入则调整为：俸禄、养廉银、地方官的孝敬、专管业务的灰色分润四大部分。
此外，地方官员还有一些并不普遍的补充收入。比如，商户的奉献。在许多城市，当铺、乐坊、钱庄等行业为了求得官府的支持或者默许，会向地方官奉献银两。地方衙门财政周转困难的时候，也会暗示这些行业贡献资金。这在部分城市几乎成了惯例。又比如，买卖特许资格。清朝社会的商业中介组织、行会组织等，统称为“牙行”。开设牙行需要官府的特许，也就是需要获得“牙牌”。牙牌的获得，在多数地方简化为了买卖交易。尽管朝廷对牙牌有总量和区域性控制，但是地方官府往往装聋作哑、视而不见，积极出售牙牌，这也是财政压力使然。在经济发达的江南，盐商的奉献则是当地官员的另一项重要收入补充。还有一些颇具经济头脑的地方官，则打起了官银流转周期的主意。他们会将暂时不用的官银，放到资本市场上去生息，用利息收入来补贴财政。不用说，这种行为不仅有违朝廷规章，而且存在经营风险。总之，为了缓解财政压力，官员们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具体到德明个人的经济账，他对俸禄只字不提，可见俸禄低微，在他的收入构成当中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养廉银每年在两千到五千两之间，收入并不高；因为火耗收入是非法的，所以德明也就避而不谈；德明收入最高的项目来自担任山西潞安知府时候管辖的潞安铁矿，一年就超过了五万两银子；德明收入最大的来源是担任陕西潼关道台时候管辖的潼关税务，每年有超过两万两银子，任职六年则超过了十三万两。这些收入，扣除掉迎来送往的应酬和幕僚团队、家属的开支，在抄家的时候还剩下大约二十万两，应该说这是可以理解的。
德明并不是一个大贪大恶之人，实在是因为“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从经济角度看，地方官员类似于朝廷的税收承包商。他在完成朝廷的税收任务、不激发地方矛盾的前提下，有相当自由的经济裁量权。地方官员运作得当，确实能够积累巨额的个人财富；运作不当或者频繁遭遇灾荒事故，同样会背负巨大亏损，贴钱赔补，苦不堪言。钱粮赋税是地方官的第一大要务，是对官员情商智商、进退取舍的巨大考验，自然也是官场考核的重头戏。
德明骚扰驿站案引发出来的馈赠礼品和巨额财产调查，都是处于灰色地带的清朝官员实际的做派。为了维持日常行政和自身的生活，官员们的收入来源多样，相互馈赠成风等。
高居紫禁城的乾隆皇帝不太了解官员的实际状况，不免有惊诧震撼之感。他下令调查，便遭到了山东官员集体的暗中抵制。这不是某个官员贪赃枉法或者横征暴敛的问题，而是整体大环境促使个体作出的客观选择。环境不变，处理某个官员的灰色收入，其他官员难免有物伤其类之感，不会配合深挖。德明案暴露出来的诸多问题，调查问责却难以深入。
乾隆六十年八月初七，乾隆皇帝决定完结德明骚扰驿站一案。他降谕旨指出，地方督抚等官员应该洁身自好以身作则，不能私受馈送，相习成风。可是，各省馈赠之风并未禁绝。德明的礼物，可能是因为端午节无送礼的先例而作罢，玉德等人免于处罚。但是，皇帝重申要整饬官场风气，禁绝馈赠之风。
乾隆皇帝同时又发出了一道谕旨，瞄准的是地方官员不正常的巨额收入问题。
德明在潞安府管理铁厂，只用了一年多就得到了银子五万多两，如果再任职十年不就有五十万两了吗？这些钱理论上都是剥削商人百姓而来。可见各地类似的职位都是肥缺，如果遇到了不能洁身自好的人，危害巨大。而督抚平时又不知道稽查，听任下面的官员中饱私囊，或者干脆就任用私人，把亲信调任这些肥缺，分肥沾润。
乾隆下令山西巡抚查办潞安府铁厂的收益，要求制定税则，削减额外私收税费；制定章程削减主管官员的超高收入。乾隆同时要求各省督抚普遍核查有无类似的情况。乾隆认为，官办事业正常发展，管理官员略有利润，商民可以承担又有收益，这才是最理想的状态。但是，“超高收入”与“略有利润”之间的度，如何把握？在保证官员公正廉洁和激发市场积极性之间，如何搭建合适的激励机制？是否需要对清朝原有固定计划的经济体制，以及机械僵化的管理考核制度进行变革？这些问题，乾隆皇帝不知是视而不见，还是压根没有想过。
应该说，乾隆皇帝的想法是好的，至于各省的督抚有没有认真地贯彻落实，地方官员有没有贯彻执行，就不得而知了。但是，之后还是发生了地方官办事业的主管官员贪腐的案件，官员们还是对地方的肥缺趋之若鹜。
就在皇上发布谕旨的同一天，玉德奏报审讯德明的报告，同时又处理了一名官员：曹单同知吴晙华。曹单同知隶属曹州府，是德明的下属，估计在黄河河工事务上吴晙华与德明两个人交集较多，进而发展出了密切的个人关系，且多有金钱往来。吴晙华曾代德明变卖过二百两金子，又因为母亲治病借过德明一千三百两银子。玉德拟将德明改为斩监候，以逢迎交结上司之名将吴晙华革职，发往军台效力赎罪。吴晙华的行为，放在平时断然不会遭到如此严重的惩处。很可能是因为乾隆皇帝盛怒，高度重视此案，山东方面不得不随之株连，处理一两名与德明关系密切的人塞责。
乾隆皇帝怀疑德明原本要交结新上任的玉德，玉德就推出了一个交结德明的吴晙华，反而显得自己风清气正。涉官案件，法无明文、皇权横加干涉的特征在此处暴露无遗。玉德于嘉庆元年六月调任浙江巡抚，后任闽浙总督。他的儿子桂良，入阁拜相权重一时，远比其父要著名得多。
由于德明出身内务府包衣，其家产以及礼物变卖所得的银两都上交了内务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