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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事后，最煎熬的可能就是滋阳知县陈时了。违规启用驿站责任重大，陈时越想越觉得不妙，在奉调前往济南的一路上唉声叹气。走到历城铁塔寺，因为夜深不能进城，陈时只好暂时住下。一同前来的还有陈时的弟弟和儿子，当天晚上两人不断劝解宽慰。亲人宽慰他，你是奉命行事，主要过错不在于你。没想到，陈时还是想不开，竟然于当夜自缢身亡。
一桩骚扰驿站案，竟然死了一位朝廷命官，玉德大为意外，当即委派官员调查陈时之死。
陈时之子供述：“五月十五日，德明去济南前派了一名差役任文炳，送来夫马单，上面写着需要用的人手、马匹数目，叫县里发传单。我父亲立刻叫书吏照写了一张，亲自盖印，发宁阳县转递前途预备。后来听到德明被弹劾拿问，解送济南审办，我父亲立即感到恐惧，终日忧虑不安，不巧刚刚得了痢疾，病情日益加重。六月十九日，省里来文调我父亲去济南。他越发害怕，又不敢耽搁，第二天就带病起身。我叔叔陈明，因为看到我父亲神情恍惚，饭也不吃、觉也不睡，放心不下，也就跟着一同到济南来照应。父亲在路上说：‘传单是我签发传递的，如何能抵赖？如果承认了，不但要去官，还要问罪。原籍云南距此地八九千里，你们如何回去？’他终日忧愁落泪，我同叔叔早晚劝解。我们一路慢慢行走，至二十五日行至距济南附近的铁塔寺，投宿歇店。不料，父亲趁我们睡熟时自缢身死。”
陈时之子将德明当天交办的夫马、车辆需索底单呈出，与泰安县提供的传单数目完全一致。这可以证明，驿站传单虽然是陈时签发，却是德明明确要求的。
骚扰驿站案叠加人命案后，审讯力度骤然加大，陈锦和任文炳面对人证、物证抵赖不过，交代所发传单请示过主人德明。再提讯德明，德明也承认了下来。至此，案情基本明朗。玉德认为可以结案了，奏请乾隆皇帝拟将德明发往伊犁军台效力赎罪，将陈锦、任文炳发往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
乾隆皇帝在前一个请求处朱批：“错了。”在后一个请求处朱批：“更错了。”
乾隆皇帝认为德明因公事到省城，擅自使用驿站，一开始就错了，接着纵容家人骚扰地方，是错上加错，最后拖累当地知县，导致陈时自缢，情节尤为严重。乾隆斥责玉德拟罪不当，仅将德明革职发配，有轻纵的嫌疑。他要将此案作为整顿吏治的典型事件，将德明改为绞监候，先在省城济南重责四十大板，再关押在按察司监狱等候发落。陈锦自恃是官员家人，依仗主人的声势任意骚扰，滋阳县陈时所发的传单就是陈锦转给他的。陈时畏罪自缢，也是陈锦酿成的。乾隆着重指出，外省陋习，督抚司道的家人在所属的地方借主人官威滋事、欺压官民。此事恰巧由泰安知县张晋揭发，山东巡抚玉德不得不据实参办。而其他的督抚隐忍欺瞒不报，对地方弊病置若罔闻，想必也不少。因此，乾隆要求将陈锦从重惩处，杀一儆百。陈锦立即在济南被绞死，抵陈时一命，作为各省督抚司道家人为非作歹的负面教材。
寻常案子，至此可以完结了，但此案已经成为乾隆皇帝盯紧之案，又在敏感时期爆发，因此尚未完结。乾隆的谕旨，笔锋一转，提及明年正月就要举行禅让大典。乾隆彼时在位已有六十周年，本人则是八十五岁高龄。为了向在位六十一年的祖父康熙致敬，也求得一个圆满结局，乾隆公开宣布禅位。此时的案子未能如其所愿处理，乾隆便训斥玉德以为自己即将退位，对属下有意宽松处置。禅让大典即将举行，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时期。老皇帝乾隆亲口说出来，应该是有切身的感受。权力所有者在即将失去权力的时候（哪怕是形式上），心里百感交集。乾隆一方面意在功成身退、颐养天年，另一方面又担心自己的权威在朝野下降，实权旁落。他借训斥玉德强调 “嗣后惟当倍加谨慎” ，即便禅位以后遇到此等事件， “必当加倍治罪” ，暗示即便自己当了太上皇，也还是“关心”天下大事的太上皇。乾隆命令将此道谕旨交给在京的官员传阅，宣示的意味就更加明显了。
德明骚扰驿站，乾隆有意把此案办成宣示自己整顿吏治、显示权力依旧巩固的标本案件！皇权再一次影响司法，刻意拔高案件，塑造案件形象。
那么，乾隆还要处置德明案的其他什么内容吗？乾隆的另一大关注点是德明前往济南携带的三辆大车。直觉告诉他，里面装满了礼物。那么，德明有没有馈赠给包括山东巡抚玉德在内的上司？玉德仅到任五个月（乾隆六十年正月到任），德明与顶头上司并不熟悉，难道不是趁机去济南结交玉德？德明的问题，仅仅就只是骚扰驿站这么简单吗？
乾隆有意借此整饬官场风气。山东省官员在审讯德明时，遵旨反复询问三辆大车当中装了什么，有何意图。德明供认：“本年五月，我因要禀报地方公务及黄河情形，前往济南，吩咐家人姚六携带三镶玉如意三柄、绣蟒袍三件、蜜蜡朝珠一串、绣画三轴、扇子三木匣等九样礼品，并用箱子装驮，带往省城送人。这些礼物原预备着送给巡抚、司道、同寅。后来，我打听到山东端午节没有送礼习俗，也就没有打开包裹。”
那么，德明去趟省城，一定要携带那么多礼物吗？必须要！
中国自古有礼尚往来的传统，清朝官场将之发扬光大到极致。当时官场形成了一整套送礼规矩和文化。清朝官员送礼，首推“三节两寿”礼。“三节”是春节、端午和中秋；“两寿”是官员和他夫人的生日。遇到这五个日子，平常人家也要相互送礼，官场中人更是逮住机会，大张旗鼓地操办起来了。同时，迎来送往、人情应酬成为官员日常工作之一。与百姓不同的是，官员们的礼尚往来与金银密不可分，而且金额大得惊人。寻常人家，三四两银子足可度过一个小康月份。而官场馈赠，往往以数十起步，成百上千两银子往来也是常事。比如，清朝中期陕西粮道给西安将军“三节两寿”礼，每次是八百两白银；给八旗都统的礼物，每节是二百两白银。这些人是有业务往来的。而陕西巡抚是粮道的直接上司，“三节”扩展到了“四季”，粮道每个季度要送巡抚一千三百两白银。陕甘总督是粮道上司的上司，但因为领导关系隔了一层，只要送“三节”礼就行了，每次金额降为一千两白银。
金钱往来，难道不会触犯律法吗？直接送钱，当然违法。但官员们金钱往来频繁，早已发明各种学问，沾钱却不带钱字，反而透着一股亲切和雅致。官员离境，地主要送“别敬”；同僚启程，官员要送“程仪”；官员题字，求者要送“润笔”。地方官和朝廷衮衮诸公及相关部院官员联络感情，夏天送礼称“冰敬”，意思是让收礼方买冰降温；冬天送“炭敬”，意思是买炭保暖；有事没事还送“瓜敬”“果敬”，逢年过节要送“节敬”。这些名字听着就透着一股人情味，让人不好反驳，更不便严格按照律法来查办。礼金往来在清朝中后期已经普遍化、制度化，官场中人丝毫不用担心送礼的途径问题、安全问题。大家俱在其中、各得其乐。
如果有官员不参与礼尚往来，会怎么样呢？毕竟明清官员俸禄微薄，基层官员年俸才三四十两，宰辅重臣年俸也不到二百两。官员法定收入，远远承担不起高标准的礼金。可是，如果不参与应酬送礼，官员连正常行政都会寸步难行。正是由于官俸低微、行政资金匮乏，加之种种财权限制，丰厚的礼金俨然成了官员们生活质量的保障、行政事务的润滑剂和官场关系的催化剂。没有钱怎么办？挪用公帑、税外加征、摊派多报，等等，只要官位职权在手，官员们总会想出办法来。通常地方衙门都有明暗两套账目，明面的账目是承受核查，可以公开的，官员私底下记录职分肥瘦、外快多寡、礼金标准等的暗账，不便公开，却是官员安身立命的指南。新旧官员交接之时，一大内容就是传递暗账。通常后来者要掏钱购买，俗称买账。买账代表新任官员认可既有的礼金往来系统。不买账的结果，不是上司勒令接收，就是黯然去职。礼尚往来最终褪去了温情脉脉的面纱，变成了强制性的赤裸裸的金钱往来。
本案主人公德明，于案发前一年才赴任兖沂曹道，在山东官场算是“人地两生”。礼尚往来便是他尽快融入同僚的必要手段。从审讯可知，德明赴济南并没有任何公事可办。五月份是水患时节，他完全可以从兖州驻地直接赶去曹县工地，中途折去济南纯粹是为了馈赠。道台在地方官序列中，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层级，一省之内仅次于督抚藩臬，也要四处馈赠。德明携带有一批扇子，显然想作为遍赠底层官吏、幕僚乃至部分官员家人的伴手礼。基层州县官员的送礼压力自然更大。他们不像德明那样有能力操办三辆大车的礼物，更不能动员驿传系统，所以济南也不是想去就去得了的。据说，清末张之洞出任山西巡抚，发现当地官员不愿意跑北京城。细问之下，张之洞得知进京的成本太高，部院衙门的官吏们需索馈赠水涨船高，吓得山西官员都不敢进京了。德明显然比一般官员财大气粗，组织了一场送礼之行，谁料因为管束家人不当、自身又骄横粗暴，闹出一场大乱子。
德明一口咬定，得知山东省没有端午节送礼的习惯后，自己并没有把礼物送出去。乾隆活了八十多年，皇帝就当了六十年，阅人无数，随即命令逼问德明：就算端午没有送礼，过年过节必然是要礼尚往来的，之前有无送礼？都送给了谁？这个问题，令人尴尬。其实，询问的人和受审的人，双方心里都明白。审讯的场面颇为吊诡，大家都揣着明白装糊涂，还要一本正经地把事情从头过一遍。德明咬紧牙关，坚持没有送过礼。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让乾隆皇帝相信。玉德的任务很重。他先在回奏中引用德明的话说：“以前所带的东西，如果真的送给了巡抚司道官员，如今我已经身犯重罪，难道我还要替巡抚等人隐瞒吗？”同时，玉德自掏一千两银子将陈时的家属送归云南，并主动缴纳了两万两银子的议罪银
给内务府。更重要的是，玉德的认错态度非常好。他受到训斥后一遍又一遍地表达惶恐和对乾隆皇帝的敬佩之情；又表示皇上慧眼如炬，经审三辆大车果有装载礼物。乾隆皇帝像所有专制君主一样，喜欢奉承，且本性自负，在玉德的几番马屁攻势面前毫无招架之力，很快忘记了追究送礼陋习，沉浸在扬扬得意之中。明德到底有无送礼，不了了之。玉德等人跟着侥幸过关。
临时起心，随意延伸，是皇帝掌握司法特权的表现。这一点在涉及官员的司法案件中尤其明显。国家名器本就为皇帝授予，官员自然不比寻常百姓。但官员因一事犯罪，导致抄家清算、株连亲族的情况并不少见。笔者不否认这是官员咎由自取，但皇帝的随意司法，难免有案件扩大化乃至伤及无辜的危险。案件的处理，也更多取决于于皇帝情绪的变化，法无常法，律无固律。这是古代涉官司法案件的一大特征。
德明骚扰驿站一案，至此案情基本厘清，相关人等从严从重惩处。乾隆皇帝本想细查德明送礼详情，最终也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