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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六十年（1795年）五月二十二日，山东巡抚玉德密折弹劾属下道员德明。
玉德奏报，他接到泰安知县张晋禀报，兖沂曹道道员德明自兖州驻地前往省城济南。途经的泰安县，接到前途“传单”，通知泰安县预备好马匹二十二匹，轿夫、马夫等十九名，大车三辆，迎送德明过境。五月十六日晚上，德明一行抵达泰安县的夏张驿。当日，夏张驿正在接待京城兵部官差，未能如数供应物资。德明家人及随从大为不满，对驿站人员辱骂撒气。管理驿站的徐元为知县张晋的家人，略作辩解。德明家人就把徐元扭送到公馆。家人陈锦禀明了德明，对徐元严加杖责。徐元被打后伤势沉重，起立不能；而德明一行人扬长而去。知县张晋咽不下这口气，请求巡抚玉德严查核办此事。
此事虽说是知县状告道台，但是非曲直一目了然。首先，德明如到省城济南公干，应该自备车马，不能传单驿站，让沿途各县供应。德明住进驿站就已经是违例了。其次，他更不能因为驿站人员伺候不周，就纵容家人肆意辱骂、殴打驿站人员；更不能偏听家人一面之词把当地知县的家人打得重伤不起。所以，玉德接到禀报后，很快密折弹劾德明，认为 “必须严刑究办” 。玉德奏称，已经派济南知府前往泰安县验伤和了解情况，同时命令按察使迅速提集相关人等到济南审讯。最后，玉德奏请先将德明革职。
为了加深对案情的理解，笔者有必要介绍一下中国古代的驿传制度。古代没有通讯产业，也没有物流公司，官府的信息与物资传递就通过驿传系统进行。驿传制度是我国古代重要的通讯手段，始于春秋战国。秦统一中国后，为了加强中央和各地区之间的联系，就以京城咸阳为中心，在全国大修驰道，驿传制度正式成为延续千年的官府制度。用马传送称“驿”，用车传送称“传”。历朝历代都在主要交通线沿线设置馆舍、驿站，配备人员、车马，传递公文消息，运送人员物资。遇到重要公文，通常采取“马上飞递”办法，一般日行三百至八百里。紧急公文则标明四百里、五百里或者六百里字样，沿途驿站要限时送达。现代人在影视剧中看到的“六百里加急”指的就是这个细节。当然了，“六百里加急”字样不得滥填。驿传系统的优势不一定在于迅速，而在于保证交流顺畅。一条条驿传线路像蛛网一样，将全国各地连接在一起。
驿站就是网络中的节点，是古代供传递工作人员或来往官员途中食宿、换马的场所。只要各级官员手持勘合
、票据等官方凭证——上面通常注明来者的官职、任务与目的地等，驿站就必须无偿接待来者。驿站接待官员，类似于后世的政府接待制度，既是为官员出差赴任、迎来送往等日常行政活动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也是官员的一种特权。只要达到接待标准，理论上官员可以免费畅游神州大地，接受免费招待。当然，驿站接待标准也是公开透明的。官员身份品级不同，饮食、住宿、车马的接待标准不同；官员公干事务不同，接待的优先顺序也不同。
可现实和规定总有巨大的差异。官员往往肆意使用驿站，享受超规则接待，通常是一个官员带着一大帮人趾高气扬而来，呼来喝去一番后扬长而去。接待泛滥成灾，不仅干扰了正常的公文和物资传送，还给驿站造成了巨大的经济负担。考虑到驿站一般由周边地区供应，劳力从周围地区征调，驿站的超负荷使用让百姓苦不堪言，矛盾激化。所以，历朝历代都严禁官员享受驿站的特权接待。明太祖朱元璋为限制官员骚扰驿站，规定： “非军国重事不许给驿。” 万历年间，内阁首辅张居正推行邮驿改革，提出了六条对官员的限制，如规定非公务任何官员不得骚扰驿传；官员只许按规定享受驿站接待，不能超规格享受食宿，不许提出额外需索；除驿站供应外，任何官员不许擅派普通民户服役；还规定政府官员非公务不得动用驿站交通工具等。清朝沿袭明制，严肃驿站管理。但超范围、超标准接待，擅自乘驿，给驿泛滥现象依然普遍存在，靡费公帑。就在乾隆二年，朝廷明令禁止驿站给地方官安置公馆，严禁给官员呈送酒席，预备夫马、车船等一切供应；官员出差费用自理，地方官员或下级不得宴请馈赠。违例迎送者，以擅离职守论处，罚俸九个月；如果借机奉承钻营或送礼行贿，革职。
朝廷律法俱在，且三令五申，德明竟然还如此高调地骚扰驿站，乾隆皇帝在奏折上朱笔御批：“可恶，岂止如此！”
玉德奏请将德明革职，已经算是很严厉的处置了，乾隆皇帝还是不满意，认为德明作为道台，即便有公事到省城办理也应当自备车马，违例下令属县预备车马，又听信家人的话殴打重责驿站人员，罪行累累。 “上司家人长随，虽严加约束，犹难保其不向属员私行勒索；若再明知纵容，益复无所忌惮，何事不可为耶！” 乾隆从德明骚扰驿站一事，推断德明纵容家人作恶，骄横跋扈，可恶可恨，岂止革职就能了事的？要立刻革职拿问，交给巡抚提同相关人等严审究办。如果被打的徐元伤情平复，则按照相关的法律将德明定罪；如果徐元伤重身亡，就拿德明抵命。
乾隆皇帝借机重申了驿站制度的重要性，指出当时外省中高级官员经过基层州县，私下命令驿站预备车马轿夫，供应酒食，肯定屡见不鲜。如果州县官员因为是上司来到，隐忍不报，而地方大员也暗中遮掩，没有被披露的情况应该也不在少数。为此，乾隆特别表彰了泰安知县张晋的持正敢言。
乾隆皇帝如此重视骚扰驿站一事，玉德接到圣旨之后自然不敢怠慢。查明德明正在曹县的黄河工地后，玉德立刻派人赶赴曹县工地，宣布谕旨，将德明革职，押回省城审问。涉案的德明家人被悉数押解济南。徐元和夏张驿的夫役等人也被押解济南作证。德明骚扰驿站一案，全面展开问讯。那么，此案的详细情况到底如何，其中又有什么有趣的细节呢？
兖沂曹道管辖山东南部，辖有兖州、沂州、曹州三府及济宁直隶州，兼管山东境内黄河河工（当时黄河经过山东西南的曹州府夺淮入海），地域广阔。道员官署驻扎兖州。德明是去年刚刚到任的道员，本次计划先到济南办事，然后折向曹县督办河工，因此随带的家人、跟班比较多。时值五月端午节，德明也置办了一些礼物，准备到省城馈送各位上司。出行之前，德明交代心腹家人陈锦料理相关事宜。他还写了一张条子，递给出发地的滋阳县，要求提供马十二匹，轿夫、马夫十一名。滋阳县知县陈时看到条子后，不敢违抗，一面迅速提供夫役、马匹，一面按照德明要求如数填写驿站传单，发给下一站的宁阳县。
再说那德明，出身满洲世家，历任府道地方官职。清朝的“道”介于府和省之间，道员既可以和布政使、按察使合称“司道”，也可以和知府并称“道府”。一个道员通常管辖三到四个府，同时负责河工、粮饷、盐务等某个专项事务，是正四品官，俗称道台。德明道台官品不高，架子却不小，自带了家人、马匹，加上跟随的书吏、差役若干，以及道员官署的轿夫二十余人、大车三辆，再加上滋阳县提供的人马，组成庞大的一行人马，从兖州启程浩浩荡荡出发了。第二站为宁阳县。宁阳知县看到上司莅临，忙不迭地安排公馆饮食，恭敬有加，并且及时地将传单发给了第三站泰安县的夏张驿。
泰安是一个大县，迎来送往的任务较重。德明抵达之日，泰安夏张驿同时接待了兵部的官差。驿站恭恭敬敬地把德明迎进公馆安顿好后，难以如数提供传单上的人马。出面料理的陈锦等人大为恼怒，开始对驿站人员骂骂咧咧。
驿站有朝廷设置的驿丞等官吏，但当地长官往往加派亲信家人来实际负责驿站运转——这也反证了驿站的重要性。泰安县委派在夏张驿实际负责的是知县张晋的亲信家人徐元。徐元阅人不少，也算是见多识广，见状慌忙过来赔着笑脸解释，同时赶紧安排送来了草二百二十斤、麸三斗、料三斗喂马。陈锦认为远远不够，又自个儿掏腰包添买了一些。事后，陈锦越想越气，再次辱骂徐元。徐元不服，上前争辩。陈锦恼羞成怒，随即挥拳猛击徐元。旁人赶紧拉开两人后，陈锦仍不解气，令随行的差役张勇清等人将徐元拉到公馆殴打。徐元大嚷大叫起来。德明听见后，把徐元唤进来查问，可又不听其解释，下令暂时锁押，明早送到泰安县处理。“我已经尽心尽职，你为什么骂我打我？”徐元更加不服，争辩了一句，“泰安不归兖沂曹道管辖。”徐元说的是实情，德明闻听，却觉得是下人在挑战自己的威严，大怒，喝令杖责。手下本就和徐元有仇，闻言立马将徐元拖翻在地。他们杖责不打屁股，专挑徐元的腿骨猛击，杖杖落在骨头上。德明担心闹出人命，打到第七板就令释放。此时，徐元痛得呼号惨叫，已经站不起来了。
早有人跑去禀告了泰安知县张晋。张晋气愤难平，又不便和德明当面理论，选择公事公办，将前因后果报告巡抚大人，要求查办。德明和告状信前后脚到达省城，他在济南待了几天，就赶到曹县处理河工去了。离开济南前，德明也听说了张晋告状，有一些担心，跑了几个地方打听，但没有太在意。毕竟，骚扰驿站的并非他德明一人，而且知县状告道台，胜算本来就不大。
可是，德明这一次遇到了“公事公办”，接着又撞到了乾隆的枪口上。玉德奉旨查案，很快就问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接着，审讯的重点就落在追查为何擅自传驿，究竟是谁的主意，又是谁具体操办的？
张晋提交了泰安县接到的传单，传单用朱标判，由宁阳县发往泰安县。证据俱在，德明推说自己并不知情，都是下面的人办理的。家人陈锦供称是滋阳知县自行发单，自己也不知情。责任推到了倒霉的滋阳知县陈时身上。玉德就急调陈时来济南询问。
滋阳知县陈时，云南人，乾隆五十九年也就是去年刚刚以举人身份署理滋阳县知县。他以举人之身，荣膺知县实职，殊为不易，任职后谨小慎微。而滋阳县又是兖州府、兖沂曹道的附郭县。附郭，简单说就是上级衙门在辖区内，下级和上司同处一城。附郭的行政区通常冠以“首”字。比如，杭州府附郭浙江省，是浙江的首府；钱塘县又附郭杭州府，是杭州府乃至浙江省的首县。清朝有句俗语，叫作： “前生不善，今生知县；前生作恶，知县附郭；恶贯满盈，附郭省城。” 说的是清朝地方官员事务繁重，怨声载道，抱怨是前生作恶，遭到报应，今生才做地方官的，其中附郭的官员上辈子更是恶贯满盈，今生才被惩罚来给各级上司做牛做马。各种招待、供应、差使，让附郭的知县疲于奔命，苦不堪言。
陈时就是这么一个倒霉角色。滋阳县衙门和兖沂曹道衙门近在咫尺。接到道台德明起程需要夫马的指令，陈时明知违反制度，作为属下也立即照办，填写了驿站传单，启动了驿传系统。那么，陈时是否需要承担德明骚扰驿站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