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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甲午战争期间清廷若欲获得全胜，战争早期，北洋海军就必须全线主动出击，依托战机，先发制人，以整体打击日舰部分，逐步蚕食，从而巩固黄海制海权。这也是马汉“攻势制海”战略思想的体现。
清廷若部分采用类似于柯白的“防守反击”思想，则李鸿章的“避战保船”战略是可行的，但实际上，这就要求清军的陆军必须强劲，收紧篱笆，从而辽东、山东自固，做长期战争之准备，但朝鲜之事必不可大为，没有海军的有力支持，兵员物资快速补给无从谈起，清廷就必须放弃朝鲜中南部，转而在朝鲜北部与日军周旋，消耗日军，但清廷高层断不接受轻易放弃朝鲜之举，则战略上清军进入死结，左顾右盼、缩手缩脚，逐渐丧失战机终至满盘皆输，输个彻底。
甲午战争发生前，清廷在战与和以及如何战上面摇摆不定，其战略思想的矛盾，让备战官兵无所适从，数次坐失战机，待清廷中枢下定决心于1894年8月1日（光绪廿年七月初一日）正式下谕宣战之时，战场形势已经急转直下。因为朝鲜半岛上日本陆军已经初步完成了增兵部署，并开始展开攻击，其兵力和补给远远超过清军陆军，而清军海军则已失先机，在丰岛海战中被日军联合舰队偷袭致败。更重要的是，无论海军还是陆军，从质量上日军都占上风，而且海军方面日军不仅有质量优势，还有数量优势。清军陆海两军在战争初期的进退失据窘境，是清廷战前指导思想混乱的直接写照。
清廷出现这种战前战略思想混乱主要是清廷高层内部的纷争所致。
中国在甲午战前，光绪虽已亲政，但在母后慈禧威权炙手可热之时，亦不能有所施展。宫中、府中，俨分帝后两党，恭亲王奕 为当时贵族中之较有头脑者，慈禧恶其权重望隆，藉端罢去，而以庆亲王奕继任总理大臣。奕贪而寡识，以之秉政自难有好果。而总理衙门与北洋大臣李鸿章均注重各国之调停，望其有效，故在军事上着着落后，使日人得占机先。当时朝臣不少见及此点，曾交章纠责，卒以议论盈廷，久无决策。乃至六月初十日，中政府谕令户部尚书翁同騄、礼部尚书李鸿藻与军机大臣、各国事务大臣会同详议，翁、李均为反对李鸿章之人，自此参与枢密，遂成为翁李两派对立之局。故当时大局，帝后两党暗斗于内，翁李两党倾轧于外，朝政纷乱，强邻乘之，不待交绥而胜负之数已可知矣。
光绪皇帝希望慈禧太后颐养天年、和平交权，而慈禧太后不愿意放弃权威，再加上甲午年是慈禧太后六十岁大寿年份，慈禧太后十分不希望战端开启而影响寿诞。“太后以大寿之期将界
也，常降谕李相催其作速议和，遣使往返矣，久均无成议。”
此种政治背景下，以帝师、户部尚书———翁同騄为代表的清流派主战，但清流派们对海洋战略与海军作战却懵懂无知；而总理衙门庆亲王奕、北洋大臣李鸿章则主张先议和、不扩大事端，盼望俄罗斯等国的国际调停，在军事上执行战略威慑即可。清廷高层的意见不统一，是造成战前准备种种乱象的主因。甲午开战前，清廷最终是以慈禧太后主和的意见为主；正式开战是以光绪皇帝主战的思想为主；但开战后慈禧太后先是寄望速战速决，见形势不成，怕影响寿诞，又希望合议，摇摆不定。
……盖当平壤战后，倭人仅索赔兵费六百万，廷臣纷议不许。既而大东沟战后又议和，倭索兵费六千万，又不许。斯时，倭人诚不料中国之兵竟如是委靡，虚有其表，亦虑国之大，若与争战不已，国力绵薄，替坠难复，故稍得意，即欲收场，方有前议。及中国不许言和，遂成骑虎之势。及进尺得尺，进寸得寸，如入无人之境，而后知中国之可图。……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即使甲午战争期间，清廷依旧寄望于议和之举。这种高层战争意志的不坚定，极大地影响了基层官兵的斗志与决心，尤其是陆军层面，影响尤烈。
清廷下谕宣战后，李鸿章终于推出了明确的战争规划：
“中国军之作战计画，在集结海军之主力于黄海北部，以扼渤海之湾口及掩护陆军之输送，并任在朝鲜陆军之策应，陆军则集中平壤附近，以击攘在朝鲜之日本军。”
……由于清廷高层战争决心下得过晚，导致海军方面未能先手出击控制仁川及大同江口，致使日本陆军在其海军的掩护下大量登陆，直接投放至清军周边，海军也丧失了整体打击日舰部分的机会；陆军方面，7月初，叶志超建议移军水原作攻击姿态，李鸿章未准，聂士成准备率二千兵经略汉城，李鸿章未准，“及到7月10日，聂士成请求‘撤队内渡’时，李鸿章又未能当机立断，再一次失去了撤军的大好时机”
……
待淮军与北洋海军开始正式执行北洋大臣李鸿章战争规划的时候，战略形势已经十分不好。朝鲜战场上，淮军一败再败；黄海战场上，北洋海军失去蚕食对手舰队的机会后，和日本联合舰队开始了“互猜迷踪”模式。自此，双方海军巡海基本上都是主力舰大队整队，北洋海军欲获胜，就只能进行舰队决战，而北洋海军的“硬件”又落后日军太多，处境十分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