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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最后十年，是世界海军技术革新跨越式发展和海洋战略与海战理论日新月异的时期。与北洋海军成军同时期，世界上有两位引领理论潮流的海洋战略大师，分别是名满天下的美国人马汉和“默默无闻”的英国人柯白，他们对世界海洋战略理论贡献颇大，对世界海洋强国的海洋政策及海军发展影响深远。
“蓝水学派”的鼻祖———美国人马汉，属于启蒙学派，其奉行“攻势制海”的思想。1890年，马汉的著作《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出版，轰动全世界，深刻影响了英、德、美、日等海军强国的海军建设。书中马汉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海权论思想，其宗旨就是追寻和总结这些被历史所检验的战争规律和海权发展原则。马汉在书中将国内产品—海洋运输—殖民地这三者归结为海权的三大重要环节，提出海上力量（海军、商船队）、殖民地与海上基地、海上交通线是国家海权的构成要素。
马汉详细阐述了海权的重要性、必要性及其功能等诸多方面，其提出的海权三环节与三要素理论是海权理论的基本规律。
海洋战略的关键是制海权的获得，制海是海洋战略的基础。马汉发展了海洋控制的思想，他提出的“攻势制海”战略，实质上就是舰队决战的思想，其核心内容是：前沿部署、兵力集中和主动攻势。
“攻势制海”战略认为，海军的防御应当在海洋深处进行，海军能够从位置险要、重兵防护的基地出发，控制战略上最重要的海上交通路线。
“攻势制海”被广泛接受是因为它的合理性与正确性，海军实力的离岸投放是海洋战略的重要原则。
甲午战争期间，日本联合舰队的“攻势制海”战略就执行得非常坚决，极大地改变了战争的进程。
另一位海洋战略大师———英国人柯白，则属于反启蒙学派。柯白在其著作《海洋战略原则》中，分别讨论了战争理论、海军作战理论和海军作战指导三个方面，他强调战争具有复杂性，对于若干军事教条持反对态度。
柯白主张控制水道和交通的制海观念，柯白认为，这种控制可以是全面长期控制，也可以是局部暂时控制，其手段可以是主力舰队决战，也可以是局部战争、封锁或攻击交通线。
此外，柯白还强调海陆两军共同获得战争胜利的重要性，强调海军战争中主动防御一方的优势利益，强调海军战争中舰队分队行进、战场集中的战术合理性等。
海洋战略的核心目标是保证国家主权、商贸利益和能源通道的安全与诸多国家利益。马汉与柯白虽然流派不同，却有许多相似之处，最大的相同在于对海战史的尊重，二者可以说是海洋战略中历史流派的创始者。两人都强调制海权的重要性，只是马汉强调“攻势制海”，柯白强调“战略攻势配合战术守势”
，马汉强调舰队决战思想，柯白强调舰队威慑和多手段总体战思想，二者的思想虽有差异，但归根结底是以国家利益为根本的海洋战略思想，两者手段虽有不同，但皆有可取之处。
相比于同时期以马汉等人为代表的世界海洋战略理论的风靡，中国清廷高层对海洋与海军的认知却极为有限。
19世纪七八十年代，清廷之所以大肆兴办水师（1888年后称海军），主要是受1874年（同治十三年），日本派军队侵略我国台湾地区的刺激，意识到巩固“海防”的重要性。在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的一致努力下，“海防”之论压倒“塞防”之论，清廷开始大力发展海军。
以北洋海军1888年成军时主力舰艇为例，拥有一等铁甲舰：“定远”“镇远”；装甲巡洋舰：“经远”“来远”；穹甲巡洋舰：“济远”“致远”“靖远”等舰，大小军舰共二十五艘，辅助军舰五十艘，运输船三十艘，官兵四千余人，雄踞亚洲第一舰队的地位。但此之后，清廷海军建设政策突然发生颠覆性变化。
清政府于1891年6月1日批准了户部的一项奏请，即著名的停购海军军火二年的决策。此举意味着清政府下令有钱也不允许为海军购买新军火，等同于宣布停止北洋海军的装备发展。令出之后，李鸿章感到难以理解———“方蒙激励之恩，忽有汰除之令，惧非圣朝慎重海防作兴士气之至意也”，遂上奏辩论，但是没有任何结果。这一扼杀北洋海军发展的禁令至1893年时届满，不过清王朝并没有弛禁的意思，禁令一直到1894年仍然在发挥着效力……
“停购海军军火二年”的决策，在甲午战争之后来看就是自废武功之举。自此之后，北洋海军的发展就陷入了窘境当中，不能更新军舰，又赶上了世界海军技术发展最快的十年———19世纪90年代，导致北洋海军赖以生存的武器平台迅速落后于每年都添购军舰的日本海军。更甚者，清廷的决议不仅仅是停止购买军舰，还包括进口弹药、机器等在内。这就造成了北洋海军申请购买新舰补充力量，被驳回；北洋海军退一步，申请更换老旧锅炉（军舰动力），被驳回；再退一步，申请添加新式大中口径速射炮，被驳回；最后，北洋海军申请进口一定基数的大口径开花弹，再次被驳回。可以说，“停购海军军火二年”令，彻底扼杀了北洋海军，使北洋海军由优势转为劣势，这是造成北洋海军甲午海战战败的最直接因素。
正如甲午战前，李鸿章对北洋海军装备长期得不到更新的忧虑：“即日本蕞尔小邦，犹能节省经费，岁添巨舰。中国自十四年北洋海军开办以后，迄今未添一船，仅能就现有大小二十余艘，勤加训练。窃虑后难为继，……。”
北洋海军自1888年之后军舰就没有新购过，反观日本海军，则能举倾国之力，每年至少增添一艘主力舰，而且这种主力舰从技术角度上讲，无论是舰船航速，还是火炮射速及火药先进性等都比北洋海军先进近一代，这种装备上的“代差”，正是海军采购拨款被停，自缚手脚所造成的恶果。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断崖式的变化呢？
笔者认为，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清廷高层对海洋与海军的认知跟不上世界潮流。
1891年（光绪十七年），直隶总督李鸿章会同山东巡抚张曜在黄、渤海地区对北洋海军进行了成军后的第一次校阅，即1891年第一次海军大阅，事后李鸿章上奏汇报成果，认为渤海湾的海上防御已属坚强可靠：“综核海军战备，尚能日新月异，前限于饷力，未能扩充，但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
清廷高层鉴于此，认为单就“海防”论，已固若金汤，先前投入已足够，当前国家财政如此紧张，海军本身又无收益，继续海军投入没有更大作用，应当首先予以暂停拨款，以撙节开支。再加上一系列复杂的人事和政治关系，终于促成了“停购海军军火二年”决策的迅速出台。
清廷此举是自断臂膀，其影响之深远不可估量，甲午战败，《马关条约》赔偿日本2亿两白银，而北洋海军所有投入，包括军舰、弹药、船坞、配件，修筑军港，构筑炮台，配备辅助船只等一共花费不足一亿两白银。清廷为了蝇头小利，事后损失之巨大，无可估量。清廷这种“事出反常必有妖”式的决策，现今有多种版本的解读，但在笔者看来，最深层次的原因还是清廷高层对海洋、对海军认知的肤浅。可以说，清廷高层是根本不懂海洋，也不懂海军。
1. 先以海洋论
清廷高层关注海洋时，则海洋力量蓬勃发展，“一年抵十年”，但国家政治一转向，海洋力量就迅速枯萎，大起大落。海洋力量在依赖国家高投入发展起来之后，必须得走“以海养海”的路子；必须充分发展海洋经济。为了获得海洋利益，得发动民众投身于海洋事务之中，只有这样，国家的财政负担才不至于过于沉重；只有这样，发展的“海权”才具有持久性。否则，国家目光一转移，海权就瞬间崩塌。但清廷高层不明白海洋的巨大收益，不懂海洋经济，更不明白“以海养海”的重要性。而只是单纯地看到海防已达目标，海军投入太大，且几无收益，故把向海军继续投入看作是可有可无的，对海洋的这种认知是非常短浅的。在19世纪90年代，世界海洋战略理论蓬勃发展的背景下，清廷高层对海洋的这种认知水平更加天差地远。
2. 再以海军论
海军是一个建设周期长的军种，需要大量、长期、持续的投入才有可能见效，所以才有“百年海军”的说法，意思是说一百年的持续关注才能真正熏陶出一支强大的海军。19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世界海军技术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钢质船舶取代铁质、木质船舶，前无畏舰横空出世，重火炮、重装甲、高航速的战列舰迅速取代了铁甲舰，舰船动力———蒸汽机的跨越式发展为其提供了强劲的动力，火炮、火药、引信等技术的发展使得重火炮、高威力、快射速的舰载火炮成为了可能。可以说，北洋海军采购经费被停拨的这几年是前无畏舰踏入历史舞台的时刻，舰船和舰载武器的快速更新换代，更加加速了北洋海军的没落。清廷是在最不能停止的时候停止了海军的建设，殊为可惜。
在对海军的使用上，清廷高层不知海军的真正价值所在，拿海军当“海上长城”，突出“海防”这个“防”字，不懂世界流行的“攻势制海”战略的精髓，不懂得争夺制海权的重要性。直隶总督李鸿章提出的“惟不必定与拚击，但令游弋渤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倭尚畏我铁舰，不敢轻与争锋”
的“避战保船”战略，乍一看觉得很合理，也是基于弱势装备的无奈，但实质上是不懂海军之举，是一厢情愿的自我安慰而已。
笔者认为，海军是用来进攻的，不是用来防守的。军港周边看似炮台林立，实则最为脆弱，必须依赖陆军的有力支持才能保全。威海卫保卫战的失败证明，海军依托港口防御作浮动炮台使用，龟缩防守是行不通的，制海权的让出，会使对手在任一适合登陆的地点投放陆军，则港口必不可守。长期主持北洋事务的李鸿章尚且如此，至于清廷其他高层就更提不出什么像样的海军战略了。清流们只会在廷议中鼓噪弹劾，对于海军作战实际则一无所知，以至于发生“大东沟战后，吴大贗上书言事，大肆咆哮，力诋水陆各军均贪生怕死之辈，言辞痛切，朝廷命之督师，两军犹未相趋，闻炮声，徵
已晕倒”
这样的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