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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问乐令“旨不至”者，乐亦不复剖析文句，直以麈尾柄确几曰：“至不？”客曰：“至。”乐因又举麈尾曰：“若至者，那得去？”于是客乃悟服。乐辞约而旨达，皆此类。
——《世说新语·文学》
文中的“乐令”就是乐广，他在西晋曾官至尚书令。《晋书·乐广传》中有关他生平行止的记载，除了微妙玄奥的清谈，便是不值一谈的琐事。一生没干过一件能拿得上台面的政事，生前身后却赢得了士庶的好评，史书称他不管在哪个地方，在职时好像没有什么功绩，去职后却被人们深切怀念。看来，做人倒很擅长，做事却非所长。
当然，他最擅长的拿手戏还是清谈。《世说新语·文学》篇载，卫瓘任尚书令的时候，一次偶然看见乐广与洛阳名士谈论义理，他十分惊奇地感叹道：自从何晏、王弼、嵇康等人死后，我一直担心精微的玄言将会消亡，没想到今天又能在这里听到它！于是，他便让子弟们登门拜访乐广，并把乐广誉为“人之水镜也，见之若披云雾睹青天”。把他称为人群中的一面镜子，看见他就像拨开云雾见青天一样，这种赞美简直把乐广神化了。史称卫瓘为人“明识清允”，见识高明而又处事允当，不仅文才武略一直为后人钦仰，他同时还是我国著名的书法家，书法行家说卫字“笔力惊绝”。以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以他的明断卓识和盖世才华，卫瓘断不至于像今天那些糊涂蛋随随便便就成了别人的“粉丝”，乐广要是没有过人之处，他怎么可能如此推崇乐广呢？
对乐广推崇备至的还不只卫瓘一人。王衍与乐广在西晋同为清谈领袖，“天下言风流者，谓王、乐为称首”。可王衍人前人后总谦称自愧不如，《世说新语·赏誉》篇载：“王夷甫自叹：‘我与乐令谈，未尝不觉我言为烦。’”《晋书·王衍传》说衍“风姿详雅”“言辞清辨”，像他这样的清谈领袖还能当众放低身段，承认与乐广一起谈玄时，总觉得自己像是在说废话，我们能想象乐广清谈是何等简洁机敏。王衍这里其实涉及魏晋清谈的两种风格：简约与丰赡。简约者辞约而旨远，丰赡者雄辩而辞丽。乐广与王衍就分属两种不同的谈风。《晋阳秋》也有类似的记载，“乐广善以约言厌人心”，他清谈时善于以简约的语言，让人们获得一种精神享受，对于他所不知道的议题则“默如也”。
这则小品就是“乐广善以约言厌人心”的生动表现。
一天，客人问乐广“旨不至”是什么意思，乐广没有冗长琐碎地分析文辞字句，如什么叫“旨”，什么算“至”，为什么“旨不至”，如此等等，只用麈尾敲击了一下几案说：“至不？”用现在白话来说就是“到了吗”？“至”字面上就是“到”的意思。客人眼见麈尾敲到了桌子，自然就爽快地回答说“至”——“到了”。乐广于是又从几案上举起麈尾说：“若‘至’者，那得去？”如果到了止境还怎么向前发展呢？这下客人才领悟了“旨不至”，对乐广也佩服得五体投地。乐广平时谈话也像这样“辞约而旨达”。
“旨不至”三字，不难认却很难懂。这三字来于《庄子·天下》篇：“指不至，至不绝。”这两句并非庄子自己的话，是他作为谬论来复述惠施的论点。“指不至”的内涵迄无定论，“指”或理解为“指认”，或理解为“指称”，我倾向于后一种理解。作为对事物的指称，“指”就是“旨”——事物的概念，“指不至”也就是“旨不至”。它的意思是说任何一个事物的名称或概念，都只能不断穷尽而又永远不能穷尽该事物的本质，“不能穷尽”就是“旨不至”，“不断穷尽”就是“至不绝”。《列子·仲尼》篇中公孙龙弟子也说“有指不至，有物不穷”，意思与“指不至，至不绝”相近。这两句是探讨“名”与“实”的关系，也是现代结构主义所谓“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即一个事物的概念与它所指事物的关系。对逻辑思辨有兴趣的朋友，不妨进一步读读《公孙龙子》中的《指物论》，弄明白“物莫非指而指非指”这种绕口令似的逻辑命题。要是再这样啰里啰唆地解释下去，我就是在和大家说绕口令了。
乐广可不像我那么笨，绕来绕去地用语言解释语言，他将极其抽象的逻辑命题，化为极其形象的行为动作。把麈尾敲击一下桌面，是“至”还是“不至”呢？它既“至”而又不全“至”——如果完全“不至”，怎么可能敲到桌面？如果完全已“至”，又怎么再向前发展？
乐广虽不是禅宗大德高僧，他谈风却酷似禅宗大德高僧。如《云门文偃禅师语录》中有一段师徒的对话：人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答“春来草自青”。表面上看，这一问一答真叫人摸不着头脑，但这是文偃对“佛法”最有诗意的阐释。乐广“直以麈尾柄确几”的神态真潇洒极了，说者既以物释理，听者能观物而会理，前者不时暗藏机锋，听者时时须有慧心，这是智者之间智慧的碰撞，是他们之间心灵的沟通，也是我们读者的精神盛宴。
轻轻一个动作，简短的两句话，当年乐广就让“客人”“悟服”，今天我却像是在课堂上读教案，连自己也觉得“我言为烦”，读者怕是更要喊“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