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仲容步兵居道南,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贫。七月七日,北阮盛晒衣,皆纱罗锦绮。仲容以竿挂大布犊鼻裈于中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复尔耳。”
——《世说新语·任诞》
“视金钱如粪土”这种豪言壮语,“说起来”比“做起来”要容易得多。“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曹雪芹倒是道出了实情。钱不仅决定你物质生活的丰俭,还决定你社会地位的高低,甚至决定你个人心情的好坏。“有钱能使鬼推磨”,古今中外少有例外。晋朝鲁褒在《钱神论》中诅咒金钱说:“钱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钱之所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是故忿诤辩讼,非钱不胜;孤弱幽滞,非钱不拔;怨仇嫌恨,非钱不解;令问笑谈,非钱不发。”读读莎士比亚的《雅典的泰门》就知道,钱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比一千多年前的魏晋更加管用,它能“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
鲁褒和莎士比亚所痛骂的这种情况,后世似乎越来越变本加厉。俗话说“自古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即使在今天,钱不一定是万能的,但没有钱肯定是万万不能的。
“人穷气短,马瘦毛长”是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一掷千金”的豪爽,“捉襟见肘”的窘迫,连蠢驴也能看出谁更有气派。
不过,任何通例总有例外。今天我们来见识一位人穷气不短的名士。
文中的阮仲容就是竹林七贤之一阮咸,“步兵”是指阮咸叔叔阮籍,他曾出任过步兵校尉。据史载,阮籍这个家庭世代崇儒,只有阮籍、阮咸叔侄这一脉弃儒崇道,看重个人精神的自由,而不太在乎世俗的利禄,这样家道就慢慢衰落下来。阮咸和叔父阮籍在道南住,其他诸阮都住在道北。道北的那些阮家都很阔绰富有,道南的阮家大多家境贫寒。古代民俗七月七日那天,家家都要晒衣服、书籍以防虫蛀。道北阮家晒出来的都是绫罗绸缎,一家比一家的衣服华贵,这哪是在晒衣,分明是在炫富。道南的阮咸看到道北诸阮竞相晒衣比富,他便用竹竿挂一条像犊鼻一样的短裤,人们见了觉得又搞笑又奇怪,问他为什么要晒这条犊鼻短裤丢人现眼,阮咸满不在乎地说:“七月七日既然都得晒衣,我家既未能免俗,那就晒晒这条犊鼻短裤应景吧。”
《论语·子罕》记孔子的话说:“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孔子很少表扬他的学生子路,这次称赞子路穿破旧衣服,站在穿名牌的人旁边而不觉羞耻。对人不以衣着分贵贱,于己也不以衣着论高低,像子路这样的人的确十分难得。可子路毕竟是一条莽汉,孔子一直责备他勇敢而无礼,他穿破衣站在穿名牌者中间毫无耻色,多半可能是他粗豪勇敢的个性使然,不见得是他有多么超脱。
阮咸是著名音乐家,可不是子路那种粗人,他在道北诸阮家晒衣比富时挂出犊鼻短裤,可不是因为他无知者无畏。这位“一醉累月轻王侯”的名士,已臻于“视金钱如粪土”的境界。我们不妨想象一下道北与道南晒衣的场面——
道北阮家陈列着五颜六色的“纱罗锦绮”,像在搞名贵衣服展览似的一字排开,让观者目迷五色啧啧称奇,而道南阮咸家在旧竹竿上,挂出一条破犊鼻短裤,贫富反差是如此强烈,这场面看上去要多滑稽有多滑稽。
我们知道,七月七日晒衣只是当时的民间风俗,并不是晋朝的皇家法律,法律必须强制执行,民俗则悉听尊便——阮咸可以晒也可以不晒衣服。说实话,他那条破犊鼻短裤没有晒的必要,这种粗麻布织品不晒也不至于生虫,他故意用竹竿挂出破旧的犊鼻短裤,是以一种恶作剧的方式,嘲讽道北诸阮家摆阔炫富的丑陋观念。在红红绿绿的绫罗锦绣中,迎风招展的粗麻布犊鼻短裤丝毫也不显得寒酸,反倒是耀眼的绫罗锦绣显得那样珠光宝气,俗不可耐。
是什么原因让阮咸不怕“丢丑”呢?主要是阮咸在人生境界上远高于时辈,他摆脱了贫富之累和穷达之忧,所以敢于戏弄道北富有的阮家,让那些热衷炫富的家伙在精神上显得极其寒碜。
假如没有精神上的超越,谁敢在锦绣绸缎之中挂出“大布犊鼻裈”?谁还会有“未能免俗,聊复尔耳”这种人生的幽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