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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友作荆州从事，桓宣武为王车骑集别。友进，坐良久，辞出。宣武曰：“卿向欲咨事，何以便去？”答曰：“友闻白羊肉美，一生未曾得吃，故冒求前耳。无事可咨。今已饱，不复须驻。”了无惭色。
——《世说新语·任诞》
虽然孔老夫子说过“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孟子》中也说“食色，性也”，可“食”与“色”既是“人之大欲”，同样也是人之“大忌”——大家总以“好学”“好礼”来恭维人，谁愿意被别人说成“好吃”“好色”呢？
“学”与“礼”都非人的本性，所以必须“劝学”和“崇礼”，没有劝勉和推崇的助力，没有利益或名誉的激励，大概没有多少人喜欢艰苦的学习和刻板的礼义。古人早就知道“困然后学，学以致荣；计而后习，好而习成”。“学”与“礼”都违反人的本性，违反了自己的本性还能爱好它，所以值得大加表彰。“食”与“色”是人的本能，越是压抑就越是“好吃”“好色”，“偷吃”“偷窥”乃至强奸，通常都是人们过分“饥渴”所致。“性饥渴”与“口饥渴”同样让人难以忍受，食与性两方面长期过度的饥渴，不是伤身就是丧命。“食”“色”既是“人之大欲”，人们对它们就有极强的占有欲，屯集食品和包养二奶都是多占或强占。这方面不仅不需要任何鼓励，就是不断劝说、警告和惩治，还是有人难免贪食和贪色。人们把贪食者蔑称为“饕餮”，把贪色者贬斥为“色鬼”。饕餮是传说中一种凶恶贪婪的怪兽，鬼更是大家又害怕又讨厌的阴魂。
人之所恶偏大肆颂扬，人之所欲却压抑贬斥，这种与人性“对着干”的文化，很容易造成全社会的道德虚伪，色鬼装得像是坐怀不乱的圣人，吃货在人前也得假装斯文君子。
这里和大家介绍一位率真的吃货罗友，他贪吃从来不扭扭捏捏——贪得既很爽快，吃得也很痛快。罗友是湖北襄阳人，此公胃口实在太好了，从小对所有美食就来者不拒。可家中无钱，自己又无权，他为自己解馋的高招是蹭饭。小时候，一听说哪里有祭祀活动，他就跑到那里去讨祭品吃。有一次得知有家人祭神，他去得太早人家还没有开门，主人出门迎神发现了他，问他为什么一大早就待在这儿，他说打听到你家要祭神，不过是想来求一顿饭吃而已。于是，他藏身在主人家门后，等天亮后饱吃一餐抹抹嘴便心满意足地离开，脸上没有半点羞愧之色。
常言道“江山易老，本性难移”，罗友做官后仍旧贪吃，贪吃的方法还是蹭饭，只是蹭饭的对象稍有变化——小时蹭乡邻的饭，做官后蹭上司的饭。桓温做荆州刺史时引荐他为荆州从事，这篇小品就是记述他任从事期间蹭饭的趣事。桓温有一次为王导三公子王洽饯别，陪客中本来没有邀请罗友。罗友听说上司请客便不招自来，借故说有公事要请示桓温，在宴席上坐了很长时间后，又一言不发便转身告辞。桓温问他说：“你刚才还说有公事要问，怎么就这样走了呢？”罗友从实回答道：“听说白羊肉味道鲜美，有生以来从未尝过，有人告诉我说，您宴席上备有这道佳肴，便找个由头前来讨吃。原本没有公事要请示您，现在已经吃饱了，用不着再在您这儿待下去。”说罢便转身离去，和以往一样脸上依旧没有半点羞惭。
桓温对他蹭饭的方式大不以为然，曾直言劝这位下属说：“想食也得讲究一下身份，怎么能像你现在这个样子呢？”罗友对上司的劝告“傲然不屑”：“就公乞食，今乃可得，明日已复无。”言下之意是说在您这儿乞食，瞅着什么时候有就什么时候来，今天不吃明天可能就没有这道菜了——吃饭还讲究什么派头？
他以家贫乞食，也“以家贫乞禄”。桓温起初只欣赏他的才华学问，但觉得他过于放纵荒诞，不是当官治民的那种料子，口头上虽应允了他，却又迟迟没有任用他。有次府上有一下属被举荐到一州郡任职，桓温特地设宴为他送行，罗友故意很晚才来赴宴，桓温询问迟到缘由，罗友一脸委屈地说：“小民自小就好吃，昨天接到大人的请帖，我一大早便出门赴宴，不料半路上遇到一鬼挖苦我说：‘我只见你送别人做官，怎么不见别人送你做官？’开始我大为恐怖，后来又非常惭愧，于是我反复琢磨鬼的话，不知不觉犯下迟到之罪。”这回反而弄得桓温满面羞惭，不久便推荐他去做襄阳太守。
做了荆州从事还到别人家里乞食的确失格，可当时士人却认为“罗友有大韵”，所谓“大韵”就是极有格调风度。罗友的“大韵”来自何处呢？他嘴馋则去乞食，遇上美食便快意大嚼，酒足饭饱便马上告退，从不找任何借口，更不装什么清高。苏轼在《书李简夫诗集后》说：“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延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这则评语移来评罗友也大体合适，他的“大韵”就在于其适性任情，在于其坦然率真。
阮仲容步兵居道南，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贫。七月七日，北阮盛晒衣，皆纱罗锦绮。仲容以竿挂大布犊鼻裈于中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复尔耳。”
——《世说新语·任诞》
“视金钱如粪土”这种豪言壮语，“说起来”比“做起来”要容易得多。“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曹雪芹倒是道出了实情。钱不仅决定你物质生活的丰俭，还决定你社会地位的高低，甚至决定你个人心情的好坏。“有钱能使鬼推磨”，古今中外少有例外。晋朝鲁褒在《钱神论》中诅咒金钱说：“钱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钱之所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是故忿诤辩讼，非钱不胜；孤弱幽滞，非钱不拔；怨仇嫌恨，非钱不解；令问笑谈，非钱不发。”读读莎士比亚的《雅典的泰门》就知道，钱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比一千多年前的魏晋更加管用，它能“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
鲁褒和莎士比亚所痛骂的这种情况，后世似乎越来越变本加厉。俗话说“自古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即使在今天，钱不一定是万能的，但没有钱肯定是万万不能的。
“人穷气短，马瘦毛长”是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一掷千金”的豪爽，“捉襟见肘”的窘迫，连蠢驴也能看出谁更有气派。
不过，任何通例总有例外。今天我们来见识一位人穷气不短的名士。
文中的阮仲容就是竹林七贤之一阮咸，“步兵”是指阮咸叔叔阮籍，他曾出任过步兵校尉。据史载，阮籍这个家庭世代崇儒，只有阮籍、阮咸叔侄这一脉弃儒崇道，看重个人精神的自由，而不太在乎世俗的利禄，这样家道就慢慢衰落下来。阮咸和叔父阮籍在道南住，其他诸阮都住在道北。道北的那些阮家都很阔绰富有，道南的阮家大多家境贫寒。古代民俗七月七日那天，家家都要晒衣服、书籍以防虫蛀。道北阮家晒出来的都是绫罗绸缎，一家比一家的衣服华贵，这哪是在晒衣，分明是在炫富。道南的阮咸看到道北诸阮竞相晒衣比富，他便用竹竿挂一条像犊鼻一样的短裤，人们见了觉得又搞笑又奇怪，问他为什么要晒这条犊鼻短裤丢人现眼，阮咸满不在乎地说：“七月七日既然都得晒衣，我家既未能免俗，那就晒晒这条犊鼻短裤应景吧。”
《论语·子罕》记孔子的话说：“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孔子很少表扬他的学生子路，这次称赞子路穿破旧衣服，站在穿名牌的人旁边而不觉羞耻。对人不以衣着分贵贱，于己也不以衣着论高低，像子路这样的人的确十分难得。可子路毕竟是一条莽汉，孔子一直责备他勇敢而无礼，他穿破衣站在穿名牌者中间毫无耻色，多半可能是他粗豪勇敢的个性使然，不见得是他有多么超脱。
阮咸是著名音乐家，可不是子路那种粗人，他在道北诸阮家晒衣比富时挂出犊鼻短裤，可不是因为他无知者无畏。这位“一醉累月轻王侯”的名士，已臻于“视金钱如粪土”的境界。我们不妨想象一下道北与道南晒衣的场面——
道北阮家陈列着五颜六色的“纱罗锦绮”，像在搞名贵衣服展览似的一字排开，让观者目迷五色啧啧称奇，而道南阮咸家在旧竹竿上，挂出一条破犊鼻短裤，贫富反差是如此强烈，这场面看上去要多滑稽有多滑稽。
我们知道，七月七日晒衣只是当时的民间风俗，并不是晋朝的皇家法律，法律必须强制执行，民俗则悉听尊便——阮咸可以晒也可以不晒衣服。说实话，他那条破犊鼻短裤没有晒的必要，这种粗麻布织品不晒也不至于生虫，他故意用竹竿挂出破旧的犊鼻短裤，是以一种恶作剧的方式，嘲讽道北诸阮家摆阔炫富的丑陋观念。在红红绿绿的绫罗锦绣中，迎风招展的粗麻布犊鼻短裤丝毫也不显得寒酸，反倒是耀眼的绫罗锦绣显得那样珠光宝气，俗不可耐。
是什么原因让阮咸不怕“丢丑”呢？主要是阮咸在人生境界上远高于时辈，他摆脱了贫富之累和穷达之忧，所以敢于戏弄道北富有的阮家，让那些热衷炫富的家伙在精神上显得极其寒碜。
假如没有精神上的超越，谁敢在锦绣绸缎之中挂出“大布犊鼻裈”？谁还会有“未能免俗，聊复尔耳”这种人生的幽默？
王蓝田性急。尝食鸡子，以箸刺之，不得，便大怒，举以掷地。鸡子于地圆转未止，仍下地以屐齿蹍之，又不得。瞋甚，复于地取内口中，啮破即吐之。王右军闻而大笑曰：“使安期有此性，犹当无一豪可论，况蓝田邪？”
——《世说新语·忿狷》
文中的“王蓝田”即王述，出身于魏晋豪门太原王氏，袭父爵蓝田侯，官至散骑常侍、尚书令，地位和声望都让人仰视。曾祖父、祖父、父亲及其子王坦之，也都是魏晋“一流人物”，父亲王承（字安期）被誉为“中朝名士第一”，王坦之（字文度）与谢安、郗超齐名，东晋有谣谚说：“盛德绝伦郗嘉宾，江东独步王文度。”
可是，以魏晋品藻人物的价值标准衡量，王蓝田兴许还够不上一个“雅士”。
魏晋士人以从容不迫为雅量，以恬淡豁达为超旷，以不露喜怒为修养。即使用上最先进的显微镜，你在王蓝田身上也找不到这三条。
单说修养吧。要叫王蓝田做到喜怒不形于色，那你除非让他彻底断气。这篇小品就是描写他易于发火的急性子，堪称一篇通过细节刻画人物性格的杰作。作者只用五十多个字，就把王蓝田的“性急”写得活灵活现。
一起笔就交代全文的主旨：“王蓝田性急。”一个人性急会表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表现一个人性急也可以从很多方面着手，作者只选择吃鸡蛋这一日常琐事展开——
有一次王述吃鸡子——现在叫鸡蛋，他用筷子去叉鸡蛋，一下没叉着，马上就大发脾气。如果是用一只筷子，“刺”鸡蛋是指戳或叉鸡蛋，如果是用一双筷子则是指夹鸡蛋。我们吃煮鸡蛋的时候，通常是用手拿起来剥蛋壳，用一只筷子扎鸡蛋容易滚，用一双筷子夹鸡蛋也容易滑。王蓝田“刺”一回鸡蛋“不得”，“便大怒”，因这一点小事马上就大发脾气，说明他性子非常暴躁，暴躁的人没有一点耐心，稍不如意就会火冒三丈。“举以掷地”四个字写了两个细节：先把鸡蛋高高“举”起来，然后再死劲扔下去，是想把鸡蛋砸得粉碎，可见他对“不听话”的鸡蛋多么“痛恨”。哪想到鸡蛋煮得有点“老”，摔到地上后不仅没有碎，还在地面旋转不止，好像在向王蓝田示威，于是他下地用木屐齿去“碾”鸡蛋。“仍”是“乃”的通假字，“碾”字表示“踩”“踏”后还要搓揉几下，看来他与鸡蛋已经“不共戴天”。哪知“碾”鸡蛋“又不得”，于是新仇又加上旧恨。为什么木屐齿没“碾”着鸡蛋呢？木屐就是一种以木做底的鞋子，木屐齿就是木底的鞋跟，木屐分有齿和无齿，即有鞋跟和没鞋跟。魏晋人穿的木屐大多有齿，而且是有前齿与后齿，也就是有前后跟，鞋底前后跟中间自然就是空的。王蓝田以木屐齿去“碾”鸡蛋，鸡蛋正好滚到木底前后齿中间，所以才“碾”不着鸡蛋。没有“碾”到鸡蛋他的火气更大了——“瞋甚”，“瞋”是发火时怒目圆睁的样子。看着这枚鸡蛋他不禁怒火中烧，为了发泄胸中的怒气，只好从地上拿起鸡蛋放入口中，使劲把鸡蛋嚼碎，嚼碎后立即吐出来。文中的“内”通“纳”字，此处是指王蓝田把鸡蛋放进自己口里。
作者通过细节描写主人公的心理，并进而刻画他急躁火暴的性格，展现了极其高明的艺术技巧：每前一细节是后一细节的“因”，后一细节则是前一细节的“果”，就文章结构而言层层递进，就性格刻画来说又入情入理。如，“刺”没有刺着，于是便“举以掷地”；可“掷”又没有掷破，于是便“以屐齿碾之”；可“碾”又没有碾成，于是便放进口中“啮破”，主人公的情绪也从“大怒”变成“瞋甚”。盘中煮熟的这枚鸡蛋，已经不再是他用餐的食物，而成了他眼中“狡猾”的“敌人”。此时他对鸡蛋已恨得咬牙切齿，最后从地上拣起鸡蛋放进口中嚼碎，不是要咽下鸡蛋填饱肚子，而是“啮破即吐之”，一解心头之恨。另外，作者巧妙地运用动词来生动描写一系列的动作，如“刺”“举”“掷”“蹍”“啮”“吐”，用“大怒”“瞋甚”表现神态的变化，读来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文章结尾引用了王羲之对这一事件的评价：“王右军闻而大笑曰：‘使安期有此性，犹当无一豪可论，况蓝田邪？’”王右军听到这件事以后大笑道：“即使王安期有这样急躁的坏脾气，也没有一丝一毫值得称道的，更何况等而下之的王蓝田呢？”“一豪”就是“一毫”的意思。王安期是西晋享誉士林的大名士，王羲之自然不敢公开不敬，对于同辈人王蓝田则不妨借此贬损。我们对王羲之的话要大打折扣，首先，太原王氏和琅邪王氏是魏晋两个显赫的家族，这两个王氏既都人才辈出，又都各据要津，所以两王难免暗暗较劲。其次，王右军与王蓝田极不投缘，所以右军看蓝田总不顺眼，《世说新语·仇隙》载：
王右军素轻蓝田。蓝田晚节论誉转重，右军尤不平。蓝田于会稽丁艰，停山阴治丧。右军代为郡，屡言出吊，连日不果。后诣门自通，主人既哭，不前而去，以陵辱之。于是彼此嫌隙大构。后蓝田临扬州，右军尚在郡。初得消息，遣一参军诣朝廷，求分会稽为越州，使人受意失旨，大为时贤所笑。蓝田密令从事数其郡诸不法，以先有隙，令自为其宜。右军遂称疾去郡，以愤慨致终。
右军的书法极尽其潇洒高雅，但与蓝田相处却显得狭隘庸俗；蓝田虽然脾气急躁火暴，但对人对事却十分大度。王蓝田吃鸡蛋气急败坏当然不足为训，但也不是王右军说的那么不堪——他吃鸡蛋那个样子，尽管可笑，但不可厌。我觉得王蓝田吃鸡蛋的行为，比当代喜剧演员王景愚表演的小品《吃鸡》，更加逼真，更加自然，也更加具有喜剧性。
谢安对王蓝田屡屡称赏备至，他认为王蓝田“掇皮皆真”（《世说新语·赏誉》），剥掉王蓝田的皮全都刚直率真。晋简文帝对王蓝田也有类似的评价：“才既不长，于荣利又不淡；直以真率少许，便足对人多多许。”（《世说新语·赏誉》）的确，王蓝田也许算不上雅士，也许还够不上能臣，但他无疑是一位真人。
你欣赏故作清高的“雅”，还是喜欢剖肝露胆的“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