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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关于文化与不平等的理论争论持久不息，但文化社会学家已经在实证研究上取得了巨大进展，他们揭示出在美国，文化因素如何为享有特权地位的孩子再造了教育上的优势。
例如，社会学家安妮特·拉鲁（Annette Lareau）分析了不同阶层养育方式上的差异如何帮助有特权背景的孩子在学校取得成功。
拉鲁发现，有特权的父母采用了一种她称为“协作培养”（concerted cultivation）的养育方式。在这些父母眼中，孩子是需要精心培育、妥善照料以获得成功的项目。在这种理念下，他们更加积极地参与孩子的学校教育，直接与学校行政人员交涉，为孩子争取更好的成绩、更优秀的老师，进入学业发展的快车道。此外，他们也倾向于提供学校外的教育补充，让孩子参加结构化的课外活动。这类举措有助于提高孩子的学业表现，给学校老师留下积极的印象，确保在数量稀缺的优质学校或超前班中占有一席之地。不仅如此，参加系统的课外活动能让学生在家庭外更娴熟地与成年人互动，也能帮助他们进入选拔性大学，因为这些学校把课外活动作为一项录取标准。
与此同时，拉鲁发现工人阶层的父母采取了一种她称为“自然成长”（natural growth）的养育策略，他们认为，当孩子可以自由发展并得到值得信赖的学校的引导时，他们就可以茁壮成长。这些父母不大参与孩子的学校生活，而是把参加哪类课外活动的选择权交给孩子。这种方式导致工薪阶层的孩子在争取有利于学业表现的资源、打造有竞争力的学业和课外活动简历时，不如他们富裕的同龄人。
不过，父母的文化资源只是教育分层故事中的一部分。父母通常言传身教或潜移默化地教育孩子在与守门机构或守门人打交道时应遵循怎样的剧本。他们可以通过正式的指令，比如告诉孩子在特定情形下如何做（“需要帮助的时候就说出来”或是“生气的时候，说出来”）。
孩子也受家长耳濡目染的影响，模仿照顾他们的成年人之间的互动模式。享有经济特权的孩子从小就开始习得那种强调独立、自我表达、能动性、赋权的互动方式。
正如富裕的家长更可能要求把孩子安排在有好老师的班级，或是对不好的教育方式提出质疑，他们的孩子同样也学会了在社会中如何表现才能获得所需的资源。
表现出与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相关的互动方式有利于孩子的学校表现。社会学家杰茜卡·麦克罗里·卡拉尔科（Jessica McCrory Calarco）在小学教室的民族志研究发现，在解决问题遇到困难时，有特权背景的学生更有可能寻求帮助，他们甚至在没有遇到困难的时候也想寻求提示。这些孩子非常善于在各种课堂活动中吸引老师的注意，获得成功完成任务所需要的信息或资源。另一方面，工薪阶层的孩子由于害怕暴露弱点或打断课堂而常常不愿寻求帮助。结果就是，工薪阶层的孩子从老师那儿得到的关注较少，被认为不如富裕的孩子那样动力十足、积极参与课堂思考。从实践的层面来看，由于没有老师的指点和提示，工薪阶层的学生经常无法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这又强化了老师对他们的看法，即工薪阶层的孩子不如富裕家庭的孩子聪明。
在孩子从幼儿园一直到大学的整个学业生涯中，类似的模式明显地贯串始终。老师倾向于认为出身富裕的学生更积极、更有内驱力、更有头脑，社交能力也更强，因此对他们的关注比给背景较差学生的更多、对待也更好。
富裕家庭的孩子在大学录取中也领先一步。社会学家米切尔·史蒂文斯（Mitchell Stevens）的研究显示，选拔性高校招生人员挑选新生的标准——就读于重点学校、学过先修课程、课外活动丰富、个人陈述打动人心——与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高度相关。尽管招生人员通常把这些归为个人成就，但史蒂文斯证明了，获得这些成就需要有一整套精细、昂贵的机制作为支撑：家长既要富有，又要积极参与孩子的学习，还得消息灵通，这些对于许多优秀的平民子弟来说根本无法获得。
另外，录取委员会明显地偏向有“传承”的学生（即校友子女），以及给学校提供大量捐款的家庭的孩子。
而且，拥有特权的孩子（及其父母）更了解大学录取的游戏规则，也处于利用这些规则的有利地位。随着大学录取委员会从寻找申请人参加课外活动等全面发展的基本证据，过渡到注重学生在课堂外获得的世界级成就，富裕的家长们因势利导。在教育“军备竞赛”中，他们让孩子在更小的年纪就参与数量更多、强度更大的课外活动。
显然，随着录取委员会越来越重视课外活动，富裕家长带着孩子奔走于各种课外活动之间的时间也不断增加。
同样，随着标准化考试成绩在大学录取中的重要性不断提高，对备考课程的使用也相应增长。80%出身富裕的学生用过SAT备考服务（约1/3的人用过不止一种），而只有不到10%的非富裕家庭孩子用过这类服务。
备考服务已经成为富裕孩子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以至于相关公司纷纷在这些家庭的度假地建立了分支机构，这样，当孩子们在田园美景中避暑时，语言或数学成绩也不会下滑。
备考课程和其他考试策略能帮助富裕孩子提高成绩，为进入大学，尤其是选拔性最强的学校助力。
大学申请服务已经成为数百万美元的产业，为那些能负担得起的人提供个性化的咨询，甚至撰写文书。
对游戏规则的透彻了解，加上掌握这些指导原则所需的经济资源，在大学录取中为特权阶层的孩子提供了巨大的优势。
社会经济的不平等并不会随着孩子进入大学而消失。社会学家珍妮·施图贝尔（Jenny Stuber）指出，工薪阶层的孩子进入大学时通常认为高等教育的目的就是坐在教室里学习，并以此分配他们的时间和精力。
伊丽莎白·阿姆斯特朗（Elizabeth Armstrong）和劳拉·汉密尔顿（Laura Hamilton）则认为，这种以学业为中心的安排与许多美国高校中的派对和社交文化相冲突，使得工薪阶层和中下阶层的孩子被从同学网络中孤立出去，而这些网络能提供如何适应大学的社会环境，以及与未来工作机会有关的宝贵信息。由此产生的孤立感和疏离感对学生的成绩、幸福程度，以及毕业的可能性都产生了消极影响。
正如我稍后将在书中展示的，把重点放在学业而不是课外活动上，也对他们的就业前景起了负面作用。
总之，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源使富裕家庭的孩子在正规教育系统中能获得更优质的教育，他们畅游其中、表现突出。教育系统在21世纪已经成为经济分层的主要工具。尽管大学常被说成是一种巨大的调节力量，使所有毕业生平等地进入竞技场，但是，精英再生产的故事并没有在学生们穿上学位服、领取学位证的那一刻结束。在孩子从大学或专业学院毕业后，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继续对他们能获得怎样的工作和薪水产生巨大影响。
然而，当资质相似的学生竞争工作岗位时，精英再生产如何在劳动力市场上发生，对此我们依然所知不多，相关的研究尚显匮乏。研究学校精英再生产的学者通常认为，使孩子在教育体制中获得优势的那些资源，尤其是文化资源，也帮助他们获得了更好的工作、更高的薪水。
不过，这只是假设，并未得到验证。在本书中，我将考察完成高等教育之后，精英再生产道路上的下一个关口：雇主招聘。他们是不同收入和声望的工作的守门人，所做的招聘决定对于解释经济不平等十分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