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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4月25日，美国遗传学家沃森（James Watson）和英国物理学家克里克（Francis Crick）在英国《自然》（ Nature ）杂志发表了一篇合著的论文，提出DNA双螺旋结构模型。这个发现宣告了分子生物学的诞生，在生命科学史上翻开了划时代的一页，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20世纪50年代前后，有一批物理学家和化学家采用X线衍射技术研究DNA分子结构，包括著名的伦敦皇家学院的威尔金斯实验室，还有加州理工学院的鲍林实验室。而真正的发现者，则是个非正式的研究小组，事实上他们可以说是不务正业。
1951年，23岁的沃森既是一位遗传学者又是一位野鸟观察家，他15岁时进入芝加哥大学，那时还是个早熟而无礼的青年。他于1951年从美国到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做博士后时，虽然其真实意图是要研究DNA分子结构，挂着的课题项目却是研究烟草花叶病毒。比他年长12岁的克里克是一位晶体学家，他认为自己在30岁左右时就已经相当出色了。当时他正在做博士学位论文，论文题目是“多肽和蛋白质：X射线研究”。沃森说服与他分享同一个办公室的克里克一起研究DNA分子模型。他们从1951年10月开始拼凑模型。
1951年，他们俩都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35岁的克里克连博士学位还没有拿到。受到前人的影响，他们原来按照三股螺旋的思路进行了很长时间的工作，可是既构建不出合理模型，也遭到结晶学专家的强烈反对，工作陷入僵局。1953年2月，他们看到了威尔金斯（Maurice Wilkins）等人拍摄的DNA晶体的X射线衍射照片。
根据照片，整日焦虑于DNA结构的沃森和克里克立即领悟到了——两条以磷酸为骨架的链相互缠绕形成了双螺旋结构，氢键把它们连接在一起。分别代表腺嘌呤、胞嘧啶、胸腺嘧啶和鸟嘌呤的A、C、T、G按照一定的次序排列于双链上，A与T相对应，C与G相对应。知道一条DNA链上的字母顺序，另一条链也自然得到了确认。DNA的双螺旋链不断盘绕，加上蛋白质，就形成了存在于每个细胞核内的染色体。
利用从剑桥的五金行里取得的零件，沃森逐渐收集了大量用作DNA成分的部件，并在克里克的帮助下将它们组合在了一起。这些部件的组合一旦完成，沃森与克里克便如同蓄势待发的飞行员，跑道上的指示牌、旗帜以及指示灯已经一一到位，只等他们完美地起飞。几经尝试，他们终于在1953年3月获得了正确的模型。最终制成的模型清晰明了、精美而令人印象深刻，最重要的是，通过碱基互补配对原理，它让人们了解了遗传机制的关键。任何一个见到该模型的人，无疑都会重复沃森与克里克激动的话语“如此漂亮的结构必须存在”！
在科学界经常遇到的是年轻人对权威无原则地屈服，甚至沃森在得知鲍林提出的是三螺旋模型的一刹那，也曾后悔几个月前放弃了自己按三螺旋思路进行的工作。不过两位年轻科学家并没有盲目迷信，而是最终选择了向权威挑战，这需要勇气，更需要严肃认真的实验工作和深厚的科学功底。他们为了赢得时间，加快了工作。因为他们相信这是鲍林的智者千虑之一失，很快本人就会发现错误并迅速得出正确结论。事实证明，他们的大胆取得了回报。
推断出DNA是双螺旋结构的，不是生物学家，而是一群物理学家和化学家。威尔金斯虽然在1950年最早研究DNA的晶体结构，当时却对DNA究竟在细胞中干什么一无所知，在1951年才觉得DNA可能参与了核蛋白所控制的遗传。富兰克林也不了解DNA在生物细胞中的重要性。作为一个化学家，鲍林研究DNA分子则纯属偶然——他在1951年11月的《美国化学学会杂志》上看到一篇核酸结构的论文，觉得荒唐可笑，为了反驳这篇论文，才着手建立DNA分子模型。克里克从事的是蛋白和多肽的X射线晶体衍射研究。外加唯一一个遗传学家，当时年仅23岁的沃森。正是由于学科交叉，这些科学家才有可能破解DNA双螺旋结构的密码。
在探索DNA分子结构的开始，卡文迪许实验室的沃森和克里克远远地落后于他们的竞争者——伦敦皇家学院的富兰克林和威尔金斯。然而，伦敦皇家学院研究小组由于成员之间的沟通不畅，无法有效地工作。富兰克林开始负责实验室的DNA项目时，有好几个月没有人干活。威尔金斯不喜欢她进入自己的研究领域，但他在研究上却又离不开她。威尔金斯把富兰克林看做搞技术的副手，后者却认为自己与前者地位同等，两人的私交恶劣到几乎不讲话。在那时，对女科学家的歧视处处存在，女性甚至不被准许在高级休息室里用午餐。她们无形中被排除在科学家间的联系网络之外，而这种联系对了解新的研究动态、交换新理念、触发灵感极为重要。
与此相对的，早在20世纪初，卡文迪许实验室就形成了一个“茶歇”（tea break）的习惯，每天上午和下午，都有一个聚在一起喝茶的时间，有时是海阔天空的议论，有时是为某个具体实验设计的争论，不分长幼，不论地位，彼此可以毫无顾忌地展开辩论和批评。这种不拘一格、学科交叉的氛围确实有利于学术进步，所以这种习惯已经被国外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仿效，在国际学术会议的日程安排中，茶歇这个环节也已经成为通行的惯例。
DNA双螺旋结构模型的提出，引发了今天以基因工程为核心的生物技术。1977年，美国科学家第一次用大肠杆菌生产出人脑激素——生长激素释放抑制素。这是基因工程研究的首次重大突破。自此以后，仅美国批准的上市治疗疑难病（包括遗传病、心血管系统疾病、免疫系统疾病、肿瘤及传染病等）的基因工程药品就超过120种，有近400多种处于各期临床研究阶段，约3000多种处于临床前研究开发阶段，2000年产值和销售额已超过200亿美元。
DNA双螺旋结构模型的提出，使基因疗法成为可能，为目前尚无理想治疗手段的遗传病、恶性肿瘤、心血管病、传染病等的治疗展示了广阔的前景。
在DNA双螺旋结构模型的基础上，“人类基因组计划”于1990年开始实施。2000年6月26日，参加“人类基因组计划”工作的6个国家共同发表声明，完成了人类基因组计划的DNA框架图。凭着这张人体细胞DNA中所有碱基排列顺序的地图，医学有可能实现“先知先卜”。当一个人还没有症状时，通过DNA检测就能知道他未来会不会患心脏病、老年痴呆症、癌症等，从而可以提前预防，杜绝疾病的发生。在进行“人类基因测序”工程的同时，科学家们也正在进行人类功能基因组研究，也就是对人类基因的功能进行深入研究，这将对人类的健康保障和医药产业产生更深远的影响。
基于对DNA、基因、遗传学方面的认识不断加深，转基因技术在植物品种改良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抗除草剂、抗病毒、抗虫、抗细菌、抗真菌的转基因植物已进入大田试验，有的已推广；对抗盐、碱、抗寒、抗旱、抗涝的转基因植物研究已初见成效，有的已进入大田试验；在研究农作物蛋白质、脂肪、淀粉含量和品质改良方面的转基因植物有的已告成功，有的已进入大田试验；延缓成熟、耐储藏、能保鲜的转基因番茄已商品化；改变纤维颜色的转基因棉花的研究有的已获成功；等等。
但是，转基因研究和转基因产业在全球范围内引起的广泛争议表明，相当多的人对这一领域的潜在问题和巨大风险仍然保持清醒。在进一步的研究揭示更多情况之前，保持谨慎或许是对人类自身更加负责的一种态度。
利用基因工程的方法构建工程菌，可以对工厂排出的废水、废料和残渣进行净化处理，一方面可以治理环境，另一方面也可以获取食用和饲料用的单细胞蛋白。
微生物发酵法可以生产许多化工原料，如乙醇、丁醇、乙酸、乳酸、柠檬酸、苹果酸等。用转基因的方法构建工程菌，可以大大改进产品质量并提高产量等。
利用转基因的方法构建工程菌可以生产制造塑料的原料——聚羟基丁酸，这种产品可以被微生物分解，从而消除白色污染，没有毒害。
利用基因工程的方法，还能为缓解能源危机带来新的机遇。地球上的化石燃料终将枯竭，代之而起的是生物能。微生物发酵法用甘蔗、木薯粉、玉米渣等生产酒精。科学家还在研究通过转基因的方法创造多功能的超级工程菌，使之分解纤维素和木质素，以便利用稻草、木屑、植物秸秆、食物的下脚料等生产酒精。
可见，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对医学和医药、农业、工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大量的病人得以治愈，更多更优良的农作物（粮食、蔬菜、水果、经济作物等）得以生产，更多更好的工业产品得以制造。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使这一发现毫无争议地成为人类科学史上一大重要的创新。
1903年12月17日，威尔伯·莱特（Wilbur Wright）和奥维尔·莱特（Orville Wright）兄弟二人先后驾驶他们自己设计的“飞行者一号”飞机，成功地升空飞行。这一天，他们的最好成绩是留空59秒，飞行距离260米。他们成功地实现了人类第一次载人动力飞行。飞机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经过100多年的努力，民用航空、通用航空和军用航空等领域都得到了高度的发展，对社会、经济、科技、文化和军事等领域，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两千多年前中国人就已发明了风筝。19世纪末，滑翔机和蒸汽机都已经成熟，许多先驱者开始研究动力飞行。
威尔伯·莱特和奥维尔·莱特兄弟俩自幼喜欢机械，喜欢航空。1896年8月9日，两兄弟听到德国航空先驱李林塔尔（Otto Lilienthal）在一次滑翔飞行中不幸遇难的消息，受到极大的刺激和感动。与此同时，熟悉机械装置的莱特兄弟认定，人类进行动力飞行的基础实际上已经足够成熟，李林塔尔的问题在于他还没有来得及发现操纵飞机的诀窍。于是，莱特兄弟满怀激情地投入了对动力飞行的钻研。
这时候，莱特兄弟开着一家自行车商店。他们一边干活挣钱，一边研究飞行资料。3年后，他们掌握了大量有关航空方面的知识，决定仿制一架滑翔机。他们首先观察老鹰在空中飞行的动作，为此，他们常常仰面朝天躺在地上，一连几个小时仔细观察鹰在空中的飞行，研究和思索它们起飞、升降和盘旋的机理。然后一张又一张地画下来，之后才着手设计滑翔机。
1900年10月，莱特兄弟终于制成了他们的第一架滑翔机，并把它带到吉蒂霍克海边，这里十分偏僻，周围既没有树木也没有民房，而且这里风力很大，非常适宜放飞滑翔机。兄弟俩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滑翔机装好，先把它系上绳索，像风筝那样放飞，结果成功了。然后威尔伯坐上去进行试验，虽然飞了起来，但只有1米多高。第二年，兄弟俩在上次制作的基础上，经过多次改进，又制成了一架滑翔机。这年秋天，他们又来到吉蒂霍克海边，一试验，飞行高度一下达到180米。
他们非常高兴，但并不满足。他们在想：能否制造一种不用风力也能飞行的机器？兄弟俩反复思考，把有关飞行的资料集中起来，反复研究，始终想不到用什么动力，把庞大的滑翔机和人运到空中。有一天，车行门前停了一辆汽车，司机向他们借一把工具，来修理一下汽车的发动机。弟兄俩灵机一动，开始思考能不能用汽车的发动机来推动飞行。从这以后，弟兄俩围绕发动机动开了脑筋。他们首先测出滑翔机的最大运载能力是90千克，于是，他们向工厂定制一个重量不超过90千克的发动机。但当时最轻的发动机是190千克，工厂无法制造出这么轻的发动机。在机械师泰勒（Charles Taylor）的帮助下，莱特兄弟动手制造了一台功率约12马力、重77.2千克的活塞式4缸直列式水冷发动机。他们还制作了螺旋桨，并将带螺旋桨和发动机的飞机模型，放到自制风洞中进行了模拟测试。他们很快便着手研究怎样利用发动机来推动滑翔机飞行。经过无数次的试验，他们终于在滑翔机上安装了螺旋桨，由发动机来推动螺旋桨旋转，带动滑翔机飞行。
又经过多次试验，反复思考，严格检查，借鉴他人的经验教训，莱特兄弟已经到了成功的边缘。1903年12月17日，莱特兄弟带着他们装有发动机的飞机再次来到吉蒂霍克海边试飞。10时35分，一切准备就绪。为了能够率先登机试飞，兄弟俩决定以掷硬币的方式确定谁先登机，结果弟弟奥维尔赢了。奥维尔爬上“飞行者1号”的下机翼，俯卧于操纵杆后面的位置上，手中紧紧握着木制操纵杆，威尔伯则开动发动机并推动它滑行。在飞机达到一定速度后，威尔伯松开手，飞机像小鸟一样离地飞上了天空。虽然“飞行者1号”飞得很不平稳，但是它毕竟在空中飞行了12秒共36.5米，才落在沙滩上。接着，他们又轮换着进行了3次飞行。在当天的最后一次飞行中，威尔伯在30千米／秒的风速下，用59秒的时间，飞行了260米。人们梦寐以求的载人空中持续动力飞行终于成功。人类动力航空史就此拉开了帷幕。
李林塔尔在1896年试飞中不幸遇难逝世的消息，促使莱特兄弟开始关注航空和飞行的问题。在头两三年，他们主要是进行一些航空入门，阅读有关书籍以加深对于航空的了解。此时，他们的航空研究仍属于业余状态，并没有立志进行飞机研究。
在他们开始认真对待飞行问题后，就感到不那么简单，问题成堆。但他们不是闭门造车，自己闷头研究，而是首先求助科研机构。1899年5月，威尔伯·莱特给著名的科学机构史密斯研究院写信求助，向他们索取与航空有关的资料。研究院给他们提供了一份清单，其中有查纽特的《飞行机器的发展》、兰利的《空气动力学试验》、李林塔尔的《作为航空基础的鸟类飞行》以及1895年、1896年和1897年的《航空年鉴》。在仔细地阅读了这些文献之后，他们“惊奇地发现，在人的飞行问题上，已经花费了大量时间和金钱，而且有那么多杰出的科学家和发明家都在这方面进行过研究，包括达·芬奇、乔治·凯利博士、兰利教授、贝尔博士（电话发明人）、马克辛（机枪发明者）、查纽特、帕察斯（蒸汽涡轮发明者）、托马斯·爱迪生、李林塔尔、阿尔代、菲利普斯先生和许多其他人。”这些文献对他们帮助最大的是《航空年鉴》和《飞行机器的发展》。
看过这些资料之后，他们深深感到自己原来对航空知识的了解竟然是那样的少。通过研究这些资料，他们获得了重大教益。一是学到了许多基本的、系统的航空知识，特别是设计飞机所必须的基本部件和空气动力学知识，这使他们从一开始就有了较高的起点，避免了走很多的弯路；二是他们认识到飞机研制面临的重重困难，认识到前人存在的不足从而想到飞机研制应该采取正确的方法。
当时，一位名叫兰莱的发明家，受美国政府的委托，制造了一架带有汽油发动机的飞机，在试飞中坠入大海。莱特兄弟得知这个消息，便前去调查，并从兰莱的失败中吸取了教训，获得了很多经验，他们对飞机的每一部件进行了严格的检查，制定了严格的操作规定。
这是莱特兄弟与其他飞机研究者的不同之处。在他们之前，制造动力飞机的人很多，但很少有人认真研究并充分吸取前人或同时代人失败的教训。
莱特兄弟对鸟类的飞行进行了大量观察。他们常常仰面朝天躺在地上，一连几个小时仔细观察鹰在空中的飞行，研究和思索它们起飞、升降和盘旋的机理。当年他们提出的许多新颖想法，都在以后的航空工业中得到了应用。例如，他们发现鸽子的翼尖沿着一个横向轴摆动，这样就可以控制它的横向平衡。莱特兄弟把这种方法成功地用于飞机设计上，就是所谓“翼尖曲翘”的控制方法。为了研究飞机的稳定控制性，1899年莱特兄弟首先制作了一个1.5米宽的滑翔机，实际上有点像一只大风筝。目的是试验证明他们发现的保持平衡的翼尖曲翘方法的有效性。试验结果是肯定的，这给予他们极大的信心。
于是在1900—1902年间，莱特兄弟又先后制作了3架试验用的全尺寸滑翔机。用它们进行了无数次试验飞行，分别对展弦比、翼面积、翼面弯曲度进行了调整，对水平安定面和垂直安定面进行了改装，使滑翔机的稳定性和操控性得到很大改善，升力也得到较大提高。在经历了多次失败和挫折后，到1902年9月末，用第3号滑翔机试飞，威尔伯·莱特的最好成绩达到26秒内滑翔190米，奥威尔·莱特的最好成绩达到21秒内滑翔188米。这个巨大的成功使得莱特兄弟极度兴奋，他们感到给飞机加装发动机的时机到了，决定向动力飞行进行最后的冲刺。
在此期间，为了获得设计飞机所需要的可靠的数据，莱特兄弟还进行了多次空气动力学的实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们自制了一个小型的风洞，风扇功率1.5kW，长约1.5m，口径56cm×56cm，风速27km/h。他们用它进行了几千次实验，研究了200多种不同翼型，获得了大量数据，为他们以后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他们的动力飞机“飞行者1号”试飞取得具有巨大历史意义的成功后，莱特兄弟并没有满足，他们又设计制造了“飞行者2号”和“飞行者3号”，反复试验，不断改进飞机的性能，克服了快速转弯时的失速、失控的问题，使之能够做转弯和圆周飞行、倾斜飞行、8字飞行、重复起降。到1904年10月5日，飞行者3号的最好纪录是在38分2秒内飞行了38.6km。飞行者3号被看作世界上第一架实用动力飞机。
可以说，没有这些试验和实验，就没有莱特兄弟设计制造飞机的伟大成功。
莱特兄弟在实现飞机发展的突破后，于1908年创建了世界第一家飞机制造企业——莱特飞机公司，并获得美国陆军订货，这标志着航空工业的诞生。紧随莱特飞机公司之后，美国和欧洲迅速出现了其他一些飞机制造企业。在这一时期，这些企业的规模一般都比较小，近似于作坊。很多企业和个人在世界飞机制造业发展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些企业发展延续到现在，如洛克希德公司和罗罗公司等；有些企业是经过整合后发展，如布雷盖公司和英国的几家飞机公司；也有很多企业消失。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航空工业实现第一次大发展。全世界的企业数量达到约200家，航空发动机厂80家，战争期间生产的飞机和发动机数量分别为20多万架和23万多台。在飞机发展方面，欧洲企业领先于美国，“一战”中的优秀作战飞机多是欧洲企业的产品。“一战”时期美国军用飞机发展相对滞后的原因主要是美国不是主要参战国，不像参战的欧洲国家那样全力发展军用飞机。还有一个原因是莱特兄弟提起飞机专利诉讼，阻碍了美国寇蒂斯等其他航空先驱的飞机产业发展。尽管欧洲个别企业也受此影响，但影响相对较小。
由于对航空意义和价值认识的不断提升，应用领域不断拓展，人们将更多的创造力和资源投入飞机制造和航空产业发展。材料与工艺、飞机发动机、导航仪表与操纵系统、仿真训练设备等技术发明与创新不断取得进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交战双方为制空权进行了激烈竞争，更刺激了航空技术与飞机制造产业的快速发展。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飞机发动机功率已从不到10 kW增加到2500 kW，最大平飞时速已近800 km/h，俯冲速度已近音速。
自从飞机发明后，日益成为当代不可或缺的运载工具，改变和促进了人类文明进程。飞机制造业是国家战略性产业，对国家军事安全有重大影响，对经济和科技发展有重大推动作用，配装航空武器系统的空中力量对战争胜负具有关键性甚至决定性的作用。在民用领域，航空运输是目前最快捷、最高效的交通运输系统，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入以及社会进步和技术发展，航空运输将有更大的扩展空间。军民用飞机的市场需求巨大，其价值和附加值极高，对经济发展有着重大贡献。而且航空科技高度复杂，其发展能够有力推动相关科技的发展和突破。
因此，尽管飞机制造业已有百年的发展历史，其地位和作用不但没有减弱，反而不断提升，未来前景更加广阔。
目前，美国飞机制造业直接从业人员40万～45万人，年产值2500亿～3000亿美元。欧盟27国飞机制造业直接从业人员35万～40万人，年产值2000亿～2500亿美元。加拿大飞机制造业直接从业人员约8万人，年产值约300亿美元。日本飞机制造业直接从业人员约3万人，年产值约120亿美元。巴西飞机制造业直接从业人员约3万人，年产值约100亿美元。中国飞机制造业直接从业人员约40万人，年产值约400亿美元。
福特公司的T型车是世界上第一条流水线上装配而成的汽车。福特通过改变生产方式，提高T型车产量，从而使价格不断降低成为了现实。全新的T型车被称为“便宜小汽车”，走入寻常百姓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销售量。从此以后，人类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汽车时代到来了。称T型车为20世纪最重要的汽车产业创新毫不为过。
19世纪末20世纪初，内燃机已经被发明与使用，并成功运用在汽车上。圆转炉提高了铸铁的效率，之后，更加先进的平炉炼钢工艺迅速成为美国钢铁生产的主要方法。把铁矿石炼成钢铁的鼓风炉越造越大，1860年每周只能生产100吨，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日产量已达到1000吨。1900年随着美国南部石油油田不断发现，石油产量取得很大的提升，从而其价格大幅度降低，大部分工业和家庭开始选择石油作为其动力和取暖原料，使用石油成为众多交通工具的动力选择。20世纪初，美国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1900年，美国的人均收入比英国多100美元，是法国的近2倍，是日本的近10倍。国民收入远高于其他国家，实现了国家富裕，大众富裕。购买汽车成为美国民众潜在的主要消费方式。
1895年，杜里埃兄弟建立了美国第一家制造汽油引擎的汽车工厂。然而，直到20世纪初，汽车仍然停留在奢侈品的层面，只有富人买得起。
亨利·福特（Henry Ford）发誓要“制造一辆为大众服务的汽车”。在威尔斯（Childe Harold Wills）的协助下，1908年3月，福特终于成功地推出了设计简洁、价格低廉、耗油量小的T型车。T型车是一种简化了的厢式小轿车，全部黑色。T型车的推出，迅速打开了市场，在其持续的20年里，外观没有太大变化。1913年，T型车的销量达到168 220辆，供不应求。新的生产方式势在必行。
从1913年年初开始，福特汽车公司摒弃了旧式的静态组装法，首创一种动态的生产组织方式：在工厂上部完成各个零件的加工制造之后，通过传送机、管道等方式，运送到下部的各个楼层的生产车间。这些零部件及所有的必需品，全部提前堆放在沿线选定的位置上。将汽车车身和底盘一排60个依次摆开，分别安放在“木马”上，“木马”被放在传送轨道或传送带上，由卷扬机钢索缓缓牵动。受过训练的组装工，每个人只需完成一项简单的任务，随工件移动，时而行走，时而“乘坐”，按程序进行整车的装配。而汽车零部件则按领班和管理人员控制的速度送给工人。这就是如今尽人皆知的“流水线”。在当时，这可是独树一帜。
福特聘请了当时最著名的建筑设计师艾伯特·卡恩，专门设计并建造了高地公园（High-land Park）工厂。经过不断地试错，1913年8月，“流水线”大批量生产方式正式投入运行。装配一辆T型车整车所耗费的时间就从原来的约12.5小时缩短为5小时，1925年10月又降至惊人的10秒钟。流水线生产方式使福特公司的汽车产量从1908年的6 158辆猛增到1917年的815 931辆，10年间增长130倍。
每辆T型车的成本和售价也相应地大幅下降，售价从1910年的780美元，降至次年的690美元，到1914年已降至360美元。1923年，一辆T型车售价降到了265美元。这个价格已经够低的了，已经在很多人的购买力之内。
然而，福特还不满足。1914年，他把自己工人的薪酬提高了一倍，在福特公司实行5美元／日的工资制。这在很广的范围内带动了一次加薪风潮。与此同时，另外一个效果显现出来——想想看，只要花费3～4个月的工资，就可以买一辆全新的T型车！事实上，相当大的一部分增发的薪酬，又以购买T型车的方式，回到了福特的腰包。狡猾的福特用这一招“欲擒故纵”，为汽车的大众消费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T型车真正做到了走入寻常百姓家。
1921年，T型车产量已占到世界汽车产量的一半以上。从1908年第一辆T型车面世到1927年停产，T型车的销售数量多达1500万辆。福特流水线成为标准化产品的机械化生产的代名词。
在创新的研究中，创新者的个性往往被忽视了。然而，创新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创新者的心理活动，是个性的结果。在T型车的创新过程中，福特的个性扮演了重要角色。甚至可以说T型车的创新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福特个性的体现。福特的个性表现在节俭、朴素、实用、大众化等方面。他生于农家，长期做工，具有百分之百的当时普通人的价值观念。恰恰是这种价值观孕育出了福特颇合时宜的汽车创新理念。这就是汽车要造得“更多、更好、更便宜”。福特曾不止一次表述他的这一理念：“我将为广大的民众生产汽车。它将大得足以供家庭使用，同时又小得足以让一个人驾驶和保管。它将用最好的材料制造，由最好的工人制造，根据现代机械能提供的最简单的设计制造……但它的价格将如此低廉，让任何一个有一份好工作的人都能拥有一辆，并和他的家庭在上帝展示的巨大空间里享受美好的时光。”最终，他造出了“让农夫们不再存有戒心的车子（就在几年前，乡下人还会设置路障，不让汽车通过）”。他还建立了一个遍布各地的经销商网络，“让即使边远地区的美国人也能像买双雨靴那样容易地买到T型车”。
个性决定创新的例子，在产业界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在中国，史玉柱的巨人王朝、马云的阿里帝国都是他们个人性格的外在体现。在外国，百年老店的诞生也往往和创始人的性格息息相关。对此，我们不能不对产业革命中的典型人物的性格进行深入研究，以更加准确地揭示这一过程中创新活动的内涵。
在产业层面的创新，需要原始思维模式的突破性，这往往需要在原理、技术、方法等某个或多个方面实现重大变革。当其他厂家依然靠手工生产汽车时，福特创造性地将“流水线”的概念付诸实施，改革了工业生产方式。他用动态模式取代了静态模式，把连续生产和自动化、专业化生产集中在一起，形成流水线的装配作业。这既降低了成本，也推动了汽车产业的进步，美国进入了汽车普及时代。
流水线装配模式被称为“福特生产方式”或“福特主义”。流水线装配模式的方法对美国乃至全世界的商业规范产生了地震般的冲击，迅速席卷了工业化世界。T型车为汽车工业的技术发展选定了模式。福特让汽车从“贵族”变成了“平民”，这是制造业中的伟大变革，是从手工作坊工业向机器工业迈进过程中关键的一步。“福特制”的汽车生产模式不仅给公司自身创造出了滚滚利润，更重要的是为年幼的工业经济开辟了一条大规模生产的新路，改变了整个社会的经济结构和产业形态。美国借助于汽车产业的技术创新，开始建立现代化的工业大生产方式，并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最新的科学技术转变为关联产业广、工业技术波及范围大的综合性工业，同时又在生产过程中不断创新、发明和改进。
T型车成了真正的大众消费品。
在对经济结构和产业形态带来重大变革的影响上，福特汽车公司创造了一个巨大的永久性汽车市场，带动了全球汽车产业的发展。1999年第11期《财富》评选亨利·福特为“世纪商业巨人”，并称“他是我们所见到的最伟大的企业家。他创造了一个巨大的市场，并且知道如何满足这个市场的需求。”福特公司直接造就了千千万万的有车阶级，促进了美国中产阶层数量的不断膨胀。他创造了一个大众消费的社会，这在当时还是一个全新的观念，而在今天，已经成为美国经济的一个突出特点。
文艺复兴是发生在公元14世纪到16世纪、起源于意大利、后来遍及欧洲的一次重大的新文化运动。在这一时期，欧洲的古典学术得以复兴，文学、哲学、艺术等领域再一次达到难以企及的高峰，并创造出令人惊叹的成就。与此同时，欧洲的生活水平得到大幅提升，教育得到重大的发展，自然科学也产生巨大的进步。
西欧的中世纪是个特别黑暗的时代。天主教教会成为当时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它建立了一套严格的等级制度，把上帝当作绝对的权威。什么文学、什么艺术、什么哲学，一切都得按照基督教的经典《圣经》的教义，谁都不可违背，否则，宗教法庭就要对他制裁，甚至处以极刑。在教会的管制下，中世纪的文学艺术死气沉沉，万马齐喑，科学技术也没有什么进展。黑死病在欧洲的蔓延，加剧了人们心中的恐慌，使得人们开始怀疑宗教神学的绝对权威。
在中世纪的后期，资本主义萌芽在多种条件的促生下，于欧洲的意大利首先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为思想运动的兴起提供了可能。城市经济的繁荣，使事业成功、财富巨大的富商、作坊主和银行家等更加相信个人的价值和力量，更加充满创新进取、冒险求胜的精神，多才多艺、高雅博学之士受到人们的普遍尊重。这为文艺复兴的发生提供了深厚的物质基础和适宜的社会环境。人们开始追求文学艺术的繁荣昌盛。
14世纪末，由于信仰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帝国的入侵，东罗马的许多学者带着大批的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艺术珍品和文学、历史、哲学等书籍，纷纷逃往西欧避难。后来，一些东罗马的学者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办了一所叫“希腊学院”的学校，讲授希腊辉煌的历史文明和文化等。这种辉煌的成绩与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后人们追求的精神境界是一致的。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学艺术的成就很高，人们也可以自由地发表各种学术思想，这与黑暗的中世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于是，许多西欧的学者要求恢复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化和艺术。这种要求就像春风，慢慢吹遍整个西欧。文艺复兴运动由此在各个领域兴起。
在文学领域，各地的作家都开始使用自己的方言而非拉丁语进行文学创作，带动了大众文学，各种语言注入大量文学作品，包括小说、诗歌、散文、民谣和戏剧等。在意大利，文艺复兴前期出现了“文坛三杰”。但丁一生写下了许多学术著作和诗歌，其中最著名的是《新生》和《神曲》。彼特拉克是人文主义的鼻祖，被誉为“人文主义之父”。他第一个发出复兴古典文化的号召，提出以“人学”反对“神学”。彼特拉克主要创作了许多优美的诗篇，代表作是抒情十四行诗诗集《歌集》。薄伽丘是意大利民族文学的奠基者，短篇小说集《十日谈》是他的代表作。在法国，文艺复兴运动明显地形成两派，一是以“七星诗社”为代表的贵族派，二是以拉伯雷为代表的民主派。拉伯雷是继薄伽丘之后杰出的人文主义作家，他用20年时间创作的《巨人传》是一部现实与幻想交织的现实主义作品，在欧洲文学史和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英国，代表人物有托马斯·莫尔和莎士比亚。托马斯·莫尔是著名的人文主义思想家，也是空想社会主义的奠基人。1516年他用拉丁文写成的《乌托邦》是空想社会主义的第一部作品。莎士比亚是天才的戏剧家和诗人，他同荷马、但丁、歌德一起，被誉为欧洲划时代的四大作家。他的作品结构完整，情节生动，语言丰富精练，人物个性突出，集中地代表了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的最高成就，对欧洲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在西班牙，最杰出的代表人物是塞万提斯和维加。塞万提斯是现实主义作家、戏剧家和诗人。他创作了大量的诗歌、戏剧和小说，其中以长篇讽刺小说《堂吉诃德》最著名，它对欧洲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达·芬奇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位多项领域博学者，他同时是建筑师、解剖学者、艺术家、工程师、数学家、发明家，他无穷的好奇与创意使得他成为文艺复兴时期典型的艺术家，而且也是历史上最著名的画家之一。同时，他也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负盛名的美术家、雕塑家、地理学家、科学家、文艺理论家、大哲学家、诗人、音乐家和发明家。正因为他是一个全才，所以他也被称为“文艺复兴时期最完美的代表人物”。壁画《最后的晚餐》、祭坛画《岩间圣母》和肖像画《蒙娜丽莎》是他在绘画领域的三大杰作。此外，米开朗琪罗的《创世记》和《末日审判》也是杰出的代表。
基于对中世纪神权至上的批判和对人道主义的肯定，建筑师希望借助古典的比例来重新塑造理想中古典社会的协调秩序。所以，一般而言，文艺复兴的建筑是讲究秩序和比例的，拥有严谨的立面和平面构图以及从古典建筑中继承下来的柱式系统。作为其中的杰出代表，米开朗琪罗并不是一个专业的建筑师，而是一个伟大的雕塑家。而正因为这一点，他避免了过分纠缠于比例之中的弊端，而从一个雕塑家独特的三维视角来提炼建筑。他利用各种手法，比如破坏均衡，或者是利用狭长的走道或者柱廊，来达到一种感动人心的建筑效果，而对于是否符合严格的古典比例却不是很在意。例如，用于圣彼得大教堂的巨柱，便是他将普通柱式拔高几倍而得到的。此外，他的《哀悼基督》和《大卫》也是举世闻名的雕塑作品。
在其他的领域，复兴运动也在广泛地发生。
在天文学领域，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出版了《天体运行论》，在其中提出了与托勒密的地心说体系不同的日心说体系。意大利思想家布鲁诺在《论无限性、宇宙和诸世界》《论原因、本原和统一》等书中宣称，宇宙在空间与时间上都是无限的，太阳只是太阳系而非宇宙的中心。伽利略发明了天文望远镜，出版了《星界信使》《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德国天文学家开普勒通过对其老师、丹麦天文学家第谷的观测数据的研究，在《新天文学》和《世界的和谐》中提出了行星运动的三大定律，判定行星绕太阳运转是沿着椭圆形轨道进行的，而且这样的运动是不等速的。
代数学在文艺复兴时期也取得了重要发展。意大利人卡尔达诺在他的著作《大术》中发表了三次方程的求根公式，但这一公式的发现实应归功于另一学者塔尔塔利亚。四次方程的解法由卡尔达诺的学生费拉里发现，在《大术》中也有记载。三角学在文艺复兴时期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
在物理学方面，伽利略通过多次实验，发现了落体、抛物体和振摆三大定律，使人对宇宙有了新的认识。他的学生托里切利经过实验证明了空气压力，发明了水银柱气压计。法国科学家帕斯卡发现了液体和气体中压力的传播定律。英国科学家波义耳发现了气体压力定律。
此外，在生理学、医学、地理学、印刷术等领域，欧洲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文艺复兴所取得的成就是建立在对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继承和发扬的基础上的。正如牛顿所说：“如果说我看得更远一点的话，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肩膀上的缘故。”任何创新，都需要继承前人的成果——这包括科学发现、技术进步、产业变革、制度革新，当然，也包括文化艺术领域的进步。
人类已经有超过五千年的文明史，不论是东方的四大文明古国，还是西方的古希腊、古罗马、迦太基文明，以及美洲大陆的印加、玛雅、阿兹特克文明，都创造并积累了灿烂、丰富的文化。文艺复兴名义上倡导的是恢复古希腊、古罗马的荣光，可实际情况是，当时的资产阶级还没有自己的一套文化体系与教会抗衡，而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中的一些崇尚自由、理性的思想也被新兴资产阶级所认可，所以他们以复兴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为旗号，实际上宣扬资产阶级的文化主张，指出应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神为中心，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倡导个性解放，反对愚昧迷信的神学思想。这就是以继承为基础的文化创新。其中，在绘画、雕塑、建筑、文学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都产生了大量的延续性创新，甚至突破性创新。而在医学、生理学、地理学等自然科学领域，颠覆式创新更是层出不穷。
作为一次以复兴传统的名义进行创新的运动，文艺复兴并不是第一次，肯定也不是最后一次。然而，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不能直截了当、旗帜鲜明地打出“文艺创新”甚至“文艺革命”的旗号？在人类的发展史上，我们总是能看到阻挡进步的力量——反对先进，反对民主，反对自由，甚至反对文明本身。很多时候，要想和这些力量硬碰硬、掰手腕是不明智的。最好的办法就是走迂回路线，以“回归传统”的名义，开展实质上的创新。这种办法本身也算是一种创新。
文化活动和其他领域的活动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文化活动更多地依赖于从业者的个体脑力活动，跟创意紧密地结合起来。相比而言，科学、技术、产业、制度领域的创新活动更多地依赖物质资源的投入，例如仪器仪表、机械设备、工具方法、大规模流水线，等等。因此，文化领域的创新也就更依赖人的个体的创新思维，包括创造性思维、批判性思维、整合性思维。
在达·芬奇创造《蒙娜丽莎的微笑》的时候，那一抹神秘的笑容究竟从何而来？最初的灵感究竟是如何生成的？在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绘画作品能给大众展示这么摄人心魄的微笑。这一创新的来源是什么？其过程又是怎样的？这种创新的基础——作者的神经活动——究竟是怎么样的？这一切问题，最终都指向创新者的个体思维。
牛顿提出万有引力定律，据说是由于坐在苹果树下，被一个熟透了的苹果掉下来砸到脑袋的缘故。这一说法究竟是否属实姑且不论，这个故事的内涵的确是引人深思的。创新者的灵感的来源，永远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在人类历史上，有过若干次的思想大碰撞、文化大发展的时代。在西方，古希腊时代见证了哲学思想的大跃进，文艺复兴时代见证了人文艺术以及自然科学的大发展；在东方，春秋战国时期也出现了诸子百家彼此诘难、相互争鸣的盛况空前的局面。越是在这样的多样化思想盛行、争论遍地开花的时期，思想的碰撞才越发地直击要害，才越有可能迸发出突破式创新的绚烂火花，包括亚里士多德的原始的唯物主义思想、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的微笑，以及孔子的仁义礼智信。
一场伟大的思想文化运动在思想领域里的重大意义，莫过于构建一种新的文化并促进当时社会的发展。文艺复兴是人类历史上文化领域从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创新。文艺复兴首次充分地展现了自我，其所提倡的“人”的因素构成了欧洲近代思想的基础。文艺复兴的仁人志士以各种文学艺术和科学研究的形式，赞美人生和世俗生活，主张放弃追求虚幻的天堂，蔑视来世主义和禁欲主义，以人道反对神道，以人性反对神性，进而推翻了中世纪神权与封建制度的权威，开始解除中世纪宗教或者上帝对个人绝对自由的约束，建设一种以个人主义为基准的追求理性、平等、自由的新文化，为现代意义的“人”的诞生提供了前提。
在社会面临生存困境的大转折时期，能否正确地认识“人”直接关系到社会发展的方向。文艺复兴从人的角度出发来阐释政治信仰，为新兴的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理论学说；提倡探索人和自然界的奥秘，追求科学真理，也为近代自然科学的大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否定封建贵族特权，鄙视门第，讥讽和抨击教会僧侣的愚昧无知，实现了思想文化领域的伟大变革，为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作了思想文化上的准备。欧洲主要国家的社会制度由封建主义转入资本主义时代，文艺复兴的启蒙精神在此前作出了不可估量的重大贡献。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摒弃了传统文化中那种克制己欲、希冀来世、崇信教会的生活观，树立起新的社会生活观念。他们蔑视教会，怀疑宗教说教，否认门资，重视教育，强调个性发展，肯定财富和职业成就，极力追求尘世的幸福。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都经历了急剧的变革，这使得整个社会的风气、风尚、生活方式、个人行为举止有了很大的改变。一方面，城市生活呈现出一种充满活力的新风貌。城市居民对现世美好生活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富裕的城市工商业者在城市政治生活与文化生活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他们为了现世的利益和享乐而勤奋劳动着，而不是像中世纪那样为了灵魂的得救和来世的幸福才劳动。另一方面，文艺复兴时期的家庭生活发生了变化。教育从被压制转化成由权威来进行，婚姻观念被男子的个人成功奋斗和晚婚观念所取代。这一切都是在启蒙精神引领下表现出的社会生活的诸多崭新特性。人类的社会生活也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纪元。
1688年，英格兰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迎立信奉新教的詹姆士二世长女玛丽和女婿威廉（William Ⅲ）（奥伦治亲王）为英国的女王和国王。1689年，英国议会通过具有重大影响的《权利法案》，实现了资产阶级和新贵族长期追求限制王权、议会至上的目标，使政权的重心在保留君主的表象下转向议会。这标志着英国确立了君主立宪的政体，实现了传统政体向现代政体的转变。这在当时深刻地影响了英国乃至世界的政治制度现代化发展趋势，是体制上的一大创新。
英格兰的君主立宪制的建立有着非常深厚的政治、社会和经济背景。
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整个西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频繁地遭到外族的入侵，“这个时候，人们会热烈希望出现一个平息天下的君主。”
恩格斯曾说：“在这种普遍混乱的状态中，王权是进步的因素。”
英国王权就是在这种普遍混乱的状态中建立起来的。自诺曼征服以来，英王就一直保持对全体居民的直接权力和对地方的有效控制。特别是经历了中世纪的政府机构改革，王权得到极大的加强，国王在议会中占据主要地位。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新贵族参政意识的增强，下院的独立意识逐渐加强，王权尽量限制议会，而议会则力图挣脱一切限制，议会与王权的斗争开始展开。
伊丽莎白统治晚期，王权已有衰落趋势。詹姆士一世（James I）即位后，不能容忍资产阶级的日益壮大和独立性的增强。但是詹姆斯一世却长期被财政问题所困扰，只能召开议会，要求批准增加新税。议员们无视国王的征税要求，着重讨论议会特权问题，批评国王的内外政策，导致詹姆斯一世两度解散议会。查理一世（Charles I）即位后，专制统治有增无减，屡次解散议会。议会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于1628年向国王提出《权利请愿书》。为了换取议会拨款，查理一世被迫签署该法令。可是，1629年他又下令解散议会。1640年4月，为筹集军费对付苏格兰人民起义，查理一世再次召开了长期关闭的议会。但议会没有满足国王的要求，反而大肆抨击政府暴政，国王无奈在5月立即解散议会（史称“短期议会”）。随着苏格兰军队的再次进攻，英格兰军队的节节败退，查理一世进退维谷，在1640年11月重新召集议会（史称“长期议会”）。这一次，议会显示了空前的革命性，决议处死查理一世的两个宠臣，向国王公开挑战，王权受到严重的削弱。查理一世不甘心失去权力，率领卫队闯入下院，首先用武力对付议会。国王与议会的斗争开始诉诸武力。
随着议会与王权矛盾尖锐化，内战终于爆发。议会形成了三大派别：代表大资产阶级和大贵族利益的长老派，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利益的独立派，以及代表城乡小资产阶级利益的平等派。内战初期，长老派控制了议会军的领导权，他们态度暧昧，希望能在国王做出让步的情况下与其言和，致使战场上议会军处处被动。议会军广大官兵对长老派妥协的态度极为愤慨，较为激进的独立派和平等派与长老派展开了一系列斗争。1645年，议会通过《自抑法》改组军队，组建“新模范军”，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拥有实际上的指挥权。通过纳斯比荒原战役打败了王党主力，取得了第一次内战的胜利。
第二次内战期间，长老派仍坚持同查理一世谈判，要他在接受条件后复位，士兵和下层人士对此强烈不满。通过“普莱德清洗”，克伦威尔控制了议会。在平等派的推动下，1649年，克伦威尔采取了断然措施，把国王作为“暴君、叛徒、杀人犯和我国善良人民的敌人”送上断头台。之后，又宣布废除上院，实行一院制，以法律的形式宣告英吉利共和国的成立，旧的上层建筑被推翻，新的资产阶级上层建筑得以建立。
共和国建立后，克伦威尔自封为护国公，实行军事独裁，居于统治地位的独立派开始扼杀革命的发展。克伦威尔死后，英国各种势力处于对抗状态。各阶级阶层和利益集团围绕着王权的归属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资产阶级和新贵族渴望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权，遏制人民的斗争和保护他们既得的利益。在这种情形下，1660年，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与国王达成了妥协——斯图亚特王朝复辟。重新上台的詹姆士二世非常反动，他不仅要恢复旧制度，并要恢复早为亨利八世抛弃了的天主教。
新贵族与资产阶级为了既除掉詹姆士二世，又避免一场新的群众斗争，便与部分封建土地所有者妥协，发动了1688年政变（即“光荣革命”），迎立詹姆士二世的女儿玛利及其丈夫、荷兰的执政奥伦治亲王威廉，实行双王统治，即玛利二世和威廉三世。随后，1689年议会通过《权利法案》，规定了议会的权力和国王的权限，如未经议会同意，国王不得任意下令废止法律，不得任意征税，不得任意招募军队、维持常备军等。可见，它对国王服从宪法、依法而治以及由资产阶级掌握立法权方面，规定是明确、完备而且系统的，毫无妥协的余地。在立宪制度下，君权被大大削弱。这样，终于确立了国会至上的原则，国王手中仅剩下了行政权，而且这种权力越来越多地交给日益完备的内阁。
这样，1688年的政变就在英国确立了有限制的君主制，威廉三世和玛利二世就成了英国历史上最早的立宪君主。王权逐渐受到议会的制约，议会高于王权的原则也逐渐得到了确立。
英国革命最终以君主立宪制的确立而告终，是由当时的经济基础决定的，是合理选择的结果。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深入英国农村，商品经济有了很大发展。但是，不能过分夸大当时英国工业的发展水平。一般来说，在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发展阶段和工业革命初期阶段，在经济上，资产阶级主要是剥削绝对剩余价值。那时还没有先进的技术及科学的管理制度。工人与资产阶级矛盾加剧，再加上资产阶级本身力量有限，因此，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倾向于立宪。也就是说，英国实行君主立宪制，是由当时的经济基础决定的。如果超越了这种经济基础，其选择结果是不会长久的。所以，英国政体几经反复，经历了共和政体、军事专制、王权复辟，最后确立了君主立宪制，其中共和制只存在了近十年便面临危机，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这种共和制缺乏足够的社会经济基础。旧式君主制和共和制失败之后，英国的政体沿着“否定之否定”的逻辑走向了君主立宪。
君主制的保留是由英国当时的客观实际决定的。君主立宪制符合17世纪英国的国情，代表了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具有最好的经济基础。
君主立宪制在英国的确立，受民族心理二重性冲突的影响很大。英国的封建制度是“一切从头做起的”，是从盎格鲁-撒克逊的氏族公社制度直接过渡来的。早期国王都几乎仅是军事酋长，只是随着封建制度的确立，“部族的私人的王权才渐渐地发展成领域的系统的王权”。与法国不同，英国的法律基础不是古代的罗马法，而是日耳曼人的习惯法。习惯法是民众的惯例，要在法庭中宣布，并代代传下去。因此英国法律具有广泛的民众性。尽管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诸王国也曾编定法典，但它不是由国王单独制定的，而是与贵族议会共同讨论制定的，或只是收集前人各种法律经讨论加以整理，然后颁布施行。这是英国“王在法下”或法律高于一切的根源和发端。威廉一世不得不入乡随俗，在1066年加冕礼中宣誓尊重英国的古老法律。后来的亨利二世注重法治，使英国人尊重法律，使法治观念深入人心。约翰王也被迫签署了“大宪章”，体现了英国习惯法的法治传统，君主与臣民都要受习惯法的约束。
与后来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美国的独立战争不同，英国国会从早期从属于王权，到后来限制、监督王权以致最后《权利法案》中议会高于王权的原则，经历了几百年的演变过程。英国国民尤其是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利益，尽管长期受到封建统治的侵害，但由于与王权长期的联盟关系，形成了很深的王权政治观念，仍然强烈的“依恋着君主制和旧的宪政传统”。这种历史传统使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几乎人人都有“君主至上”的思想，同时又根深蒂固地树立起君主要受法律约束与议会限制的观念。这正是17世纪革命中，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种种宪政尝试失败后选择君主立宪制结局的历史渊源。这种符合实际情况的选择，与当时人民的承受力相称，从此“在英国才开始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巨大发展和改造”。用法国革命彻底的民主共和结局、美国独立战争的联邦共和结局来强求英国革命，是不切实际的。与其他领域的创新相比，必须更加紧密的符合社会、文化、传统等实际情况，这是体制／制度创新的一大特点。
事实上，革命开始时，资产阶级的各个阶层和派别，基本上都是君主立宪派，几乎没有人从一开始就提出共和制，只不过随着斗争的激化，到了不废除王权就不能保卫自己取得的革命成果时，共和国的口号才真正被提上日程，并得到一部分人的支持。而当这个“没有国王和上院”的一院制共和国在“还没有形成一个能起领导作用的有效政府的轮廓”时就过早诞生的时候，它与社会和时代的不相适应性很快表现出来，共和政体难以维系。从当时的社会反应来看，真正仇视君主立宪制的只有冥顽不化的封建派，而主张立宪的人却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
英国民族的心理是实行君主立宪制不容忽视的因素。到革命后期，一方面，人人心中逐步形成一种想法，那就是：议会执掌无所不包的权力，这是合乎法律的，而且是所必需的；另一方面，一个贤明善良的君主仍被认为是人民的幸福。英国曾流行这样的名言：“当国王在白金汉宫时，全国人民睡得更安静更和平。”英国资产阶级也是如此，在一般情况下，他们是十分尊敬国王的。“没有国王就没有议会”的传统思想颇为顽强。只有当其侵犯他们的财产时，他们才会奋起反对。这种尊崇王室的心理在欧洲各国也是普遍的。
国王依法统治国家，以民族利益的代表行使权力，而人民在尊重法治的传统下服从国王统治；当社会经济发展，人们从中得到实惠时，人民很容易将此视为皇室的恩泽，使得忠君思想具有更加浓厚的精神基础。君主制的保留是由英国传统决定的。君主立宪制考虑了当时英国人民的心理承受力。因而可以说，君主立宪制是英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做出的最佳选择。
英国王室在实现民族意志、维护国家统一、发展社会经济等方面做出过杰出贡献。在君主立宪制确立之后，英国社会长期动荡不安的局势就稳定下来。此后，英国再也没有发生过革命。政局稳定成为近代英国的一个重要特征。英国的国家实力迅速增强。随着政治制度的完善，在不久以后的18世纪中叶，英国就率先发生了工业革命。科学技术的革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英国的优势地位在18世纪归于优越的政治制度”。君主立宪制使英国在世界工业化的过程中独领风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英国从此以后凭借强大的舰队和雄厚的经济实力疯狂对外扩张，投入的战争包括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侵华等。到20世纪初，英国的势力范围已扩展到占全球陆地面积的1/4和世界人口的1/4，成为不可一世的“日不落帝国”。
英王作为国家元首，终身任职，王位由皇家内部自主延续。国王不属于政党，不偏向任何党派。君主虽高居权力之巅，但只是一个偶像，英王极少卷入政治党派争权夺利的斗争。英王是“政治体制中扎根很深的遏制机器的组成部分”，“能在出现冲突和危机的情况下发挥巨大的影响”。按照英国政治学家的权威性表述，女王有被咨询权、鼓励权和警告权。当政治斗争发展到引起政府危机时，英王能够充当仲裁人，起到恢复民主程序、稳定政局的作用。而在对外扩张的时候，英王又扮演着偶像的角色，成为英国海外军队这部庞大机器投入战争的巨大推动力和精神支柱，“为女王陛下而战”成为英国军人至高无上的荣誉。
17世纪率先发生于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是人类社会上一次重要变革。其建立的君主立宪制，是人类历史上政治体制的一次重要创新。自此，法国、美国等西方国家资产阶级革命相继展开，建立了各种形式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在亚洲，日本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效仿英国建立了一个二元制的君主立宪国家，使其迅速成长为资本主义强国。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对西方国家的社会变革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对于清末中国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英国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促使忧国忧民的中国士大夫开始重新审视清政府，对中国社会变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清末出现了两次立宪高潮，即“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