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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布尔战争

1.约翰内斯堡暴动

读者从前几章了解到布尔战争爆发之前南非印度侨民的处境,也看到了侨民为改善自身处境所采取的措施。

1899年,詹姆森医生 与金矿矿主秘密策划,发起了约翰内斯堡暴动。詹姆森医生与其同伙原以为占领约翰内斯堡后,才会被布尔政府发现;但他们打错了如意算盘。密谋者也想过,计划即便暴露,从未受训的布尔农民也完全不敌训练有素的罗德西亚 神枪手;这一点他们也算错了。他们还以为,到了约翰内斯堡,当地大多数民众会夹道欢迎;结果这完全是医生的自以为是。克鲁格总统早已掌握了全部情况。在深思熟虑后,他秘密做出巧妙部署,双管齐下,拦截詹姆森一行,并将詹姆森在城内的同伙一网打尽。(P.108)就这样,在离着约翰内斯堡还十万八千里的地方,詹姆森医生的远征军就遭到布尔人迎头痛击,被打得落花流水。约翰内斯堡城内的暴动也被有效制止。克鲁格总统的雷霆之举彻底镇住了约翰内斯堡的百万富翁,谁也不敢冒头。总统出色的谋略让布尔人不费吹灰之力就打垮了远征队。

詹姆森医生与其共谋者金矿矿主被捕,即刻开庭审判。个别密谋者被判绞刑。被定罪的大多数是英国富翁;他们光天化日谋反暴动,弄得帝国政府是爱莫能助。克鲁格总统显赫一时。时任帝国殖民地大臣张伯伦卑躬屈膝,发来一封电报,替那些被判死刑的权贵求情,恳请总统慈悲为怀,高抬贵手。克鲁格总统真是运筹帷幄的高手。他丝毫无惧自己个人权威受到南非境内任何势力的挑战。詹姆森医生及其同伙自以为他们的密谋天衣无缝,但在克鲁格总统看来,那不过是场痴人闹剧。于是他答应了张伯伦低声下气的请求,(P.109)不仅没有处决任何人,还赦免了所有被判刑的人,还他们自由。

但这个局面不会长久。克鲁格总统清楚,詹姆森暴动只是冰山一角。约翰内斯堡的富翁们肯定会不择手段,以雪前耻。再则,对此次暴动组织者想要促成的变革,政府还无任何作为。因此那些富翁不会善罢甘休。此外,大英帝国驻南非高级专员米尔纳勋爵 完全赞同这些人的要求。而张伯伦在感谢克鲁格总统对暴动者宽宏大量之际,也请总统关注改革的必要性。所有人都认为,战争不可避免。老谋深算的英国侨民提出这些要求,最终目的就是要瓦解布尔人对德兰士瓦的统治。英国人和布尔人都清楚,双方终有一战,双方都在积极备战。值得一提的是双方在这之后火药味十足的相互呛声。当克鲁格总统下令军队配备枪支弹药,英方政府代表警告说,(P.110)他这么做,英军将不得不出于自卫而进驻南非。等英军抵达南非,克鲁格总统又出言奚落,推动备战。就这样,双方一边相互抗议,一边强军备战。

备战完成后,克鲁格总统意识到,推迟开战只会给敌人可乘之机。英国人军力充沛,财力雄厚,他们耗得起。他们可以一面有条不紊地备战,一面要求克鲁格总统处理英国侨民提出的诉求;总统若不解决问题,他们就可以公告天下说自己别无选择,只得一战。对方备战如此万全,一旦开战,必将势若雷霆,布尔人招架不住,就只能屈膝接受英国人的要求。布尔男人无论年方弱冠或年逾花甲,个个骁勇善战;若有必要,布尔女人也能征战沙场。布尔人如信奉宗教信条一样珍视民族独立。如此英勇的民族绝不受此奇耻大辱,即便对手是日不落大英帝国。

克鲁格总统一早就与奥兰治自由邦达成协议,一致对外。(P.111)克鲁格总统全然无意接受英国的要求,无意让英国侨民称心如意。故而,两个布尔共和国都认为,既然必有一战,再拖延时日,只会让英国人更好伺机备战。因此,克鲁格总统向米尔纳勋爵发出最后通牒,并在德兰士瓦和自由邦前线调兵遣将。结果可想而知:日不落大英帝国岂能任人宰割?最后通牒设定的日子到期了,布尔人以闪电速度推进,包围了雷迪史密斯(Ladys-mith)、金伯利(Kimberley)、玛弗金(Mafeking)。1899年,布尔大战终于爆发了。读者们应该记得,印度侨民受到布尔人的恶劣对待,也是英国人发动战争的理由之一。

现在一个重大的问题摆到了南非印度侨民面前——我们该如何应对呢?布尔男人全员参战:律师停业,农民休耕,商人休市,侍者离岗。南非的英国侨民虽无此踊跃程度,(P.112)但在开普殖民地、纳塔尔和罗得西亚,很多英国平民报名参加了志愿军。不少著名的英国商人和律师也从善如流。结果,出庭辩护的时候,我发现律师寥寥无几。多数资深的律师也都忙于助战,责难印度侨民。其中一项指责说印度人去南非只是为了敛财,他们只是帝国的负担。还说南非的印度人就像木材里的蛀虫一样,依附帝国只求自肥。如果英国被外敌入侵,英国人家园遭人掳掠,印度人只会袖手旁观。反之,英国人不仅会奋起自卫,还会保护印度人。对此责难,我们这些印度侨民都做了仔细思量。我们都觉得,这种责难毫无根据,而现在正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予以反驳。另一方面,有的侨民也力劝大家三思而后行。他们的顾虑如下:

“布尔人压迫我们,英国人也压迫我们。我们在德兰士瓦遭罪,在纳塔尔和开普殖民地境况依然。英国人和布尔人都是一丘之貉,就算有点儿不同,也只是谁比谁更坏的问题。再怎么说,我们都和奴隶差不多;小小的布尔民族尚且为了自己的生存抗争,(P.113)我们岂能沦为英国人的帮凶去毁灭布尔人呢?说到底,从现实的角度看,谁也不敢断言布尔人必败无疑。如果他们打了胜仗,肯定不会轻饶我们。”

我们中持有这种看法的人不在少数,这可以理解;我也认真权衡,但觉得于理不通。我向自己、向侨团提出的反驳理由如下:

“我们之所以能在南非生活,是因为我们是大英帝国的子民。在向英国政府提交的请愿书中,我们始终据此维护自身的权利。我们向来以身为英国公民自豪;或者说,我们一直给外人这个印象。英国统治者也宣称,因为是帝国子民,他们才要捍卫我们的权利。我们拥有的权利不管多么微薄,那也是因为我们是大英帝国子民才能拥有。现在英国人和我们都面临着灭顶之灾,若我们只因此地英人对自己的迫害而袖手旁观,实在有损印度人的尊严。如此蓄意无动于衷只会让我们的处境更糟。现在机会从天而降,让我们可以证明英国人的指控纯属造谣;如果错失良机,我们就会自食其果。届时英国人给我们的待遇会更差,(P.114)对我们更加会恶言相向。到那时,所有的过错都会算到我们头上。若说英国人对我们的责难毫无依据,纯属空穴来风,也是自欺欺人。在大英帝国,我们确实是奴隶。我们向来只是努力改善环境,始终未曾想过要脱离帝国。无论是国内的领袖还是我们自己,一直都是这么做的。若我们希望作为大英帝国的一员赢得自由,获得福祉,现在就是天赐的良机。我们应当竭尽全力协助英国作战。尽管我们不得不承认,正义在布尔人一方。但国家的臣民不能总按个人意识行事。虽然政府未必始终正确,然而,就报效国家而言,臣民有义务做出自我调整,支持国家的行为。”

“再者说,如果从道义的角度,部分臣民认为政府的某种做法不道德,在对政府出手相助或阻挠之前,他们必须竭尽全力,甚至舍弃自我,去劝诫政府切勿如此行事。可我们压根儿都没有这么做。况且,眼下我们面临的也不是一场道德危机。(P.115)对这场战争,也没有谁从周全的道义角度提出我们应置身事外。因此,身为大英帝国的臣民,我们的职责不是去讨论这场战争的是非曲直,而是要在战争爆发之际,鼎力相助。最后,有人认为,布尔人极有可能打胜仗,战后就会对我们大肆报复,如此一来我们的处境会进一步恶化。这种说法对有骑士风范的布尔人有失公允,对我们自己也说不过去。继续为这种可能性耗费脑力,只能说明我们优柔寡断,不够忠心。难道英国人会因为有可能战败,因自己前途堪忧而有丝毫的犹豫吗?即将奔赴沙场的男儿切不可有此言论,否则将勇气丧失殆尽。”

这就是我在1899年提出的看法,时至今日,我也看不出有任何需要修正的地方。我的意思是:如果今日的我仍和当年一样信任大英帝国,和当年一样期盼印度能在帝国庇护下获得自由,那么我还是会这样说,一个字也不会改。在南非我会这么说,遇到类似的情况我也会这么说,即便在印度我还是会这么说。虽然先是在南非,后来在英国,我听到了很多批驳的说法,(P.116)但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要修订自己的观点。我知道自己现在的观点和本书的主题无甚关联,之所以谈到这件事,有两个原因。其一,我无权要求读者耐心细致地阅读本书,有的读者走马观花,可能会觉得上面我提出的观点与我今日的做法对不上号。其次,上述观点的内在原则就是非暴力抵抗,即坚持真理。实践信仰的第一步就是以本来面貌示人,且从心行事。有了这个基础,才能逐步建构有信仰的人生。

2.印度医护队

现在,让我们言归正传。

我的说法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读者们切莫以为,提出此观点的仅我一人。在我之前很多印度人就主张我们应在此次战争尽忠职守。不过,现实的问题来了:战争的风声鹤唳之中,谁会聆听印度人细弱的呼声呢?我们提出协助英国人,将承担怎样的千斤重负呢?我们谁都没有扛枪打仗的经历,而战场上就算是非作战人员的工作也需要培训。我们连正步走都不会,(P.117)而肩背行军包长途跋涉绝非易事。除此之外,白人会把我们看作“苦力”,会羞辱我们,鄙视我们。我们该如何忍气吞声呢?如果我们志愿参军,又怎样才能让政府接受我们的请求呢?最后,我们得出结论,必须竭尽全力让政府接受我们的请求;在实践中学会做事,只要有心,神必定赐予我们从军的能力;我们也不用担心自己能否做好分配到的工作,只要努力训练自己就好;一旦决定参军,就坚持到底,不分工作贵贱,不管受何屈辱。

让政府接受我们志愿参军申请的过程,也是困难重重。过程曲折有趣,但此处就不详述了。简而言之,我们中的带头者接受了伤病员护卫培训,获得了体检合格证书,然后给帝国政府正式发函,提出申请。此信及信中我们欲报效帝国的热诚,乐于服从安排的态度给政府留下了甚佳印象。政府回信致谢,但还是婉拒了我们的申请。在此期间,布尔人不断推进,气势如虹,(P.118)英国人担心他们会打到德班。到处伤者成群,尸首成山。我们反复提出申请,最终政府批准成立印度医护队(Indian Ambulance Corps)。我们之前表示过,让我们去医院扫地倒垃圾都可以,而现在居然让我们组建医护队,大家自是高兴。刚开始,我们仅申请让自由的或契约期满的印度侨民参加,但我们也建议允许在役印度契约劳工参与。当时由于人手紧缺,政府就和雇主协商,让劳工也加入志愿军。就这样,一支庞大出色的印度医护队从德班开赴前线,人数将近一千一百人。动身之际,艾斯孔贝先生向我们表示祝贺,并为我们祈祷,读者们想必已经相当熟悉这位先生的大名了,他当时是纳塔尔欧洲人志愿者领袖。

英国各家报社都刊登了大幅报道。谁也没想到印度人会参战。一份英国人在某主流报纸发表诗歌,称颂印度人,诗中的叠句写道:“毕竟,我们同是帝国之子。”(P.119)

医护队有三至四百名前印度契约劳工,都是自由印度人努力招来的。自由印度人中有三十七名被视为领头人——递给政府的请愿书上签的是他们的大名,把大家召集起来的也是他们。这些人中有律师、会计师,有泥水匠、木匠,也有普通工人。从印度教徒到穆斯林,从马德拉斯人到内地人,不同阶层,不同宗教都有人参加。虽然商人多半未参加医护队,但他们赞助了不少钱财。部队的配给无法充分满足医护队的需求,而充足的必需品可以略为缓解军营生活的艰苦。印度商人为医护队提供了这些物品,还给医护队照料的伤员发放香烟糖果一类的小东西。只要我们在市镇附近安营扎寨,当地的商人就会尽力照顾我们。

加入医护队的契约工人仍受各自厂家派出的英国监工管理。但他们和大家干一样的活,也和大家住在一块儿,对此他们深感喜悦。(P.120)自然而然地,我们接手了整个医护队的管理工作。我们全体被称为“印度医护队”,印度侨团也因此获得赞誉。事实上,让契约工人加入医护队的是种植园主,功劳算不到印度人头上。但可以肯定的是,自由印度人,或者说整个印度侨团,由始至终对医护队管理出色,功不可没,布勒将军(General Buller)在战报中对此也予以肯定。

训练我们急救护理的布斯医生(Doctor Booth)也加入了医护队,担任医疗主管。他是位虔诚的牧师,虽然他主要在印度基督徒中事工,但对信仰其他宗教的印度人也一视同仁。前面提到的三十七位领头人都受过他的培训。

除了我们还有一支欧洲人组建的流动医护队,我们一起共同并肩工作。

请愿的时候,我们未向政府提出任何要求,但在接受请愿的回信中,政府批准我们不用上火线。这意味着军队常驻医护队要把伤员运到运离火线的后方。(P.121)怀特将军(General White)在雷迪斯密斯一役,伤亡惨重,野战医院根本应付不来。布勒将军组建临时医护队,就是为解此燃眉之急。在两军交战区域,战场和后方医院间根本没修路,根本用不了平常的交通工具运送伤员,只能靠担架抬。而战地医院通常建在火车站附近,和战场隔着七到十二英里。

我们马上投入工作,但其艰辛程度真是始料未及。日常惯例工作的一部分是抬着伤员走七到八英里。但有时遇上伤势严重的士兵和军官,就得抬着走二十五英里。早上八点出发,途中还要喂药,五点就得按要求赶到战地医院。真是很辛苦的工作。有一次,我们要在一天之内抬着伤员赶完二十五英里。战争刚打响时,英军节节战败,伤员人数众多。(P.122)军官们不得已打消了不让我们上火线的念头。但必须说明的是,有此类紧急情况出现的时候,军官会告诉我们:按合同规定,我们可以不上前线;如果我们没有准备好承担风险,布勒将军也不会勉强;但如果我们自愿冒险,他们将不胜感激。我们原本就不想置身事外,早就想着要迎难而上,所以很高兴现在能有这样的机会。不过,我们无一受伤,无一人挨枪子儿。

医护队有很多开心的经历,这里就不细说了。不过有一点得说清楚:我们和欧洲人组建的临时流动医护队以及欧洲士兵有很多接触,但是,没人觉得自己被欧洲人瞧不起,更没人受到粗鲁对待,包括我们中可能会被人视为缺乏教养的契约劳工在内。临时流动医护队由南非的欧洲侨民组成,战前他们都参加过抵制印度侨民的运动。但当他们知道印度侨民不计前嫌,对有需要的己方伸出援手,他们心软了。前面说过,布勒将军在战报中提名表扬我们的工作。(P.123)政府还向我们领头的三十七人颁发了军功章。

经过大约两个月的作战,布勒将军终于为雷迪斯密斯城解围。我们和欧洲人的医护队都被解散了。此后战争仍持续了很久。我们时刻准备着重新入伍,我们接到的解散命令上也说,如果大规模军事行动有需要,政府自会再次征用我们。

相较而言,南非印度侨民对此次战争的贡献并不显著。我们几乎没有人员伤亡。但诚心诚意愿对他人施与援手,必给对方留下一个好印象;如果对方压根儿没想到你会援手,他会愈发感激涕零。整个战争期间,欧洲人一直都很感激印度侨民。

在结束本章之前,有件事必须记录在案。雷迪史密斯城被布尔人包围时,城内除了英国人,零零星星还有一些印度移民。除了几个商人,其他的印度人都是契约劳工,不是铁路工人就是英国绅士的仆人,其中有名劳工叫作帕布辛格(Parbhusingh)。城内指挥官给全体居民分配任务。最危险、最重责大任的活儿派给了帕布辛格,(P.124)因为他是“苦力”。布尔人在城外不远处的一座小山上架起了大炮,炮火摧毁了很多房屋,有时甚至炸死人。从炮弹打出炮膛到击中远程目标,中间有一到两分钟的间隔。城里被包围的人们如果能收到预警,哪怕只提前一点点时间,他们就能在炮弹落下之前隐蔽起来,躲过一劫。帕布辛格的任务就是坐在一棵树上放哨,在连连炮火中,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对面的山头,一看到开炮的火光就敲钟示警。听到钟声,市内居民马上找掩护,躲开即将袭来的炮弹。

雷迪斯密斯城的指挥官盛赞帕布辛格做出的伟大贡献,夸奖他工作积极,从未漏敲过一次警钟。不消说,帕布辛格自己一直是命悬一线。他的英勇事迹传到了纳塔尔,最后也传到了时任印度总督寇松勋爵 的耳朵里。勋爵赠给帕布辛格一件开司米长袍,还给纳塔尔政府写信,请他们举办赠礼仪式,大操大办。接到这个任务,德班市市长专门为此在市政厅组织公开会议。(P.125)这件事给我们两个教训。其一,不能轻视任何人,再卑微再不起眼的人也不能瞧不起。其二,再懦弱胆怯的一个人,到了考验的关头,也可能成就崇高的壮举。(P.126) Dp7iGRdvQLrifLROpoYZ9tAKit4kIubwf1X/h5W9tiNOVAVIbMVbc0WerhFlx1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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