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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纳塔尔国大党站稳了脚跟。我在纳塔尔待了两年半，主要开展政治工作。那时我发现，如果我还要继续留在南非，就得把家人从印度接来。我也想借此机会回国小住一段时间，让印度国内的领导人了解纳塔尔及南非其他各地印度侨民的情况。国大党同意我离职半年，并任命当时仍在世的纳塔尔著名商人亚当吉·米亚罕先生（Mr.Adamji Miyakhan）代替我担任书记。米亚罕先生业务能力很强，英语造诣本就颇深，时时使用，更为精进。此外他还在日常生活中自学古吉拉特语。因为他主要和祖鲁人做生意，故而祖鲁语水平也很高，对祖鲁人的风俗习惯也了如指掌。他为人稳重，和蔼可亲，谨言慎语。之所以说这么多细节是想说明，对身居要位之人，（P.80）个人品质——如诚实耐心、待人宽容、坚定不移、镇定自若、勇敢无畏，以及符合常理——是远比英语造诣或学识修养更为重要的条件。没有这些优秀品质，即便学识修养再出色也是做不好公益工作的。
1896年年中，我返回印度。因为当时从纳塔尔去加尔各答的汽轮船比去孟买的多，所以我搭乘的是前往加尔各答的汽轮船。契约工人都是从那里或从马德拉斯港（Madras）来到南非的。从加尔各答前往孟买的途中，我误了火车，不得不在阿拉哈巴德（Allahabad）逗留一天。我的工作就从那儿开始。我拜见了《先锋报》
编辑切斯尼先生（Mr.Chesney）。他很客气地和我交谈，但也坦白告诉我他支持的是英国殖民者。不过他向我保证，如果我有什么作品，他都会拜读，并会在《先锋报》上予以介绍。对我来说，能这样就不错了。
在印度期间，我写了一本介绍南非印度侨民状况的小册子，引起了几乎各家报社的关注。小册子连印了两版，共五千多册，销往印度各地。此次回国，我有幸拜会多位印度领袖，在孟买我见了费罗泽萨·梅赫塔勋爵
、巴德鲁丁·偍阿庇吉大法官
、马哈德夫·古德温·伦纳德大法官
及其他人；（P.81）在浦那，我见了伟大领袖提拉克
和他圈子里的其他人，还见了班达卡教授
、戈帕·克里希纳·戈克利及他身边的人。我分别在孟买、浦那和马德拉斯发表演讲，个中细节就不在此一一详述了。
不过，在此我还是禁不住要描述一下在浦那的一段神圣回忆，尽管它和本书的主题关联不大。当时浦那人民协会
由提拉克管理，而戈克利先生则和德干大会
关系密切。我先去见了伟大领袖提拉克。我告诉他我想在浦那召开一次会议，他就问我有否见过戈帕劳（Gopalrao）。我不知他说的是谁。于是他又问了一次，问我曾否见过戈克利先生，问我是否认识他。
“我还未曾见过他。不过我一直久仰他的大名，也打算去拜见他，”我答道。
“看来你不太了解国内的政治啊，”伟大领袖说道。
“我从英国学成归国，只在国内待了很短的一段时间，那时我也不关心政治问题，因为觉得自己能力不够。”我说。
伟大领袖就说：“这样的话，我必须给你提供一些信息。在浦那有两个派系，一派是浦那人民协会，另一派是德干大会。”
我说：“这个情况我多少知道一点儿。”（P.82）
伟大领袖接着说：“在这儿开个会倒不难。但我觉得你是想向各派说明你们那边的情况，争取全部人的支持。你能这么想，我很欣赏。可是如果你选一位浦那人民协会的成员来主持这次会议，那么德干大会的人就不会来。同样，如果主持会议的是德干大会的人，那么人民协会的人一个都不会出现。所以你必须找一位无党派人士来主持会议。在这件事上，我也就能帮着出出主意，也帮不上其他的忙。你听说过班达卡教授吗？就算没有，你也该见见他。大家都认为他是位中立人士。在政治上他不会选边站队，但或许你能劝说他来主持会议。你应该先和戈克利先生谈谈，问问他的意见。不过多半他也会给你同样的建议。如果班达卡教授那么有地位的人能屈尊主持，两个党派肯定会确保会议圆满召开。不管怎样，你放心，我们一定会鼎力支持这件事情的。”
之后，我去拜见了戈克利。在别的地方我写过自己是如何对他一见倾心，感兴趣的读者可以查阅旧刊的《青年印度》（Young Indian）
或《新生活》（Navajivan）
。戈克利很赞成伟大领袖提拉克给我出的主意。（P.83）于是我去拜访德高望重的班达卡教授。在认真地听我讲完纳塔尔印度侨民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教授说道：“要知道，我很少参与公众活动。再说我也上年纪了。不过你告诉我的这一切，真的让我深感不安。我很欣赏你争取各方合作的想法。你还很年轻，不了解印度的政治状况。你可以告诉两个党派我同意你的请求。只要有一方正式表明参会，我就一定会出席并主持会议。”浦那会议圆满举行。两派的领导全都出席到场，并发言表示支持我的事业。
随后我去了马德拉斯。在那儿我见到了苏布拉哈曼亚·阿亚尔爵士（Sir Subrahmanya Aiyar，时任大法官，尚未封爵）、潘·阿南达查鲁先生
、《印度教徒报》
主编G.苏布拉姆曼彦先生（Shri G.Subrahmanyam）、《马德拉斯旗帜报》主编帕拉姆西瓦蓝·皮莱先生
、巴史彦·伊彦杰尔先生（Shri Bhashyam Iy-enger）及著名律师诺通先生（Mr.Norton）等人。我们也在当地召开了一次盛大会议。离开马德拉斯后，我去了加尔各答，在那儿见到了苏兰德拉纳特·班纳吉
、王公吉优廷德拉·莫罕·泰戈尔
、当时仍在世的《英国人报》（Englishman）主编桑德斯爵士（Sir Saunders）以及其他人士。正当我在筹备一个会议，就收到纳塔尔发来的电报，催促我即刻返回。当时是1896年的11月。我推断肯定又是欧洲人在恶意筹划着什么针对印度侨民的举动。因此我撇下加尔各答尚未完成的工作，（P.84）赶到孟买，和我的家人一道赶乘最早的一班汽轮船。我们乘坐的是达达·阿卜杜拉公司刚买下的“科兰”号（s.s.Courland）。买这艘船是这家勇于进取的公司又一新创举：在阿卜杜拉先生的老家波尔班达和纳塔尔之间通航。紧接着，另一艘波斯航运公司的“纳德利”号（s.s.Naderi）也从孟买驶往纳塔尔。两艘船总共搭载了800多名乘客。
南非印度侨民的遭遇在国内激起了相当强烈的反响，以至于国内各大报社都就此发表专栏文章，路透社用电报向英国发了通讯报道。这些情况我都是在到达纳塔尔后才获悉的。路透社驻英国代表向南非方面发了一份简短的电讯文章，夸大其词地对我在印度所发表的演讲进行概括总结。这种情况实属稀松平常。有时这类夸大其词并非有谁刻意而为。常有忙碌之人带着自己先入为主的偏见，蜻蜓点水的草草阅读，然后写份摘要。结果，有时摘要的部分内容纯属作者自己的想象。然后，读者又会各自对这样的一份摘要做出自己的诠释。虽然无人刻意为之，但真相就被扭曲了。从事公益活动就有这个风险，也有这个局限性。在印度期间，我的确批判了纳塔尔的欧洲人。（P.85）我强烈地反对欧洲人强加在契约劳工身上的3英镑人头税。我也生动地讲述了一个名叫苏布拉姆曼彦（Subramhmanyam）的劳工的悲惨遭遇。他被雇主毒打，我亲眼见到他的伤口，所以替他打官司。纳塔尔的欧洲人读完对我演讲的摘要性失实报道，对我怒不可遏。而值得注意的是，我在纳塔尔所写的东西远比我在印度的言论更为严厉，更为详尽。我在印度发表的演讲毫无夸大之处。在国内讲述南非情况的时候，我反而是刻意低调处理，因为经验告诉我，如果我们向陌生人讲述一件事情，他会对我们的本意加以引申。可是我在纳塔尔写的东西，欧洲人很少有谁会去看，更不会有人关注。但我跑到印度发表演讲，写文章，情况就不一样了。成千上万的欧洲人会阅读路透社的摘要。除此之外，要是某个话题连路透社都觉得有必要拍电报发通讯报道，人们就会放大这个话题的重要性。纳塔尔的欧洲人放大了我在印度所作所为的重大性，就误以为政府可能要终止契约劳工制，（P.86）而成百上千的欧洲种植园主马上就要遭殃了。此外，他们也觉得我在印度抹黑了他们的形象。
纳塔尔的欧洲人正在心烦气躁之际，听说我和家人搭乘“科兰”号回到了纳塔尔，而“科兰”号和同时抵达的“纳德利”号分别搭载了三四百号印度乘客。这个消息更是火上浇油，让他们怒火中烧。纳塔尔的欧洲人召集大型会议，几乎所有的头面人物都出席了。对船上的印度乘客，尤其是对我，与会人士大批特批。两艘船是按计划到达的，现在却被说成是印度人对纳塔尔的“入侵”。会上发言的人说是我把这八百号乘客弄到纳塔尔来的，还说这是我企图让大量的自由印度人涌入纳塔尔的第一步。与会者一致通过一项决议，禁止这两艘船的乘客（包括我在内）上岸。会上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如果纳塔尔政府无意或无法阻止这些乘客上岸，委员会就自行组织人马，阻止乘客上岸。就在同一天，这两艘汽轮船抵达德班。（P.87）
读者们应该记得，也是在1896年印度出现了第一例腺鼠疫。但因为当时《移民限制法》还未出台，纳塔尔政府难以从法律层面上阻止我们上岸。不过政府是完全支持上面提到的这个欧洲人委员会。当时还在世的政府官员艾斯孔贝先生就在该委员会的议程中挑大梁。他就是议程的推手。所有的港口都执行这样的一条规定，凡船只有传染病人或者来自传染区，必须被隔离一段时间，不得靠岸。这种管制只能基于卫生原因，而且应该由港口卫生官员下达命令。但是出于政治动机，纳塔尔政府却恣意执行这条规定。两艘船上明明没有传染病人，却被扣留了23天，远远超过正常的隔离时间。与此同时，欧洲人委员会继续活动。作为“科兰”号的船东及“纳德利”号的代理商，达达·阿卜杜拉公司主管遭到严词威逼。委员会一方面以利诱之，让他们遣返乘客，另一方面又威胁说如不照办，就让他们关门大吉。（P.88）不过达达·阿卜杜拉公司的合伙人并非怯懦之辈。他们说就算公司破产也不在乎；他们宁可斗争到底，也不会受人要挟，犯下将这些无助无辜的乘客送回印度的罪行；他们也是爱国斗争的个中老手。公司的资深律师，英国王室法律顾问劳顿先生（F.A.Laughton, K.C.）同样勇气过人。
幸运的是，当时还在世的曼苏克拉尔·希拉拉尔·纳扎尔先生
也在此期间抵达非洲。他是位来自苏拉特（Surat）的刹帝利绅士，也是已故法官纳纳拜·哈瑞达斯大人（Justice Nanabhai Haridas）的侄子。不过当时我并不认识他，也不了解他的工作情况。搭乘“科兰”号和“纳德利”号到达南非的乘客和我毫无干系，对此我无需多加自辩。他们大多数原本就住在南非，不少人的目的地是德兰士瓦。可即便是对这些乘客，欧洲人委员会也发出了威胁性告示。船长把告示宣读给乘客听。告示明确表示，纳塔尔的欧洲人情绪极为不稳，印度乘客如若罔顾警告企图上岸，守在码头的委员会成员会把他们统统推下海。我把告示内容口译给“科兰”号上的乘客们听。“纳德利”号上一名懂英语的乘客也把告示翻译给同船乘客听。（P.89）两艘船的乘客都断然拒绝返航，理由是他们中很多人只是过境前往德兰士瓦，而其余的乘客有些原本就住在纳塔尔，就算不是，也都有合法入境的权利，所以不管委员会怎么威胁，他们都决心登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
这么一来，纳塔尔政府无计可施了。怎样才能强制执行如此不公平的管制呢？23天的隔离期早就过了。达达·阿卜杜拉公司寸步不让，乘客们也毫不退缩。不得已，政府在23天后解除了隔离，允许船驶入港口。在此期间，艾斯孔贝先生安抚情绪激动的欧洲人委员会。在一次会议上，他说道：“德班的欧洲人展示了令人赞叹的团结和勇气。诸位都尽力了。政府也帮了大家。那些印度人被扣了23天。诸位已经充分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和社会责任感。帝国政府将铭感于心。你们的行动为纳塔尔政府扫除了障碍。不过现在谁要动用武力阻止印度乘客上岸，那他就是在损害自己的利益，也会置政府于难堪的处境。而且就算这样也阻止不了那些印度人上岸。（P.90）这些乘客也不是个个都有错。他们中还有妇女和孩子。他们在孟买上船的时候，也不知道大家的感受。因此我建议各位就地解散，不要阻止这些印度人。但我向大家保证，纳塔尔政府一定会获得立法会授权，限制新移民入境。”这只是艾斯孔贝先生发言的要义。尽管听众们大失所望，但因为他对当地欧洲人的影响力还是很大，所以大家还是听他的建议散开了，两艘轮船顺利进了码头。
艾斯孔贝先生捎来信，劝我不要和其他人一起上岸，先等着，晚上他会派一名水警警长护送我回家，不过我的家人可以随时上岸。这不是一道依法下达的命令，只是建议船长不要让我上岸，同时警告我大难临头。船长并无权强行阻止我上岸。不过我得出结论，认为自己最好还是听从这个建议。我没把家人送到自己的住处，而是送到了我的老朋友兼客户帕西·鲁斯通吉（Parsi Rustomji）家中，并告知我将到那儿与他们汇合。
乘客都下船后，（P.91）达达·阿卜杜拉公司的法律顾问，我的私交劳顿先生上船见我。他问我为什么还没上岸。我说了艾斯孔贝先生的劝阻。劳顿先生不喜欢这个主意，说我不该等到晚上才像个小偷或不法分子一样悄悄摸黑进城，我应该马上和他一起下船，像没事人一样光明正大地走进城。我答道：“我自己倒是不怕。听不听艾斯孔贝先生的建议，只是个礼貌的问题。而且我们也得考虑到船长是否要为此事担责任。”劳顿先生笑了，说道：“艾斯孔贝先生都帮了你些什么，以至于你必须对他言听计从？而且你凭什么觉得他这么做是出于善意，而不是心怀鬼胎？城里的情况，艾斯孔贝先生在中间做了些什么，我比你清楚。”我摇摇头打断了他。“就算我们可以假定他是出于好心，”劳顿先生又接着说，“但我敢肯定，如果你听从他的建议，只会自取其辱。所以我建议，如果你准备好了，现在马上和我一起下船。船长是自己人，他的责任就是我们的责任。他只对达达·阿卜杜拉公司负责。（P.92）我知道船员会怎么看这件事，他们在这次斗争中已经表现得很勇敢了。”我答道：“那我们走吧。我没什么要准备的。缠上头巾就可以走了。和船长说一声我们就走。”我们和船长就此道别。
劳顿先生是德班市著名的年长律师。在回印度前我就和他交从甚密。遇上难打的官司，我总是求教于他，也常请他做我的资深顾问。他长得高大魁梧。
我们走的是德班的主干道。动身的时候约凌晨四点半。天有点阴，太阳还没升起来。徒步走到鲁斯通先生家至少要花上一个小时。码头上的人和平时一样多。刚上岸，几个白人男孩就看到我们了。因为我是唯一缠着特殊样式头巾的印度人，他们立马就认出了我，就开始大喊着“甘地”，“甘地”，“打他”，“围住他”，向我们冲过来。有人开始向我们扔石头。几个年纪大点的欧洲人也和孩子一道扔石头。慢慢地，闹事的人越来越多。劳顿先生觉得走路太危险了，就招手叫来一辆人力车。之前我从不坐人力车，（P.93）因为我深恶痛绝乘坐由人拉的车。但当时我上了车，实在是万不得已。这一生中我曾数次体验到，神要救的人就算自甘折堕也不会下地狱。要是我到现在还没下地狱，这并不是我的功劳。拉人力车的是个祖鲁男孩。那些欧洲大人和男孩威胁车夫，说如果他让我上车，他们就会揍他，把他的车子砸个稀巴烂。于是，拉车的男孩丢下一句“咔——（意思是‘不’）”，就跑了。我也就万幸避过搭乘人力车的羞辱。
没有办法，我们只能走着去。一群暴徒紧随其后。每前进一步，暴徒的人数就变得更多。等我们到了西街，暴徒的人数已经很多了。一个体格强健的男人抓住劳顿先生，把他从我身边拉开。劳顿先生就没法跟上我了。身后的人群开始打我，石头像雨点般砸到我身上，随手抓到什么都扔过来。他们还扯下我的头巾。与此同时，一个身材高大的壮汉走上来，扇我耳光子，然后踢我。我扶着旁边一幢房子的栅栏，差点就昏倒在地。我喘了几口气，眩晕感过去了，就接着往前走。（P.94）当时我差点儿就放弃活着回家的希望了。但我清楚地记得，即便那时，我也不怪这些打我的人。
正当我踉踉跄跄前行之际，迎面走来了德班市警察局局长夫人。我们交情颇深。她是一位勇敢的女士。虽然天上阴云密布，太阳还没升起，她打开遮阳伞保护我，和我并肩前行。欧洲人不会羞辱有身份的女士，尤其对方是受人爱戴的警察局老局长的夫人，他们也不会伤害她。打我的时候他们得避免伤到她。所以有这位夫人护着，我后来受的伤不太重。与此同时，局长大人听说了我被群殴的事件，派出了一队警员保护我。警员把我团团围住，把我顺路送到了警察局。到了那儿，我看见局长正等着我们。他提议让我在警察局避过风头，我感激万分，但婉言拒绝了，我说：“我必须到我的目的地。我相信德班市的市民是公平的，我也相信自己的事业是正义的。感谢您派警队来保护我。也感谢亚历山大夫人（Mrs.Alexander）帮着保我平安。”
那之后我顺利地到了鲁斯通吉的家。（P.95）到那儿都差不多晚上了。同住他家中的“科兰”号医护官达蒂巴鸠博士（Dr.Dadibarjor）着手治疗我的伤势。他检查了我的伤口，不算太多，只是有一处暗伤疼得厉害。只是我的命没那么好，没法安心养伤——鲁斯通吉先生家门口聚集了成千上万的欧洲人。到了晚上，一些流氓也混迹其中。人群向鲁斯通吉先生放出狠话，说如果他不把我交出去，他们就会把他们全家连我一起付之一炬。对此威胁，鲁斯通吉先生毫不畏惧。在弄清楚情况之后，警察局长亚历山大先生悄悄带着一些探员混到人群里。他让人拿来一张长凳，站了上去，然后借着向大家讲话的假象，占住鲁斯通吉家门口的通道，让谁都无法破门而入。而且他早就在各个适当的位置安插好了探员。刚到现场，他就指示一名手下穿上印度服装，把脸涂黑，化装成印度商人来见我，并给我传来以下口信：“要想救你的朋友，他的客人和家产，还有家人，我建议你化装成印度警察，从鲁斯通吉的仓库出来，和我的人一起溜出人群，（P.96）跑到警察局去。在街角会有一辆马车等着你。要救你和其他人，我只有这个办法了。人群情绪过激，我无法控制。如果你不听我指挥，恐怕人群会把鲁斯通吉家夷为平地，难以想象会死多少人，会毁掉多少财物。”
我立马对局面做出了判断，迅速地乔装打扮成警察，离开鲁斯通吉家，和保护我的警官一起安全到达警察局。在此期间，亚历山大先生极力稳定人群的情绪，给大家唱些脍炙人口的歌，向大家喊话。当知道我已安全抵达警察局，他就变得一本正经起来，问大家：
“你们想怎样？”
“我们要甘地。”
“你们想对他怎样？”
“我们要烧死他。”
“他怎么伤害到你们了？”
“他在印度污蔑我们，还想让大批的印度人涌入纳塔尔。”
“他要不出来怎么办？”
“那我们就把这幢房子烧了。”
“他的妻子和孩子都在里面。还有其他男人和妇女。烧死妇女和儿童，你们不觉得可耻吗？”（P.97）
“这个责任要算在你们警局的头上。这件事上你们不帮我们，我们还能怎样？我们也不想伤及他人。你们只要把甘地交给我们就行了。要是你们不交出元凶，我们在试着抓住他的时候伤及他人，那怪得了我们吗？”
局长温和地微笑，告诉人群我已经离开鲁斯通吉家，已经从他们中间穿过去，到了另一个地方。人群哄笑起来，大喊：“撒谎！撒谎！”
局长说道：“你们要信不过我这个老局长，就选三四个人组成委员会进屋查看，但其他人得保证不闯进去。如果委员会在屋里找不到甘地，大家都要平静地离开，各回各家。如果今天大家情绪过激，不服从警局管理，名声扫地的是你们，不是警察。警局和大家玩了点心计，把目标转走，是让大家没得可闹的。这么做，大家可怨不得警局。警察都是大家任命的，他们只是在尽忠职守。”
局长的话既和气又坚定，（P.98）大家同意了他的要求，选派了一个委员会。委员会把鲁斯通吉家里里外外搜了个遍，才向大家汇报说，局长没撒谎，警察控制了局面。人群虽然大失所望，但还是信守诺言，没再滋事，就地散了。这件事发生在1897年1月13日。
当天早上，在政府撤除对两艘轮船的检疫隔离之后，德班市一家报社记者登船见了我。记者向我询问了全部情况。我的回答令他很满意，那些对我的不实指控不攻自破。我向记者详细说明我对外所言并无任何夸大其词之处。我所做的一切都只是在尽自己的本分。要有任何失职之处，那我就不是人。次日各大报纸刊登了访谈的内容。一些通情达理的欧洲人也承认自己错了。各大报社虽然表示支持纳塔尔英国人的立场，但同时也完全维护我的所作所为。此事件提高了我的声誉，也增强了印度侨团的声望。它说明，印度人虽穷，却绝非怯懦之辈；为了自尊，为了祖国，印度商人随时准备抗争，不计任何代价。
就这样，尽管印度侨团不得不吃苦，（P.99）达达·阿卜杜拉公司也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但最后的结果——在我看来——还是非常有益的。侨团有了一次机会检测自身实力，而结果让他们信心倍增。我也有了一次宝贵的经历，后来每次想到那一天，我都觉得是神在让我为非暴力抵抗的实践做好准备。
纳塔尔的事件在英格兰引起反响，时任帝国殖民事务大臣张伯伦先生
给纳塔尔政府发电报，要求他们起诉打我的行凶者，确保我得到公正对待。
身为纳塔尔政府首席检察官，艾斯孔贝先生差人叫我去他那儿，告诉我张伯伦先生的电报内容，对我受伤一事表达歉意，同时表示他很高兴我的伤势并无任何严重后果。他还说：“我向您保证，让您或贵社团的任何人受伤，绝非我的本意。就是担心您可能会受到伤害，我才托人给您捎信，让您等晚上再上岸。不过您不喜欢我的建议，而是采纳了劳顿先生的建议。我压根没有怪您的意思。您完全有权按自己的心意行事。纳塔尔政府彻底接受张伯伦先生的要求。（P.100）我们希望将伤人者缉拿在案。您认得出打伤您的人吗？”
我回答道：“我大概能认出其中一两个。但在这个谈话继续下去之前，我得事先说明，我已经决定不起诉打伤我的人。我觉得错不在他们。他们的消息都是从领头人那听来的。我们不能指望他们能对消息的真伪做出正确判断。如果他们所听到关于我的消息都是真的，自会情绪激动，一时之间气坏了，做下错事。我不会为这个怪他们。情绪过激的群众总是试着以这种方式获得公平。如果要怪，得怪欧洲人委员会及阁下本人，因此也得怪纳塔尔政府。路透社发表的电讯报道可能有不实之处，但如果您和委员会对我在印度期间的活动有何疑问，在知道我要来纳塔尔的时候，你们就应问询我，听听我的说法，然后根据情况采取相应的举措。现在我不能就自己受人殴打一事起诉您或委员会。不过就算我可以这么做，我也不希望通过法律途径要求补偿。你们也是为了保护纳塔尔地区欧洲人的利益，才采取了这种自以为明智的做法。（P.101）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我得在政治领域里继续和你们抗争，最终让您和其他欧洲人相信，占大英帝国人口大多数的印度人希望维护自我尊严，捍卫自身权利，但完全无意伤害欧洲人。”
艾斯孔贝先生说道：“您说的我挺理解，也很欣赏。没想到您会说出不打算起诉伤人者的话。您若提出起诉，也丝毫不会让我难堪。不过既然您已坚定表示不会起诉，我可以明言相告，这件事您处理对了，而且自我克制能让您更好地为印度侨团效力。与此同时，我要承认，您拒绝起诉伤人者，也让纳塔尔政府免于陷入极为尴尬的窘境。若您要求，政府能确保将伤人者逮捕归案，但不用我说您也知道，这么做会惹恼欧洲人，激起种种批评，这是任何政府都不愿见到的。不过如果您最终拿定主意不起诉，还请您给我写份声明，表明此意。我总不能就把我们两人的谈话摘要发给张伯伦先生，为我的政府辩护吧。（P.102）我得将您书面声明的摘要发电报向他汇报。不过，我也不是请您马上就给我这份声明。您最好先咨询一下朋友。也询问一下劳顿先生的意见。如果这之后您仍坚持不起诉的决定，就请给我写份声明。但声明中必须明确说明，您是出于自愿不对殴打您的那些人予以起诉。只有那样我才能用上这份声明。”
我说：“我事先没想到您会就这件事叫人找我。我没有和任何人商量过，现在也不打算这么做。在决定和劳顿先生一起上岸进城的时候，我就打定主意，如果受了伤绝不怨天尤人。因此我绝不会起诉那些打伤我的人。对我而言这是个信仰的问题。而且和您一样，我也相信自我克制有助于我们侨团，也能帮到我自己。因此，我建议全部责任由我一人承担，我现在就给您写您要的这份声明。”
我当场就从他那儿拿了几张白纸，写好声明，交给了他。（P.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