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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综论百家之学自然离不开学术分类，最先给学术分类的大概是孔子，《论语·先进》记载他将弟子学业的专长明确分为四类：“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这就是后世所谓“孔门四科”。当然这里的“德行”和“政事”还很难隶属于学术。第一次阐述天下学术的是《庄子·天下》，该文将“百家之学”分为七派：（一）邹鲁之士和搢绅先生；（二）墨翟、禽滑釐及“苦获、己齿、邓陵子”；（三）宋钘、尹文；（四）彭蒙、田骈、慎到；（五）关尹、老聃；（六）庄周；（七）惠施、桓团、公孙龙。
庄子显然是将学术思想倾向相同的思想家或学者归为一类。稍后的荀子时而将百家学术分为六派：（一）它嚣、魏牟；（二）陈仲、史鰌；（三）墨翟、宋钘；（四）慎到、田骈；（五）惠施、邓析；（六）子思、孟轲六派
，时而将当时学术分为：（一）墨子；（二）宋子；（三）慎子；（四）申子；（五）惠子；（六）庄子
。荀子和庄子的分类方法都是把学术思想倾向相近的人归为一派。分为七派的庄子也好，分为六派的荀子也罢，庄、荀等先秦学者都未曾对各派进行命名（除儒家一派以外），只是将倾向相近者归为一类，以其中代表人物为标识。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时代，不同学派之间固然常常相互讨伐以凸显自身的存在，相同学派之内也往往彼此争论以控制该学派的“话语权”。针锋相对的学派之间可能相互渗透，同一学派之内也许水火不容；恶语相加的学者实际上可能属于同一学派，相安无事的学者也可能分属不同阵营。这样，给各个学人进行归类相当困难，给各个学派进行命名更为不易。以人归类要么因各人分类的标准不同，要么因各人见仁见智，有时把差异很大的人硬拉在一起，有时又把同一学派的人分为两家，不仅容易造成人言人殊，而且同一个人也难得前后一致。如《庄子·天下》中把老子与庄子分为两派，《荀子·非十二子》中，荀子更将孟子和自己分为两家，又如《荀子·非十二子》中墨翟、宋钘隶属一家，而《荀子·解蔽》中墨子与宋子又分成两派，可见他们二人的分类多少有点随意。要给每一个学派命名，就得深刻把握每一个学派的本质特点，分清各学派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同时还得具有巨大的抽象能力和归纳能力；要给一个学人归类，就得了解一个学人的学术宗旨、学术取向、学术渊源及学术演变。没有博洽多闻的学识，没有融贯百家的识力，就断然不可能给学人分类和给学派命名。要准确给学人分类，就必须给学派命名，否则学人就无类可归。司马谈在汉武帝建元、元封年间第一次给学派命名，他在《论六家之要旨》中把先秦以来的学术分别命名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等六家，并阐述六家的要旨，品评各家的得失。
不过司马谈并没有檃栝先秦以来所有的学术，只是论述了刘歆《七略》中《诸子略》的一部分，而且仅给诸子六家命名，并没有给分属各家的学人及其著作归类。
综论百家之学，部次天下之书，这一伟业是刘向、刘歆父子和班固几代人共同完成的。班固在《汉书》中多次高度评价了刘向《别录》和刘歆的《七略》学术史地位：“六学既登，遭世罔弘，群言纷乱，诸子相腾。秦人是灭，汉修其缺，刘向司籍，九流以别。”
最后两句肯定了刘向在总结学术和部次图书上开创性的意义。汉成帝时期，刘歆“与父向领校秘书，讲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数术、方技，无所不究”，哀帝即位初期“复领《五经》，卒父前业。歆乃集六艺群书，种别为《七略》”，班固还认为“《七略》剖判艺文，总百家之绪”。
班固自己则在刘氏父子的基础上“爰著目录，略序洪烈，述《艺文志》”
。郑樵全不顾班固这种史家的诚实，反而认为他“全无学术，专事剽窃”，“惟依缘他人以成门户，纪、志、传则追司马之踪，律、历、艺文则蹑刘氏之迹”。
班固家世硕儒、学有根底，《后汉书》本传称他“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所不穷”
。《汉志》虽原本《七略》，但甄审、著录和叙次的义例并不尽同于前者。当代历史文献学家张舜徽在《汉书艺文志释例》中说：“观其甄审群书，严于别择去取，盖视刘氏尤有进焉。”
班固在《汉书·叙传》中交代自己编《艺文志》和撰《汉书》的宗旨时说：“纬《六经》，缀道纲，总百氏，赞篇章。函雅故，通古今，正文字，惟学林。”
由此可见班固抱负之宏伟。
可以说《汉志》是刘氏父子和班固的共同成果。《七略》“总百家之绪”，《汉志》也是“总百氏”之学，是对“九流百家之言”的一次全面学术总结。它不只是给诸子六家命名，而且是给“学林”“百氏”之学命名；也不只是给百家之学命名，而且还建构了古代知识的构架，整理了当时知识的秩序，并在此基础上给“群书”分类，基本确立了我国古代两千年来图书分类的义例。
《汉志》共分六“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每略之下再分小类，如《诸子略》又分十家：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数术略》又分为六小类：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不管是“种别”大类还是细分小类，都必须从“别异同”和“核名实”开始，既要弄清各类之间的联系，更要了解各类之间的区别。如《数术略》中“天文”与“历谱”、“蓍龟”与“杂占”之间异中有同，又如《诸子略》中“阴阳家”与《数术略》中“五行”之间相近而有别，在各类之间进行分合取舍是一件异乎寻常的学术难题。“五行”为什么要别出“阴阳家”？“历谱”何以不包括在“天文”内？首先要给每一学科进行命名，命名后才能对各科进行分类，当然命名的本身也就是在做分类，因为给各学科命名和分类都是对各学科“别异同”和“核名实”，对各学科的命名也就是对各学科的分类。准确的命名和分类除了要对每一学科的本质特点有深刻的理解外，还得对“百家之绪”有宏观的把握，唯有通博鸿儒才能胜任这一工作。
对学科或学派命名和分类后，除个别情况外，就不会以人名派，也不会以人类书，不会再像《庄子·天下》将老子与庄子分为两派，也不会像《荀子·非十二子》那样让孟子与荀子分属两家。老子与庄子小异而大同，所以他们在《汉志》中都隶属于道家，孟子与荀子虽有不少分歧，但他们在《汉志》中都同属儒家。《汉志》很少以人类书，主要是以书类人——以其学术思想的旨归部次书籍和划分流派。《汉志》所收录的五百九十六家、一万三千二百九十六卷图书大体上各得其所。如果只读《荀子·非十二子》也许会误以为孟、荀如冰炭不可同器，其实正如班固在《汉志·诸子略》所说的那样，他们二人同样都是“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同样都“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也就是说他们二人同为儒家宗师，虽然一主于尊德性，一主于道问学，实现“仁义”的路径有所不同，而“留意仁义”的思想倾向则完全一致。《汉志》将《孟子》与《孙卿子》并列，体现了撰者的真知灼见。
作为学术成就的载体，书籍与学术密不可分，有其学必有其书，有其事必有其载，因而《汉志》在总括群书时，自然也就在总括群学。它通过对各科的命名、各书的分类及对各家、各科、各派的排序，建构了古代学术的基本构架，确立了古代知识的基本秩序。《汉志》六“略”的秩序首列《六艺略》以明尊经之旨，强调学术以六经为归，而人伦以孔子为极；其次是《诸子略》，因诸子十家“虽有蔽短”，而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诸子略》小序）；再次是《诗赋略》，因诗、赋都源出于《诗经》，也可以说是经的“支流”；最后接下来依次是《兵书略》《数术略》和《方技略》。《隋书·经籍志》以后的四部分类法都把这三略并入子部，《汉志》为何将这三略别出《诸子略》呢？原因是《诸子略》旨在立言以明道，而《兵书》等三略只守法以传艺，前者虚论其理而后者则实纪其迹，前者与后者义不同科，所以在《诸子略》外另列三略。四部分类法把《兵书》等三略划入子部，与儒、道、墨、法混而为一，从“辨章学术”这一角度讲是不知义例。
《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属于思想情感世界，向人们展示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而《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则属于知识世界，向人们提供当时人的知识范围和学术背景。古人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前三略属于“道”的范畴，后三略属于“器”的范畴。《汉志》六略的排列秩序无形中凸显了汉人心目中知识的等级秩序。
《六艺略》这一大类中又细分九小类：《易经》《尚书》《诗经》《礼记》《乐经》《春秋》《论语》《孝经》和小学。名为“六艺”而实有九种，章学诚认为“官司典常为经，而师儒讲习为传”，“《论语》述夫子之言行，《尔雅》为群经之训诂，《孝经》又再传门人之所述”，这三者皆非“六经之本体”，是因为“崇圣人之余绪而尊以经名，其实皆传体”
。这种排列是以传附经，实有九种而只称“六艺”，显然是为了突出六经的地位。康有为在《汉书艺文志辨伪》中说：“《六艺略》之作伪，其大端有五罪焉：一、颠倒六经之序。《诗》《书》《礼》《乐》《易》《春秋》之序，孔子手定；孔门旧本，自《经解》、《庄子》、史迁无不以《诗》为首，《书》次之，《易》后于《诗》《书》《礼》《乐》，而先于《春秋》，靡有异说。而歆以《易》为首，《书》次之，《诗》又次之，后人无识，咸以为法。”
的确，《庄子·天运》转述孔子的话说：“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
《庄子·天下》《礼记·经解》论及六经时也都以《诗经》冠首，《史记·滑稽列传》称引孔子论述六经的言论则以《礼记》居先。《汉志》之前，六经顺序还没有发现首列《易经》的。《汉志》为何让《易经》居五者之首呢？班固在《六艺略》小序中对这种排列顺序作了深刻的阐述：
他说《尚书》《诗经》《礼记》《乐经》《春秋》五者为“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经》为之原。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言与天地为终始也”。五常之道应“相须而备”缺一不可，《易经》的阴阳变化则为五常的本原，《易经》道乾坤阴阳变化一旦停止，乾坤也就止息或者毁坏，人伦五常也失去了内在的本原和动力。与天地相终始的《易》，是一切人伦的本原，一切思想的依据，一切知识的支点。
我们常说“天经地义”或“天不变，道亦不变”，中华文明就是以乾坤或天地为支点建起了枝繁叶茂的价值体系和知识体系。
在所有知识中六经在前，在六经中《易经》称首，在稍次于六经的《诸子略》中则“儒家”居先，“小说家”殿后。《汉志》的《诸子略》小序阐释说儒家“于道最为高”，而“小说家”则属“道听途说”的“小道”，“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小说家”被打入了“不可观”之列。在六略中又以《方技略》最末，“方技”虽为“生生之具”，而且是古代“王官之一守”，但它所涉及的毕竟只是个人的生理和病理，宋王应麟《汉艺文志考证》引《晋语》说：“上医医国，其次疾。”
由此可见，《汉志》中六略的排列顺序是：以所探讨的对象给学科排序时，先乾坤宇宙，次社会人伦，后个人身体——由大而及小；以知识层面给学科排序时，先“道”而后“器”，先思想而后技艺——由形而上至形而下。
《汉志》“总百家之绪”不仅是论列了“九流百家之言”，不仅是给各学科命名，也不仅是给各学科和各知识分类，而且建构了古代知识大厦的基本框架，还确立了古代知识的等级秩序，仅此就无忝于“学术之宗”的美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