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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南宋才出现一位敢于挑战四部分类法的文献学“壮士”——郑樵，他的《艺文略》是“对于四部四十类成法”的一次“彻底破坏”，“对于小类节目之分析，不惮苛细，其胆量之巨，识见之宏，实旷古一人”
。他以其过人的胆识，打破了四部分类所建构的知识系统，并在当时已有的知识类型基础上，依据自己的“类例”原则，重新建构了我国古代的知识系统：“《七略》者，所以分书之次，即《七略》不可以明书。欲明天者在于明推步，欲明地者在于明远迩，欲明书者在于明类例。噫！类例不明，图书失纪，有自来矣。臣于是总古今有无之书为之区别，凡十二类：经类第一，礼类第二，乐类第三，小学类第四，史类第五，诸子类第六，星数类第七（《艺文略》中名为‘天文类第七’——引者注），五行类第八，艺术类第九，医方类第十，类书类第十一，文类第十二。经一类分九家，九家有八十八种书，以八十八种书而总为九种书可乎？礼一类分七家，七家有五十四种书，以五十四种书而总为七种书可乎？乐一类为一家，书十一种。小学一类为一家，书八种。史一类分十三家，十三家为书九十种，朝代之书则以朝代分，非朝代书则以类聚分。诸子一类分十一家，其八家为书八种，道、释、兵三家书差多，为四十种。星数一类分三家，三家为书十五种。五行一类分三十家，三十家为书三十三种。艺术一类为一家，书十七种。医方一类为一家，书二十六种。类书一类为一家，分上、下二种。文类一类分二家，二十二种，别集一家为十九种，余二十一家二十一种书而已。总十二类，百家，四百二十二种，朱紫分矣。散四百二十二种书可以穷百家之学，敛百家之学可以明十二类之所归。”
“十二类，百家，四百二十二种”，不只囊括了当时所有知识类型，还对这些知识类型进行了重新建构，另起炉灶构架了知识系统的“鸿纲”。这一新建构的知识系统最大的优点，是将人文知识、社会科学知识与自然科学知识“朱紫分矣”，让许多知识类型剥离经、史、子单独成为一类，让“道”与“器”、“理”与“艺”比肩而立。明人胡应麟也充分肯定他对知识的建构和对典籍的分类，更由衷赞叹他总群书敛百家的宏大气魄：“郑氏《艺文》一略，该括甚巨，剖核弥精，良堪省阅。”
的确，郑氏所建构的知识系统，“鸿纲”构架既“该括甚巨”，局部子系统也“剖核弥精”。
从这个知识系统的“鸿纲”构架来看，郑氏所分的十二大类对当时所有知识几乎囊括无遗，既表现了他极其开阔的学术视野，更显露了他难能可贵的学科意识。譬如，别“礼类”“乐类”“小学类”于“经”之外，出“天文类”“五行类”“艺术类”“医方类”“类书类”于“子”之中，就显示了郑氏的卓识。“礼”在古代是随时而异的礼仪法制，自然不能与亘古不变的“经”类同条，“小学”是古代人人需要诵习的文字，当然不可与深奥的“经”类共贯，“医方类”属于治病救人的“技”，“诸子类”属于立言明道的“理”，四部将“医方类”并入“诸子类”有何理据？“艺术类”表现人类感性的直觉与想象，“诸子类”表现的是人类理性的抽象与思辨，将“艺术类”与“诸子类”合而为一岂不更为荒唐？郑氏所分的十二大类中，除“经类”和“类书类”属于丛书性质外，其他十大类已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学科知识特征。姚名达在《中国目录学史》中说：“向来目录之弊，惟知类书，不知类学。类之有无，一依书之多少而定。司马谈分思想为六家之旨，后世徒存其遗蜕于《子部》，而不能充之于各部。乃至以不成学术之名称，猥为部类之标题，自《七略》《七录》已不能无其弊，《隋志》以下抑又甚焉。”
“惟知类书，不知类学”的根源是文献学家没有学科意识，“四部”中的“经”“子”“集”三部都不是学科名称，而完全是三种丛书，“史”虽然在现代是一级学科，但“四部”中的“史”部十分庞杂，依旧是部类而不能算学科。郑樵以十二类取代四部成法，在进行典籍重新分类的同时，也建构了全新的知识系统。
郑樵为什么要进行知识的重新分类呢？由于《艺文略》在学术史上的意义至今还没有被人们充分认识，当然更少人追索这种分类的深层原因。他重新将四部厘为十二大类，与他重实学而轻空言的知识论取向息息相关。他一生轻视“以虚无为宗”的“空言”，倡导攸关“生生之具”的“实学”。
只有明了他这种知识论的价值取向，我们才能理解他为什么“要”这样分类，只有了解他的知识结构和学术追求，才能理解他为什么“能”这样分类。“总古今有无之书”“区别为十二类”，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他抑“空言”而扬“实学”的价值目标，更体现了他“敛百家之学”的雄心壮志。
这里只能勾勒中古与近古文献学史的粗略线条，旨在阐述知识消长、价值取向与图书分类之间的内在联系。此外，要想编写一部有理论深度的文献学史，还必须考虑到如下几个方面：知识形态的变化与文献庋藏方法的更新、知识传播与文献校勘、知识存亡与文献辑佚、知识产生时代与文献辨伪，这些层面容当另文讨论。
原刊《江汉论坛》2013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