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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学的另一功能就是知识的承传，所谓“知识的承传”不外乎知识的继承、发扬与更新。古代知识的主要载体是书籍、金石和图谱，因而，从文献学的角度具体地说，“承”是指书籍、金石和图谱的搜集、整理与保存；“传”是指书籍、金石和图谱的流通与传播。
这里先阐述郑樵关于文献搜集整理方面的卓识。作为长期“身在草莱”独处僻壤的一介寒士，他不顾自己生活中的“厨无烟火”，经济上的“穷困至极”，尽自己的毕生精力搜残辑佚，他在晚年的《献皇帝书》中自述说：“搜尽东南遗书，搜尽古今图谱，又尽上代之鼎彝，与四海之铭碣。遗编缺简，各有彝伦；大篆梵书，亦为厘正。于是提数百卷自作之书，徒步二千里来趋阙下，欲以纤尘而补嵩、华，欲以涓流而益沧海者也。”
郑樵文献学强烈的知识论取向，导致他不断扩展知识文献的搜集范围：（一）搜集和整理图谱。郑樵深知“图谱之学”关系“学术之大者”
，图谱与书籍二者“不可偏废”，“见书不见图，闻其声不见其形；见图不见书，见其人不闻其语。图至约也，书至博也，即图而求易，即书而求难”
。可向、歆父子编撰《别录》《七略》时，“尽采语言，不存图谱”
，对此他厉声谴责说：“歆向之罪，上通于天！汉初典籍无纪，刘氏创意，总括群书，分为《七略》，只收书，不收图，艺文之目，递相因习，故天禄、兰台，三馆四库，内外之藏，但闻有书而已。萧何之图，自此委地。”
他撰写《通志》自出“胸臆”，特撰《图谱略》，而且还依据自己“编次必记亡书”的主张，将《图谱略》分为两个部分：“一曰记有，记今之所有者，不可不聚。二曰记无，记今之所无者，不可不求。”
在“记无”这一部分又将已散佚的图谱分为“地理”“会要”“纪运”“百官”“《易》”“《诗》”“礼”“乐”等二十六个小类。清代的四库馆臣反而指责郑樵撰写《校雠》《图谱》《金石》“析为别类，不亦冗且碎乎”
。直到姚明达才在《中国目录学史》中称赞说：“自古提倡图画表谱，意识最清，出力最大，固未有逾于郑樵者。”
这一评价给予了郑樵迟来的公正。
郑樵在文献学史上“意识最清，出力最大”的还有金石学，他对金石的学术与历史价值有深刻而清醒的认识：“方册者，古人之言语。款识者，古人之面貌。方册所载，经数千万传，款识所勒，犹存其旧。盖金石之功，寒暑不变，以兹稽古，庶几不失真。今艺文有志而金石无纪，臣于是采三皇五帝之泉币，三王之鼎彝，秦人石鼓，汉、魏丰碑，上自苍颉石室之文，下逮唐人之书，各列其人而名其地。”
他的《金石略》把金石依朝代先后分十二类，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收罗或许有不少遗漏，鉴别或许偶有疏忽，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其义例之精。
因长期在搜集文献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郑樵论求书之法也就有很多独得之秘：“求书之道有八：一曰即类以求，二曰旁类以求，三曰因地以求，四曰因家以求，五曰求之公，六曰求之私，七曰因人以求，八曰因代以求，当不一于所求也。”
求书八法对于搜集文献穷极苦心，“可谓曲尽求书之道，非沉湎典籍者不能知”，胡应麟满口称赞“郑樵之论求书，备矣精矣”
，章学诚也同样认为“求书之要，即郑樵所谓其道有八，无遗议矣”
。郑氏对于求亡书也有不少精绝的见解：“书有亡者，有虽亡而不亡者，有不可以不求者，有不可求者。《文言》略例虽亡，而《周易》俱在。汉、魏、吴、晋鼓吹曲虽亡，而乐府俱在。《三礼目录》虽亡，可取诸三《礼》。《十三代史目录》虽亡，可取诸十三代史。”
当然这则议论中有高见也有疏漏，章学诚在《补郑》中指出：“郑樵论书，有名亡实不亡，其见甚卓。然亦有发言太易者，如云：‘郑玄《三礼目录》虽亡，可取诸三《礼》。’则今按以《三礼正义》，其援引郑氏《目录》，多与刘向篇次不同，是当日必有说矣，而今不得见也。”
有些已经亡佚的古书，虽然可以从现存的古籍中辑佚到一些零缣寸楮，但古人引书或者改动原文，或者曲解原意，或者颠倒次序，或者引用的是不同版本，辑佚本与亡佚的原书必然出入很大，有时甚至可能面目全非，所以古书是否“名亡实不亡”，要根据每本书的具体情况论定。郑氏还有《阙书备于后世论》：“古之书籍，有不足于前朝，而足于后世者。观《唐志》所得旧书，尽梁书卷帙而多于隋。盖梁书至隋所失已多，而卷帙不全者又多。唐人按王俭《七志》、阮孝绪《七录》搜访图书，所以卷帙多于隋，而复有多于梁者。如《陶潜集》，梁有五卷，隋有九卷，唐乃有二十卷，诸书如此者甚多。”郑樵《校雠略》中的这些诊断，开有清一代的辑佚之风。当然，这些议论也是精识与纰漏兼而有之，如果后世按前人的书目勤加寻访，可能求得前代遗留的残卷，但古书卷帙的分合代有不同，“竟以卷帙之多寡，定古书之全缺，则恐不可尽信也”
。他另有《亡书出于后世论》《亡书出于民间论》各一篇，议论都能见人之所未见，但他忽视了后世因求财而作伪、民间因求赏而作伪的问题，很可能求书心切反被伪书所愚。
文献的整理是郑樵文献学理论和实践中最精彩的部分，这主要体现在他的“类例”原则上。他认识到“学术之苟且由源流之不分，书籍之散亡由编次之无纪”
，而要编次书籍就得确立类例原则。杜定友在《校雠新义》中遗憾地指出：“古之言类例者，未尝离书而立类，盖其职司典守，奉命编次，故一代有一代之书，一代有一代之目。编目既竣，厥职乃尽，未尝以编目为世守之职，未尝以类例为专门之学也。类例条别，惟以既有之书为依归，未尝为后世法也。”
在郑氏之前有文献学的实践，却没有文献学系统的理论反思，只是因书而立类，未尝立类以分书，所以典籍的整理和分类因代而变，因人而异。郑樵才第一次提出立类以明书的理论原则：“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
他依据自己类例的学术旨归和分类原则，对典籍进行了全新的分类。关于他的“类例”理论，将有另文专门讨论，这里不拟展开论述。
关于文献的保存与流通，他也提出了不少精辟的意见。首先，他认为册府校书应该由长期从事校雠的专家担任，《求书遣使校书久任论》说：“求书之官不可不遣，校书之任不可不专。……司马迁世为史官，刘向父子校雠天禄，虞世南、颜师古相继为秘书监，令狐德棻三朝当修史之任，孔颖达一生不离学校之官。若欲图书之备，文物之兴，则校雠之官岂可不久其任哉！”
首先，由该领域的专家出任册府校雠之官才能整理和保存好文物典籍，使书库的图书充实完备；其次，经由图书分类使“百家九流各有条理”，这样的“专门之书”“虽亡而不能亡”
；最后，他强调文献的流通：“欲三馆无素餐之人，四库无蠹鱼之简，千章万卷，日见流通。”
从汉代向、歆父子到清朝的四库馆臣，从官方校书之官到私人藏书之家，基本上没有文献学家想到文献的流通与知识的普及。官方册府进行文化垄断，典籍自然不会向平民开放，私家书阁属个人秘藏，很少有私人藏书提供大众阅览。书籍的流通问题极少被人提及，更没有被人深入探讨，郑樵是提出和探讨这个问题的先导。为了让“千章万卷，日见流通”，他还做出“凡目之书只要明晓”的编目要求
。这些地方表现了郑氏文献学思想的过人之处，当然也体现了他文献学知识论取向的平民色彩。
尤其让人感到惊叹的是，郑樵特别重视知识的接受与传播，他一方面高度肯定华僧译经在传播域外知识上的贡献：“七音之韵，起自西域，流入诸夏。梵僧欲以其教传之天下，故为此书，虽重百译之远，一字不通之处，而音义可传。华僧从而定之，以三十六为之母，重轻清浊，不失其伦，天地万物之音，备于此矣。”另一方面，他又致憾于儒家思想文化不能传播得更远：“今宣尼之书，自中国而东则朝鲜，西则凉夏，南则交阯，北则朔易，皆吾故封也，故封之外，其书不通。何瞿昙之书能入诸夏，而宣尼之书不能至跋提河，声音之道，有障阂耳。此后学之罪也。”
这里涉及世界文化知识的交流，难得的是郑氏对与异域文化知识的交流持一种平常的心态，既没有古人常见的那种文化上的自傲，也没有今人面对西方文化的那种自卑，他只是主张各个国家和民族文化知识的广泛传播与平等交流，就像他主张书籍应广泛流通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