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常常有许多惊人的巧合，譬如六朝诗人中鲍照在不少方面就好像是左思的“克隆”：这两位著名诗人都生活在门阀制度占统治地位的六朝，他们都同样富有才情，又都出身于寒门，同样都有一个因聪慧而被选入宫中的妹妹，还有着大致相近的人生境遇，甚至都是山东籍的诗人。过去，不少诗评家还认为就诗歌的风骨、气势、情调而言，左思、鲍照也是一脉相传，牟愿相在《小澥草堂杂论诗》中就说：“左一传而为鲍照，再传而为李白。” 清另一诗论家沈德潜也说：“太冲《咏史》，不必专咏一人，专咏一事，咏古人而己之性情俱见。此千秋绝唱也。后惟明远、太白能之。” 鲍照本人也不时将自己与左思进行对照和比较。锺嵘《诗品》卷下载：“照尝答孝武云：‘臣妹才自亚于左棻，臣才不及太冲尔。’”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种自谦中隐含着自负，左思和鲍照的时代虽有先后，但诗才和文才都难分轩轾。当然人们更多的只是看到他们相同的一面，而很少论及二人的不同之处。这里我们不拟泛论左思与鲍照诗才诗风的优劣异同，只是比较分析他们二人的人生境遇、人生意识和人生抉择，以及左右他们各自不同人生抉择的深层动因，并由此探寻晋宋之际寒士精神的发展历程与时代的价值取向。

◇　一　◇

左思和鲍照都对自己的才华十分自信，都有很高的用世热情，自然也都有很强的功名心和富贵欲。

左思虽家世儒学，但在魏晋仍属寒门，其妹左棻在《离思赋》中有“蓬户侧陋”之叹，直到妹妹以才华入宫时他才“移家京师”。史载左思“貌寝口讷”“不好交游” ，看来他的性格相当内向。左思要为世所重至少有几重主客观障碍：在那个讲究门第身份的时代，他的寒素家世无疑会给他造成麻烦；魏晋士人普遍崇尚清谈，而他偏偏又十分“口讷”；当时社会都看重“容止”风度，而他本人却“貌寝”“丑悴”。据《世说新语·容止》载：“妙有姿容”的潘岳在洛阳道上，遇上他的女性“莫不连手共萦之”以便多看他一眼，“绝丑”的左思在街上群妪见而唾之。由于他慧于心却讷于口，美才气但丑于形，在生活中肯定常受到别人的轻视和冷眼，他受到的挫折和打击之重更不难想象，连他父亲都曾不负责任地对友人说：“思所晓解，不及我少时。”（同上）外貌丑陋和生理缺陷成了他奋发向上的刺激，激起他对优越感目标的追求。

起初，左思试图凭借自己的文学天才，以出色的文学成就寻求社会对自我价值的承认，《三都赋》的写作就是他追求优越感目标的一次艰苦努力。 《晋书》本传称他写《三都赋》“构思十年，门庭藩溷，皆着纸笔，遇得一句，即便疏之” 。为了写好《三都赋》，他认真揣摩张衡的《二京赋》，翻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在《三都赋序》中自述其写作经过说：“余既思摹《二京》，而赋《三都》，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其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风谣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长者，莫非其旧。” 他对这三篇赋的结构和语言更是惨淡经营，刘勰称其“业深覃思，尽锐于《三都》” 。花如此大的精力，用这样长的时间来写三篇赋，就是想获得一鸣惊人的社会效果。再看他写作《三都赋》时曾“诣著作郎张载”，赋写成后见“时人未之重”，又向有“高誉”的皇甫谧索序，张载为其中的《魏都》作注，刘逵注《吴都》《蜀都》，还惊动了司空张华为之揄扬，直至最后他如愿以偿——《三都赋》使得“洛阳纸贵”。由此可见左思深谙世道，很善于“推销”自我，也可见他入世的急切心情。

为了跻身于社会上层，他还参与了以权臣贾谧为核心的“二十四友”。“二十四友”中人多为“贵游豪戚及浮竞之徒”（《晋书·贾谧传》），这些人攀附贾谧主要是躁进贪婪，为的是很快在仕途上飞黄腾达。本“不好交游”的左思何以身预“二十四友”之列，成为这个浮华躁进集团中的一员，唯一的解释就是他入世心切。贾谧接纳左思自然有对他才华的赏识，但也不排除有左棻贵嫔的因素，他想在朝中广树党援亲信，而左思投靠贾谧，并且为贾谧讲解《汉书》，则不可否认有攀龙附凤的动机。他既不像潘岳那样“轻躁”“世利”，也不像陆机那样“好游权门”，但一个出身寒门的士子希望尽快提高自己的地位，巴结炙手可热的显贵不失为攀升的捷径。这一点毋庸为左思讳言，也不必对左思苛责。左思既非不食人间烟火的圣贤，也并非“望尘而拜”的势利鬼，他只是一位功名欲很强的士人而已。清人吴淇早就说左思“壮志勃勃，急于有为，故气象极似孟子” 。

与左思一样，鲍照也出身于寒门庶族，他时时忘不了自己的寒素身份，在诗文中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白这一点：“臣孤门贱生”（《解褐谢侍郎表》），“臣北州衰沦，身地孤贱”（《拜侍郎上疏》），“我以筚门士，负学谢前基”（《答客》），“臣自惟孤贱”（《谢解禁止表》）。他之所以强调自己是“北州衰沦”，是由于晋室南迁之后，“王谢诸族方盛，北人晚渡者，朝廷悉以伧荒遇之，虽复人才可施，皆不得践清途”（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二四）。在先渡江并已占据要津的高门大族眼中，晚渡江的北人都像些讨饭的乞丐，即使走上仕途也不可能入于清流，大多数人更只有“束菜负薪”（《拜侍郎上疏》）的份了。而鲍照并不接受命运的安排，他在《侍郎报满辞阁疏》中说：“臣嚣杌穷贱，情嗜踳昧，身弱涓甃，地幽井谷。本应守业，垦畛剿芿，牧鸡圈豕，以给征赋。而幼性猖狂，因顽慕勇；释担受书，废耕学文。画虎既败，学步无成。反拙归跂，还陋燕雀。日晏途远，块然自丧。加以无良，根孤伎薄。既同冯衍负困之累，复抱相如消渴之疾。志逐运离，事与衰合。” 对寒素子弟来说，当时的仕途绝非坦途，既无门荫可凭，又无爵位可袭，要跻身仕途唯一的途径就是干谒王侯，而且干谒还常常要吃闭门羹或遭白眼。鲍照第一次干谒临川王刘义庆就受到了冷遇，《南史》本传说：“照始尝谒义庆，未见知。”但这次失败鲍照并不气馁，不顾他人劝阻决心再次“贡诗言志”：

照始尝谒义庆，未见知，欲贡诗言志，人止之曰：“郎位尚卑，不可轻忤大王。”照勃然曰：“千载上有英才异士，沉没而不闻者，安可数哉！大丈夫岂可遂蕴智能，使兰艾不辨，终日碌碌，与燕雀相随乎？”于是奏诗，义庆奇之，赐帛二十匹。寻迁为国侍郎，甚见知赏。

鲍照毫无遮掩地吐露自己的鸿鹄之志，决不甘于贫贱，更耻于平庸，害怕“终日碌碌”，更不愿“与燕雀相随”。他的《飞蛾赋》就是这一情怀的艺术再现：

仙鼠伺暗，飞蛾候明，均灵舛化，诡欲齐生。观齐生而欲诡，各会住以凭方。凌燋烟之浮景，赴熙焰之明光。拔身幽草下，毕命在此堂。本轻死以邀得，虽糜烂其何伤。岂学山南之文豹，避云雾而岩藏。

“飞蛾”只要能“拔身幽草下”，不惜“毕命在此堂”，只要能“轻死以邀得”，即使“糜烂”又何妨？同样，诗人自己也宁可再次俯身干谒，而不愿就此“沉没而不闻”；宁可拼死一搏做人间“大丈夫”，也决不“遂蕴智能”而“使兰艾不辨”。鲍照通过对飞蛾的赞叹抒发了自己的衷曲，赋中的“飞蛾”正是诗人自己的影子。

鲍照在给上司的表疏中反复表白自己既无“远志”，更无野心：“臣孤门贱生，操无炯迹。鹑栖草泽，情不及官。不悟天明广瞩，腾滞援沉。观光幽节，闻道朝年”（《解褐谢侍郎表》），“臣素陋人，本绝分望，适野谢山川之志，辍耕无鸿鹄之叹，宦希乡部，富期农牧”（《为柳令让骠骑表》），“臣北州衰沦，身地孤贱。众善必违，百行无一。生丁昌运，自比人曹。操乏端概，业谢成迹。徂年空往，琐心靡述。褫辔投簪，于斯终志。束菜负薪，期与相毕”（《拜侍郎上疏》）。万不可将这些自贬自抑当作个人的倾诉衷肠，它们只是下僚在上司面前的官场客套。说自己退“谢山川”之雅，进无鸿鹄之志，为官不过“希乡部”，求富也只“期农牧”，无非是向顶头上司磕头谢恩，感谢上司对自己的提拔恩宠，致使自己现在的地位超出了原先的期望，目前的所得超出了原先的所求。这反倒表现了鲍照为人的乖巧，也从反面流露了他在仕途上的雄心。声称自己不愿“与燕雀相随”的鲍照，一出仕途便为王国侍郎尚且牢骚满腹，为官岂满足于区区“乡部”？在《登大雷岸与妹书》里向妹妹描绘山川景象时无形中透露了自己的胸襟：“东顾五洲之隔，西眺九派之分；窥地门之绝景，望天际之孤云。长图大念，隐心者久矣。南则积山万状，负气争高，含霞饮景，参差代雄。”胸怀“长图大念”，与世“负气争高”，不失为鲍照为人的真实写照。求富也不只期于“农牧”，鲍照的胃口还大着呢，他在《代堂上歌行》中说：

四坐且莫喧，听我堂上歌。昔仕京洛时，高门临长河，出入重宫里，结友曹与何，车马相驰逐，宾朋好容华。阳春孟春月，朝光散流霞，轻步逐芳风，言笑弄丹葩。晖晖朱颜酡，纷纷织女梭，满堂皆美人，目成对湘娥，虽谢侍君闲，明妆带绮罗。筝笛更弹吹，高唱相追和。万曲不关心，一曲动情多，欲知情厚薄，更听此声过。

如此赤裸裸地觊觎富贵，如此明目张胆地艳羡奢华，如此大言不惭地垂涎“美人”，如此坦然地夸耀“出入重宫里”，这在鲍照以前的诗歌中还十分罕见。毫不羞羞答答地追逐奢侈豪华，毫不掩饰地表达自己的政治抱负和人生欲望，鲍照的确昭示了一种新的时代信息，预示了社会阶层的升降沉浮和社会思潮的深刻变化。

◇　二　◇

生于“蓬户”“孤贱”而又不安于“蓬户”“孤贱”，艳羡荣华富贵而又得不到荣华富贵，恃才自负而又屡经坎坷，胸怀远志却又沉沦下僚，这使得左思和鲍照成了门阀制度最激烈的诅咒者，成了时代最深刻的批判者，因此他们二人便由急切“入世”顺理成章地变成了强烈“愤世”。

左思对自己的才华自视甚高，也切盼自己出群的才智能得以施展，《咏史八首》之一说：

弱冠弄柔翰，卓荦观群书。著论准《过秦》，作赋拟《子虚》。边城苦鸣镝，羽檄飞京都。虽非甲胄士，畴昔览《穰苴》。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铅刀贵一割，梦想骋良图。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

弱冠之年就显露出卓越的才华，饱于学问又善于属文，而且志向和眼界都高，立论、作赋都堪称一流。不仅文才盖世，武略也不让人，“虽非甲胄士”却胜过甲胄士，满腹的韬略使他根本不把偏于东隅的东吴放在眼里。文人常犯的毛病是误将自己的文学天才当作经世的干才，导致他们过于自我感觉良好，极度夸张地炫耀自己的才能。史家的记述与左思的自夸相去甚远，《世说新语》引《左思别传》说：“思为人无吏干而有文才，又颇以椒房自矜，故齐人不之重也。” “颇以椒房自矜”反映了这位杰出诗人的庸人习气，“无吏干而有文才”则指出了他才华的特征。在诗人的自述和史家的记述之间，我们更倾向于相信旁观者清。毫无疑问，左思绝不会接受史家的这一判断，他那“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的诗句，真有并吞寰宇气吞山河的气象，似乎在谈笑之间就可以把天下搞定。然而社会竟然使这样的干霄伟才不能实现自己大“骋良图”的“梦想”，于是《咏史八首》之二便对压抑人才的门阀制度大加挞伐：

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

何焯《义门读书记》评此诗说：“左太冲《咏史》，‘郁郁’首，良图莫骋，职由困于资地，托前人以自鸣所不平也。唐刘秩云，‘曹魏中正取士，权归著姓，于时贤哲无位，诗道大作，怨旷之端也’。” 涧底的“百尺”苍松，反而被山上矮小低垂的小苗所遮盖，寒士哪怕才高也终生卑贱，士族即使平庸仍然代代显贵。“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是对这一不合理社会现象沉痛的控诉，真实地反映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 的社会本质。“著论准《过秦》”“畴昔览《穰苴》”又有何用，还不是照样沉沦下僚？“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只是进一步申写“世胄蹑高位”二句，诗人咏史实为咏怀，借古人的酒杯浇自己心中的块垒。

鲍照也同样认为自己兼备文武全才，简直就是文可以变风俗，武能够定乾坤的英杰：

十五讽诗书，篇翰靡不通。弱冠参多士，飞步游秦宫。侧睹君子论，预见古人风。两说穷舌端，五车摧笔锋。羞当白璧贶，耻受聊城功。晚节从世务，乘幛远和戎。解佩袭犀渠，卷帙奉卢弓。始愿力不及，安知今所终。

——《拟古八首》之二

幽并重骑射，少年好驰逐。毡带佩双鞬，象弧插雕服。兽肥春草短，飞鞚越平陆。朝游雁门上，暮还楼烦宿。石梁有余劲，惊雀无全目。汉虏方未和，边城屡翻覆。留我一白羽，将以分符竹。

——《拟古八首》之三

前一首诗简直就是左思《咏史八首》之一的翻版，方东树在《昭昧詹言》中评这两首诗时说：“‘十五讽诗书’不过言己文武足备，与太冲意同。”“‘幽并重骑射’承上篇而来，言己骑射之工，足以封侯。” 虽然鲍照“幼性猖狂，因顽慕勇”（《侍郎报满辞阁疏》），但诗中“解佩袭犀渠，卷帙奉卢弓”“毡带佩双鞬，象弧插雕服”只是想象之词，诗人是在夸耀自己不只是一介“篇翰靡不通”的文弱书生，还是一位能够“飞鞚越平陆”的悍将。

然而，这位“文武足备”的天才却“取湮当代”，难怪诗人常抒写有才不能骋的怨恨，表现有志不得伸的愤懑。元方回在《文选颜鲍谢诗评》中说：“明远多为不得志之词，悯夫寒士下僚之不达，而恶夫逐物奔利者之苟贱无耻，每篇必致意于斯。” 我们来看看《拟行路难十八首》中的两首代表作：

泻水至平地，各自东西南北流。人生亦有命，安能行叹复坐愁。酌酒以自宽，举杯断绝歌路难。心非木石岂无感，吞声踯躅不敢言！

——《拟行路难十八首》之四

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丈夫生世会几时，安能蹀躞垂羽翼？弃置罢官去，还家自休息。朝出与亲辞，暮还在亲侧。弄儿床前戏，看妇机中织。自古圣贤尽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

——《拟行路难十八首》之六

上首前四句强自宽慰，水泻平地则各自流向东西南北，人生在世各有其富贵贫贱。既然是命中注定不可强求，又何苦长吁短叹怨天尤人呢？然而水流东西是水的本性所致，人分贵贱却是不公的世道造成，纵然“酌酒以自宽”也不能消愁解闷。“心非木石岂无感”一句反诘使诗意陡转，诗人好像怒发冲冠悲情难遏，久埋心头的怨愤不平即将像火山一样喷射而出。最后结尾却打破了读者的期待，一句“吞声踯躅不敢言”，抑住心中快要爆发的火山，堵住即将破闸的巨澜，这种无声的愤怒胜过有声的声讨，谁都能在这“不敢言”中体味出诗人的悲愤与无奈。下首一起笔就破空而来，“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以一连串的动作来宣泄内心的沉哀巨痛。三四句“丈夫生世会几时，安能蹀躞垂羽翼”才以逆笔交代痛苦的缘由：人生苦短而又壮志难酬。与其在俯首低眉中蹉跎岁月，还不如“弃置罢官去”，接下来通过想象中“还家”的天伦之乐，反衬官场上的压抑和痛苦。可是，一个不愿“与燕雀随行”的志士，只能“弄儿床前戏，看妇机中织”，一生不离双亲膝前，最终老死于牖下，分明是在摧残和糟蹋生命，对于鲍照来说又有何快乐可言？但不这样虚度光阴又有什么办法呢？“自古圣贤尽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孤且直”道出了诗人侘傺坎壈的深层原因。“孤”是指他身世的低贱，即出身于“孤门细族”或他所谓“孤门贱生”；“直”即正道直行，是指他自己为人的禀性。既无门第可以依凭，又不愿意屈己事人逢迎拍马，等待他的命运便只能是被摧残被压抑了。因而鲍照也像左思一样对门阀制度深恶痛绝，在《瓜步山楬文》中借题发挥对它进行抨击：

古人有数寸之籥，持千钧之关，非有其才施，处势要也。瓜步山者，亦江中渺小山也，徒以因迥为高，据绝作雄，而凌清瞰远，擅奇含秀，是亦居势使之然也。故才之多少，不如势之多少远矣。

“因迥为高，据绝作雄”，“才之多少，不如势之多少远矣”，文意不是和左思“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诗意相同吗？两位诗人萧条异代，竟然异口同声。

◇　三　◇

左思和鲍照同有入世之情，同有愤世之慨，但在最后如何安顿此生的人生抉择上，这两位杰出的诗人开始“分道扬镳”：前者选择了“高步追许由”的超世，后者则执着于人际的功名事业，成败荣枯，决不“学山南之文豹，避云雾而岩藏”。

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评左思《咏史八首》诗说：“‘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是涉世语；‘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埃尘’，是轻世语；‘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是出世语。每讽太冲诗，便飘飘欲仙。” 《咏史八首》并不是像前人所说的那样将不同时间写成的作品不分先后杂缀在一起，八首之间事实上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它们真实地表现了诗人由“入世”到“愤世”，再由“愤世”到“超世”的心灵历程。第一首自述其才大志高的自信，第二、三首写有志莫骋的悲愤，第四首写自己从追逐富贵到鄙弃富贵的精神超越，与京城内“赫赫王侯居”相比，他更看重“门无卿相舆”的“寂寂扬子宅”，《咏史八首》之五是这八首中笔力最为雄迈的一首：

皓天舒白日，灵景耀神州。列宅紫宫里，飞宇若云浮。峨峨高门内，蔼蔼皆王侯。自非攀龙客，何为欻来游？被褐出阊阖，高步追许由。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

只有溜须拍马的名利之徒，才去奔走峨峨高门，才去伺候蔼蔼王侯。诗的前半部分写宫室的巍峨，豪门的华丽，但诗人对此不仅没有半点艳羡，反而在夸张的描绘中暗含着极度的轻蔑；不仅不想涉足“紫宫”挤进“高门”，反而扪心自问：自己并非“攀龙客”，干吗要跑到这个污浊之地来呢？结尾一句用高亢的音节表达了自己对权贵、荣华、富贵的不屑一顾。沈德潜在《古诗源》中称这首诗“雄视千古”。就“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的气概而论，沈氏的评价一点也不过分。这时的左思已完全不在乎仕途的穷达和世俗的毁誉，他在《咏史八首》之六中说：“高眄邈四海，豪右何足陈。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埃尘。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在“豪右”和寒士之间，贵与贱两种价值准则是完全颠倒的。“显达奢华”这些世俗之所贵者，左思则“视之若埃尘”，“清贫自守”这些世俗之所贱者，左思却“重之若千钧”。所以他最后做出了“抱影守空庐”的人生抉择：

习习笼中鸟，举翮触四隅。落落穷巷士，抱影守空庐。出门无通路，枳棘塞中途。计策弃不收，块若枯池鱼。外望无寸禄，内顾无斗储。亲戚还相蔑，朋友日夜疏。苏秦北游说，李斯西上书。俯仰生荣华，咄嗟复凋枯。饮河期满腹，贵足不愿余。巢林栖一枝，可为达士模。

此诗所抒写的是诗人找到了自己在生活中的位置，透悟了人生价值后的一种自得与充实。能自得于“外望无寸禄，内顾无斗储”的贫贱生活，是因为他已经获得了精神上的富足与满足；能安于“亲戚还相蔑，朋友日夜疏”的寂寥生涯，是因为他参透了生活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他宁可做一名“抱影守空庐”的“穷巷士”，也决不羡慕“俯仰生荣华”的名利之徒。只要精神超旷脱俗，只要人生充实而有价值，巢于一枝一木就心满意足，哪里用得着高车驷马朱门深巷？哪里还用得着去拜谒权贵乞讨侯门？此诗的语调没有《咏史八首》之五那么愤激高亢，但比前者更加深沉和坚定。他的《招隐二首》寄慨与上诗相近，我们来看看其中第一首：

杖策招隐士，荒途横古今。岩穴无结构，丘中有鸣琴。白云停阴冈，丹葩曜阳林。石泉漱琼瑶，纤鳞亦浮沉。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何事待啸歌，灌木自悲吟。秋菊兼糇粮，幽兰间重襟。踌躇足力烦，聊欲投吾簪。

近代张琦在《宛邻书屋古诗录》中评此诗说：“此与《咏史》诗同一感寓，太冲本有用世之志，其曰巢林栖一枝者，乃英雄失意审时识变之所为，非情甘恬退者也。” 左思的确不是天性就甘于恬退的人，他之所以“聊欲投吾簪”去做“落落穷巷士”，是他看穿了官场的尔虞我诈，是他超脱了人世的功名利禄，才做出的人生决断。从“踌躇足力烦，聊欲投吾簪”二语看，写此诗时左思仍身在仕途，后来他实践了自己的生命承诺，《晋书》本传载：“秘书监贾谧请讲《汉书》。谧诛，退居宜春里，专意典籍。齐王冏命为记室督，称疾不就。及张方纵暴都邑，举家适冀州。数岁，以疾终。”

对鲍照精神世界的发展变化，我们很难像左思那样梳理出一个比较清晰的逻辑过程，这可能与他现存作品许多难以编年有关，也与他的精神世界缺乏质的变化有关。从其可以编年的诗文看，少作与绝笔所抒写的情怀和展露的气度并无本质的区别。 他终生不减用世的热情，终生都在发愤世之慨，他的心灵基本徘徊在入世-愤世这两个层面。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对此颇有微词：“鲍参军既怀雄浑之姿，复挟沉挚之情。其性沉挚，故即景命词，必钩深索异，不欲犹人；其姿雄浑，故抗音吐怀，每独成亮节，自得于己。……所微嫌者，识解未深，寄托亦浅。感岁华之奄谢，悼遭逢之岑寂，唯此二柄，布在诸篇。纵古人托兴，率亦同然，而百首等情，乌睹殊解？无烦诠释，莫足耽思。”

说鲍照诗文“百首等情”当然有失夸张，他也曾邀同僚“遁迹俱浮海，采药共还山。夜听横石波，朝望宿岩烟”（《和王丞》），但这些诗句和杜甫“非无江海志，潇洒送日月”一样，只是自己兴之所至的一念之想，“遁迹”“还山”可能是附和友人的风雅闲谈，我们切不可将它当真。盘桓于鲍照胸中的不是未能“还山”的烦恼，而是不得施才骋志的焦虑，如《代结客少年场行》：

骢马金络头，锦带佩吴钩。失意杯酒间，白刃起相仇。追兵一旦至，负剑远行游。去乡三十载，复得还旧丘。升高临四关，表里望皇州。九衢平若水，双阙似云浮。扶宫罗将相，夹道列王侯。日中市朝满，车马若川流。击钟陈鼎食，方驾自相求。今我独何为，坎壈怀百忧！

王夫之说此诗“满篇讥诃，一痕不露” 。细玩全诗，是以他人之显达肆志反衬自己的坎壈不遇，“升高临四关，表里望皇州”数句向往羡慕之情多于讥诃讽刺之意，“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二句可尽一篇之旨。

按冯友兰先生对人生境遇的划分标准，鲍照诗文中所呈现的属于典型的功利的人生。 他甚至认为追求令名盛誉高官显宦，不仅是士人的本性，也是士人的使命，他的山水诗《行京口至竹里》写出了这一“人性的秘密”：

高柯危且竦，锋石横复仄。复涧隐松声，重崖伏云色。冰闭寒方壮，风动鸟倾翼。斯志逢凋严，孤游值曛逼。兼途无憩鞍，半菽不遑食。君子树令名，细人效命力。不见长河水，清浊俱不息。

此诗是诗人做临川王刘义庆的侍郎时，随刘义庆从江州移镇兖州路途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节值严冬，时当日暮，诗人仍颠簸于“复涧”“重崖”之间，日夜兼途不得喘息，甚至连粗粮也来不及果腹充饥。换了别人在官场上受这种罪定会口出怨言，还很可能像左思那样“聊欲投吾簪”，“高步追许由”，鲍照却对此无怨无悔。他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体会到，在这个熙熙攘攘的人世谁都在孜孜以求，“君子”求名，“细人”求利，谁都在人生的战场上为此拼搏奔波，恰如“长河”的激流，无论清浊都奔流不息。树令名、建功业、享富贵成了他生命的强大动力，不管有多少委屈，不管有多少艰辛，不管有多少愤懑，也不管能否达到目的，他都会在这条路上百折不挠地走到底。因为他害怕“沉没而不闻”，害怕寂寞贫贱，《代贫贱苦愁行》把话说得更加直露斩绝：

湮没虽死悲，贫苦即生剧。长叹至天晓，愁苦穷日夕。盛颜当少歇，鬓发先老白。亲友四面绝，朋知断三益。空庭惭树萱，药饵愧过客。贫年忘日时，黯颜就人惜。俄顷不相酬，恧怩面已赤。或以一金恨，便成百年隙。心为千条计，事未见一获。运圮津途塞，遂转死沟洫，以此穷百年，不如还窀穸。

俗话说“好死不如赖活”，而鲍照觉得“贫苦生剧”比“湮没死悲”还要难熬。与其百年受穷，与其遭人白眼，还“不如还窀穸”的好，他人生的价值取向与盛唐诗人“心心相印”。

因而，鲍照做出了与左思晚年完全不同的人生决断。贾谧伏诛后左思就拒绝征命，退出仕途，避地冀州。鲍照释褐为临川王刘义庆的国侍郎，自解侍郎后又从衡阳王之辟，不久又为始兴国侍郎，始兴王伏诛后除海虞令，很快迁太学博士，兼中书舍人。不到两年又出为秣陵令，寻转永嘉令，不久为临海王前军行参军，寻迁前军刑狱参军事，四年后临海王被赐死时，鲍照在荆州任上为乱兵所杀。鲍照见临川王喜欢招纳人才，便不顾尊卑“贡诗言志”，见孝武帝自矜文才，便“为文多鄙言累句”。 为了求取功名，他走马灯似的改换主子，为了达到目的，不断投其所好。明张溥在《鲍参军集题辞》中说：“临川好文，明远自耻燕雀，贡诗言志。文帝惊才，又自贬下就之。相时投主，善周其长，非祢正平杨德祖流也。” 这一方面说明寒士当时处境的寒微心酸，另一方面也表明鲍照不失为官场的“巧宦”。他的“自贬”是对王权的恐惧，也不排除是为了实现功名欲望的某种逢迎和投机。

◇　四　◇

无须责难鲍照没有左思那种“藐视高门”的“豪迈气概”，也不用简单地指责“鲍照的愤慨只局限于个人的名利” 。左、鲍二人的人生抉择、官场行为以及最后的人生结局，都是由他们的人生意识和价值目标决定的，而人生意识的形成、价值目标的确定，又与各人生存境遇的状况和社会思潮的影响息息相关。

左思《咏史八首》中猛烈抨击门阀制度，“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在晋朝似乎是空谷传响，在左思之前难以听到，到左思之后也不可闻。左思这位振臂高呼的英雄长期应者寥寥，一直到鲍照才应和了他的怒吼。魏晋诗人并非都是出身士族，难道他们都认同门阀制度？

九品中正制虽建于曹魏时期，但其本意是为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评定人才的优劣。沈约在《宋书·恩幸传序》中说：“汉末丧乱，魏武始基，军中仓卒，权立九品，盖以论人才之优劣，非谓世族之高卑。因此相沿，遂成高法”，但到晋代被士族以九品法来“凭藉世资，用相陵驾”。 在魏时授官虽然“家世已是标准之一，但还不是唯一的标准”，到了“西晋期间家世已成为品第高下的主要根据，状（即对个人才德的评价——引者注）的作用就不大了” ，于是就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现象。 这一制度对士人的利益进行了重新分配，使得社会的政治资源集中在极少数家族手中，自然就激起了许多九品中正制的反对者，有些人的言论异常激烈，其中刘毅的奏疏最为后世传诵：“今之中正，不精才实，务依党利；不均称尺，务随爱憎。所欲与者，获虚以成誉；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高下逐强弱，是非由爱憎。随世兴衰，不顾才实，衰则削下，兴则扶上，一人之身，旬日异状。或以货赂自通，或以计协登进，附托者几达，守道者困悴……是以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自魏立以来，未见其得人之功，而生雠薄之累。毁风败俗，无益于化，古今之失，莫大于此。” 另据《晋书·文苑传》载：“王沈字彦伯，高平人也。少有俊才，出于寒素，不能随俗沉浮，为时豪所抑。仕郡文学掾，郁郁不得志，乃作《释时论》，其辞曰：‘衮龙出于缊褐，卿相起于匹夫，故有朝贱而夕贵，先卷而后舒。当斯时也，岂计门资之高卑，论势位之轻重乎！今则不然……百辟君子，奕世相生，公门有公，卿门有卿。指秃腐骨，不简蚩伫。多士丰于贵族，爵命不出闺庭。四门穆穆，绮襦是盈，仍叔之才，皆为才老成。贱有常辱，贵有常荣，肉食继踵于华屋，疏饭袭迹于耨耕。’” 为了说明问题，再看两则相关的史料：

瓘以魏立九品，是权时之制，非经通之道，宜复古乡举里选。与太尉亮等上疏曰：“魏氏承颠覆之运，起丧乱之后，人士流移，考详无地，故立九品之制，粗且为一时选用之本耳。其始造也，乡邑清议，不拘爵位，褒贬所加，足为劝励，犹有乡论余风。中间渐染，遂计资定品，使天下观望，唯以居位为贵。人弃德而忽道业，争多少于锥刀之末，伤损风俗，其弊不细。

——《晋书·卫瓘传》

今台阁选举，途塞耳目，九品访人，唯问中正。故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则当途之昆弟也。二者苟然，则荜门蓬户之俊，安得不有陆沉者哉！

——《晋书·段灼传》

上面几则引文让我们明白声讨门阀制度，并非左思一个人的呼声，而是西晋时期许多寒士的众声怒吼。诚如唐长孺所指出的那样：“西晋时期反对中正制的如是之多，一方面表示世族业已控制了选举，而司马氏的政权既以世族为中心，自不能废除此制度或阻止这一个趋势，另一方面也说明这种制度事实上已为门阀所利用以巩固其既得利益，但在理论上还没有获得根据。东晋以后门阀的形式已经形成，士庶以血缘区别的理论业已建立，这种反对议论就不见了。” 两晋不少寒士对门阀制度仍不以为然，渡江后无论士庶都已视门阀制度为理所当然，东晋人将九品中正制当作“缙绅之清律，人伦之明镜” ，对“公门有公，卿门有卿”这种不合理的社会现实，不只听不到诗人们的公开抗议，恐怕连暗地里的腹诽也没有了。

左思退出仕途当然也与当时的社会思潮有关，当时士林玄风正炽，“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价值取向，使得士人普遍企希隐逸，宅心玄远又必然导致他的轻官忽禄，至少在价值判断上，退隐优于出仕，超世高于用世。石崇为人“卑佞”贪婪，生活常以“奢靡相尚” ，连他这种人也在《思归引序》中说：“困于人间烦黩，常思归而咏叹”，希望过一种“出则以游目弋钓为事，入则有琴书之娱”的闲散生活 。即便史称“性轻躁，趋势利”的潘岳，也在《闲居赋序》中自称“览止足之分，庶浮云之志，筑室种树，逍遥自得” 。石崇、潘岳同为“二十四友”中的骨干，这些俗念缠心之辈尚且向往“逍遥自得”的人生，可见当时士风对超旷脱俗、栖心尘表的崇尚了。

我们阐述两晋寒士对门阀制度的否定态度，以及魏晋士人对超世脱俗的赞美推崇，不是要矮化左思作为杰出诗人的形象，不是要让人们得出他“不过如此”的印象，而是要让我们加深对他人生境遇和人生抉择的理解。左思对门阀制度的声讨喊出了西晋寒士的心声，而“高步追许由”的人生抉择又是魏晋士风的折射。总之，左思是时代精神的产儿，同时又是时代精神的代表。

鲍照生活的时代，士庶地位的沉浮变化诡异而矛盾，士庶之隔表面上似乎越来越森严，而实际上又有“大量的寒人挤入仕途，以至士庶不分” ；表面上世族地位越来越清显高贵，而事实上军国要务又逐渐控制在寒人手中。唐长孺在《南朝寒人的兴起》一文中分析这一现象说：“士庶区别在晋宋之间似乎已成为不可逾越的鸿沟，然而那只能是表示士族集团业已感到自己所受的威胁日益严重，才以深沟高垒的办法来保护自己。”

寒门士人刘裕代晋称帝，透露出士庶沉浮的重要信息，这位“田舍公” 登基后，汲取了“晋自社庙南迁，禄去王室，朝权国命，递归台辅。君道虽存，主威已谢”的历史教训 ，便着手打压高门以强化皇权。宋武帝死后，世族又开始大兴废立，宋文帝即位初年又重演东晋政治的故伎，“朝权国命”再次“递归台辅”。元嘉三年先后诛灭了徐羡之、傅亮和谢晦等高门或权臣，皇室才重新收回国柄。元嘉年间的政治格局虽仍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但朝政已经开始由寒人执掌机要。

寒人掌机要这种现象的出现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是门阀贵族由于腐朽而变得无能，《颜氏家训·涉务》称“晋朝南渡，优借士族”，他们越来越“迂诞浮华，不涉世务，纤微过失，又惜行捶楚，所以处于清高，盖护其短也。至于台阁令史，主书监帅，诸王签省，并晓习吏用，济办时须，纵有小人之态，皆可鞭杖肃督，故多见委使，盖用其长也” 。士族衣冠看重门资而不重才干，以“平流进取，坐致公卿”为荣，反以勤于庶务因功晋升为耻，对于庶务由开始的“不屑”变成了后来的“不能”。南朝各代皇帝都倾向于“爱小人而疏士大夫” ，与士族清高而又缺乏政治才干有关。其次，出身寒门的宋皇室害怕权移世族，国政常常委之寒素。中书侍郎、中书舍人等职前朝例由士族入选，宋文帝开始这些官职就起用寒人来担任。宋孝武帝时寒门近臣更见信任。《宋书·恩幸传序》分析个中原因说：“主威独运，官置百司，权不外假，而刑政纠杂，理难遍通，耳目所寄，事归近习。赏罚之要，是谓国权，出内王命，由其掌握。” 《南齐书·幸臣传序》说得更加明白：“宋文世，秋当、周纠并出寒门。孝武以来，士庶杂选，如东海鲍照，以才学知名。” 鲍照在孝武帝朝出任的中书舍人之职在晋代只用世族高门，从宋代才开始士庶并选。这种“士庶杂选”对寒人开放了政治机会，并激发了他们的政治诉求和人生欲望。鲍照不甘于“沉没而不闻”，不愿“与燕雀相随”，宣称宁“轻死以邀得”，就是在这种特有的生存境遇之中产生的功名心和富贵欲。可当时对寒门开放的政治机会毕竟有限，鲍照任中书舍人也不过两年，在仕途长期沉沦下僚，所以又难免“才之多少不如势之多少”的喟叹，难免有“吞声踯躅不敢言”的无奈，更常有“何况我辈孤且直”的愤激。

至于鲍照没有左思“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的气概，如果我们了解一下他的生存境遇以及当时的社会思潮，就会对他有一种“理解之同情”。元嘉以后清谈虽然仍在延续，但玄学已经失去了理论活力，在诗歌创作中出现了“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的现象。统治者虽然大兴儒学，但儒学又还没有取得独尊的地位，不可能成为士人安身立命的行为准则。《代贫贱苦愁行》中“湮没虽死悲，贫苦即生剧，长叹至天晓，愁苦穷日夕。盛颜当少歇，鬓发先老白，亲友四面绝，朋知断三益……运圮津途塞，遂转死沟洫，以此穷百年，不如还窀穸”，既没有老庄玄学所追求的恬静淡泊，又没有儒家所倡言的君子固穷，成就世俗功名，享受人间富贵，在现实生活中闹得春风得意，就是他孜孜以求的人生目标，他怎么会去“高步追许由”呢？我们来听听鲍照以后盛唐人的心声吧：李白信心满满地告诉人们说“富贵吾自取，建功及春荣”（李白《邺中赠王大劝入高凤石门山幽居》），更毫不隐讳地宣称“试涉王霸略，将期轩冕荣”（李白《赠江夏韦太守良宰》），甚至对陶渊明也大为不敬地说“龌龊东篱下，渊明不足群”（李白《九日登高巴陵置酒望洞庭水军》），“诗人之达者”高适更是坚信“公侯皆我辈，动用在谋略”（高适《和崔二少府登楚丘城作》），仕途蹭蹬的李颀也赤裸裸地叫嚷“男儿立身须自强，十年闭户颍水阳。业就功成见明主，击钟鼎食坐华堂”（李颀《缓歌行》）。盛唐诸公与鲍照的人生志向何其相似！李白等人不只是在诗艺诗风上深受鲍照的影响，就是人生意气也息息相通。可以说，鲍照是盛唐许多诗人们精神上的“兄长”，他深刻地反映了庶族士人想成为命运的主人和社会的主宰这一历史要求。

左思和鲍照深刻地把握了各自时代的本质，因而，从他们不同的人生境遇、人生意识和人生抉择中，我们可以看出由晋至宋两朝寒士精神的发展历程，也可以从他们身上看到历史未来的走向。

原刊《中华文史论丛》2008年第4期 RdAheThkHew8BVopz7Rqyg5HIvhQRcVJXqH9S522gKd7g9nj1JeFyOn6v1AF6Tw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