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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三岁那年孟郊第二次考进士下第，他一气之下自朔方南游湖楚，《下第东南行》说“越风东南清，楚日潇湘明。试逐伯鸾去，还作灵均行”，看样子好像要仿效屈原行吟泽畔以抒愤。想不到，他到了屈原沉江的湘沅后，却又毫不讲理地把屈原给数落了一通：
分拙多感激，久游遵长途，经过湘水源，怀古方踟躇。旧称楚灵均，此处殒忠躯。侧聆故老言，遂得旌贤愚。名参君子场，行为小人儒，骚文炫贞亮，体物情崎岖。三黜有愠色，即非贤哲模。五十爵高秩，谬膺从大夫。胸襟积忧愁，容鬓复凋枯。死为不吊鬼，生作猜谤徒。吟泽洁其身，忠节宁见输。怀沙灭其性，孝行焉能俱。且闻善称君，一何善自殊；且闻过称己，一何过不渝……
——《旅次湘沅有怀灵均》
诗题虽为“有怀灵均”，但屈原在他眼里却一无是处：他那些“惊采绝艳”的骚辞，只不过是为了炫耀自己情操的“贞亮”；那些“体物”之情“崎岖”激荡而又忧郁悲伤，有违君子“中正和平”的精神境界；三次贬官便形诸“愠色”，也未免太狷狭浮躁了点儿，哪有一点儿贤哲与时消息的度量？整日地满面忧伤，愁思郁结，与那些坦荡无闷的圣贤相去何其遥远；一个人到泽畔行吟以洁其身，把忠君之节也弃而不顾，至于沉江自绝其性，更弃绝了对父母必须履行的孝道。总之，他露才扬己，不忠不孝，虽然名忝君子之场，其行不过是小人之儒而已，生前是个喜欢猜谤别人又常遭别人猜谤的“小人儒”，死后更是个无人吊悼的死鬼。
孟郊这儿对屈原的责难，完全是跟着汉儒学舌，我们来看看班固的《离骚序》：“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洁狂狷景行之士。”
孟郊上面那首诗不只是把班固的散文换成了韵语，班固仅是不讲情理的指责，“死为不吊鬼，生为猜谤徒”简直就是谩骂，班固尚且承认骚文“弘博丽雅，为辞赋宗”
，而在孟郊眼里这只是炫耀自己情操“贞亮”的一件华丽的外衣。这也许是历史上对屈原最苛酷的批评了，连宋代那些大谈存天理去人欲的道学先生也没有这样非难过屈子，朱熹还撰有《楚辞集注》八卷，把屈原作为志行高洁的典范。
令人费解的是孟郊自己也并不温柔敦厚，他的内心世界从来没有中正和平过，他的情感更是一直在走极端：吟“默默寸心中，朝愁续暮愁”（《卧病》）
的是他，唱“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的也是他。从他现存的诗作来看，真正“春风得意”好像仅只登科后那一短暂的时光，他的一生屡屡被逼到人生绝境：“四望失道路，百忧攒肺肝。”（《商州客舍》）将他指责屈原的“胸襟积忧愁，容鬓复凋枯”这句话，移以评他自己再切合不过了。他一生的悲剧是那个社会大多数寒士的典型，而他个人也用一生的潦倒不幸为代价，体味了一个正直无依的寒士生存的艰难，深刻地认识到了上层社会的虚伪腐败，因而他的意义不在于修得了儒家所推崇的那种近于麻木的中正和平的心境，而是他毕生用愤怒的调子，喊出了寒士心中的不平之鸣，在当时的士林激起了广泛的回响。闻一多先生在谈到元和诗坛时说：“老年的孟郊，正哼着他那沙涩而带芒刺感的五古，恶毒地咒骂世道人心。”
由于他诗风的别具一格，更由于他对黑暗的“世道人心”的咒骂叫人拍手称快，他身边有一大批崇拜者和模仿者，李肇的《唐国史补》卷下载：“元和已后……诗章则学矫激于孟郊，学浅切于白居易。”
他不是不满于屈原的“体物情崎岖”吗？“矫激”比“情崎岖”走得更远。我们在此绝不想反唇相讥，像孟郊指责屈原那样去指责孟郊的“矫激”，相反，倒是认为正是这种矫激给他的诗情带来了深沉和“锋棱”
。对他非难屈原的心理动因的分析且挪到后文，眼下我们的焦点要集中于他矫激之情所蕴含的社会内容上——他的矫激来自对举场昏浊的愤慨，来自对造成自己终生困顿的世道的不满，来自对“王门与侯门”的愤激。
现存《孟郊集》中应进士之前的诗作很少。四十岁以前他一直在江南和中原地带流浪，去长安应进士试他才得以深入社会，得以深刻地体验人生，而他人生一连串的悲剧也从应进士试开始。四十一岁那年，他觉得自己“才饱身自贵”（《题韦承总吴王故城下幽居》），于是唱着“白鹤未轻举，众鸟争浮沉”（《湖州取解述情》），第一次来长安应进士试，满以为自己这只不轻举的白鹤，在“争浮沉”的“众鸟”中，一定会鹤立鸡群，旗开得胜。可他高兴得太早了一点。韩愈在《孟生诗》中勾勒了他刚来长安应试时那副寒酸土气的模样：“朅来游公卿，莫肯低华簪。谅非轩冕族，应对多差参。”
从孟郊拙于应酬的样子，韩愈知道他决不是出于“轩冕族”，可这位寒门孤士又自负才华，觉得凭自己的实力就可平步“青云路”（《长安旅情》），所以“莫肯低华簪”去巴结公卿。这次考试落第的下场是可以预料的，但对孟郊来说却是次意外的打击，看到榜上无名后，他觉得痛苦羞辱极了：
拔心草不死，去根柳亦荣。独有失意人，恍然无力行。昔为连理枝，今为断弦声。连理时所重，断弦今所轻。吾欲进孤舟，三峡水不平。吾欲载车马，太行路峥嵘。万物根一气，如何相互倾。
——《感兴》
人生的道路似乎已走到了尽头，此刻他没有想到“忠节宁见输”和“孝行焉能俱”这些他苛求于屈原的问题，现在他也想到自杀了，落第无论生还是死都是耻辱，但“死辱片时痛”而“生辱长年羞”（《夜感自遣》）。之所以没有去死，与其说是他缺乏自杀的勇气，还不如说是他对举场的丑恶还没有深入的了解，更不如说是对中举还抱有一线希望。《失意归吴因寄东台刘复侍御》一诗说：“自念西上身，忽随东归风。长安日下影，又落江湖中。离娄岂不明，子野岂不聪。至宝非眼别，至音非耳通。因缄俗外词，仰寄高天鸿。”离娄是传说中能视百步之外的目明者，子野是能听千里之外的耳聪者，诗中用来指代主考官。自己这次下第不是考官不公平，也不是他们缺乏鉴赏力，而是自己这块至宝或这曲至音，绝非凡眼能别凡耳能通的，要等到非常之人才能识我这非常之器。可怜的孟郊要再碰次钉子后，才明白离娄既不明子野也不聪。
第二年，他又来到长安碰运气，可是仍然没有人识得他这块“至宝”，他又一次被拒绝于进士的大门之外，《再下第》说：“一夕九起嗟，梦短不到家。两度长安陌，空将泪见花。”久困举场使他面目枯槁，形容憔悴（见《下第东南行》），他悲痛得心如刀绞：
晓月难为光，愁人难为肠，谁言春物荣，岂见叶上霜。雕鹗失势病，鹪鹤假翼翔。弃置复弃置，情如刀刃伤。
——《落第》
不过他再也不会天真地认为考官们是耳聪目明的离娄和子野了，他已看清举场的种种污秽，“始知喧竞场，莫处君子身”（《长安羁旅行》）。任凭你才凌屈宋、德齐古贤，如果没有过硬的后台或靠山，如果不曲意逢迎权贵，等待你的结局肯定是“本望文字达，今因文字穷”（《叹命》）。下面一首写于他再下第之后，不仅表现了他个人痛苦的深度，也表现了他对上层社会认识的深度：
食荠肠亦苦，强歌声无欢。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有碍非遐方，长安大道旁。小人智虑险，平地生太行。镜破不改光，兰死不改香，始知君子心，交久道益彰。君心与我怀，离别俱回遑，譬如浸蘖泉，流苦已日长，忍泣目易衰，忍忧形易伤。项籍非不壮，贾生非不良，当其失意时，涕泗各沾裳。古人劝加飧，此飧难自强。一饭九祝噎，一嗟十断肠。况是儿女怨，怨气凌彼苍。彼苍昔有知，白日下清霜。今朝始惊叹，碧落空茫茫。
——《赠崔纯亮》
几次进出考场，始而自负激动，继而绝望痛苦，接下来便是明白真相后的愤愤不平：“王门与侯门，待富不待贫，空携一束书，去去谁相亲”（《大梁送柳淳先入关》），“曲木忌日影，谗人畏贤明。自然照烛间，不受邪佞侵”（《古意赠梁补阙》），“谁言碧山曲，不废青松直。谁言浊水泥，不污明月色。我有松月心，俗骋风霜力”（《寓言》）。
胡震享说：“以时事入诗，自杜少陵始；以名场事入诗，自孟东野始。”
因为他不是名场旁观者而是名场的受害人，所以他对名场种种丑恶现象的抨击就格外激切，因而成了失意于举场的寒士的代言人。唐代科举制度的确立，使一大批庶族地主的子弟得以走上政治舞台，打破由门阀世族一统天下的局面。“起宰相于寒门”这一历史的要求，已变成了一种社会现实，从前的世家大族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光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但是，这只是表明世族开始走向衰微，它的淫威余焰没有完全消失，门户等级观念还有广泛的社会影响，不少当朝主政的寒族又逐渐蜕变为新贵。他们一方面通过门荫爬上高位，一方面操纵举场堵塞寒门子弟的仕进之路。越到后来举场的流弊越多，考官既以此来结党营私，举子因而也借此卖身投靠，才学的较量恶变为利害的权衡。《唐摭言》卷二载：“贞元、元和之际，又益以荐送相高。”
在当时出现这种现象一点也不足为怪：“得举者不以亲，则以势；不以贿，则以交；未必能鸣鼓四科，而裹粮三道。其不得举者，无媒无党，有行有才，处卑位之间，仄陋之下，吞声饮气，何足算哉！”
那种环境自然迫使大批举子出卖人格和灵魂，争相“驱使府寺之廷，出入王公之第，陈篇希恩，奏记誓报，故俗号举人皆称‘觅举’”
。有时考试是为了障人耳目，中举者的名单考前就内定了。《资治通鉴·唐纪五七》载：“长庆元年三月……右补阙杨汝士与礼部侍郎钱徽掌贡举。西川节度使段文昌、翰林学士李绅，各以书属所善进士于徽。及榜出，文昌、绅所属皆不预。及第者郑朗，覃之弟；裴撰，度之子；苏巢，宗闵之婿；杨殷士，汝士之弟也。文昌言于上曰：‘今岁礼部殊不公，所取进士皆子弟无艺，以关节得之。’上以问诸学士，德裕、稹、绅皆曰：‘诚如文昌言。’”
文中提到的这些炙手可热的公卿子弟，即使“无艺”也照样高中。
韩孟诗派中的一些著名诗人，要么久困举场，如韩、孟；要么终生不第，如贾岛。韩愈在《上兵部李侍郎书》中说：“家贫不足以自活，应举觅官，凡二十余年矣。”
他为自己“曾不得名荐书”而苦恼，忍受着白眼和侮辱，一次次卑躬屈膝地逢迎公卿，“俯首帖耳摇尾而乞怜”地献媚权贵
。他后来把自己比孟郊先中进士，一五一十地说成是比孟“奸黠”些的结果：“东野不得官，白首夸龙钟；韩子稍奸黠，自惭青蒿倚长松。”
贾岛是一个举场的牺牲品，“应怜独向名场苦，曾十余年浪过春”
，“得非下第无高韵，须是青山隐白头”
，这些诗句近乎凄惨的哀号。
可见，孟郊在名场的委屈、辛酸和痛苦具有很大的代表性，每次登科的人毕竟是极少数，大多数寒士都名落孙山，老死牖下。他的一曲《古兴》自然能在举子中引起强烈的共鸣：
楚血未干衣，荆虹尚埋辉。痛玉不痛身，抱璞求所归。
第三次参加进士考试时，孟郊已是扬名全国的诗人，通过广泛的社会交游，也干谒了不少当朝权贵，还被迫打通了一些“关节”，又有许多友人为他揄扬举荐，这才好不容易登科了，那首著名的《登科后》毫不遮掩地表现了他内心的兴奋和喜悦。《同年春宴》也写于同时，它真切地反映了那些登科者共同的心声——“郁抑忽已尽，亲朋乐无涯”。有唐一代特看重进士，至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官场上要数进士出身的牌子亮，所以他自己一扫昔日的“郁抑”，亲朋也为他弹冠相庆。然而，进士并没有真正改变他潦倒贫困的命运。他等了四年才弄到溧阳县尉这顶头衔，到任后又完全适应不了俗吏的生活，《溧阳秋霁》说：“星星满衰鬓，耿耿入秋怀。旧识半零落，前心骤相乖。饱泉亦恐醉，惕宦肃如斋。上客处华地，下寮宅枯崖。叩高占生物，龃龉回难谐。”他和身边的黠吏关系很僵。因此“或比日，或间日，乘驴领小吏径蓦投金渚一往。至则荫大栎，隐丛条，坐于积水之旁，苦吟到日西而还。尔后衮衮去，曹务多驰废。令季操卞急，不佳东野之为。立白上府，请以假尉代东野。分其俸以给之。东野竟以穷去”
。他晚年仍然过着依人作客寄食求衣的生活，他是在咀嚼贫穷和诅咒贫穷中挨过一生的。我国古代很少诗人对贫穷的感受比他更深切，因而他的言贫诗以其情感的真切和风格的奇峭而打动了历代读者。
贫穷摧残了他的身体，也使他的精神生活忧郁而又灰暗。我们来听听诗人自己的倾诉：
贫病诚可羞，故床无新裘。春色烧肌肤，时餐苦咽喉。倦寝意蒙昧，强言声幽柔。承颜自俯仰，有泪不敢流。默默寸心中，朝愁续暮愁。
——《卧病》
这是一个“拙讷”正直的诗人的现实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写照：贫病交加，俯仰承颜。他一生四处漂泊求生，“十日理一发，每梳飞旅尘；三旬九过饮，每食唯旧贫”（《长安羁旅行》）。“贫寒”二字连用无疑有某种心理根据，贫穷的人对清寒格外敏感，苏轼以“寒”许郊虽含贬意，从诗境看却不无道理：
秋月颜色冰，老客志气单。冷露滴梦破，峭风梳骨寒，席上印病文，肠中转愁盘。疑怀无所凭，虚听多无端。梧桐枯峥嵘，声响如哀弹。
——《秋怀十五首》之二
这种清寒瘦劲的诗境，是诗人对自己生存状况独特感受的结果，苦涩贫寒居然还这样富于诗意、这样耐人咀嚼回味，在唐诗中的确别具一格。由于他受够了贫寒孤单的煎熬，所以特别渴求和珍惜人间的温暖，如《答友人赠炭》：
青山白屋有仁人，赠炭价重双乌银。驱却坐上千重寒，烧出炉中一片春。吹霞弄日光不定，暖得曲身成直身。
绳子总是从细处断。倒霉的事都让孟郊撞上了，举场挫折、仕途坎坷和贫病折磨之外，晚年又接连遭受丧子之痛。十岁的大儿子病死，接着小儿子又一个个夭折，这个不公平的世道夺走了他的一切寄托和安慰。对于一个封建时代的文人来说，老来丧尽子息不光是一种情感惨痛，断子绝孙更是一种道德上的折磨，他的许多悼子诗催人泪下，白头人哭黑头人实在凄惨：
一闭黄蒿门，不闻白日事。生气散成风，枯骸化为地。负我十年恩，欠尔千行泪。洒之北原上，不待秋风至。
——《悼幼子》
此儿自见灾，花发多不谐，穷老收碎心，永夜抱破怀，声死更何言，意死不必喈。病叟无子孙，独立犹束柴。
——《杏殇九首》之八
韩愈特作《孟东野失子》以质问苍天：“失子将何尤，吾将上尤天。女实主下人，与夺一何偏！彼于女何有，乃令蕃且延？此独何罪辜，生死旬日间？上呼无时闻，滴地泪到泉。地祇为之悲，瑟缩久不安。乃呼大灵龟，骑云款天门。问天主下人，薄厚胡不均？”
一个正直而又富才华的诗人，竟然落得“寡妻无子息，破宅带林泉”（贾岛《哭孟郊》）的结局，这不是用一句“自古诗人多薄命”就能敷衍的，这种遭遇本身就是对世道的抗议。孟郊清楚这是末世造成的，所以他没有去问苍天而去责世道：“儿生月不明，儿死月始光。儿月两相夺，儿命果不长。如何此英英，亦为吊苍苍。甘为堕地尘，不为末世芳。”道尽了他对社会的愤怒与无奈。孟郊的不幸激起了世人的不平和同情：“但是洛阳城里客，家传一首《杏殇诗》。”
中国诗坛上元白和韩孟两大诗派的主将中，元稹晚年与宦官勾结，在朝廷过起宰相瘾来。白居易晚年也是官运亨通，《序洛诗》自称其时的诗歌创作“皆寄怀于酒，或取意于琴，闲适有余，酣乐不暇，苦词无一字，忧叹无一声……济之以家给身闲，文之以觞咏弦歌，饰之以山水风月”
，他安然享受着“世间好物黄醅酒，天下闲人白侍郎”的闲适生活
。韩愈晚年官场上也有点左右逢源，早年的愤慨不平一变为降心顺俗，原先抵排释老那种纵横驰骋的气势也消磨殆尽，开始逐名利耽声色佞权贵，有意抗俗而以文为诗，一反平弱柔顺而奇险恣肆的诗歌很少出现了，兴趣转向那些细腻委婉的近体小诗：“漠漠轻阴晚自开，青天白日映楼台。曲江水满花千树，有底忙时不肯来？”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
他有滋有味地品尝着朝官的余裕与风雅，既然没有什么“不平”，自然也就不会再“鸣”了，为皇都妆点太平还来不及哩。这个社会把它的文人逼向人生的歧路口：要么与它同流合污，至少是与它周旋敷衍，这样就可以分得一杯羹；要么保持自己的节操和人格，因而就忍受终身落魄潦倒。半是没有碰上机遇，半是不肯趋炎附势，“万俗皆走圆，一身犹学方”（《上达奚舍人》），一生沉沦不偶，他的晚年生活自然不如韩、白风雅：“霜气入病骨，老人身生冰，衰毛暗相刺，冷痛不可胜。鷕鷕伸至明，强强揽所凭。瘦坐形欲折，晚饥心将崩。劝药左右愚，言语如见憎。”（《秋怀十五首》之十三）他一辈子都是个寒士，因而一辈子为寒士鸣不平；他从来没有从上层社会分得红利，因而不可能与那个社会和解，一辈子都是那个社会的诅咒者。“君子不自蹇，鲁山蹇有因。苟含天地秀，皆是天地身。天地蹇既甚，鲁山道莫伸。天地气不足，鲁山食更贫”（《吊元鲁山十首》之三），这是悼人，也是自悲；是哭他人，也是骂时世。
现在轮到别人指孟郊的脊梁骨了。苏辙对孟郊的愤激与哀鸣很有点看不惯，他在《诗病五事》中说：“唐人工于为诗，而陋于闻道。孟郊尝有诗曰：‘食荠肠亦苦，强歌声无欢。出门如有碍（当为‘即有碍’——引者注），谁谓天地宽。’郊，耿介之士，虽天地之大，无以安其身。起居饮食，有戚戚之忧，是以卒穷而死。而李翱称之，以为郊诗高处，在古无上，平处犹下顾沈、谢。至韩退之，亦谈不容口。甚矣，唐人之不闻道也。孔子称颜子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回虽穷困早死，而非其处身之非，可以言命，与孟郊异矣。”
这和孟郊当年指责屈原是从同一个角度，也是操同一个腔调，而且同样都不近情理。要是孟郊能听到这段指责，又能记取自己当年对屈原的非难，他是挺身替自己辩解呢，还是低头默认苏辙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