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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老子》其中心论旨可说就是“自然无为”，其他如“弃智”“主静”“希言”“守柔”“去欲”“戒矜”等思想全由“自然无为”引申而来。
“自然”是老子所推崇的最高境界，而要达到“自然”又必须“无为”，《老子》63章劝告人们说“为无为，事无事”——以“无为”为为，以“无事”为事。时下许多哲学家和哲学史家对此一直存在着无意的误解和有意的曲解，他们一口咬定老子的“无为”“表现了消极的处世思想”。（《哲学大辞典·中国哲学史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年版第63页）事实上，老子的“无为”并不是“不为”，更不是要大家躺在沙发上无所事事，它只是强调顺应万物本性而不人为干扰，遵从自然规律而不人为破坏，所以《淮南子·原道训》说：“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所谓‘无不为’者，因物之所为。”“因物之所为”就是顺应事物本性或遵从自然规律。只要因任自然就能达到自己的目的，违反自然胡作非为的结果必定是“凶”（《老子》16章），只有“无为”才能“无不为”，这类似于康德所谓“无目的而合目的”。可见，老子的“无为”不仅与“消极”“退避”“无所作为”完全沾不上边，而且它还具有一种积极的用世品格，本质上它是要求人们“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功”，也就是因其自然而为，循其事理而动，顺其本性而行。
当然，千万不能将“无为而无不为”，理解成“通过无为以达到无不为”，如果这样，“无为”就走向了它的反面变成“有为”。“无为而无不为”是无心而成、无意而得，“通过无为以达到无不为”则是因欲而动、有意而求。
顺应“自然”还是违反“自然”是“无为”与“有为”的分水岭。只有“无为”才能“自然”，同时“无为”本身也就是“自然”，因而，“无为”既是手段又是目的，既是功夫又是境界。
“无为”这一观念对中华民族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影响既深且远，从皇帝到平民，从武夫到文士，从学富五车的骚人墨客到目不识丁的小贩村夫，或直接或间接都受到了它的影响。有人用它来治国，有人用它来治兵，有人用它来搞文艺创作，现在又有人用它来办企业，人们在运用它的同时又在不断地丰富它。有了它，治国者懂得要“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老百姓明白了“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作家艺术家更知道创作要“笔致自然而无人工的痕迹”。
近半个世纪，我们国家在生产建设中违反自然的“有为”和“妄为”，造成经济停滞和环境破坏的后果令人触目惊心，交了这一笔沉重的“学费”后，现在大家都乐意聆听老子“无为”的教诲，也会认真记取他那“不知常，妄作，凶”的警告。
“无为”在道家思想中属于核心概念之一，它不仅成了后世不少统治者的治国方法，也成了百姓们自觉或不自觉的处世方式，并成了我们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因子，当然也融入了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
那么，什么是“无为”呢？
《老子》64章的结尾曾说过“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辅助自然万物发展但不敢有为。这真的使人越听越糊涂了，“辅助万物”不正是在“为”吗？怎么又说“不敢为”呢？一边说正在辅助“万物”，一边又说“不敢为”，这不是自己在掌自己的嘴吗？“辅”不是“为”又是什么呢？
大家如果联系到前文讲到的“为者败之，执者失之”，就不难悟出此处所谓“为”的特定内涵：它专指那些在自然发展规律之外另搞一套，用主观意图来扰乱自然趋势的行为，如喝令水倒流，拉着马犁田，强迫牛打仗，命令公鸡下蛋，强使老虎下水，这些违反自然本性的行为就是“为”，我们在其他地方又把它称作“有为”。刘安在《淮南子》中将“有为”界定为“用己而背自然”——从一己的私心出发反自然而行。
“无为”并不是说“凝滞而不动”（《淮南子·主术训》），也不是说受到外物刺激而没有反应，受到外敌攻击而不躲避和反击，面临困难而不想办法克服，它是指“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术，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功”（《淮南子·修务训》）。顺其正道而行，循其公理而为，因其本性而动，也即“辅助自然万物的生长发展”而不进行任何人为的干扰，因任自然而不用私欲，这一类“行为”就算是“无为”。如行舟于绿水，策马于平原，积土以为山丘，挖沟以为河道，这些都属于“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功”的“无为”。
可见，是否顺应了自然的发展规律，是否违背了万物的本性，便是衡量“无为”与“有为”的准绳，遵循自然的规律和顺应万物的本性就是“无为”，反之将个人意志强加于自然或以个人私欲扭曲物性的行为就是“有为”。
自然的发展变化有一定的规律，我们把这种规律称为“常”，“常”也就是事物万变之中不变的规则。在前文我们曾郑重地警告过统治者：“不知常，妄作，凶。”（16章）不认识自然发展的规律，甚至违反这些规律轻举妄动胡作非为（“妄作”），非闯出大乱子或遭受大损失不可（“凶”）。
（参见原第16、37、38、64、75章）
前面我们曾说过，超形绝象的道原本浑朴无名，既不可称呼也不能言说，更不可分出什么美丑善恶来。等到“朴散为器”也即道裂为万物的时候，就开始有了美丑、善恶、高下、长短的不同，人们在观念上也就有了美丑、善恶、高下、长短的分别。世人都知道“美”之所以为“美”，不仅言外别有“丑”在，而且本身也就成为“丑”；世人都知道“善”之所以为“善”，不仅言外别有“恶”在，而且本身也就成为“恶”。
春秋时，阳子来到宋国都城商丘，在一家豪华的旅馆下榻。富有的旅馆老板养了两个年轻的小妾：一个美得惊人，一个丑得吓人。那位美妾苗条的身段婀娜多姿，双眸顾盼生辉，两眉弯如新月，从乌发到素足般般入画。岂止秀色可人，更是能歌善舞，谁见了都要动心。那位丑妾就别提了，皮肤黑而又糙，身材粗而且短。阳子弄不懂这位精明能干的老板怎么会爱上了她。可是，他住了几天后便发现情况和他想象的完全相反，那位丑妾受到旅馆上上下下所有人的尊敬，老板更是和她形影不离；而那位美妾却受到众人的鄙视，老板对她似乎也不太感兴趣。阳子觉得十分蹊跷，就留心观察个中原因。原来那美妾对其美貌的自我意识太强，时时处处感到自己美似天仙，把所有人都看成丑八怪，神情又冷漠又高傲，老想别人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仰慕她，恭维她，那份骄矜之气真叫人受不了。而那位丑妾并不回避自己生理上的不足，也不因此自卑得抬不起头来，她待人接物平易随和，从不因为与老板的特殊关系而对店员颐指气使。美妾自以为独冠群芳，总是以美自媒自炫，因而大家由反感她而厌恶她，慢慢看不出她美在何处了；丑妾因其为人亲切诚恳，人们反而忽略了她的丑陋，看多了反而越看越顺眼。
美与丑是这样，善与恶也是这样，何止是美丑善恶呢？万事万物无一不是这样。过了两千年后的十八世纪西方哲人斯宾诺莎也说“一切肯定即否定”。
彼此对立的事物总是相互依存，双方都以对方的存在为自己存在的前提，没有对立的一方，另一方也失去了存在的依据，因而，有与无相互生成，难与易相辅相成，长与短相互凸现，高与下相互包含，音与声相互应和，前与后相互随顺，得与失相携而行，大与小相对而生……没有“小”就无所谓“大”，没有“无”就说不上“有”，没有“后”又哪来的“前”？没有“短”又谈什么“长”？
所以圣人治国以“无为”处事，以“不言”行教；“不言”则无不教，“无为”便无不为。君主肯定某物必定隐含着否定另一物，倡导某事必定隐含着制止另一事，表彰某种行为必定隐含着惩罚另一种行为。有“为”就会有所不为，有“言”就将有所可否，有可否就有赏罚，而君主的赏罚可否自然将影响百姓的爱憎趋避，爱之所在便趋之若鹜，憎之所在避之唯恐不及。
楚灵王好细腰，人们为了讨他欢心而争相节食，致使许多臣妾饿死宫中；越王勾践好勇而揖斗蛙，国人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以致许多人为此丧了性命。世上有谁喜欢忍饥挨饿？有谁不珍视和依恋自己的生命？更有谁不恐惧和逃避死亡？可是由于国王的提倡和奖赏，人们竟然争着去饿肚子，甚至竞相抛弃各自的宝贵生命。国王宠爱那些身材苗条的臣妾，无疑就冷落了那些粗短身材；奖励那些轻身斗勇的赳赳武夫，肯定就冷落了那些文质彬彬的斯文君子。
君主应该效法“道”来治理国事，像“道”那样包裹天地而禀授无形，让万物自然兴起而不加倡导，育成万物而不据为己有，抚育万物而不自逞其能，万物长成而不居功夸耀。正因为能不居功夸耀，人们反而归功于他，他的功绩也永远不会泯没。
（参见原第2章）
地球上四只脚蹦跳的动物都只有本能，而两只脚行走的人则除本能外，还有叫“人”也觉得荒唐可笑的虚荣心。
邻居的小女孩因有一个全班最漂亮的笔盒，她每次拿笔时总要故意把笔盒弄得吱吱作响，好让所有的同学投来羡慕的目光；陈小姐最近买了一件进口的连衣裙，她逢人就想告之这件裙子的产地，唯恐别人鱼目混珠或将“洋”当“土”；张先生的祖父据说曾被某位大人物接见，此事他给太太已经说过不下五百次了，只恨没有自己的电台和报纸，不能让国人和他一起分享荣耀。
个人如此，人类亦然，只是人类虚荣心的表现形式稍有不同罢了。“人类”虽然不屑于在“虎类”“猫类”“鼠类”或“驴类”面前夸耀自己，但总禁不住要自吹自擂地说什么“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说什么“世间万物中，数人最灵智”，还老是自作多情地想象老天唯有待自己最厚。墨子就眉飞色舞地说天对人是如何如何仁爱，特地降下雨露以生长五谷桑麻，好让人能吃饱穿暖；列子也认为天时时处处为人着想，特地生出许多鱼鸟鸡鸭让人享受；亚里士多德也想当然地说天为了人才生出各类禽兽，生马以供人骑坐，生牛以代人耕种，生兔以供人食用；还有人说天为了人便于工作才造出明亮的白昼，为了让人好休息又造出了宁静的黑夜；更多的人则声称太阳和月亮都围绕着地球转动，人是地球上的灵长，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突然有一天哥白尼跑出来说，不是太阳围着地球转，相反是地球围绕太阳转；接着达尔文又站起来说，人类并不是什么上帝的选民，而是从猴子进化而来的动物。人们用不着特别的研究也能看出，天对人丝毫没有什么特别的仁慈，固然“为人”生出了牛马兔，可也“为人”生出了苍蝇蚊子；有时风调雨顺让五谷丰登，有时又大旱连年使寸草不生；生出了许多药材让人治病，可也生出了许多病毒让人丧命……
这些都不是令人类洋洋得意的发现，因为它们刺伤了人类的虚荣心，难怪那些不受欢迎的发现者，或被杀害，或遭诅咒，或受冷落，难怪我们迟迟不愿意接受这些“铁的事实”了。
可是哥白尼、达尔文等人的发现毕竟是“铁的事实”，而墨子、列子、亚里士多德等人说的那些甜言蜜语只能满足人类的虚荣心。
还是面对“事实”吧。
天地纯任自然，对万物既无所作为也无所造化，既不施以恩惠也不加以破坏，让它们枯荣相继自生自灭，毫无仁慈恩爱可言。假如天地真的因人喜欢吃羊肉、穿羊毛而对羊特别偏心，让地球上到处是咩咩叫的雪白绵羊，那人类就别想再有绿茵如盖的草原了。大草原很快将退化为大沙漠，如今天内蒙古、甘肃、宁夏等地过度放牧造成草原沙化，二三月间见到的不是“草色遥看近却无”的初春美景，而是“千里黄云白日曛”的沙尘暴；假如天地因蛇会伤人而把蛇都灭绝，没有了蛇这一天然克星，老鼠就会漫无节制地繁殖生长，人们走路固然再用不着提防蛇咬，但又要面临更可怕的鼠灾——田地里的稻谷还没有收进农民的粮仓就已填进了老鼠的肚子。天地如真有仁慈之心就必定有所作为，有所爱憎。有所作为将使万物丧真伤性，好似人因爱鸟而把鸟关进笼中，因爱观鱼而把鱼放进缸里；有所爱憎就不会亲疏一等，要么由于“新松恨不高千尺”而揠苗助长，爱之实所以害之，要么使被爱者过分强盛而危及被憎者的生存。天地如此厚此薄彼怎么可能使万类勃兴？万类不能并存又哪有自然界的生态平衡？
幸好天无私覆、地无私载，万物才各得其所，万类才相克相生。
天地无心于万物而任其自生自灭，君主应无仁于百姓而任其自作自息。执政者若心怀仁慈就免不了有爱憎，有爱憎就免不了有拣择，这样在他治下的百姓肯定是“几家欢乐几家愁”——某些人受到偏袒，另一些人就可能受到压制；这部分人成为座上宾，那部分人便可能成为阶下囚。君主应像天地那样纯任自然，其于百姓一如天地之于万物，因其自然而无施无为，无恩无威，让百姓各遂其生，让每人各适其性。
打铁时用来鼓风煽火的风箱中间廓然空虚，因为空虚它永不会穷尽，因为空虚越鼓荡其风越大。天地之间也酷似风箱荡然空虚，太虚中空则万物并作，元气鼓荡则大化流行，任万类繁衍而不为，任万物滋生而不竭。君主治国要取法天地虚静无为，弃己任物则物无不理，冲虚自守则事无不成，政令烦苛反加速败亡，横加干涉更招致大乱。
（参见原第5章）
不管你采用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只要你出行就会留下印迹——乘车有车辙，步行有足迹，飞行有航线，坐船有水纹；不管你如何雄辩滔滔，只要你言谈就会露出破绽——立论可能逻辑不周，辩论可能出现漏洞，说得越多越有可能被别人抓住把柄；不管你是如何聪明敏捷，只要你计算就离不开计算工具——古人用筹策，近人用算盘，今人用计算机；不管你能想出什么办法，只要你关门就得用开关器具——或者木做的栓梢，或者铁做的锁；不管你能想出什么点子，只要你捆东西就少不了绳丝——不是麻绳，就是胶线，或者是铁丝。
善于行走的顺其大“道”而行，所以不留下任何行迹；善于言谈的顺物之性，所以绝不会有丝毫的错误；善于计算的以“道”为计，所以不用什么筹策；善于关闭的因其自然而关之，不用栓梢铁锁也没有任何人能开门；善于捆缚的因其自然而捆之，不用绳索也没有任何人能解结。
因而，体“道”者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施不造，不设立形名概念以区分万物，不确定愚智以品评高下贤愚，不定出实用标准以衡量有用与无用，不怀一点偏见以影响个人爱憎，让每人各安其性，各尽其能，各遂其生，所以在体道者那里没有被弃之人，让物各尽其用，各得其所，各安其位，所以在体道者那里没有被弃之物。
禅宗三祖僧璨在《信心铭》中一开卷便说：“至道无难，唯嫌拣择，但莫憎爱，洞然明白。”对所有的人与物都一视同仁，了无分别，那对任何人、任何物也就无所向背爱憎；对人与物无所向背爱憎，那对他们或它们也就无所拣择取舍。做到了无所分别、无所爱憎、无所取舍，一个人也就臻于道的最高境界了。
我们知道，取舍总得要以某种标准为依据，而标准又以某个人或某类人为基点。同一种东西以不同的标准来衡量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正如苏轼在《赤壁赋》中说的那样：“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
人们谈论问题和臧否人物往往以自我为中心。大家不是常犯“贵远贱近”的错误吗？人们不总是“爱美嫌丑”吗？“我”的“远”方可能就是你的“近”处，“我”的“左”边可能恰是“你”的“右”边，“我”眼中的“白天鹅”可能正是“你”眼中的“丑小鸭”。
很难找出一个绝对的共同标准，人生活在潮湿的地方就会患风湿病，泥鳅不在潮湿的地方就要被干死，人爬上高树就会恐惧发抖，猿猴在高树上却蹦跳自如，这三种动物到底谁的生活习惯才合标准呢？人吃烤熟的面包，麋鹿生吃野草，蜈蚣喜欢吃小蛇，猫头鹰和乌鸦喜欢吃腐鼠，这四种动物到底谁的口味才合标准呢？西施是世上人见人爱的美人，可是鱼见了她就潜入水底，鸟见了她就要飞向天空，麋鹿见了她就转身逃走，这四种动物到底谁的审美趣味才合标准呢？
禅师称“但莫憎爱”，说“唯嫌拣择”，是由于在他们看来既然四大皆空，还分什么美丑、妍媸、贤能、不肖？道家称不别不析无施无为，是因为“道”原本浑然一体，既不可别析也无须区分。
人一有了贤愚之分，贤人必受抬举而愚者定遭嘲弄；一有了贵贱之分，贵者便受人尊敬而贱者就被人轻视；一有了美丑之分，美者被人爱慕而丑者遭人白眼。物一有了优劣之分，优者被人抢而劣者被人弃；一有了豪华与简陋之分，豪华的东西人们垂涎三尺而简陋货物被拒之千里。这样一来，有人就成了时代的宠儿，有人则成了社会的倒霉鬼；有些东西成了人们的抢手货，而有些东西则成了世上的“狗不理”。
有了主观的区分自然就有个人的取舍，有了个人的取舍自然就有不同的追求。为了在社会上出人头地，人与人之间就免不了残酷的竞争；为了追逐豪华的生活，大家就被煽起贪婪的欲望。
要是能顺其天理因任自然，便人无弃人，物无弃物。大朴未亏大道斯兴之际，人们不知有美丑之分和贵贱之别，朴散淳漓之后才开始辨别贵贱美丑。因而善人就成了不善人之师，不善人则成了善人之资，也就是说，善人以不善人为其借鉴，不善人以善人为其老师。世之所尊者莫如“师”，世之所爱者莫如“资”。善人之所以以不善人为资，正是因为不善人以善人为师，假如没有善人与不善人之分，何从有“师”与“资”之别呢？人被分为“善”与“恶”及“师”与“资”，无疑是大道分裂以后的衰象。在朴未亏道未裂的至治之世，既无分“善”“恶”，又哪有“师”“资”，更何来“贵”“爱”？
大道浑然一体而无分于善恶，“圣人”返朴还淳而无贵于师资，既不贵此而贱彼，也不爱甲而恶乙，让有其智者任其智，有其力者任其力，让万类遂其生率其性。如果不顺物之性，如果不因任自然，那么，越卖弄小聪明就越愚蠢，个中的至理既玄妙又精深。
记住吧，朋友，善行者无迹，善言者无言……
（参见原第27章）
“水面秤锤浮，黄河彻底枯，白日参辰现，北斗回南面”，只是情人发誓时的痴情话，除了黄河断流这一人为的灾难以外，水面自然浮不起秤锤，白日也见不着星辰，北斗当然也不可能回到南面。在现实世界中，人与物都按自己各自的本性发生、发展、运行或活动，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春日花红，秋天叶落，这就是事物的本性和自然的规律。
如果谁不顾万物本性和自然规律，想要用强力来治理天下，我们断定他绝不会达到自己的目的，最后的结局必定会事与愿违。
“天下”这个东西神圣而又神秘，不能凭强力、有为来治理，也不能凭强力、有为来控制。强行治理天下反而搅乱天下，有意控制天下反而失去天下，“为”之所以败之，“执”之所以失之。
违背自然规律必定招致自然的报复，抗拒历史的规律必定遭到历史的报应，违抗人民的意志必定被人民推翻。
阳春三月“红杏枝头春意闹”，炎炎夏天“映日荷花别样红”，金秋九月则“菊花须插满头归”；牡丹一身富贵，梅花一身高洁，茉莉一身清香——物既姿态万千，人也是禀性各异：有的匆匆前行，有的慢慢尾随；有的细细嘘叹，有的放声急吹；有的孔武强壮，有的羸弱多病；有的沉静安定，有的急躁危险；有的缠绵多情，有的冷酷寡恩；有的要在运动场上显身手，有的愿在书斋中求功名；有的想走上仕途呼风唤雨，有的则想退隐山林明哲保身……
要是有位老兄专横地命令菊花和梅花都在春天开放，秋天没有菊花该是多么无聊，冬天没有梅花该是多么单调；要是谁武断地让百花开在夏日，春天没有满地红花又算什么春天？
大家不要以为只有疯子才有这般狂想，古往今来都少不了这样的狂人。“天上没有玉皇，地下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大跃进”时的这些“民歌”人们也许还记忆犹新，唐朝黄巢的《题菊花》有些人更能过目成诵：
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
幸亏这位农民起义领袖没有做上“青帝”，不然，真的是要阴阳倒错春秋不分，从此金秋见不到金菊了。不管黄巢的主观愿望如何，这种横蛮破坏和扭曲万物本性的做法，其结果肯定不像读他的《题菊花》诗那样新奇有味。自然有自然的规律，经济有经济的规律，社会有社会的规律，强行做违背规律的事，就会适得其反。经济规律那只“看不见的手”会自己发挥作用，人为干预越多，经济就越糟糕，对于经济最好的办法是因而不为，顺而不施。
古今中外许多思想家都设计过人类的乌托邦，从柏拉图、陶渊明、莫尔到傅立叶，不管乌托邦设计者出发点如何善良，但所有的乌托邦都只是乌托邦而已，没有一个能变为现实，要真的变成了现实，乌托邦将由想象中的人间天堂变为现实中的人间地狱。我们来看看莫尔设计的乌托邦吧：此中人住宅一模一样，前门都面临大街，后门通向后院，屋顶一律都是平的；所有人的穿着样式一成不变，冬装和夏装毫无区别，工作制服规定用皮革制成，每套都得使用七年才更换；每人的就寝时间、吃饭时间、工作时间完全一样，上学年龄和学习内容也别无二致。这里人人的地位、财富和智力倒是平等了，可惜不是将卑贱、贫穷、愚昧提升到高贵、富裕和文明的水平，而是将高贵、富裕和文明削平为卑贱、贫穷和愚昧的程度。更要命的是，平等以抹杀人与人的个性为其代价，将所有的人都变为人的“平均数”。乌托邦无视人们本性和需求的多样性，因而它平等但却沉闷，安定然而枯燥。在一个人为强制性的社会里，无论看上去多么和平安乐，但我们决不肯把家搬到那里去。
丰富多彩和参差多态是幸福快乐之源，而要做到丰富多彩和参差多态，就要因其自然而不妄为，力戒偏执而不用智，任万物自得而不干预，让大自然水流花开，让人人行其所是……
（参见原第29章）
“道”虽然总是自然无为，可没有一件事不是它所为——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无为而无不为”。
为什么“无为”却又“无不为”呢？
“道”不属于任何一类或一种事物，它无形、无名、无声、无臭，因而“无”也就成了“道”的别名。作为潜在无限可能性的“无”，不断地生成万物实现万有，万事万物这些具体的“有”来源于无形无名的“无”。万有总处于生生灭灭的过程之中，而“无”则超越时间与空间永恒不变。世上所有的生物都不免一死，而孕育生命的“道”却未有了时；物体所呈现的形状可触可见，而形成这些物体的“道”却没有任何可感的形象；声音发出的音响谁都能听到，而产生这些声音的“道”却不曾有声；色彩所表现的画面是那么显眼，而形成这些色彩的“道”从未显现。“道”何曾有意去孕育生命、形成物体、制造色彩和产生声音，可一切生命、物体、色彩、声音无一不来源于“道”，这一匪夷所思的现象是由“道”“无为而无不为”的特性所决定的。
“道”“无为而无不为”这一特性，用康德的话来说就是“无目的而合目的”。“无为”是指其无所目的，它与基督教中的上帝截然不同。《旧约·创世记》中上帝是有意识地创造天、地、人的。“道”却全然无意于天地，天地也全然无心于万物。“大道”的运行是无目的、无意识的。不过，正是它“无目的”使它能“合目的”——无用而后能用之，无为而后能为之，大道无为而天地以成，天地无心而万物以生。
人们早已明白“道法自然”的至理，自然的境界是我们所推崇的最高境界，而要达到自然之境就必须“无为”，因为“有为”或妄为必定破坏自然。当然，“无为”并不是消极地无所作为，不是叫人们躺在沙发上什么也不干，或者把两手插在裤兜里四处闲逛，千万不能将“无为”等同于“不为”，它反对的只是违背自然的妄为，要求不以个人主观私欲来破坏自然的发展，所以人们常把“自然”与“无为”连用，把二者合称为“自然无为”。只有“无为”才有“自然”，同时“无为”本身也就是“自然”。因而，对于我们大家来说，“无为”既是手段又是目的，既是生活态度又是人生境界。
君主治国应效法大道的“无为”，用“无为”的方式去应对一切世事，处处按自然的规律行事，辅助自然万物的发展而不人为地干扰它，不背离自然去追求个人的私利，不违背民意以满足个人的私欲，这样反而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反而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无为而无不为”的原则同样适用于政治。
前人的正反经验早已证明，淡然无为而无不为，恬然无治而无不治。所谓“无为”就是不先于万物而妄为，所谓“无不为”就是因物之所为而成事，所谓“无治”是指不违反自然凭主观意志办事，所谓“无不治”是指顺应历史潮流实现天下大治——这就是“无为而治”的本质。
要“无为”首先就得“无欲”，欲壑难填就会驱使人们胡作非为。在原始氏族社会崩溃后的奴隶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有了极大的发展，但伴随着文明的进程又出现了大量的罪恶、惊人的残酷和无所不在的虚伪，与之相应的是代表人类文明的法律、礼教、典章、制度。于是，一边是对仁义、道德、忠孝、礼义的推崇，一边是阴谋、奸诈、虚伪、凶暴的横行，原始社会中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被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温暖诚信消失了，上层社会物欲横流，下层百姓饥寒交迫。统治者的贪得无厌和残暴邪恶，最后又导致他们自身走向灭亡。正是人们为了满足自己的贪婪欲望，才从事种种违反自然的活动，这正是一切罪恶现象的主要根源。制止罪恶的唯一办法便是以“道”的真朴来消除人们的欲望，一旦返朴归真就会以“无为”代替“有为”，这样人与自然又重归于和谐，人与人又可能重归于真诚。
通过“无为”来实现“无不为”，以取消人们主观努力的办法来实现人们的主观目的，这听起来真的荒唐极了！但正是在这看似荒唐的言辞后面，包含着丰富而又深刻的智慧。自然中一切事物的生长都是无目的、无意识的，但结果又无一不合目的；大自然从不有意识去追求什么，但无形中却实现了一切。水流花开，鹰飞鱼跃，这一切都是无目的的，然而又是那样妙不可言；它们并没有想到要实现什么，可没有哪一样没有完满地实现。
每一次社会的大动乱过后，新上台的统治者鉴于前朝覆灭的惨痛教训，暂时克制自己，不胡作非为，以免引起社会的震荡和人民的不满，他们采取“无为而治”的治国方略，以“无为”来实现“无不为”，以“无治”来达到天下大治。汉文帝和汉景帝父子就是用“无为”的方式，最终造就了史家所盛称的“文景之治”。
（参见原第37章）
骑马去乌鲁木齐得策马北上，乘车去广州得驱车南下，北上有高山之阻，南下有川泽之险；而无所往之车与无所乘之马，则永远平坦而无障碍，无论驱车还是跃马都无险阻可言，因为这是以不往为往，以不骑为骑。
再精巧的骨制或角制解结器具，总不能解开所有的死结；再锋利的斤斧和大刀，也不能砍断或劈开所有的东西。如果以不解为解、以不砍为砍、以不劈为劈，那还有解不开的结、砍不断的东西、劈不开的物体吗？
天下最柔弱的东西能穿透最坚硬的物体，气无孔不入，水无处不流，“水滴石穿”已是妇孺皆知的成语，“大风折木”更是自然界常见的现象。“无”则生生不已，永无穷尽；“柔”则不可摧折，胜过刚强。从“无”这一不可感知、不可眼见的力量能穿透没有间隙的物体，我们不难看到“无为”的益处。“不言”为天下之至柔，“无为”为天下之至弱，但天下没有任何东西比得上它们。体“道”之士若能虚心以应物，就会不言而信，不动而化，无为而成。不仅我国古代帝王以“无为”治国造就了“文景之治”，今天中外许多企业家也同样领略到了“无为之益”——
我国东北有一家化工厂前些年每年亏损上千万元，从厂长到工人都人心涣散，老厂长天天心急如焚又一筹莫展，到处求爹爹告奶奶忙得不可开交。新厂长上任后实行“无为而治”，他深刻地反省从前失败的原因，发现主要问题是过去的头头既当婆婆又当妈妈，管得太多太细，工人们放不开手脚，厂规变动得太频繁，工人们无所适从。他上台后决心只当导演，从旁指导、开导和引导，让上上下下的人都成为工厂的演员，发挥每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厂长只是了解问题和发现问题，但从不乱发文件乱指示，他把握全厂总的发展方向，但不去干涉具体的生产过程。原先的厂长管大家，现在是大家促厂长；原先是厂长“有为”而下层“无为”，现在成了厂长“无为”而中下层“肯为”。只一年工夫就实现了扭亏为盈，这几年每年都上交利润几千万元。他事后总结经验时说：只有厂长无为，工人才能有为。
日本的企业家们同样是慧眼识珠，他们早就对我国古老的智慧“无为而治”很感兴趣，“无为而治”的思想被广泛应用于企业管理中，并被冠以日本式“弹性软化管理法”的名称。该国许多大公司、大工厂的总经理办公室里，都贴有中文写成的“无为”“清静”的箴言。
美国有一家贝尔实验室，它的名字在今天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是响当当的。世界上的第一台电话机、第一台电传机、第一个通信卫星就诞生在这里，在现代科学的新发明中，它独占了十来个世界第一。该实验室在世界性竞争中独领风骚，领导本专业的世界潮流。它是靠什么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的呢？实验室负责人陈煜耀博士办公室里挂的一张条幅回答了这个问题——“无为而治”。在老子这条名言下边还加上一条英文注释，大意是：“最好的领导人时时不忘帮助下属，但又总不让下属觉得离不开他。”陈博士在谈到他的治理经验时说：“领导人的责任是做到你在领导，可别人并不认为你在干预他；研究所是在你所设想的方向上迈进，但所里的人又感觉不到你的存在。”这很容易使人联想起我们在前面说过的“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17章）——最好的统治者是那么悠闲，从来不轻率地发号施令，等到事情大功告成了，百姓们还说：“我们本来就是这样的呀。”
“无为之益”当然不只体现在政治和企业管理中，“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会给我们的人生带来幸福，给我们的事业带来成功。
（参见原第43章）
求学则礼乐、智慧、机巧一天比一天增加，求道则贪欲、奸巧、诡诈一天比一天减少。拘束于政教礼乐就政举繁苛无事扰攘，沉溺于智巧诡诈就真性汩没大伪斯兴。凭个人智巧治国，为满足私欲施政，政治还有不腐败，国家还有不动乱的吗？
彻底弃绝智巧，完全去尽贪欲，直到“无为”的境地，做到了自然无为，就没有什么事情不可为。要想治理好国家就得“无为”，要“无为”又得弃智去欲。《庄子·应帝王》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阳子居有一天对老子说：“如果一个人行为敏捷，办事利索，事理通达，又勤奋好学，那么，他可以成为一个称职的领导吗？”
老子说：“有了这些并不能成为一个称职的领导。如果他意识到这些所谓‘优点’而随处滥用，反而会使他自己长期陷于日常琐事之中，会因为果断而变得盲目，会因为敏捷而滑向轻率，会因为通达而失去执着，会因为勤奋而扰乱心神，无事生事，无故扰民，因为聪明而被聪明所误，聪明人干的蠢事还少吗？机巧者干的傻事坏事还不多吗？虎豹不就是因为皮毛花纹的美丽而招捕杀，猿猴不正是因为敏捷而被人捉住吗？”
阳子居还是没有弄明白称职的领导到底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他又问道：“什么样的人才能当一个称职的领导呢？果断、敏捷、聪明、勤奋的人不能当，难道要找那些优柔寡断、笨头笨脑的人来当领导吗？”
老子说：“你似乎还没有明白我的意思。称职的领导有功于单位，却把这些功劳看得与自己毫不相干；有恩于下级和人民，却不让人民觉得自己在依靠他；他虽然道德才能都无与伦比，但不用语言表达出来，不让任何人感觉得到，只暗暗使每人各得其所，他既无名利之求，又无权利之欲，让自己永远处于无为的状态。”
好的君主不在于处处表现自己的精明能干，遇事不放过显示自己才能的机会，而是使自己深藏不露，让自己的臣民各尽其能，每人都有自己的用武之地，自觉地把国事当成自己的事，没有任何人来督促他，他自愿地为了工作而废寝忘食，这样，臣民们累得腰酸背痛也心情舒畅，感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全然没有被人强迫干活的委屈。把亮相的机会让给臣民，让他们发挥自己的主动性，这样他们吃了苦受了累，反而认为是君主信任他，给他委以重任，有一种自己的才能没有被压抑、被埋没的快感。实现自己的个人价值，是人们一种内在的需要，君主无为，臣民才有为，君主不表现自己的才干，臣民才能充分展示自己的才干；君主不在朝廷出风头，臣民们才能在自己的国家逞风流。
君主虚静无为则国家自强，君主恬然无欲则人民自朴，君主弃智无争则天下自和。放弃求名的念头，去掉谋划的打算，改正专断的作风，弃绝机巧的行为，杜绝贪欲的邪念，真正做到无虑无欲无为，还愁国家不能强大、人民不能康乐、社会不能安定吗？
（参见原第48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