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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25章中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他用这一逐层铺垫的句式，无非是要凸显“自然”这一最高原则，凸显“自然”是大道的本性，凸显“自然”作为天地万物和人类的终极价值。“道”虽是天地之根和万物之本，可“道”的本质特性或基本原则就是“自然”，因而崇尚“道”也就是凸显“自然”的价值与原则。
不管是为人、治国、用兵、养生还是审美，在每一个领域老子都崇尚自然。自然生成的东西样样真而且美，一经人的手就变得造作而又丑陋。随着人类的发展和文明的推进，人为的东西越来越多，自然的东西越来越少，就是大自然也经过了人工的雕琢，至于人自身就更是如此了。
人类并不是越文明就越自然，相反越文明就越不自然甚至越反自然。现在难得见到赤身裸体的粗野，可也难得见到剖肝露胆的赤诚；难得听到高声大气的粗鲁，可也难得听到发自内心的声音。我们从一个人的表情不能了解他的内心，从一个人的语言不能了解他的思想；笑不见得就真的高兴，哭也未必就真的悲伤；到处是言不由衷的应付，到处是客客气气的敷衍，人间难得是真情。老子说，要想人类能生活得幸福，彼此能够真诚相待，大家就得重新回到赤子的状态——纯真、自然。
这一章我们将阐明什么是自然，我们又怎样才能返回自然。
尽管现代人对宇宙的形成提出了种种科学假说，做了种种猜想论证，做了种种实验分析，可人们望着浩渺星空和茫茫大地，仍然还是满眼狐疑与困惑，仍然还是要像古代诗人一样地追问：“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其实两千多年前先哲就告诉过人们，“道”是天地万物之母，它虽然浑然一体不可得知，既听不到它的声音，也见不到它的形状，可万物由之以成，天地因之而生，在时间和逻辑上它都是宇宙万物存在的前提与依据。
“道”无物相匹而廓然无偶——它“独立”无待；不断变化却不失其常——它万古不改；往复运行而永不停息——它“周行不殆”。它既内在于天地万物，又是天地万物之母。
名号根据事物的形体与性质而确定，称谓则根据人们的主观认识而产生。“道”其外既混成无形，其内又不可把握其本质，视之不见其形，听之不闻其声，考之不得其性，它既不可抽象和规定，人们自然就不知其名。
然而，名字是对一事物的规定，也是对一事物的肯定。“道”虽无形无声无影，但万物无不由它而生因它而成，所以我们勉强将它称为“道”；又因为天下万物无与其匹，廓然旷荡莫之能加，高而无上，旷而无外，我们又勉强将它称之为“大”。其所以说是“勉强”，一方面是由于名之为“道”称之为“大”并不是它的准确称谓，它压根儿就不能“名”不可“称”，称“道”名“大”只是言谈方便的一时权宜；另一方面这又见出人类自己在“道”面前的无奈，也显示了人类语言在它面前的苍白。譬如将它称为“大”吧，有所“称”必定有所“分”，有所分别必定有所对应，有所对应必然就有所对待，因为称“大”就必有“大”“小”之分，说“高”就必有“高”“低”之别，有了“大”“小”之分和“高”“低”之别，“道”就不是无限至极和混成不分的了，这样，对“道”的肯定就变成了对“道”的否定。
“道”之为“大”并非如天那样常覆在上，也不像地那样常载于下，它不固守一方，也不待在一处。不固守不呆滞便周流不息无远弗届，无远弗届便回归本原，它从不随其所适而改其混成之体——“道”永远就是“道”。
常言说，道大，天大，地大，人也大。说“道大”，因为它包罗天地无所不容；说“天大”，因为它笼罩万物无所不覆；说“地大”，因为它辽阔无垠无所不载。那么，说“人大”又是指人的哪些方面呢？就其形体来说，人显然不能与天地相比，但天地之性人为贵，万物之中人为灵，所以人得以与天地相参，能够与道、天、地并列，宇宙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四大”之中而“道”尤大。
说“道”在“域中”或宇宙之中，是指“道”内在于万物而言的，是指它其小无内的一面，但“道”同时又有其大无外的另一面，它在时间和逻辑上都是“先天地生”，它在本质上又是超时空的。
道、天、地、人四者之中，人法地之清静而万物生长，地法天之无言而四时更迭，天法道之无为而宇宙生成，道法自然而不违其本性。
在“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一逐层铺垫的句式中，无非是要凸显“自然”的最高原则。“道”作为宇宙的本原和最高实体，其本质就是“自然”。可见，“自然”是贯穿于道、天、地、人的终极价值。
取法自然就是要人们在方而法方，在圆而法圆，不无端扰乱世事的进程，不无理干涉事物的变化，不蛮横破坏外物的特征。
（参见原第25章）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由此可见“自然”不仅是“道”的根本特性，也是天、地、人的终极价值，岂只是“道”纯任自然，天、地、人何尝不视“自然”为自己的最高存在状态？
那么，什么是“自然”呢？
后世注家王弼认为自然是“无称之言，穷极之辞”（《老子》第25章，王弼注），它是指宇宙万物没有人为干扰时的本来面貌，是一种无须用语言也无法用语言解说的存在状态或天然本性。西哲海德格尔对自然的言说与王弼某些地方不谋而合，他在《存在与时间》第一篇第三章中说：“从存在论的范畴的意义来了解，自然是可能处在世界之内的存在者的存在之极限状况。”（《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99年第二版第77页）
听上面两位哲人解释“自然”，就像是在寺院里听和尚念经，或者是在教堂中听牧师布道，越听越糊涂，越听越乏味，越听越烦躁，要是听着听着能昏昏欲睡还算八辈子福气。
庄子关于“自然”的警言妙语倒是趣味横生，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河神分不清什么是自然，什么是人为，一天他跑去问北海神：‘请问什么是自然？什么是人为？’北海神给他打比方说：‘牛马生下来就有四只脚，这就叫自然；用辔头套在马头上，用缰绳穿过牛鼻孔，又在马脚底钉上铁蹄，这就叫人为。不要用人为去毁灭自然，不要以造作来破坏天性，不要因贪得去求名声，谨慎地守护着自然之道，这就叫回归到了本来的天性。’”
两千多年前人们讲的“自然”与今天大家说的“自然”内涵并不相同。现代汉语中的“自然”常指自然界或大自然。先秦人一般用“天地”或“万物”来指代自然，而他们所谓的“自然”则是自然而然，指万事万物未经人为干扰的天然状态，这一层面的“自然”与“人为”相对。
现代文明使人样样都崇尚人为，样样都用机械来代替天然。我们强使北方的土地种出南方的庄稼，强使冬天的季节长出夏天的瓜果，强使直木变成弯曲畸形，强使河水流往高处……我们人为地灭绝某一类动物，又培育出另一类动物，把浩瀚的湖泊改为万顷农田，把翠绿的森林砍成荒山秃岭，把天然草场弄成无边沙漠……把自然的生态平衡完全破坏，如今我们已得到了大自然的无情报复。人自己也不愿意接受自然的安排，譬如老天已经给每人造了一张脸，有些人偏要去想法给自己另造一张——美容院里不知制造了多少人间的悲喜剧；又如老天已给每人指定了一种性别角色，有些人偏要男变女或女变男——变性手术台上天天在为人间制造假“男”假“女”。
落实到人类自身，“自然”是指人们的天然本性，或者是指生命存在的本真状态，也就是人的真思想、真性情，这一层面的自然又与虚伪相对。
在道家那儿“自然”与“真”这两个概念是同一的——“真”的也就是“自然”的，“自然”的也就是“真”的。套用卢梭在《爱弥儿》一书开端的名言来说：出于自然之手的东西真而且好，一到人手里就变得伪而又坏。
自然是一个人生命真性的真实展露。无论是谁，不真诚就不能动人，勉强挤出来的泪水，看起来悲痛却不能使人哀伤；佯装火冒三丈的大怒，尽管样子吓人却并不叫人害怕；违心地和别人拉关系、套近乎，虽然笑容可掬但并不让人觉得可亲。真诚的悲痛，即使没有哭声也让人落泪；真正的愤怒，即使不发火也使人觉得威严可畏；真心相爱，哪怕不露笑容也使人觉得甜美亲切。
可悲的是，人类并不是越文明就越自然，相反越文明就越不自然，甚至越文明就越反自然——如今人们不像先民那样茹毛饮血，可也不像先民那样质朴纯真；不像先民那样粗声大气，可也不像先民那样坦露真情。
人呵，什么时候我们大家才能真的“返回自然”？
（参见原第25章）
从古到今历史上并不缺少清正廉洁的官吏，施政以仁，待民以慈，居己以俭，他们生前受到百姓的欢呼爱戴，死后受到人们的怀念追思，辖地人民还为他们树碑立传，有的甚至还修庙立祠，代代祭奉，如成都祭祀诸葛亮的武侯祠，柳州祭祀柳宗元的柳侯祠，潮州祭祀韩愈的韩文公祠。由此可见人们对这些官吏是如何感恩戴德，如柳宗元在柳州刺史任上惠政爱民，使其治内百姓各安其业，“宅有新屋，步有新船”，少有所养而老有所归，所以老少相互勉励“莫违侯令”，柳州人民至今仍然崇敬他、悼念他。
不过，这些人虽算得上廉吏但还算不上最好的官吏，他们在任上实行仁政，利泽施于人，恩惠昭于时，美名传于后，老百姓将社会的安宁、经济的繁荣和生活的幸福都归功于他们，他们也理所当然地赢得了老百姓由衷的尊敬和赞誉，众口一词地说：要是没有某某我们仍然处于泥涂之中，要不是某某我们仍然生活得穷困潦倒，要是没有某某我们可能还在做亡国奴，某某是我们的大恩人，某某是民族的大救星，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最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是古代儒家所谓三不朽。立德也好，立功也罢，无非是自觉地为国家为百姓做些好事，让国家更加强大繁荣，让百姓更加富裕幸福，也好让自己流芳百世。虽然其德可怀，其功可嘉，但他们仍心存功名之念，百姓因而也以美名相报。心存功名之念便会着意立善行施，在上的一“着意”便使自然朴散淳漓，在下的颂德报恩便使官与民裂而为二，上与下不能相忘于“道”。
因而，最好的统治者从不有意立善施仁，也从没有想到要百姓感恩怀念。他们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让万物生长而不滥施影响，让百姓生息而不横加干涉，人们按着自然的节律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全然感觉不到统治者的恩惠仁慈，只是知道有一位国君罢了。
到有意为百姓施恩行善，让百姓为其树碑立传、修庙祭祀，就已经远离无为而治的精神，这样的统治者自然也就稍次一等了。相传舜处处标榜仁义以收买人心，虽然也能讨得人们的欢心，但他本人并没有超脱功名的牵累；而更古的国君泰氏就大不一样，其德性是那样高尚，其言谈是那样诚信，任别人称自己为牛，任别人称自己为马，任别人说好说坏、论是论非，这些都无妨他睡时的香甜安适，无妨他醒后的自在清明，他完全摆脱了一切外物的拘系。舜为政与为人的境界远低于泰氏。
再到统治者对百姓指手画脚的乐趣取代了对百姓的仁慈之心的时候，仅仅靠刑法来威吓人民，靠政教来统治人民，人民虽不敢不老老实实地听命就范，但他们只畏其威而不敬其人，只避其刑而不耻其心，这样的统治者就更次一等了。
最后到刑法已被当权者践踏，政教对人民也毫无作用，那些自诩为百姓“父母官”的统治者，就不得不用奸诈来欺骗百姓，用权术来愚弄百姓，用极刑来恐吓百姓，百姓也用冷嘲热讽和诅咒反抗来作为回应。不用说，这样的统治者最凶残、最糟糕。
今天西方的政客们利用现代传媒，成天叽叽喳喳地自吹自擂，经济稍有改善便贪天之功据为己有：“这全归于民主党的有效管理”“这应归功于共和党经济政策的正确”“这应归功于社会党的及时动员”……社会一出现问题都连忙推卸责任：“问题出在共和党捣乱”“这是民主党的政策失误”“这是社会党无能的必然结果”……竞选期间每位候选人都大开空头支票，一登上宝座便将从前的许诺忘得一干二净。统治者本来就没有任何诚信可言，叫老百姓如何去相信他们呢？
英明的统治者从不轻易发号施令，功绩广被天下却像与自己毫不相干，恩泽遍施万物而百姓却感觉不到有所依靠。
等到大功告成万事如意，老百姓并不认为这是什么人的恩赐，都说“我们本来就是这样的”。
（参见原第17章）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百病不生，那还要医院和医生干什么呢？如果我们每个人都遵法守纪，世界上还要那么多警察干什么呢？如果社会上没有任何纠纷和官司，那律师不是都要失业了吗？如果天下太平百姓幸福，谁还去歌颂尧舜这样的英明君主？如果社会上的官吏个个正直廉洁，又会有谁去盼望包青天？
的确，身患疾病才去求医生，有人违法才少不了警察，处处是纠纷才离不开律师，世逢纷扰才颂贤尊圣，官吏腐败才称道包公。
我们几千年来一直在赞美仁义，孔孟将“仁”作为“人”最本质的规定，是区别“人”与“兽”最重要的准绳。孔子称“仁以为己任”，也即把推行仁义于天下作为自己毕生的使命。后世称孔子为“圣人”，称孟子为“亚圣”。然而有多少人知道正是大道废弃才倡导所谓仁义，出现了聪明智慧才有了奸猾虚伪，家庭陷于纠纷才推崇所谓孝慈，国家昏乱不堪才显出忠臣义士。
想想看，我们天天喊着学雷锋，就是因为雷锋这样的人太少了，假如大家都是雷锋，还用得着去“学”雷锋吗？报纸、电台总在宣扬大公无私，就是因为如今人们各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假如人人都公而忘私，那大公无私还是值得讴歌的品德吗？社会上大力提倡和表彰什么道德品质，不正是由于社会上太缺乏这些品质吗？我们称赞孔繁森、焦裕禄这样的干部，不正是由于这样的干部还太少吗？
在远古大道尚没有废弃的黄金时代，人们的心灵坦诚而不虚伪，为人朴素而无须装饰，内在心性合于道，外在表现合于义，言谈简略但合于理，行为随便而顺乎情。大家安闲而无所为，优游而无所往，口中含着食物嬉戏耍闹，挺胸拍肚四处遨游。君主就像树梢上的枝条，虽然高高在上却全然无心，绝不因为自己所处的地位而颐指气使。老百姓就像快乐悠闲的野鹿，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从不知道什么君臣之礼，更不知道向什么人磕头谢恩。人们与禽兽同居，与万物并处，压根儿就没有君子与小人之分。彼此都不存机心，生命的本性就不会扭曲；彼此都没有贪心，人人都会朴实真纯。大家一身正气却不知道什么是义，相亲相爱却不知道什么是仁，真诚实在却不知道什么是忠，任真得当却不知道什么是信，互相帮助却不知道什么为恩赐。
等到那些“圣人”出来急急求仁、汲汲为义之日，就是天下人心开始迷惑混乱之时；“圣人”痴痴为乐、拘拘行礼之日，也就是社会中各色人等开始分离之时。
完好的树木如果不被砍削雕刻，怎么能做出酒杯？洁白的玉如果不被毁坏琢磨，怎么会制成玉器？原木残破后才有器皿，人患疾病后才会找医生，本性破坏后才讲仁义。大道尚未废弃的时候，每个人都按自己的本性生活，性情从不偏离自然正道，要礼乐有什么用呢？天然的情感没有被损害，要仁义教化干什么呢？有道是：
太平治业无象，野老家风至淳。只管村歌社饮，哪知舜德尧仁？
（参见原第18章）
民族的发展也像个人的发育一样，存在幼年、青年、中年和老年的不同阶段，当然整个人类的发展也有类似的情况。一个人在幼年的时候十分纯真，高兴时就开怀大笑，痛苦后便放声大哭，爱就表现出亲热，恨就流露出厌恶，自己的天性没有任何扭曲、压抑和摧残，一举一动没有半点虚伪和造作，从内心到外表都透明澄澈。婴儿看起来是那样柔弱，而生命力却极其旺盛。《庄子》里有一则描写婴儿的段落：“婴儿每天长时间大哭大叫，而咽喉从不会沙哑，那是由于柔和之气已到极致的缘故；婴儿整天紧握着小拳头，而手却从不会疲倦，那是由于这合于自然的道理；婴儿可以长时间目不转睛地注视一件东西，而他盯着某东西时却毫无意识，他的思想和情感仍然天真无邪，对这一东西没有任何贪婪占有的欲望；婴儿走路没有明确的目的，在家里也不知该做什么，他的一切行为都顺应事物的自然变化，不掺杂一点人为的因素。”
等到长大成人以后，见惯了世事的不公，经历了人事的打击，成熟了因而也世故了，失去了早年的幼稚，也失去了早年的天真。
有一次我们一家三口去朋友家吃饭，他家的主妇热情好客，为我们操办了一大桌菜肴，可惜我那位朋友和他的太太都不善于烹调，菜的碗数虽很多，有味道的却太少。
女主人十分歉意地说：“你们随便吃。我这位老公是个地道的书呆子，我自己更笨手笨脚，两人都不会弄饭菜，你们千万别饿着肚子回家。”
女主人说的倒是实话，满桌的菜不仅没有什么味道，有些菜不是太生就是过熟，而且不少应热吃的却成了凉菜。道道菜都不可口，我们不知道该如何下筷子。
女主人仍在一个劲地劝吃，还把蒸得半生不熟的鱼夹在我们面前：“别讲客气，别放筷子，是我的菜不可口吧？”
我妻子摆出一副非常真诚的样子说：“你做的菜很合我们的口味，爆猪肝我们也喜欢爆老一点，蒸鱼我们家也从来是刚熟就吃。今天的菜我吃得很多，再填也填不进去了。”
其实，她并没有动筷子。
女主人又把鱼夹到我儿子碗里，儿子马上把鱼肉倒回原处，直言不讳地对阿姨说：“这些东西不好吃，一点味道也没有。”
女主人满脸通红。
我满脸尴尬。
我妻子连忙表示歉意说：“小孩娇惯得不成样子，什么好东西都说不好吃。”她还随口瞎编了一些例子，一边又批评孩子嘴太娇。
儿子虽然给朋友家带来了难堪，但他是怎么想就怎么说的，完全依自己的天性行事，从外表到内心都是透亮。我妻子当然顾全了主人家的面子，但这是通过违心地说谎来达到的。
时下人们的日常交往中，敷衍和说谎成了主要手段，甚至成了涵养的主要标志。试想当时我妻子要是也随着儿子说：“这些菜的确一点也不好吃。”我和朋友全家都不会夸奖她为人真诚直率，反而定会认为她精神出了毛病；而她所说的“这些菜味道都不错”，谁都知道是在敷衍和说谎，但大家都觉得这样说是理所当然。
这就是我们文明的一大特点：说真话的被认为幼稚，甚至被认为是犯傻，而所谓修养就是把自己真实的思想情感隐藏起来的技巧。
于是，虚伪就可以招摇过市，直率反而畏畏缩缩地不敢出门。
于是人与人之间没有真诚，人与人之间缺乏理解，因而人与人之间也不可能有同情，彼此都礼貌周全地欺骗，大家都温文尔雅地敷衍。
假如我们都能像赤子一样真诚，人们的理解和沟通将多么容易！猜忌、冷漠、暗算和讹诈就找不到市场。
假如我们能像赤子一样直率，虚伪和造作就会感到脸红。
（参见原第28章）
我们是些被文明化和世俗化了的社会动物，社会和父母教会了我们许多做人之道。
当子女刚刚牙牙学语的时候，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就要告诉他们说：“要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话到嘴边要留三分，逢人不可露真情。”
这些为人之道，即使父母不教，我们长大后也不学而会、不教而能，因为周围的环境逼得你非如此不可。你不“话到嘴边留三分”，心中怎么想嘴上就怎么说，那你就会与周围的人都闹僵；你逢人就露出自己的真情，有些人转脸就来给你小鞋穿。吃了几次亏，自然就学了几分乖，见人就知道打哈哈了事。
“会做人”在今天的真实涵义就是会敷衍、会欺骗，待人能八面玲珑，在任何人面前都能巧舌如簧，在不同场合都能随机应变，已经成了比变色龙不知精明多少倍的“人精”。越会做人就越世故，离自然的天性就越远。
我们怎样才能返璞归真？怎样才能找回久已失去了的自然天性？
人们当然不可能闭着眼睛生活，眼睛一睁就能见到逢迎讨好，眼睛一闭就能听到阿谀奉承，谁在社会这个染缸里面能不变得圆滑世故呢？有的人用心计阴谋一夜暴富，有的人靠吹牛拍马平步青云，叫我们如何归真呢？
两千多年前的道家创始人同样也看到了这些现象，他认为要保持自己的天性，我们就要做到虽然明知圆滑的好处，自己却甘于诚实；虽然懂得谄媚会给自己带来利益，自己照样挺起胸膛来做人；虽然知道在众人面前抛头露面会扬名四海，自己还是坚持默默地耕耘；虽然明白富贵荣华使人羡慕和尊敬，自己却安于过贫贱卑微的日子；虽然也知道美味佳肴能使人享口腹之乐，自己还是津津有味地享用粗茶淡饭。
做人应该像天空一样，虽然有不少乌云在它上面飘过，但雨过天晴，乌云散尽，它仍然还是湛蓝如洗，一尘不染。
做人又应该像白玉，不管埋在什么地方都不改变自己洁白的本性。
（参见原第28章）
“道”生成万物，“德”畜养万物，自身的物性使万物呈现出各种形态，具体的环境又使万物得以长成。“道”与“德”是万物生成化育的根本，所以万物无不尊“道”而贵“德”。
“道”之所以被万物所尊崇，“德”之所以被万物所珍惜，全在于它们从不干涉万物而任万物自然生长。
天地无心于为而物自生，无意于成而事自成，天地尚且因任自然，人类岂能妄施造作？
人生天地之中当然应法天效地。
体“道”者无一不委任自然，甚至连儒家所推崇的尧、舜也同样如此。《周易·系辞下》说：“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垂衣裳”就是垂衣拱手自然无为。《论语·泰伯》记载了孔子对尧的由衷赞叹：“尧这样的君主是多么了不起呵！只有天最伟大，只有尧能效法它。舜和禹是多么了不得呵！他们身为天下的君主却不干扰天下的事务。”尧、舜遵循天道自然的原则行事，不刻意去“励精图治”，不存心追求“流芳百世”。可他们无心于教而风俗淳厚，无心于治而人民安乐。五六十岁的老人击壤嬉戏于村头，五六岁的小孩欢歌笑语于路旁，谁也没有想到这是尧善于施政的结果。旁观的人看到此情此景感叹说：“今天头发斑白的老人和牙牙学语的儿童都怡然自乐，真是多亏了尧的英明德政呵！”正在击壤游戏的老人听后反驳说：“我们太阳出来便下地种田，太阳下山便荷锄回家，凿井而饮甘泉，耕地而食稻谷，这里哪有尧的什么功劳呢？”百姓不为尧歌功颂德恰恰说明尧自然无为的德性。
“天道”自然无为而不别出心裁，春到并非为了万物的萌生，夏至并非为了万物的成长，秋降并非为了万物的成熟，冬临也并非为了动物的冬眠。然而，春来花开草绿，夏至枝繁叶茂，秋来遍地金黄，冬至万类休藏，天地无心施与而仁厚，无意于为而无不为。
天地对于万物都一任其自然，从来不违背它们的本性，让鱼儿畅游于河中，让野兽奔驰于山上，让鸟儿翱翔于天空，为的是让它们能适其性任其情。我们什么时候看到过天地赶着鱼儿上山丘，逼着老虎下江河，强迫鸟儿钻入地下？天地只会让万物适性安生，绝不会破坏它们的自然本性。
体“道”者与天合其德性，与地同其操行，据说在上古的黄金时代，居者从容安详，行者优游自得，人民心中没有什么君主，君主眼里没有什么贱民，就像鱼虾相忘于水，又像禽兽相忘于林，人们相忘于世，君臣相忘于治。
天道生成万物却不据为己有，化育万物而不自以为有功，因为这一切都是委任自然所致。春天不为花开而至，花草也无须回报春天；秋风不因枯叶而来，落叶也无须埋怨秋风。有“道”之君没有需要治理的人民，淳朴的人民也没有需要报答的君主，这样的世道才可以称为至治之世，这样的君主才称得上有道之君。
（参见原第51章）
“因任自然”的原则可用于治国也可用来治身，用于治国则国无不治，用于治身则身心坦然。
陶渊明是东晋深受老庄影响的大诗人，为人与为诗都达到了一种最高的境界：自然。前人称其诗“淳真高古”，赞其诗“质朴自然”。他说自己特别喜欢饮酒，可“家贫不能常得”，亲戚和朋友知其如此，有的特地买酒招他去家里饮酒做客，每次做客总要把酒瓶喝得底朝天，不醉不算，醉了便摇摇晃晃地回来。他在《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一文中阐释了酒中妙趣：畅饮能让人融然远寄任真自得，在酒中可以使人“渐近自然”。
同样他也将个人的生死看作自然的事情。“既来孰不去，人理固有终”，“运生会归尽，终古谓之然。世间有松乔，于今定何间？”他一百多首诗歌中几乎有一半讲到生死，每次提到死时态度总是那么平静，语调尤为安详。他说那些一听说死就吓得面如土灰的人不明自然之理。生死对于任何人都是公平的，从三皇五帝到平民百姓，从白发老翁到黄毛孺子，每个人都要从出生走向坟墓，他在《形影神》一诗中写道：
三皇大圣人，今复在何处？彭祖爱永年，欲留不得住。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
诗中提到的彭祖是传说中的高寿翁，据说他一生经历了夏、殷、周三个朝代，共活了八百多岁。这样的大寿星也免不了一死，三皇大圣和彭祖如今都在哪里呢？既然每个人都难免一死，那么我们要如何面对死亡呢？还是来听听诗人在同一首诗中是怎么说的：
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对于死亡的过度恐惧表明恐惧者还心中有“私”。他们把自己的生命体验作为自己的一种私有财产，因此想死死抓住自己的生命不放。有占有的欲望就有害怕失去的忧虑，有“私”有“欲”就不可能“渐近自然”，就不可能平静坦然地面对死亡。要超脱死亡的束缚就得让自己从自我占有中解脱出来，让自己与宇宙大化融为一体，只有“纵浪大化中”才能“不喜亦不惧”。对生死明智的态度是任其自然，当生命该完结时就让它自然地完结，这样才能达到一种无挂无碍、不沾不滞的精神境界。他在《归去来兮辞》中也说：“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委心”是听任内在的自然，“委运”是听任外在的自然。可见，他完全是以“任其自然”的方式对待死亡，认为个人生命是自然大化的一部分，死亡不过是“回归自然”罢了，“去去欲何之，南山有旧宅”。返回自然便与自然和同一气，“纵浪大化”便随大化而永存。
他临死前两个月写一篇《自祭文》，说自己活了六十多岁死去“可以无恨”，“从老得终”是人之常理，自己一生都“乐天委分”，现在死去还有什么割舍不下的呢？
写了《自祭文》后不久，他又接着写《拟挽歌辞三首》，一下笔就说：
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
有生就必然有死，生死属于天理自然，对此他倒没有什么顾虑和忧伤的，唯一的遗憾就是：“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
死倒没有什么值得悲哀的，只是生前没有把酒饮足有点遗憾，真是幽默而又豁达。
只有以“任其自然”的态度对待死亡，我们才能死得豁达坦然；只有死得豁达坦然，我们才能活得洒脱大度。
（参见原第51、64章）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现已成了常用的成语，我们用它来形容作恶者最终要受到国法的制裁，可它的原意是指“天网”（即“天道”或“自然之道”）所覆盖的范围广大无边，“网孔”虽然稀疏却无半点失漏。
常言道“人算不如天算”，“天谋胜过人谋”。人勇于坚强反而可能丧命，勇于“不敢”反而可能得生；工于心计反而会失算，老实笨拙反而会有成。
孔子弟子子路也许是个因勇敢而掉脑袋的典型例子。据司马迁的《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这位老兄从孔子问学之前为人粗野，头上戴着雄鸡状的帽子，腰间缠着画有公猪的佩带，遇事总要逞凶斗狠。师事孔子后还询问老师说：“君子也崇尚勇武吗？”孔子警告他说：“君子好勇而无义则乱，小人好勇而无义则盗。”老师这些忠言他哪里听得进去？孔子看到他仍然我行我素，曾痛心地说：“像子路这样好勇逞强的人，将来一定不得好死。”老师的话不幸而言中，后来子路为卫大夫孔悝的邑宰，因不愿跟随孔悝迎立蒉聩为卫公，蒉聩命令将他杀死，死时还戴着那顶帽子。
纵然神机妙算也可能遭人暗算。《庄子·外物》篇说：宋元君半夜梦见有个披头散发的人在侧门探头探脑地说：“我来自宰路的深渊，本是作为清江的使者到河伯那里去，不料半路被渔夫余且捉到。”元君醒后使人占卜才知道这是只神龟，侍臣还告诉他的确有个叫余且的渔夫。余且奉命向宋元君献上神龟，宋元君杀死神龟用来占卜，占了七十二卦没有一卦不灵。庄子借孔子之口感叹说：“神龟能托梦给宋元君，却不能躲避余且的渔网；机智能占七十二卦而且卦卦灵验，却不能避免刳肠剖肚的灭顶之灾。由此看来，再机智的人也会陷入困境，哪怕神灵也常有智所不及。”
就为人来说，或因机巧而致败，或因勇敢而招灾，老天之所好恶，谁知是什么缘故呢？
就身体而言，或厚自奉养却早衰，或因任自然而高寿，老天的好恶爱憎，谁又能猜测得到呢？
不过自然之道最显著的特征是：不争斗而善于取胜，不言说而善于回应，不召唤而自动到来，虽迟缓而善于谋划。
无欲就不会“争斗”，无为也用不着“言说”，无求又何须“召唤”，无心又怎么去“谋划”？
寡私欲而弃机智，守柔弱而去雄强，为无为而戒争斗，尚淳朴而绝巧伪，做到无为、无欲、无心、无求，就能坦然地顺应自然的变化，就能与天同一，就能与“道”同体。
（参见原第73章）
人们渴求真、善、美的统一，也就是孔子所谓“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的境界，它的实现必须有一定的外在条件或逻辑前提——就个人而言应天真未丧，就社会而言应世风淳朴，就其本质而言应大道未裂。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任性而行不待安排，称心而言无须矫饰，高兴了就开怀大笑，苦闷时就失声痛哭，亲爱就现出亲昵欢悦之情，憎恶就形诸鄙夷不屑之色，从人们的表情就能了解其内心，从人们的语言就能知道其思想，此时真、善、美就能统一甚至同一——真的也就是善的和美的，美的同时也就是真的和善的。
等到混沌既凿、天真全丧、大道已裂之后，美和真、善也同时分裂甚至对立了，装出来的笑脸并不能表明内心亲热，挤出来的眼泪并不真的说明精神痛苦，每一个人都不敢坦露自己生命的真性，不敢向人敞开自己的心扉。既想追逐世俗的浮名，又想得到社会的实惠，在疯狂的贪婪追逐之中，生命也逐渐丧本离真。人们酷似舞台上的戏子和电影中的演员，一辈子都在为观众们“做戏”，总是在扮演世俗所期望和指定的角色：诚惶诚恐地侍奉君王，满脸堆笑地讨好上司，恭恭敬敬地对待父母，客客气气地对待同事……总之，他们是大家称道的忠臣、孝子、同事、正人，但从来就不是他们自己。谁都不敢在人生舞台上卸下自己的面具，人们的形象就是他们的假像，人们的身份就是他们的伪装：奸贼时时要装扮成忠臣，忤逆也要装扮成孝子，负心郎不得不装成痴情汉，偷情的荡妇更要在自己的丈夫面前表露忠贞。
当人们的一言一行都是为了捞取世俗的“好处”——如高官、显位、美名、暴利——的时候，语言就不是用来表白真情而是用以遮蔽真性。真心话用不着漂亮言辞来修饰，漂亮的言辞说不出真心话；巧舌如簧的人就不善良，善良的人就不会花言巧语；真正知“道”的人不卖弄广博，卖弄广博的人并不知“道”。
《庄子·知北游》中也说：“炫耀广博的不一定有真知，能言善辩的不一定有慧见。”体“道”者从来就不炫博善辩。得“道”在于向内抱“一”守“真”，不在于向外贪多求博，因而得“道”的人从不叽叽喳喳，叽叽喳喳的人就没有得“道”。“道”既不可“名”又不可“道”，所以我们应该像维特根斯坦所说的那样：凡是不能言说的就应当沉默。庄子在两千多年前就告诫过人们“明见无值，辩不若默”。
然而，人们既不可能无为也不可能沉默，为了巴结上司，为了取悦观众，为了讨好情人，为了……一句话，为了实现个人的野心，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每个人都得学会“包装”或“化装”。只有学会了“包装”和“化装”术，才有可能在官场上骗取要职，在竞选时骗取选票，在情场中骗取爱情，在舞台上骗取喝彩和掌声，在学术界骗取赞美和尊敬……
“智慧出，有大伪”，在这一点上儒道两家总算是有了共同语言。孔子在《论语》中也多次感叹说：“巧言令色，鲜矣仁！”“木讷近仁。”巧言令色所“包装”的可能是一个虚伪的小人，滔滔雄辩所“包装”的可能是一颗丑恶的灵魂，斯文渊博所“包装”的可能是一颗浅薄无知的心灵。
饰其外者必伤其内，炫其形者必累其神，重其文者必丧其真，这是伴随着大道分裂所出现的必然现象，陶渊明早就给人们提过醒：“真风告逝”后必然是“大伪斯兴”，要想真、善、美重归于统一，人们就得返朴归真。
（参见原第81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