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酒篇

宋云彬

如所周知（我开头就用这样时髦的文句，其目的在使这篇成为“人民的杂文”即“通俗的杂文”，但受封建文艺之毒已深，写来无非是“迂回曲折隐晦调子”，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且不去管他，写下去再说），陶渊明先生是喜欢喝酒的。他写诗常常用“酒”字做题目，像《饮酒》《述酒》《止酒》。就题目而论，“饮酒”平淡无奇，“述酒”隐晦而且费解，只有“止酒”最富有诗意，而且非常“通俗”——止者停止也，这意思到今天大家还一目了然，不至于看不懂。他不说“戒酒”而说“止酒”，是大有深意存焉的。一个人如果喝酒喝到非“戒”不可的程度，那他早已违反了喝酒的本意，酒对于他变成戕贼身体的毒药了。渊明先生喝的是糯米酒，甜咪咪的，所含酒精成分不多，不会慢性中毒，原不需要“戒”。大概他觉得一天到晚醉醺醺，没有多大意思；而且“家贫，不能常得（酒）”，虽然“亲友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但不见得天天有人请客；加以一到热天，他的脚气病就发作，溃烂到不能走路，要门生抬来抬去，非常不方便，这样，他就不得不“止酒”了。渊明先生的作风是坦白，真率和自然，他不会有什么做作的。

我也是喜欢喝酒的——且慢，这句话说来颇为肉麻，多像我在自比陶渊明，说不定会引起读者反感，先得声明几句才好。

不知为什么，我从小就爱喝酒。据说在十岁那一年，吃年夜饭，我背着母亲偷喝了几杯酒，喝得酩酊大醉。那时候我还没有知道陶渊明，连陶渊明三个字也许还没有完全认识，因为在《百家姓》里可以认识“陶”字，在“大学之道在明明德”里可以认识“明”字，而“渊”字就不见得一定认识了。所以我的会喝酒，爱喝酒，也许是出于天性或遗传（我的父母都是爱喝酒的），决非为了表示风雅，或高攀古人。

我的喝酒，也决不是什么借酒浇愁。我也经过所谓青年烦闷时代，但没有企图用酒来解决烦闷。我也不曾有过厌世或悲观等等，而企图借喝酒来作慢性自杀——本来单靠喝酒作慢性自杀是不大有效的，所以信陵君要自杀，必须在“醇酒”之外再加上“妇人”。总之，我的喝酒，完全是一种爱好，并无其他目的。

我发见了酒的好处。我觉得人的真性情最不易流露，人与人之间总免不了有一套虚伪（这当然跟社会制度有关，这里且不详述）。但只要三杯酒落肚——文言之，则曰“酒酣以往”，就什么话都会说出来，什么事都会做出来，无有恐怖，无所顾忌，人的真性情，只有在这样的境界中会流露。鲁迅说：“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然而像这样的人，恐怕只有喝酒的朋友中间最容易找到。陶渊明一生亮节慷慨，率性而行，我想大部分是得力于喝酒的。

但我也发见了酒的坏处。“国医”曰：酒能活血。“西医”反对“国医”的说法，则曰：酒能伤肺。“国医”的话固然模糊影响，“西医”的话也没有说中酒的真正坏处。佛徒把饮酒列为五戒之一，以其能乱性也。这种禁欲主义我根本不赞成，而且把乱性归罪于酒，也不大公平。但是，酒的坏处是有的，并且很多，首先我觉得靠酒来谈交道，笼络朋友，不仅靠不住，而且流弊很大。在这个斗争十分尖锐的社会里，敌友之分，是应该搞清楚的。如果仗三杯老酒的刺激，忽然引敌人为知己，披肝沥胆，无话不谈，那其结果将是不堪设想的。尤其是搞政治的朋友，有保留多少秘密的必要，在特务多如臭虫的今天，如果酒酣以往，大笑大哭大骂之后，拉了一个特务来倾吐一番真情，那还了得！——一喝酒成千古恨，他自己“再回头已百年身”还是小事，革命大业也许会因此而受到阻碍。在陶渊明时代，还可以说“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现在的敌人，会因为你是喝醉了酒而宽恕你吗？我的朋友宣中华，在二十年前，正当浙江“清党”的前夜，他是省政府的重要负责人，有一天晚上风声很紧，他出席一个紧急会议，可是他已经喝多了酒，不能作缜密的思考，大概这个会也就开得不很圆满，过了十多年（那时候中华早已成仁，墓有宿草了），褚慧僧（辅成）先生同我谈起，还是慨叹地说：“那晚中华为什么竟喝多了酒呢！”即此一例，可见喝酒是容易误大事的。而况仗酒力来壮胆气，也不过是一时的，酒性发作时，固然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等到酒性一过，便垂头丧气，要说“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了。正像《聊斋志异》里的马先生吃“丈夫再造丸”一样，药性一过，手脚都软了。

我喝酒喝了几十年，虽然没有误过大事（事实上“天”没有“降大任”于我，我也不曾担当过什么大事），小事确是常常误的。我的反对派（反对我喝酒）S君，说我一喝酒，说话渐多，伦次渐少，这当然也是事实。夫说话多而伦次少，虽多，亦奚以为？抑又甚焉者，平时讨厌我多说话（这说话包括写文章在内）的朋友们，有时要批评或反驳我，而找不到理由或无所借口，便说：“酒糊涂，由他去吧。”或者说：“君当恕醉人，何必和他龂龂争辩呢！”这在他们，是一种新的精神胜利法，而对我却是一种轻蔑，一种侮辱。这种轻蔑与侮辱，促起了我的反省。古语有之：“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这话说的对。人必自己先喝酒，然后人家以“酒糊涂”的雅号送上来也。

由此观之，酒是可喝而不可喝的。即就时代而论，现在也不是喝酒的时代。中国士大夫以饮酒著名的，首推晋朝的“竹林七贤”。竹林七贤的代表是阮籍。鲁迅说，阮籍的饮酒，“不独由于他的思想，大半倒在环境。其时司马氏已想篡位，而阮籍名声很大，所以他讲话就极难，只好多饮酒，少讲话，而且即使讲话讲错了，也可以借醉得到别人的原谅。只要看有一次司马昭求和阮籍结亲，而阮籍一醉就是两个月，没有提出的机会，就可以知道了。”现在和阮籍时代是不同了。现在的知识分子，正应该多讲话。如果沉湎于酒，借饮酒来逃避现实，纵非反动，也不免于落伍。就我个人而论，虽不敢妄自夸大，以为应该多讲话，少喝酒，但也未敢自暴自弃，甘心做一个“酒糊涂”。而况我没有觉得“去日苦多”，而非“对酒当歌”不可；也没有悲观消极到想自杀，而有叫人荷着锄头跟在后面，以便“死便埋我”的必要；更没有显贵要来和我结亲，而非一醉两月不可。我虽喝了多年的酒，生理上并未因慢性中毒而起什么变化，停止饮酒，也不至于像渊明先生那样的“暮止不安寝，晨止不能起”。那么，我为什么不趁这时候实行止酒，给那些背后叫我“酒糊涂”的朋友们一个大大的“没趣”呢？

因此，我实行止酒了。不过，我还要声明：止酒与戒酒有别，戒必戒绝，止则停止每天的例酒而已。如果偶然逢到可以喝几杯的场合，我还是要喝几杯的。

一九四八年五月九日，日有食之，既，于香港。
（选自《宋云彬杂文集》，三联书店1985年版） nk6YE+FkgHKP+SsV3dqczM0vpIRHANuJQnHERJjx4xdggblmKLq6qU3e0iUQMsR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