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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抽屉里保存着一份精美别致的讣告，始终舍不碍毁掉它。这是赵丹同志的讣告，由文化部和全国文联联合发出。它以碧绿色的一幅国画作底，那是赵丹画的《出水芙蓉》图，描绘的是荷叶、含苞待放和开得灿烂的荷花。图画上面印的是楷体文字：“一九八〇年十月十日凌晨，人民艺术家赵丹同志离开了我们，享年六十五岁……”最后写的是举行悼念大会的时间和地点。
年龄大了，每年总要收到几张关于逝世同志、戚友们的讣告。一般的讣告，总是大黑边围框，显出一种悲惨肃穆的气氛。大抵举行追悼会之后，我就把那些讣告销毁了。这种以国画垫底的精美别致的讣告，是我生平第一次收到的。它自然也是庄重的，但又给人以一种艺术美感。我一直保存着它，并不是因为我和赵丹同志有什么深厚关系，对于这位卓越的表演艺术家，我只是一般的认识，见面时就闲聊一下，从没通过信。四次文代会的时候，有一次同席吃饭，赵丹知道我是广东人，就模仿着讲广东的各种方言给我听，哈哈大笑。他对学习方言的确很有才能，虽然不能说已臻于维妙维肖的境界，但却也“八九不离十”，相当到家了。我们的关系，就是这样“一般认识”而已。我保存那张讣告，是出于另一个原因。那就是：由于赵丹临终时表现了异常旷达的精神，听说他的病室经常奏着旋律优美的音乐，他总是含笑接待各方来探病的人，表示不愿看到任何人哭泣，并立下遗嘱，死后不要开追悼会。正是由于赵丹生前有这样的表示，这才促成了那张精美雅致，别开生面的讣告的诞生。
这张讣告不仅形式上是新颖的，它所体现的逝者对待生死的观念也是十分超常拔俗，不同凡响的。那应该说是一种哲人的态度。
活着的时候，努力学习，尽量工作，在面对自然规律，面对自己的衰老和死亡的时候，豁达安详，泰然自若，这是真正具有科学的人生观，革命的人生观的人才能够采取的卓越态度。
现在，立下遗嘱，死后不要开追悼会的人好像渐渐多起来了。三十年代，在上海当过社联主席，解放后当过山西副省长，人大常委会委员的邓初民同志，临终的时候，也立下遗嘱，不要开追悼会。不久以前，曾经长期从事文化工作的民革副主席陈此生同志逝世了，他预立的遗嘱也使人耳目一新。遗嘱说：“我死后，一烧了事，切勿举行告别、追悼以及任何纪念仪式。”又说：“不要把面貌涂脂抹粉，也不要衣冠打扮，只要一张旧床布，把尸体从头到脚包裹，运去烧掉。”“骨灰扔在江里，作为鱼的饲料，也不必登报。”老实说，看到这些资料的时候，我是肃然起敬的。
只有本着理性、科学、革命的眼光来看待生死的人，在正常的死亡的“大限”之前才能够不采取那种一味悲悲切切的态度，并以一种唯物主义者的态度来对待死亡和殡葬方式一类的事情。恩格斯遗嘱把骨灰撒到大海中去，周恩来同志遗嘱把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大地上，印度的甘地遗嘱把骨灰撒进恒河，英国的萧伯纳遗嘱把骨灰撒到自己园子里的玫瑰花丛中……这些人物在好些方面是有所不同的，但是在对待自己来日遗下的骨灰，生前就明确表示不需保存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我以为这都是哲人的风度。
不少革命者、科学家在对待死亡，对待自己遗体的态度上，超越常人水平的事例，我们可以举出不少。好些革命者，甚至在临刑前夕，还泰然自若地读书，冷静缜密地写着遗书和诗篇。在历史上，好些科学家，因宣传真理而被囚禁的时候，也常常在牺牲之前，仍然从事着科学研究，还有一些科学家、学者，往往立下遗嘱，把自己的遗体捐给学术研究机构解剖，有些还捐献眼球，以便医生取出角膜造福盲人。西欧有些高等学府至今保留着前代科学家、学者的头盖骨的小片，用以纪念在医学科学上的这些具有崇高风格的先驱者。这些人物，政治立场上不一定相同，学识造诣也各有差异，然而在这一点上，他们却具有类似的超凡风格。
人类中总有一些出类拔萃的人物的，处于各个领域，他们都有各自的表现。在对待死亡和丧葬的问题上，也自有这样的人物。在最重丧葬的汉代，因为一桩丧事，常常可以搞到一户人家倾家荡产，吊丧者的吃喝，和尚道士“超度亡魂”的活动，无数的繁文缛节，棺木、墓地的购买，祭祠的建立，……都必须支付庞大得惊人的费用。当年浩繁的支出，固然使我们今天得以看到汉代若干著名祀祠的石刻和发掘出若干具“尸蜡”（例如长沙马王堆女尸之类），但在当时，这样的风气，可不知害苦了多少“蚁民”了。就在这种风气像毒雾似地笼罩在人们头上的时候，却也有人挺身而出，提倡裸葬，主张用布囊盛尸，放入墓穴后脱去布囊，赤条条入土。以免“靡财殚币，腐之地下”。提出这样主张的学人叫做杨黄，他自己立下的遗嘱，就是要儿子们把他的遗体作这样处理的，后来也真的这样做了。
我听一位浙江朋友说，浙江有的地方，把高龄的人的死亡称做“喜丧”，向例不挂白布，而是悬了红布。认为这样的死亡是解脱疾病的痛苦，克享天年的事情，因此并没有把丧礼搞得悲悲惨惨，凄凄切切。这事情可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那我以为那个区域的人们，见识着实高出一般人之上。为什么一个高龄而饱受各种疾病折磨的人，或者瘫卧在床上拉屎拉尿，痛苦不堪，连话也不会说的人，他的死亡不应该被视为解脱呢？现在有些人提出，身受不治之症折磨，呻吟病榻，非常痛苦的病人，有权要求医生给他打一针顺当一点结束生命。这是很有道理的。有人认为这样做不人道，有人认为这恰好才是真正的人道。我拥护的是后一观点。人们有不少传统观念是在西方资产阶级影响下形成的。本着辩证唯物主义者的态度，对它们重新检查一下，估计一下，我想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因为对待死亡、丧葬这些事情，涉及到一个人人生观的根本之处，涉及到怎样对待自己，对待旁人，对待人民辛勤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是彻底唯物主义者，还是半桶水唯物主义者以至于唯心主义者等等问题，因此，在这样的事情上，以哲人的态度，理性地、科学地加以对待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了。中国现在的大、中城市里都已推行了火葬（农村和小城镇，土葬还是占着支配地位），火葬现在已经日益流行了。然而在五十年代之初，刚刚提倡火葬的时候，碰到的阻力却非常之大。那时，中央领导同志召集各省省委书记，谈到这个倡议，要大家签字表明态度，如果自己死亡了，一定要火葬。照理说，省委书记都已经是老共产党员，理所当然应该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该没有人反对吧！但是事实并不尽然，有一个省委书记无论如何也不肯签字。这件事情，是陶铸同志生前以慨叹的语气亲自告诉过我们的。
试想，作为老共产党员的省委书记，尚且有人对殡葬方式的一点改革，存在这么大的抵触情绪，一般的人，受因袭观念重担的支配程度，就更不待说了。
这种观念，就是认为：好死不如歹活，无论如何缠绵病榻宛如一具活尸，都要比死亡好；而死了的时候，一定要吹吹打打，热闹一番，最好各方亲友，都荟萃一堂来哭泣一场；而遗骸遗灰呢，最好能够保持得好好的，永远让子孙和他人留作纪念。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从前，有些人，一到三十岁就开始买“生基”，以便日后经营“郁郁佳城”（“佳城”云云，就是坟墓），而有钱有权有势的人物呢，一定要像构筑城堡一样来建造自己的坟茔。中国的古代皇帝，常常年纪轻轻的，就开始构筑自己的“地下宫殿”了，还要用碧玉来做枕头，在口里含着珍珠，要点长明灯，要在墙壁上刻佛经以祈求“冥福”，甚至还要活人陪葬，要设“疑冢”。而在外国呢，像古埃及法老那样，坟墓要建成金字塔，死尸要配以香料制成木乃伊，入殓的时候，不但要有棺，而且要有椁，椁还不只一个，要有许多个：木的、铁的、银的、石头的，等等。真是“可谓豪矣”。
现代人自然没有古代的中国皇帝和埃及法老的那个排场了（不是出于“遗嘱”，而是由于业绩，人们主动为之经营的不在此列）。但生前就希望身后仍然热闹一番的大有人在。中国仍然有人希望死后做一番水陆道场，西方有人热中于在自己坟墓上立一个垂下双翼哭泣的天使，显得全世界都在为他的死亡悲伤，连天使也为之堕泪。听说在西方，现在还有人要求把遗体放进冰库保存着，以便有朝一日，“魂兮归来”的时候，有个“身体”可以依附……
类似这些花样，是可以举出许多的。
时移势易，当前的人们，是极少人能够像古代帝王那样举行阔绰的葬仪了，但就不少普通人的心理状态而言，恐怕对那还是相当羡慕的吧！
中国当前的葬仪已经改革了不少，但是认真思索一下，恐怕仍有不少地方需要再改革改革。
正因为这样，我对于那些遗嘱把骨灰撒到大海、土地、河流、花丛中去的人们，对于那些遗嘱不开追悼会的人们，包括赵丹在内，都感到尊敬。单是从这么一件事情上，他们就表现了哲人的风度。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我的抽屉里，总是保留着那张精美别致的讣告的缘故。
一九八一年九月·广州
（选自《秦牧自选集》，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