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后”即“死后”的意思。这里问的是：人死之后该怎么办。

人死了，一瞑不视，万念俱消，还有什么“怎么办”的问题呢？

事实不然。他虽死了，他的身后还留有许多同他有关的人和事，首先是活着的人们该把死后的他怎么办。

人死入葬，回答可以很简单；如何葬法，却各有各的主张。在我们的历史上，就曾出现过两大派，即厚葬派和薄葬派。前者以孔子为代表，后者以墨子为代表。汉朝人写过一部书叫《淮南子·要略》，它把这两大派的发展渊源概述如下：“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学生焉。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悦，厚葬靡财而贫民，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故节财薄葬，闲服生焉。”

孔子同墨子学说上的矛盾，当然不只是厚葬与薄葬问题，但是他们一个是厚葬靡财派，一个是薄葬节财派，倒也是事实。这两派不但有厚与薄之分，靡财（即铺张浪费）与节财之分，而且有贵与贱之分，就是剥削阶级与劳动阶级之分。一位历史学家很反对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来给古人划阶级。但是孔子和墨子这两个古人偏不听他的话，就在厚葬与薄葬的问题上，也大讲其富贵贫贱，甚至拿王公大人来同匹夫贱人作对比。例如《墨子》书中，就残留着一段《节葬》，其中举了这两个阶级对“厚葬久丧”的看法：“此存乎王公大人有丧者，曰，棺椁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多，文绣必繁，丘陇必巨。存乎匹夫贱人死者，殆竭家室”。这是说，“匹夫贱人”这类劳动者如果也想学那些剥削阶级的王公大人一样“厚葬”，那就得倾家荡产。

这倒还是次要的，特别是“久丧”，即家里死了人，活着的要长期守“服”。《墨子》书说：“使农夫行此，则必不能早出夜入、耕稼树艺；使百工行此，则必不能修舟车为器皿矣；使妇人行此，则必不能夙兴夜寐，纺绩织纴。”而王公大人们“久丧”，不过是“不能早朝”而已。两者相对比，阶级分明。

孔子的厚葬主张，墨子的薄葬主张是各人站在各人的“阶级立场”说话，是很清楚的。

墨子还提出了相邻的民族一些薄葬的办法：“朽其肉而弃之，然后埋其骨”，或者“聚柴薪而焚之”，这就是火葬；他主张，即使要土葬，也只是“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领，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无菹漏，气无发泄于上，垄足以期其所，则止矣。”他还主张送葬的人“哭往哭来，反从事乎衣食之财”。送完葬，赶快回来干活、生产。他一再反对王公大人的厚葬，是“辍民之事，靡民之财”。

墨子的薄葬主张，实际是代表劳动者的丧葬观。目的是朽骨、朽肉，化除腐朽，就算完事，不要“靡财”、“辍事”。他说：“衣食者，人之生利也，然且犹尚有节；葬埋者，人之死利也，夫何独无节于此乎”？生活要讲节约，死为什么不讲点节约呢？

问题还不仅于此。“厚葬靡财”和“薄葬节财”这两派主张，除了反映阶级之分而外，还表现了唯心和唯物这两种世界观的对立。

为什么要“厚葬”？在有些人们思想中，无非是人世轮回之类的有神论在作怪。既然死而有知，还要升天堂，于是“葬埋必厚，衣衾必多”，求神拜佛作道场，一切准备齐全，以为这样就会使死者能够在另外一个世界里舒舒服服地过剥削的日子。

墨子是不大相信这类的迷信的，他的“薄葬节财”的主张，自然与此有关。

南北朝时代的著名唯物主义者范缜讲得更要透彻些。他说：“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既然“形谢则神灭”，又何必让活着的人去“厚葬靡财”呢？

古代的一些进步的思想家，对身后之事能看得如此明白，难道我们今人还要去向剥削阶级学习“厚葬靡财”的封建迷信办法么？

（选自《廖沫沙杂文集》，三联书店1984年版） TMXcPAA9lLG0ED2pftaVA8EIcok3rMY6cHH21PwuCSbw5U7DCGoSLnf4U/n8XC8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