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路上蓦然起了一阵纷扰。不是由于刚从前方撤下来的伤兵坐三轮车不给钱，还殴打三轮车夫；不是由于疾驰而过的挂着星条旗的军用吉普傲然地撞倒行人；也不是为极度饥饿所驱使的瘪三抢了大饼摊上的冷大饼而被抓住……然而，路上行人停下脚步了，等电车的乘客、来去匆匆的过往行人、人力车夫、小贩、摆报摊的、擦皮鞋的，几乎忘却自己要做的事，全神贯注地朝马路当中行注目礼。小孩子更是活跃，三三两两地从这里那里聚拢来，叽叽喳喳，像麻雀似的叫个不停。那盛况，虽还比不上“夹道欢迎”，但比起看猢狲出把戏，其热烈的程度是不遑多让的。

就在马路两边人们的注视下，一支送葬的行列正缓缓地经过闹市。这支队伍不算怎么长，却也并不短，是够行人停下脚步七八分钟以至十分钟之久。开头是两个扛堂灯的，那一对大灯笼上的字模糊不清，可是瞧的人肚里明白，那个模糊不清的字就是死者的姓氏，也不用多打听。堂灯后面紧跟着一班军乐队，衣冠楚楚，整齐而挺括，帽子和衣袖上全镶着黄白两色丝条，引起一些孩子们的羡慕和神往。洋鼓洋号，吹打得十分热闹，至于吹的曲子，也许很想让听众陪伴死者缅怀失去的豪华，先是一些不成腔的滥调，继之是《苏武牧羊》，待到后来快要在十字路口转弯时，则已奏起《何日君再来》了。

在军乐队后面，是一群套着绿色衣衫的孩子，就是我们通常称之为“小堂名”的。他们虽然被套上了极不合体的外衣，还加上马褂，那样子颇为滑稽可笑，但终究同死者并无关系，不过为了几个钱，同雇来的军乐队的身份是一致的，因而跳跳蹦蹦，吹打江南丝竹，嬉笑颜开。脱不了流浪儿的本色。再后面的一批“龙凤吹”和掮旗打伞的角色就不同了。这些人，本来就是马路上的好汉，包括游手好闲的，聚众打架的，抽白面的，叫化子，专门靠红白喜事人家的残羹剩饭过活的，面目猥琐，形容枯槁，而他们一律套了一件早已褪了色的红绿外衣，有如我们在戏台上常见到的龙套一样，叫人一下子辨不清他们的本来面目。而那些由于风吹日晒早已褪了色露出原形的外衣，披在这些奴才和帮闲的嶙嶙的瘦骨上，就越发显得破烂不堪了。

这中间还有一顶黄龙伞，一样地褪了色的。黄龙伞是个威武、尊严的东西，煊赫得足以使人下跪叩首的，但是今天已无复往昔的架势。由一个黧黑伶仃的老汉吃力地掮着，摇摇欲坠。“小堂名”和掮旗打伞的帮闲们簇拥着，吹吹打打，懒懒散散地走了过去。

后边就是一具被抬着的棺木，棺木上最显著的是一根扎着龙头的长扛，人们叫它“独龙杠”的。“独龙杠”出典不详，也许是由于死者生前未能实现爬上龙座的美梦，才在棺材里聊以自慰吧。没有人知道这死者是谁，生平有些什么样的业绩，但无论如何，生前是位“大亨”是没有疑问的。不管他是极尽人间荣华富贵也罢，作威作福横行一方也罢，满嘴仁义道德，骨子里男盗女娼也罢，到临了总逃不脱历史老人给他安排的下场。你看那棺材沉甸甸的，此人一定带着无穷无尽的遗憾死去。路旁观者如堵，眼神冷漠，很有点“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的味道。

棺材后边，则是一群死者的亲属了。披麻戴孝的儿女们，“泣血稽颡”自不必说。其实，既未必“泣血”，更不会“稽颡”，有点悲伤和凄惶是真的，但又何尝不在那儿一边走一边默默地计算着怎样多夺点遗产呢。“静默三分钟，各自想拳经”，鲁迅先生早就一针见血地揭示过谒陵英雄们的嘴脸。这些人比起中山陵前的好汉，自然等而下之，但谁能断定不是一路货色呢？

至于那帮手里拈着一枝香或一条纸幡纸拂跟在后边走的吊客，就更加形形色色，众妙毕呈了。有的可能碍于死者和生者的情面，作忧戚状，煞有介事；有的却谈笑自若，同身边前后的人不断地随意交谈，好像在逛一次马路。几个小孩子畏缩而又好奇地拉扯着大人的衣裳，大概搞不清这是怎么一回事，虽然还含着一根棒头糖。

这支送葬的行列，在闹市里走得迟缓而又沉重。是受不住行人的注视呢，还是为太大的哀伤所填塞，以致他们的脚步如此蹒跚无力？那神情，就像送葬者自己也在一步一步走向墓地。那些帮闲和奴才们，虽则极尽巴结之能事，就差一点没有在鼻梁上擦一块白粉，一路上吹吹打打，哭出呜啦，犹丝毫得不到路上人的一点同情。

就这样，一对灯笼过去了，军乐队、龙凤吹、“小堂名”们过去了，掮旗打伞的过去了，棺材过去了，什么“独龙杠”、寿衣寿帽，一起全过去了，孝子孝女们过去了，一大群送葬人也过去了。远了，远了，人们渐渐散开，那意犹未足的闲人，兀自站在路边，目送那支行列。只听得隐隐约约地传来一阵军乐和丝竹各奏的声响，但已分不清奏的什么调子，到后来，连这点轻微的声音也像死人一样地断了气。

一九四八年春天沪北黑水湾
（选自《袁鹰散文选》，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PvvlBOw2r8ij+b1cQppKDLaJBqBLqNfIlx5nnzjbFvvlHLdfEF2sBh6yL1Z4pJW

“身后”即“死后”的意思。这里问的是：人死之后该怎么办。

人死了，一瞑不视，万念俱消，还有什么“怎么办”的问题呢？

事实不然。他虽死了，他的身后还留有许多同他有关的人和事，首先是活着的人们该把死后的他怎么办。

人死入葬，回答可以很简单；如何葬法，却各有各的主张。在我们的历史上，就曾出现过两大派，即厚葬派和薄葬派。前者以孔子为代表，后者以墨子为代表。汉朝人写过一部书叫《淮南子·要略》，它把这两大派的发展渊源概述如下：“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学生焉。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悦，厚葬靡财而贫民，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故节财薄葬，闲服生焉。”

孔子同墨子学说上的矛盾，当然不只是厚葬与薄葬问题，但是他们一个是厚葬靡财派，一个是薄葬节财派，倒也是事实。这两派不但有厚与薄之分，靡财（即铺张浪费）与节财之分，而且有贵与贱之分，就是剥削阶级与劳动阶级之分。一位历史学家很反对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来给古人划阶级。但是孔子和墨子这两个古人偏不听他的话，就在厚葬与薄葬的问题上，也大讲其富贵贫贱，甚至拿王公大人来同匹夫贱人作对比。例如《墨子》书中，就残留着一段《节葬》，其中举了这两个阶级对“厚葬久丧”的看法：“此存乎王公大人有丧者，曰，棺椁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多，文绣必繁，丘陇必巨。存乎匹夫贱人死者，殆竭家室”。这是说，“匹夫贱人”这类劳动者如果也想学那些剥削阶级的王公大人一样“厚葬”，那就得倾家荡产。

这倒还是次要的，特别是“久丧”，即家里死了人，活着的要长期守“服”。《墨子》书说：“使农夫行此，则必不能早出夜入、耕稼树艺；使百工行此，则必不能修舟车为器皿矣；使妇人行此，则必不能夙兴夜寐，纺绩织纴。”而王公大人们“久丧”，不过是“不能早朝”而已。两者相对比，阶级分明。

孔子的厚葬主张，墨子的薄葬主张是各人站在各人的“阶级立场”说话，是很清楚的。

墨子还提出了相邻的民族一些薄葬的办法：“朽其肉而弃之，然后埋其骨”，或者“聚柴薪而焚之”，这就是火葬；他主张，即使要土葬，也只是“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领，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无菹漏，气无发泄于上，垄足以期其所，则止矣。”他还主张送葬的人“哭往哭来，反从事乎衣食之财”。送完葬，赶快回来干活、生产。他一再反对王公大人的厚葬，是“辍民之事，靡民之财”。

墨子的薄葬主张，实际是代表劳动者的丧葬观。目的是朽骨、朽肉，化除腐朽，就算完事，不要“靡财”、“辍事”。他说：“衣食者，人之生利也，然且犹尚有节；葬埋者，人之死利也，夫何独无节于此乎”？生活要讲节约，死为什么不讲点节约呢？

问题还不仅于此。“厚葬靡财”和“薄葬节财”这两派主张，除了反映阶级之分而外，还表现了唯心和唯物这两种世界观的对立。

为什么要“厚葬”？在有些人们思想中，无非是人世轮回之类的有神论在作怪。既然死而有知，还要升天堂，于是“葬埋必厚，衣衾必多”，求神拜佛作道场，一切准备齐全，以为这样就会使死者能够在另外一个世界里舒舒服服地过剥削的日子。

墨子是不大相信这类的迷信的，他的“薄葬节财”的主张，自然与此有关。

南北朝时代的著名唯物主义者范缜讲得更要透彻些。他说：“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既然“形谢则神灭”，又何必让活着的人去“厚葬靡财”呢？

古代的一些进步的思想家，对身后之事能看得如此明白，难道我们今人还要去向剥削阶级学习“厚葬靡财”的封建迷信办法么？

（选自《廖沫沙杂文集》，三联书店1984年版） +PvvlBOw2r8ij+b1cQppKDLaJBqBLqNfIlx5nnzjbFvvlHLdfEF2sBh6yL1Z4pJ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