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我们住的北京东北角那一带，房子大都年久失修。一下雨就到处倒塌，每回总得砸死几口子。知道房漏了，可又修不起，就在屋瓦漏处搭上块破席头，上面压几块砖。

大概是上私塾的时候，我在路上有过一次险遇。我喜欢擦墙根儿走路。那一天，一块压席头的砖不知怎地哧溜下来了。是个夏天，我裸着上身。那块砖是紧擦着我的身子坠地的，把我的脑门和胸脯都擦破了皮。现在回想起来，只差上几分，我就可能呜呼哀哉了。

哎呀，我那苦命的寡妇妈可后怕死了。她噙着泪水搂着我，孩子长孩子短地不知叫了多少声，初一十五还去土地庙烧香叩头。街坊大爷们摸着我后脑勺，用祝贺的口吻说：“这孩子命硬。”

这句话在我一生起过难以言说的镇定作用。一九四〇年经历希特勒大轰炸时，一九四四年坐在满载黄色炸药箱的卡车上向莱茵河挺进时，甚至每次上飞机时，我都对自己说：“不怕，你命硬。”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我就是默念着这句符咒被推进手术室的。从那以后，直到一九八三年，我动过两次大手术，三次小手术。五次进出手术室，我的心都是宁静的。

先说说我为什么要动手术。

我对医学一窍不通，缺乏起码的常识。然而我对肾结石却有了点认识。肾，就是下水道的入口。淤塞了，它就会长结石。因此，为了防止长结石，第一条就得每天把水喝足。

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一年在柏各庄农场时，我同十几个人合睡一条大炕。我起过一两次夜，每次都得惊动睡在两旁的人，感到十分不方便。谁不是白天累得要命，天一亮又得爬起来干活！而且由于没有电筒，有一回起夜回来时，摸错了地方，挨了好一通臭骂。于是，我想了个绝招：过午滴水不进。果然很灵。从那以后再也不必起夜了。

当然，喝什么水也有关系。在湖北咸宁，我们是把向阳湖的湖水用柴油泵打上来喝。湖里不但经常有几十口子在洗澡，还泡着更多的水牛，并且随意方便着。杯子里发现一块半块牛粪，一点也不新鲜。

我的结石大约就是这么形成的。

但是中医总说我肾亏。还是一次作腹部拍照时，偶然发现了它的影子。已经快有栗子那么大了。

这是在一九七八年年底。转年，政治上我就得到了“改正”。于是，思想上就从“此生休矣”转变为仍要在事业上有点作为。

出访美国之前，我就站在十字路口上了。几位大夫都劝我不要动手术，说倘若结石只有米粒那么小，倒真可怕；因为一旦掉进尿管，能把人疼晕过去。我那块最大的结石，少说也有二十年了。它位于肾盂口上，刚好挡住了其他小块结石，所以绝不会发生结石掉进尿管的问题。而我又已交七十岁，大可带着它去火化场了。现在回想，他们说的很有道理。

在美国逗留的四个月中间，我一直在考虑这么个问题：现在好不容易才又能写作了，可是蹲在北京怎么写？写些什么？题材、素材，全在基层。一九五六年还不是由于下去几趟，才写出点东西么！然而带着这颗定时炸弹去矿山或农村总不是办法，还不如干脆把这个隐患除掉再下去的好。

动手术就是这么决定下来的。

手术前，洁若告诉我说，医院要她在一张开列着我可能遇到的五种死亡的单子上签字。她一再劝我多考虑一下。我说，你签吧，我命硬。

结石取出后，尿道不通，只好带一根肾管。那八个月可受了大罪。一九八一年八月，决定干脆把左肾切掉。切除后，由于带过肾管，缝的线不为肌肉所容，伤口总也不能愈合。于是先后又开了三次小刀，在不打麻醉药的情况下，硬把线头一根根地勾了出来。

带肾管的那八个月，在日夜随时告急中，我译完了《培尔·金特》，并开始编那四卷《选集》。

除了初中时得过一次伤寒，我一生几乎没住过医院。七十岁上住起院来，不免会想到死亡问题。

对于死亡，以前倒是有过恐惧。我早年见过不少死人。我妈妈是我搂着咽的气。最后钉棺材盖时，还有人扶着我站在一只高凳上向她说了一句永别的话。到了墓地，也是由我这个孝子先抓一把土，攘进穴口。我尝尽了死别的痛苦。

那时，许多习俗都把死亡神秘化、恐怖化了。上学的路上，每天必走过棺材店和寿衣铺。一到阴历七月十五，就办起盂兰盆会，说是鬼节。纸糊的船上站了各种等待超度的冤鬼，有缢死的无常，有呲牙咧嘴的夜叉，好不怕人。

每次去东岳庙，我总对那个瞪着眼睛翻看生死簿的判官不服气。凭什么由他来决定人的寿数！当我译《培尔·金特》时，就把剧中那个铸钮扣的人同我早年所不服气的判官联系起来了。然而铸钮扣的并没武断地决定培尔的命运。他还容许培尔做出自己的努力。

如果有人问我的人生哲学，我想用四个字来概括：事在人为。我从不相信先天注定的寿数。小时我就想，寿数再高，要是把身子横卧在火车铁轨上，也照样轧成两段。我一面准备死亡随时光临，一面自己加强锻炼；有病及早治，尽量推迟它的到来。

说来也怪，八十年代我面对死亡的勇气，恰好来自一九六六年的红八月里我服的那瓶安眠药。倘若隆福医院按照当时通常的做法不收我这个“阶级敌人”，或者收而敷敷衍衍，不给好好洗一下肠子，我也早就化为灰烬了。

那其间，在交代“黑思想”时，我说过这么一条：一个知识分子在新中国得个善终可真不易！那是因为我听到看到那么多科学家、教育家和作家，有跳楼摔死的，也有活活被打死的。那阵子我成天都在琢磨着自己怎么死法。

直到那帮人彻底倒了台，我对自己的死才有了自信：我会善终的。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动手术的前一晚，当医生来验明次晨开刀的部位，护士为我剃毛时，我猛然感到自己离死亡近了一步。可那晚我睡得很平稳，很熟。当洁若带点愁苦告诉我那五种死亡的可能性时，我还她一句：一九六六年那次要死不也就死了吗！如今，看到了歹徒的灭亡，又领到了“改正证书”，还不该知足！

由于开导她，我倒开导了自己。

多少人——多少比我聪明，能干，比我好的人，都没能看到那帮人的灭亡，而我看到了，这是多么侥幸啊！现在，我觉得每活一天，就是白赚一天，白饶上的一天。得好好利用它。

住院后期，我坚持每晨散步一个小时。我总是从病房出发，一直走到太平间，然后再折回。一趟趟地总那么走。太平间——鬼门关，对我不再可怕了。那是迟早必然的归宿。重要的，应该为之动脑筋的，还是怎样利用被抬进去之前这段日子。

我希望我千万别脑软化，别成为植物人。最希望的是一旦不能料理自己的生活时，就突然死去——更好的是悠然而死，比如在睡眠中，或伏案工作时。

我掌握不了自己如何死法，但我能掌握自己如何活法。

我自知当不了闯将，我从来就不是。我也不特别勤奋。但无论教书、当记者或编刊物，还是从事写作，我都还能力所能及地踏踏实实做点事。我就将这么做下去，做到非停下来不可的一天。

“未知生，焉知死。”孔子真是位讲实际的人。生——这是每个人都拥有的、内容各自不同的一本书。这里有成功也有失败，有欢乐也有悲哀，有值得自豪的，也有足以悔恨的。我希望有一天我能鼓起勇气，把自己这本整个地翻一翻。现在还不去翻它，因为还在写着它。可又怕停笔时来不及翻它了。

因此，我在找个诀窍：一边写着它，一边翻它。

一九八五年四月五日于北京远望楼
（选自《负笈剑桥》，三联书店1987年版） KUPQ15ag6/nN3rAQPsNczyQqXue6u6uBJJvTm+uaLzVc03K2cPOs5Dc1pIlI2jv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