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本故事发生的地点和时间对我来说至少至今都还意味深长。我在东非度过了成年时期的前一半，曾广泛地阅读关于在那里居住了短短两代半的处于少数民族地位的英国人和德国人的历史和文学著作。开头的五章，如果不把在北半球的1953—54年冬季在肯尼亚发生的事略加说明，今天恐怕是难以理解的。

据当时英国殖民当局宣称，一名受过良好教育、到过不少地方的非洲吉库尤族黑人乔莫·肯雅塔在旅居英国并与一名英国女子成婚后，回到出生地肯尼亚，在那里掀起了一场被称为茅茅运动的农场黑人雇工的起义，针对的是吉库尤人认为窃取了其土地的自欧洲移民而来的农场主。这好比《暴风雨》中卡利班的抱怨：

这个岛是我老娘昔考拉克斯传给我的，

你从我手中夺了去！你刚来的时候，

用手抚摩我，器重我，给我水喝，

水中放有浆果，还教给我怎样

称呼那照耀着白天和夜晚的，

大的光和小的光；于是我爱上你，

把这岛上的一切富源指给你看，

那些清泉和盐井，那些荒地和沃土。

这场茅茅起义并不是四十年后为整个撒哈拉以南的大陆赢得非洲黑人多数统治权的泛非独立运动，而基本上是吉库尤部落的人文历史上的特有现象。一个吉库尤人，立下了一个渎神之誓，从此停止正常生活，甘愿充当打击自欧洲移民而来的农场雇主的神风突击队式的肉弹，便成为茅茅战士了。肯尼亚最常用的农具在斯瓦希里语中称为panga，那是种厚重的单刃刀，用英格兰中部地区生产的钢板冲压打磨而成，能用来砍柴、挖洞，并且在适当的条件下用来杀人。在农场雇工中几乎是人手一柄。我并非人类学家，上述的描绘也许全然不实，不过这正是欧洲移民的农场主及其妻子儿女对茅茅运动的看法。可悲的是，在应用人类学的这段小插曲中最终遭到大量杀戮或残害的并非是茅茅运动所欲加害的欧洲移民的农耕家庭，而正是那些拒绝宣誓效忠却与英国殖民当局合作的吉库尤人。

在本故事发生的年代被称为白人高地的乃是一块特意为欧洲农业殖民划出的专用地，海拔比坎巴族世袭的土地要高，灌溉的条件也更好，那是吉库尤族人认为从他们手中被窃走的。以农业为生的坎巴族人虽然操一种与吉库尤语相似的班图语，但其耕地的收成不大可靠，常需狩猎并多加采集来作补充，所以对土地的依恋程度也必然比吉库尤族的邻居们差。两族人之间的文化差异甚为微妙，如果把伊比利亚半岛上共存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之间的差别来作比较，便可分晓。我们大多数人对上述两国都有足够的了解，知道为什么对一国可行的事在另一国不会有人感兴趣，而茅茅运动也属此列。对大多数坎巴人来说，这运动是行不通的，正因为如此，对海明威夫妇，欧内斯特和玛丽两人来说，倒是幸事，否则就很有可能在睡梦中被他们十分信任并自以为很理解的土著仆人们活活砍死。

第六章开头处，一群越狱逃跑的宣誓加入的坎巴茅茅分子企图袭击海明威游猎营地的威胁已如朝雾在早晨温暖的阳光中一般烟消云散了，而当代读者再往下看便会觉得驾轻就熟了。

因我有幸排行老二，得以在童年的晚期及青少年时期与父亲一起度过了很多年月，在此期间父亲先后与玛莎·盖尔霍恩及玛丽·威尔什成婚。我记得在我十三岁那年的夏天，无意中闯进了玛蒂为她和我爸爸在古巴觅到的那所房子里爸爸的卧室，发现他们正以一些手册中所推荐的实现美满婚姻的一种全身运动的方式在作爱。我立即退了出来，我想他们并没有看到我，但在编辑这个现在推出的故事时，我读到了爸爸把玛蒂描绘成一名模仿大师的那一段文字，那一幕便在被我遗忘了五十六年之后又重新栩栩如生地回到我的脑海中。是个了不起的模仿大师啊。

海明威这部无题的手稿长达二十万字左右，显然并不是一本日记。您现在看到的是一部字数约为一半的虚构小说。我希望玛丽不要因为我如此突出黛芭而大为不满，相对于玛丽这位出类拔萃的妻子来说，黛芭只是一个黑皮肤的实体，而这位真正的妻子终于熬了二十五年之久的慢性殉夫自焚，只不过点燃火堆的不是檀香而是杜松子酒。

由虚构与真相交替组成的错综复杂的对位复调构成了这本回忆录的核心。在许多段文字中，作者大量地运用了这种复调，这无疑会取悦任何欣赏这种音乐的读者。我曾在基马那的游猎营地里住过一阵子，认识那里的每一个人，无论是黑人、白人或浑身上下都是红色的人，而且由于一个我难以确切地解释的原因，这段经历使我想起了早在一九四二年夏天发生的一些事，当时我弟弟格雷戈里和我还是孩子，像格兰特将军的十三岁的儿子弗雷德在维克斯堡的时候一样，在比拉尔号捕鱼艇上与临时服役充当海军后备队的出色的船员们一起度过了一个月。船上的发报员是一名职业海军陆战队队员，一度曾驻扎在中国。在那个搜索潜艇的夏天，他得以平生第一次阅读《战争与和平》，因为他每天只消工作很短的时间，白天黑夜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待命，而这本小说是船上的藏书之一。我还记得他对我们大家说，因为他在上海时认识那里的所有白俄，这本书对他的意义特别大。

海明威写这部手稿的第一稿也是唯一的一稿时被当时与本故事中每日得与长途电话打交道的女士结婚的利兰·海沃德所打断，而且又不得不去帮其他拍摄《老人与海》的电影人到秘鲁去寻找一条可供拍摄的大马林鱼。苏伊士危机的爆发致使运河关闭，阻碍了父亲再度去东非的计划，这也可能是他就此没有回头去写这部未完成著作的一个原因。从本故事中所述的内容看来，我们发现海明威在怀念“当年”的巴黎，所以他中途辍笔也可能是因为自觉写巴黎会比写东非更得心应手，因为尽管东非景色如画，激动人心，但毕竟他在那里只待了几个月，使他遭受重创，第一次是患上了阿米巴痢疾，第二次是坠机事件。

如果拉尔夫·埃利森还健在，我就会请他来写这段介绍文字，因为他曾在《影子与行动》中写道：

“你还要问我为什么对我来说海明威比赖特更重要吗？不是因为他是白人，也不是因为他更为读者所‘接受’。而是因为他能欣赏这个地球上那些我所爱好的，而赖特由于心理上太富于紧迫感或生活过度贫困或太缺乏经验而无法理解的东西：气候、枪支、猎狗、赛马、爱与恨，以及能够被英勇而富有敬业精神的人转化为有利条件和辉煌胜利的那些简直不可能摆脱的处境。因为他能把日常生活中应用的操作步骤和技巧描写得如此精确，以至于我和我的兄弟能够在一九三七年大萧条期间遵照他的射击描绘猎取飞鸟而活下来；因为他懂得政治与艺术之间的差别以及对于一名作家来说两者之间真正的联系在哪里。因为他的所有作品——这一点至关重要——都充满了一种超越我在国内感受到的悲剧精神的东西，它十分接近于蓝调给人的感受，而这种感情也许正是美国人能表现出来的悲剧精神的极限了。”

我肯定地认为海明威读过《看不见的人》，该书帮助他在两次几乎使玛丽和他本人都丧命的坠机事件后振作起来，等到他在五十年代中期重新执笔撰写这部有关非洲的手稿时，这促使他重新开始创作的非洲之行已经过去至少有一年了。他在手稿草稿中写到作家们互相剽窃时，也许脑中正想到了埃利森，因为埃利森小说中写到的从疯人院出来的那帮疯子那一幕与《有钱人和没钱人》中描写基韦斯特岛上酒吧中那些老兵的一幕非常相似。

埃利森是在六十年代初写这篇文章的，距1961年夏天海明威的去世并不久，他当然没读过这部未完成的有关非洲的手稿，我已将它“舔”成了现在这副模样，取名为《曙光示真》，希望这模样还不是最糟。我只是将父亲在“早晨”所写的东西进行了一番苏埃托尼乌斯在他的《名人传》中所描述的加工而已：

“据说维吉尔创作《农事诗》的时候，习惯于每天口述他在早晨写好的大量诗章，让人记下，然后把当天剩下的时间用来将这些诗削减到很少的几句，风趣地说他是遵照母熊的方式来加工诗，将诗逐渐‘舔’成形的。”

只有海明威本人才可能将其未完成的手稿“舔”成一本Ursus horribilis 。我在《曙光示真》中所奉献给读者的只是一只孩子的玩具熊而已。我将从此每天都带了这本书上床，等我躺下了祈祷上帝万一我在醒过来前就死去的话保存我的灵魂，并且我要祈祷上帝将我的灵魂带走，并且愿上帝保佑您，爸爸。

帕特里克·海明威
蒙大拿州，波泽曼
1998年7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