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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期间，老革命党张继曾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章”，中国政体虽变，“戏剧文学仍照满清帝政时代的样子”，可知其“思想仍是历史传来的家庭个人主义”；而“风俗如婚宴丧祭，与非洲的土人相去不远”，可以说“思想风俗一切全没有改”。
他所关心的，是思想风俗与政治的关联。
所谓中国“思想风俗一切全没有改”，颇能代表很多老革民党对民国代清这一政治鼎革的整体失望，或有些“故意说”的成分。然而张氏关于“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章”，确有所见。
从最粗浅的层面言，当不少人开始整体反思一个时段的往昔之时，这“一个时代”大约也就真正成为“历史”了。与张继的观察不同，在“思想”和与其关联密切的“学术”方面，民初中国实际处在一个典范转移的时期。最明显的一个表征，便是许多时人动辄以“近三百年”、“三百年来”的称谓来表述刚刚过去的昨天。
不论表述者自觉不自觉，时人有意无意间已感到思想学术等“世风”到了该做总结的时候了。
这方面梁启超仍然是开风气者，他在1923-1924年间开出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课程，随即出版了同名的讲义。
此后蒋维乔、钱穆、龙榆生等人的思想史、学术史以及词选，也都沿其例冠以“近三百年”一语。
词选不必论，在学术史思想史方面，后来影响最大而多次再版者，则为梁、钱二氏的同名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梁启超早在1902 1904年间即著有《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其中1904年所著的《近世之学术》一部分，约占全文三分之一，已开始通论这一时段的“学术思想”。
1920年出版的《清代学术概论》，字数上比前论扩充一倍有余；
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则不仅分量大增，立意上也稍别。用他自己的话说：该书旨在说明“清朝一代学术变迁之大势及其在文化上所贡献的分量和价值”，之所以“题目不叫做清代学术”，是“因为晚明的二十多年，已经开清学的先河；民国的十来年，也可以算清学的结束和蜕化”；故“把最近三百年认做学术史上一个时代的单位，似还适当”。因此，这“也可以说是十七、十八、十九三个世纪的中国学术史”。
从其三次论述看，最后一语看上去似乎不过由“清代”返回早年的“中国”，但前次表述时还在清季，对一般人而言“中国”与“清朝”基本就是同义词；此时则已在民国，其特意表明“不叫做清代学术”，并用西历之世纪来标举“中国学术史”的时段，在力图表述得更“科学”的同时，多少也有些“去清朝化”的涵义在；与近年西方汉学界特别强调“清朝”的“非中国”特色，看上去适成对照，背后的思虑或也有相通之处。
梁启超三次论述的另一变化，即其最初所论是“学术思想”，后两次则仅言“学术”，而不及“思想”。其实他三次所论述的，如其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说，除具体人、事的去取有差异外，根本观念无大异同；
三者的研究对象基本是一回事，可见明显的继承关系。则晚年梁氏仅言“学术”而不及“思想”，固可能有更加“精密准确”的自觉意识在，但若说其心目中“思想”与“学术”的关系密切到几乎可以混为一谈或融于一炉的程度，大概也差不多。
中国传统本不强调学术分科，今日所谓“思想”与“学术”之分，在清人以及清代以前绝大多数历代学人心中，或根本不存在。故梁启超和钱穆的两本同名著作，一般被视为既是关于清代“学术史”最权威作品，但同时也是清代“思想史”的必读书；若依今日的后见之明看，或许还更多是思想史著作。如李学勤先生以为梁启超书基本是学术史，而钱穆书“便实际上是思想史，而且主要是哲学史”。
有意思的是，陆宝千先生晚近所著的《清代思想史》共八章，其以“思想”名者仅二，以“学”名者凡六；
故其全书虽以“思想史”名，却明显继承了梁、钱二氏的“学术史”取向，颇值玩味。可知20世纪思想史与学术史著作的“沟通”渊源甚早，影响也相当深远。
马克思主义史家侯外庐关于这一时段学术思想的研究是另一个明显的例子，侯先生先出版了两大本《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
其书名与梁、钱二书接近。其后此书屡有改易，然1949年后各版本虽多在前书的基础上改写，却明显越来越偏重于接近“哲学”一线的“思想”，而原较注重的“学说”反倒淡化了（这或许是受到前苏联学术倾向的影响）；后出各衍生版皆无“学说”二字，多称为“思想史”，甚至有径名为“哲学史”者。如195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便是在前书基础上补充修改而成，不过略去了鸦片战争以后的原第三编。这一修改本后来成为侯先生主持的多卷本《中国思想通史》中的第五卷。侯先生晚年回顾该卷的修订说：他“主要着力于增补鸦片战争前清代社会史的论述：十七世纪启蒙思想之赖以产生的社会经济关系、阶级关系的背景，以及十八世纪汉学兴起和十九世纪上半思潮变向的社会根源”。
1978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侯外庐主编的《中国近代哲学史》，所论时段从鸦片战争前夕的龚自珍思想到五四时期。1993年侯先生去世后，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由黄宣民校订的侯著《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内容基本是原来《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被略去的第三编。后者不仅在书名上从“哲学”回归到“思想”，且开篇即论康有为，黄先生以为体现了侯氏独特的历史分期观点，即学术思想史的分期和社会、政治史可以有不同，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标志的中国近代史可以1840年的鸦片战争作为开端，而具有近代意义的早期启蒙思想史可以上溯到明清之际，完整意义上的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则应该从康有为开始。
然而，部分或因其后来偏重“哲学”的倾向，侯书各版在近世学术史领域的影响不甚显著（以下所说的“学术史”，基本在前述与“思想史”互通的意义之上）。最明显的例子是同样以马克思主义取向治清代学术史的陈祖武先生到20世纪末尚不甚注意侯先生的著作，他在1995年总结近人治清代学术史的成绩说：
近人治清代学术史，章太炎、梁任公、钱宾四三位大师，先后相继，鼎足而成。太炎先生辟除榛莽，开风气之先声，首倡之功，最可纪念。任公先生大刀阔斧，建树尤多，所获已掩前哲而上。宾四先生深入底蕴，精进不已，独以深邃见识而得真髓。学如积薪，后来居上。以此而论章、梁、钱三位大师之清代学术史研究，承先启后，继往开来，总其成者无疑当属钱宾四先生。
该文收入陈先生1999年出版的著作中，那时陈先生进入清代学术史领域已二十年，所论尚不及侯著。差不多十年后，他有了新的认识，以为“侯外庐先生继诸位大师而起，博采众长，融为我有，复以其深厚的史学素养和理论功底，掩众贤而上，将研究向前推进”。
这里的“掩众贤而上”基本是前面“掩前哲而上”的再表述，大致把此前对梁启超、钱穆的评价转赠于侯外庐。这一对清代学术史研究的见解转变或较多体现了一位作者的读书历程，惟其专业恰是清代学术史，似仍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侯著在特定领域里的影响范围。
这样，若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清代学术史”或“近三百年学术史”领域里影响最大的是梁、钱二氏的同名著作，或不为过。
问题是，晚清道咸以后学风有明显转变，梁、钱两著虽在内容的处理、侧重的面相以及风格、识见等方面有着相当大的差异（例如梁偏汉学而钱近宋学），但基本不出“务为前人所不为”的道咸“新学”之大范围，故皆可以说是道咸以来“新学”一线的产物。以“读书必先识字”为表征的乾嘉汉学正宗一线，虽因章太炎等恰好身与反清革命而使章门弟子在民初的北京大学文科中一度处于控制地位，在这特定的研究领域中，影响反而小得多。
我们的人文学领域长期以来有重专著轻论文的传统，尽管目前受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影响，已出现偏重学术论文的倾向（部分也因近年著作出版太滥），大体上著作的影响仍非论文可比。其实章太炎和刘师培就写过相当精彩的论文总结清代学术，却并未写出长篇著作。民初胡适、傅斯年、顾颉刚等北大新学人虽对清代学术相当看重，尤其顾颉刚更有长期的准备，却因种种原因未产生篇幅较大的著作，仅写出一些散篇文章。稍后兴起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对清代学术似较新文化人更为关注，前引侯外庐的《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便可视为代表作，然而实际的情形是侯著的影响不够广泛。结果，近三百年学术史这一领域的基本参考书便长期为道咸“新学”的观念所占据，后学无形中也更受此派观念的影响。
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即丘为君先生总结出的二十世纪“对清代思想史研究具有深远影响的三个重要理论”，分别是梁启超与胡适的“理学反动说”、钱穆的“每转益进说”和余英时先生的“内在理路说”。丘先生以为，尽管“理学反动说”影响相当广泛，也确有其价值；若从长时段来考察中国学术思想的流变，后二说更有高瞻远瞩之气象。
这一判断是否确切是一回事，但章太炎和刘师培的论述显然不在其所论范围之内。
论者或曰，梁、钱二书有相当显著的不同，而钱先生自己后来明言，他当初在北大讲授“近三百年学术史”一课是有意为之，盖“因与任公意见相异，故特开此课程，自编讲义”。且因其与梁开同样的课而论述不同，一时颇受注目。
这样，要说两书都在道咸“新学”之大范围内，似乎有些勉强。这就需要对道咸“新学”进行简单的考察。
王国维指出：清代学术凡三变，以国初、乾嘉、道咸三点分成三个时段。其各自的特征为：“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具体到治学内容的变化，道咸以降之学即“言经者及今文、考史者兼辽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王氏强调，虽然道咸以降之学基本为国初与乾嘉“二派之合而稍偏至者”，但因时代政治风俗之变，特别是国势不振的大语境促成了“变革一切”的愿望，故时人治学“颇不循国初及乾嘉诸老为学之成法”，而“务为前人所不为”。
这一趋势到光绪年间变得更明显，张之洞在戊戌年曾有一首题为《学术》的诗：“理乱寻源学术乖，父雠子劫有由来。刘郎不叹多葵麦，只恨荆榛满路栽。”其自注说：“二十年来，都下经学讲公羊，文章讲龚定庵，经济讲王安石，皆余出都以后风气也。遂有今日，伤哉！”
诗中刘郎指刘逢禄，张氏并非所谓汉学家，但对经今文学兴起而导致的学术变化，显然不满意。所谓“务为前人所不为”，实即处处与此前居于正统的乾嘉问学路径反其道而行之，颇有些胡适所谓“正统”崩坏、“异军”复活的气象。
张之洞观察到的“经学讲公羊”是道咸“新学”的一个主要特点，经古文学与经今文学的区分和不同点甚多，
但最基本的或许是以何种方式“见道”这一儒家关怀的根本问题：一主张读书先识字，字义明而经义明；一主张体会经之微言大义。冯友兰曾提出，清代之今文经学家所讲的义理之学“大与道学家不同”，盖“其所讨论之问题，与道学家所讨论者”有别。
但寻求微言大义的今文家与偏重“义理”的宋学及诸子学仍有共性，钱穆就注意到，今文家宋翔凤晚年“深推两宋道学，以程朱与董仲舒并尊”。
从社会史视角看三者在晚清并起，非常值得玩味。
晚近言学术史者对今文家的态度差异是一个重要的风向标，据此常可看出立言者的立场。一般情形下，受道咸“新学”影响者在经学中基本平等看待古文今文，甚或更重今文，这方面梁启超表现得更明显。而偏于古文一边的，则通常对乾嘉时的今文家尚承认其有所得，对道咸以后的今文家便多斥责其把学术搞乱。而章太炎等之所以反对今文家，除今古文家派意识外，也因他们特别不欣赏康有为引进西人宗教观念以树孔教之“创新意识”。戊戌前一年，章太炎便因“酒醉失言，诋康长素教匪；为康党所闻，来与枚叔斗辨，至挥拳”。
当然，这部分也因章太炎向来主张“说经者，所以存古，非以是适今”，而以为“通经致用，特汉儒所以干禄”。
不过，他们这样说汉儒，多少也有些倒放电影的意思，因章太炎、刘师培等论清代学术时基本已确立反清革命的观念，所以特别注意士人对入主之异朝的态度。在他们看来，清初李光地等理学名臣和后来提倡“经世致用”的今文家在这方面有共同之处，其实都不脱“干禄”之意。刘师培指出：清代主汉学者多不仕或仕而不显，而“经世之学，假高名以营利；义理之学，借道德以沽名。卑者视为利禄之途，高者用为利权之饵。外逞匡时化俗之谈，然实不副名”。
受汉学家影响的邓实也认为，道咸以降之今文家不过“外托今文以自尊，而实则思假其术以干贵人、觊权位而已”。
平心而论，道咸以降中国思想界的一大转变即因内忧外患而促成经世之学的兴起，今文家更多涉及时政与这一外在的现实直接相关，其希望“干贵人、觊权位”也不过是“得君行道”这一传统的自然发展。
而且，在基本不涉政治的学术领域，经今文学的兴起也可以说是顺流而上自然产生的。相对偏于经古文学的叶德辉便说：“学既有争，变亦无已……有汉学之攘宋，必有西汉之攘东汉。吾恐异日必更有以战国诸子之学攘西汉者矣。”
而相对偏于今文学的蒙文通后来也说：“近三百年来的学术，可以说全是复古运动，愈讲愈精，也愈复愈古，恰似拾级而登的样子。”
两人一从学术竞争的角度看问题，一从正面解释，都大体指明了学者关注的典籍对象日益近古这一清代学术发展趋势。若承认今文家所处理的典籍更近古这一事实，则今文学不仅不差，还可能是更有所见的正统，故受道咸“新学”影响者通常会更正面地论述今文学与古文学的衔接，而章太炎等则务必从很多方面将道咸以后的今文学斥为把学术搞乱的“异端”。
道咸“新学”的另一个主要特点是崇宋学，那时不仅经今文学凸显而出，宋学也在各领域得到不同程度的复兴：乾嘉时被压倒的理学在咸同时期可见明显的复苏，颇讲义理的曾国藩等人影响了不止一代人；推重唐宋“八大家”的桐城文派也借曾氏而复兴；诗坛出现的“同光体”，其最大特点就是尊宋诗（部分当然因为宋诗确比唐诗书卷气重，或可说更士大夫化），其影响直至今人钱钟书。可以说，推崇宋代是道咸以后的一个基本风气。
严复以为，读史“当留心细察古今社会异同之点”，而赵宋一朝是古今变革之中枢。故若“研究人心风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于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
陈寅恪后来也说：“吾国近年之学术，如考古历史文艺及思想史等，以世局激荡及外缘熏习之故，咸有显著之变迁。将来所止之境，今固未敢论断；惟可一言蔽之曰：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
这一到民国仍余波荡漾的“新宋学”，正可为“道咸以降之学新”作注。
在推崇宋学倾向方面，钱穆比梁启超更明显。钱著一开始就说“不知宋学，则亦不能知汉学，更无以平汉宋之是非”；更进而说“道咸以下，则汉宋兼采之说渐盛，抑且多尊宋贬汉，对乾嘉为平反者。不识宋学，即无以识近代”。
但学界对钱先生关于清学的论述有些误解，很多人都将其《清儒学案》（书之全稿遗失，其序尚存）与其《近三百年学术史》合而并论。其实两者固有可以共论的关联之处，也明显侧重不同，不能完全混同讨论。盖《清儒学案》系承接《明儒学案》之传统循流而下，自然以理学家派为归依。而《近三百年学术史》虽也强调宋学的重要，究竟是在讨论“中国学术史”，所照顾的面要宽许多。钱先生对二者异同的处理是有分寸的，惜少有知音。
正因道咸“新学”有“务为前人所不为”的特点，复因道咸以后出现一股日益增强的“调和汉宋”趋势，宋学、汉学的范围和指谓从清季起便开始出现疑问，入民国后开始由怀疑转否定，连柳诒徵这样被视为“保守”者，也说“汉学宋学两名词，皆不成为学术之名”。
近年治史提倡“创新”，一些人常以后见之明重新“发现”昔之所无，或以现代眼光“径改”昔人之向背，此风益盛。其实温故而后能知新，诸如古文今文、汉学宋学、吴派皖派等昔人分类，当时都至少存在上百年，一般人均能理解其所指，少有质疑（偶有质疑者也不过以为其说不准确，显然是在了解其通常指谓的基础上提出疑问）。
今日读书，对上述分类应尽可能承认接受，不过当辨明是何人在何时、何种情形下所使用，因何要如此区分，则史学之目的达矣。尤其“汉学”一词，在清中叶以后，很长时间里基本指乾嘉时兴起的朴学或经古文学（两者不全相同）；后来兴起的经今文学，严格说当然也是汉代之学，但昔人不如此说，则学术史著亦当顺应昔人表述习惯（本文中除非专门指出，经今文学一般不作“汉学”论）。
上一辈学者中，周予同比较明确地注意这一点。他在早年斥责当时“乌烟瘴气的学术界”——尤其是所谓“国学家”——时便说：“他们连经史不分，汉宋学不分，今古文不分，他们只觉得一个完全无缺的所谓国粹也者在面前发毫光。”其晚年所讲经学史，也基本接受章太炎的说法，把清中期的经学家分为吴、皖二派。
且周先生是少数讲近三百年学术史而特别注意章太炎学说者，他曾两次列举清代学术的参考文献，均强调章太炎的《检论·清儒》一文“很重要”，若“要了解清代三百年学术史，一定要读这篇《清儒》，它是清代学术的概论”。
周先生也一再指出梁启超论清代学术很受章太炎的影响。他一则说梁启超“论述近三百年学术史，实在是从章太炎《清儒》那里来的”；再则说“梁氏两书取于章氏、刘氏的著作”。这里的刘氏即刘师培，周先生第一次举参考文献不及刘文，第二次则包括了刘师培的《清儒得失论》和《近代汉学变迁论》，所以梁启超所“继承”的也由章而延伸到刘。有意思的是，周先生也两次列举了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但第一次列举把钱著置入“附”一类，说“这部书还是可以参考的”，显然略带保留（第二次未作解说）。因此，在“近三百年学术史”领域里真正强调章、刘之说的是周予同，但因其是在通论中提及，并非专论清代学术，所以其主张在这一领域影响不甚广。
当然，梁启超虽受章太炎等影响，但一开始也有不同（如前述对今文经学的处理），而且明显呈现出越来越疏离于汉学立场的趋向。只要比较下面两段对于方东树《汉学商兑》的评论，便可看出差异：
其一，《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其时与惠、戴学树敌者曰桐城派。方东树著《汉学商兑》，抨击不遗余力，其文辞斐然，论锋敏锐，所攻者间亦中症结。虽然，汉学固可议，顾桐城一派，非能议汉学之人，其学亦非惠、戴敌，故往而辄败也。
其二，《清代学术概论》：
方东树之《汉学商兑》，却为清代一极有价值之书。其书成于嘉庆间，正值正统派炙手可热之时，奋然与抗，亦一种革命事业也。其书为宋学辩护处，固多迂旧，其针砭汉学家处，却多切中其病，就中指斥言“汉易”者之矫诬，及言典章制度之莫衷一是，尤为知言。后此治汉学者颇欲调和汉宋，如阮元著《性命古训》。陈澧著《汉儒通义》，谓汉儒亦言理学，其《东塾读书记》中有《朱子》一卷，谓朱子亦言考证，盖颇受此书之反响云。
关于方著击中汉学病症一点，两次所述略同；后一次说他是“一种革命事业”的评价大致也是受当时世风影响，可不必论。重要的是对方著学术影响的不同看法，一曰其学非惠、戴敌，故以失败告终；一曰其余波不绝，后之大儒阮元、陈澧皆颇受此书影响；且后者只见褒扬，全不提失败，与此前所论自不可同日而语。可知梁氏固受章、刘的影响，然日渐疏远，其倾向性亦自有别。
在一定程度上，钱穆也呈现出逐渐疏离于汉学立场的趋向。其早年所撰《国学概论》有“清代考证学”一章，广引章太炎《检论》和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以及胡适当时的新近言论。该书虽说明考证学主要是指乾嘉以后，清初之学不能以考证括之，然仍承认“清初诸儒，正值理学烂败之余，而茁其新生”。其所容纳人物，也与章、梁所论相近，而与后来之《近三百年学术史》颇不同（如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重要朴学人物后俱不存，而新增不少非汉学人物，特别凸显曾国藩的地位等）。
可知钱先生也是在治学过程中逐渐偏向宋学一边的。
而清代学术史中汉宋关系至关紧要，以一般所论看，清学以“经学即理学”开端，以“汉宋调和”收尾，则汉学与宋学那剪不断、理还乱的关联可以说贯穿始终；尤其晚清“汉宋调和”取向是出现在汉学成正统以后，其中相当一些人明显倾向于宋学，不过以“调和”的面貌出现，故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说清学是以反宋学始而以复宋学终。
这里面当然还有更细致的分别，一方面，清初反宋学者所针对的“空疏”等多是明学特征，他们所反的宋学实际更多是明学，以及宋学的陆、王一系，而程、朱一系则所受冲击相对较轻。且如后人所指出的，清人所兴的“汉学”中确有不少程、朱一系特别是朱子系统的“宋学”成分。另一方面，当事人自己的表述无论如何也不能忽视。明学连作为反对的目标也不齿及，固体现出分外的轻蔑；然当事人将其作为“宋学”来反，当然也代表他们心目中的“宋学”。同样，道咸以后复兴的宋学与乾嘉诸儒所反对的宋学其实不必是一个宋学，此前之宋学实多为明学，最多也就上溯到宋学的陆、王一系；而此后复兴的宋学则更多是程、朱一系，且愈来愈由程转朱。晚清汉宋调和者及后来民初学者常说清代汉学本是继承宋学，便多是指朱学而言。
傅斯年就曾说：“自今日观之，清代所谓宋学实是明代之官学；而所谓汉学，大体上直是自紫阳至深宁一脉相承之宋学。今人固可有此‘觚不觚’之叹，在当时环境中则不易在此处平心静气。”
清人汉学本从朱子一系之宋学所出，也是从清季便存的说法，
然傅先生特别区分“今日”的眼光与“当时环境”的歧异，则尤为得体。
一般多以为，清代汉学不长于义理，所以戴震等才不得不“明避宋学之途，暗夺宋学之席”，出入于汉宋两学之间。
但冯友兰的看法则相当不同，他虽然也说清代“汉学家之义理之学，表面上虽为反道学，而实则系一部分道学之继续发展”；但同时相当轻视清代的宋学家，认为他们“只传述”，而“少显著的新见解。故讲此时代之哲学，须在所谓汉学家中求之”。冯先生又说，清初诸大儒“皆反宋学，而其所攻击辩论者，多及理学家，而鲜及心学家”。
这不啻说清儒所反的是真宋学而非明学，与多数人所见恰相反，怪不得陈寅恪说冯著“取西洋哲学观念，以阐明紫阳之学，宜其成系统而多新解”。
但冯友兰关于清代汉学与宋学关系的言说也有所本。刘师培已说，清代“治汉学者未必尽用汉儒之说，即用汉儒之说亦未必用以治汉儒所治之书。是则所谓汉学者，不过用汉儒之训故以说经，及用汉儒注书之要例以治群书耳”。
换言之，一时代学术的特征当从其所思考所讨论的问题、所依据和处理的典籍、以及所运用的治学方法等方面求之。此意冯氏得之，他特别重视清代汉学家所讨论的问题“仍是宋明道学家所提出之问题；其所据之经典，如《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仍是宋明道学家所提出之四书”。而清代汉学家对“宋明道学家之问题，能予以较不同的解答；对于宋明道学家所依经典，能予以较不同的解释”。若后一点成立，则说清代“哲学”当从汉学中求，而不必从宋学中求，也有所见。这大概也是前引冯氏区分今文家与道学家的一个思想基础。
这样，若就对清代学术至关紧要的汉宋关系言，若把梁、钱二人所见与章太炎和刘师培的见解结合起来看，在章、刘之中，章的汉学立场更坚定，而刘有时稍近宋学；在梁、钱二人中，则梁明显更近于汉学。这样，若将汉学和宋学置于左右两端而以图形表示，则从左至右大体呈现出章、刘、梁、钱的顺序。当然，此仅指大的倾向而言，在具体人物、题目的处理上，四人又各有异同。
在人物的去取轻重方面，偏汉学者和偏道咸“新学”者之间常有一些较大的差异，章学诚就是一个显例。章太炎、刘师培对章学诚都是一笔带过，评价也不甚高。虽然太炎私下也说他自己“之于实斋，亦犹康成之于仲师，同宗大儒，明理典籍，宗仰子骏，如晦见明，私心倾向久矣”；但若以章学诚与戴震比，则两人相去甚远，即使在章学诚擅长的史学方面，他也认为“实斋实未作史，徒为郡邑志乘，固无待高引古义；试作通史，然后知戴氏之学，弥仑万有”。
按郑众和郑玄虽有先郑、后郑之称，而后郑之学固过于先郑；太炎以郑玄自居，而以郑众拟实斋，在自负之余，已知其对章学诚的看法实不能有多高。在更正式的著述中，他在《
书·清儒》中说“章学诚为《文史》、《校雠》诸通义，以复歆、固之学，其卓约过《史通》”；到《检论·清儒》中则改为“章学诚为《文史》、《校雠》诸通义，以复歆、固之学，其卓约近《史通》”。从“卓约过《史通》”到“近《史通》”，可见其评价是后而益低。
而刘师培在《近儒学术统系论》中也不过说章学诚“亦熟于文献，既乃杂治史例，上追刘子玄、郑樵之传，区别古籍，因流溯源，以穷其派别”。在《清儒得失论》中更仅将章学诚列入戴震交游范围之内，以“章氏达于史例”一句带过。
在梁启超和钱穆的书中，章学诚的地位就高太多了。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中有一段专论章学诚，视其为清学全盛期与蜕分期之间一“重要人物”。这一段文字的分量虽不多，在另一处又说其“著《文史通义》，学识在刘知幾、郑樵上”，
已是相当高的评价了。梁氏《近三百年学术史》因实际未曾以章节论及清中叶人物，所以不知其将如何专论章学诚。但他把章学诚和全祖望并列为“浙东一派领袖人物”，又说“乾嘉诸老中有三两位——如戴东原、焦里堂、章实斋等，都有他们自己的哲学，超乎考证学以上”，并表示这些内容“待下文再讲”，可知其原拟较详细地讨论章学诚的“哲学”。至于史学，梁氏更明言章学诚是“清代唯一之史学大师”，其地位已至高无上了。
而钱穆尊章更甚，在其全书以人物领衔的十三章正文中，章学诚就占了一章，与戴震同等。
除人物处置外，四人论清学史还有一隐而不显的差别，即经史之分，在叙述晚清一段时尤其明显。四人中最年轻的钱穆已经不在科举时代成长，所以连带着对经学的疏离也较远。
与其他三人所论大体不离经学统系不同，钱先生在解释晚清学术演变时，特重曾国藩，专列一章进行论述。从今人眼光看，明显可见偏重思想史甚于学术史的意味。曾氏在同时代人中的全方位影响确难有匹敌，其学术修为，在其自己界定的义理、辞章、考据、经济（经世）四项中可说已占其三，独第三项“考据”无大贡献，故凡以经学为基础论清学者便很少语及这位从史学角度看不能不述的人物。
梁启超在相当程度上亦然。虽然晚清学术演变与经今文学的兴起密切相关，而明显亲今文学的梁氏所重除康有为外，所陈述的也是谭嗣同等“思想人物”，与章太炎所标举的大不相同。太炎在《说林下》中论“近世经师”说：
研精故训而不支，博考事实而不乱，文理密察，发前修所未见，每下一义，泰山不移，若德清俞先生、定海黄以周、瑞安孙诒让，此其上也。守一家之学，为之疏通证明，文句隐没，钩深而致之显，上比伯渊，下规凤喈，若善化皮锡瑞，此其次也。己无心得，亦无以发前人隐义，而通知法式，能辨真妄，比辑章句，秩如有条，不滥以俗儒狂夫之说，若长沙王先谦，此其次也。高论西汉而谬于实证，侈谈大义而杂以夸言，务为华妙，以悦文人，相其文质，不出辞人说经之域，若丹徒庄忠
、湘潭王闿运，又其次也。归命素王，以其言为无不包络，未来之事，如占蓍龟，瀛海之大，如观掌上；其说经也，略法今文，而不通其条贯，一字之近于译文者，以为重宝，使经典为图书符命，若井研廖平，又其次也。
且不论太炎对各人的评价，凡能入其法眼而能被提及者，不管是褒是贬，都是其人学术地位的体现。这些人中与今文学近者多，而所处地域则相当大部分在湖南、四川，精准地描述了清季学术的走向。可见章氏虽十分不喜晚清今文家，但观察学术脉络和走向仍相当平正，不以个人喜好为取舍（其个人观感多以评议中的痛下针砭来表现），颇有分寸。与他人论晚清“学术”者多见“思想”和“起而行”者的表现，实不可同日而语。
基本上，经学背景愈深厚者所论愈近于章太炎的观察。刘师培论晚清学术也注意到今文学由湖南向四川的走向，惟所述人物不及章太炎周详。
另一位比较能综合章、刘等汉学倾向和道咸“新学”倾向双方研究成绩的是侯外庐，他对晚清的处理也是重“思想”甚于“学术”。有意思的是，侯著在结构等方面颇近钱穆的《国学概论》和《近三百年学术史》，然其较多引用章太炎和梁启超，基本不提钱著。
当然，侯著与钱著的相近，也可能因为两人俱无什么经学背景，所以常能无家派观念，然又皆偏重“义理”，有时甚或是从民国的趋新观念反观晚清，故章太炎注意到的“旧”学人物他们都视而不见。
另一方面，也不能过分强调章、刘等与道咸“新学”一系的歧异之处，这两种看似不同甚或对立的取向在不少方面也有相通甚至共同之处。例如倒放电影的倾向，便是章、刘、梁、钱所共同的。他们多少都受到清季革命党观念的影响，对清初的理学名臣或视而不见、几乎不提，或极力贬斥。当然，这方面各人受影响的程度不同，相对而言，较年轻也明显尊崇宋学的钱穆对清初理学名臣的包容要超过上面三人。同时，道咸以降的学问大家，即使是宗“汉学”者，也都特别讲究“义理”。章太炎自己就说，“学问以语言为本质”，故不能不讲求小学；但更“以真理为归宿，故周秦诸子，其堂奥也”。他也曾批评清儒治诸子“惟有训诂，未有明其义理”之不足。
强调义理的重要在语言文字之上，并因此而高看诸子，这恐怕是以文字训诂见道的乾嘉汉学家很少想到的问题。
无论如何，在乾嘉汉学一线的观念没有被充分结合进学术史研究之前，我们对清代或近三百年“学术”的认知多少都有些偏颇。正因显带倾向性的梁、钱二著长期成为清代学术史的权威参考书，对这一时段学术的一些基本的看法不仅可能有偏向，且有些偏颇的看法已渐成流行的观念，甚至接近众皆认可的程度了。今日要对近三百年学术进行相对均衡的系统整理，当然不必回到清人“汉宋、今古”一类的藩篱之中，但把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关于清学的论述汇聚而表出，使之与梁、钱二著并列而为清代学术史领域的主要参考书，则是非常必要的，也有利于后人在此基础上写出更具包容性的清代学术史论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体会学界之所需，请徐亮工先生整理出这本《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对研究这一时段学术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徐先生主治先秦史，因而对清代经学非常熟悉。据我所知，本书筹备选编已有数年，处理是相当审慎的。本书同时辑入邓实在《国粹学报》上论述清学的两文作为附录，甚有见地。盖邓实从简朝亮学，是朱次琦一脉，本所谓“调和汉宋”一线的学人。因乾嘉汉学的积威到晚清尚余波未息，一般“调和汉宋”者实多偏宋，朱氏在这方面尤其明显。然其学传到简朝亮已朝相反的倾向发展，钱穆就注意到，朱次琦“论学，在当时要为孤掌之鸣。从学有简朝亮最著，然似未能承其学，仍是乾嘉经学余绪耳”。
这是相当准确的观察，故邓实虽属“调和汉宋”一脉，实则更偏于汉学。
按照梁启超对“近三百年”的定义，上包括晚明而下进入民国，即将民初十多年也包括在内。而章、刘所论，均少及民国学术。本书附录另收入樊少泉（抗父）的《最近二十年间中国旧学之进步》一文，多少弥补了这一缺憾。
樊氏一文发表于1922年，他是当时少数能兼顾新旧治学取向之成就者。其所论虽名为“旧学”，实际不仅述及王先谦等当时整理旧籍的新成绩和柯劭
的《新元史》，更主要表彰了罗振玉和王国维在那时学术开新的面相。
该文叙述的很多内容明显在“20世纪新史学”范围之内，而今人讲20世纪“新史学”却常忽略这些内容，更增加了本文在学术史上的参考价值。
此外，胡适在整理国故时期也有好几篇与清代学术相关的论文，应该参考。还可以参考的，则是当年北大两位学生在1919年的见解，即傅斯年的《清代学问的门径书几种》和顾颉刚的《中国近来学术思想界的变迁观》；
后者虽然出版时间甚晚，也作于1919年。与胡适一样，两人都承认清代学术有接近科学的一面。傅先生更多是遵循旧体系而出新，尤其侧重清学的“文艺复兴”一面；顾先生则有较多体现时代风采的个人“裁断”，常跳出往昔的汉宋、今古等区分。两人都有些超出梁、钱二书也不同于章、刘之文的重要见解。
傅斯年当年曾说：康有为和章太炎代表了清代学问的结束期，这一时期非常重要，“中国人的思想到了这时期，已经把‘孔子及真理’一条信条摇动了，已经临于绝境，必须有急转直下的趋向了；古文学今文学已经成就了精密的系统，不能有大体的增加了；又当西洋学问渐渐入中国，相逢之下，此消彼长的时机已熟了。所以这个时期竟可说是中国近代文化转移的枢纽。这个以前，是中国的学艺复兴时代；这个以后，便要是中国学艺的再造时代”。
傅先生说此话已经过了八九十年，不论他所论是否确切，今人的确应该进入“中国学艺的再造时代”了。学术的再造只能走温故知新的路，本书便是温故的好帮手。全书集大家之言，定会成为这一领域长期持续的主要参考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