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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的《书目答问》，是一部指导治学门径的举要目录，它的出现，得到了当代学者的普遍重视，从而为我国目录著作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
张之洞（一八三七——一九〇九）字孝达，号香涛，河北南皮人。清朝末年，他是地位仅次于李鸿章的洋务派代表人物。据《书目答问》中的“略例”所述，该书系完成于光绪元年（一八七五）张任四川学政期间。一般认为，张撰本书时得到曾为张之洞幕僚的校勘目录学家缪荃孙的帮助。
早在《答问》问世以前，清高宗弘历曾下令修纂了一部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并由当时一些著名学者为全书撰写了提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姑且不谈修纂《四库全书》的功过，单就《提要》来说，它对一万多部古籍进行了考订和评论，作为治学门径的书，至今仍还有着重要的参考作用。但《提要》的内容毕竟比较繁杂，对于初学者来说，要从如此众多的书籍中确定其轻重缓急，还需要经过一番认识和实践的过程。而且，从《提要》完成以后到《答问》问世以前这一个世纪内，在学术研究领域内又出现了大量有价值的著作，这些著作往往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了新的探索，取得了新的成就，这就需要有一部“以约驭繁”、反映最新研究成果的目录著作来为初学者作入门的指导，《答问》就担负起了这样一个任务。作者在《略例》中指出：“此编所录，其原书为修《四库》书时所未有者十之三四，《四库》虽有其书而校本、注本晚出者十之七八。”可见，《答问》除了选录《四库全书》所收的部分图书之外，还补充了不少《四库》以外的或晚出的材料。
作者撰书的目的是很明确的。“诸生为学者来问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因录此以告初学。”因为作者认为，“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所以需“分别条流，慎择约举，视其性之所近，各就其部求之”。这就是说，这本书想为初学者解决两个问题：哪些是比较重要的书和哪些是比较好的版本。
作为一本指导治学门径的举要书目，如何从浩如烟海的图书中慎择约取，选出其中基本的、具有代表性或带有总结性的最重要的著作，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但要决定哪些书是重要的或不重要的，除了作者的学识以外，还必然涉及到作者本人治学的基本观点。作者提出“读书期于明理，明理归于致用”的主张，他说：“使者谆谆劝诸生读书，意在使全蜀士林美质悉造成材，上者效用于国家，其次亦不失为端人雅士，非欲驱引人才尽作书蠹也。”又说：“读书宜读有用书。有用者何？可用以考古，可用以经世，可用以治身心。”一句话，读书必具有经世致用的实用目的。
从这一点出发，我们才有可能对张之洞主张里出现的一种貌似矛盾而实质上却颇为一致的现象——对古与今的看法，有所理解。一方面，他大力主张“读书宜多读古书”，说“除史传外，唐以前书宜多读，为其少空言耳。大约秦以上书一字千金；由汉至隋，往往见宝，与其过也，无亦存之；唐至北宋，去半留半；南宋迄明，择善而从”。并在“史部”下以《逸周书》、《国语》、《战国策》等另立“古史”一类，在“子部”下以《荀子》、《孔丛子》、《孙子》等另立“周秦诸子”一类，而在其他各部类中也收录了大量传统的先秦两汉古籍。但另一方面，他又大力宣扬“今胜于古”的思想，如在一开始的“经部”下说：“经学、小学书以国朝人为极，于前代著作撷长弃短，皆已包括其中，故于宋元明人从略。”以《诗经》为例，《答问》共举有关著作五十余种，其中为《四库》著录者仅《毛诗正义》、《诗地理考》等十余种（删《四库》著录宋元人著作三十余种），尚不及《四库》著录总数的四分之一。其增补者绝大部分为清人著作。又如“小学”部分，《答问》收书一百十余种，内清人著作达八十余种。在“史部·地理”类下又说：“今人地理之学，详博可据，前代地理书特以考经文史事及沿革耳。若为经世之用，断须读今人书，愈后出者愈要。”在这类著作中，除了收录《三辅黄图》、《水经注》、《元和郡县志》等张氏所谓“考经文史事及沿革”的古籍外，还收录了大量清人著作及《新译海塘辑要》、《职方外纪》、《坤舆图说》等若干翻译作品。在“子部·天文算法”下又说：“推步须凭实测，地理须凭目验，此两家之书皆今胜于古。”此类书籍，《答问》以其“极有益于经济之学”，收录达六、七十种之多，其数量于“子部”中仅次于“儒家”著作，其中除清人著作占有相当比重外，还收录了《代数术》、《曲线说》、《数学启蒙》等翻译著作。
从这里可以看出，张氏的所以主张“多读古书”，与他的“考古”、“治身心”有联系。而他的强调“今胜于古”，则包括两个方面：一种是后人的研究成果业已超越前人，如经学、小学等类的清人著作；另一种则以后出者较前出者为精确，如地理、天文算法之类，则又与他主张的“经世”有联系。这种对古与今的关系的看法，从张氏的观点看来，两者之间并无截然的界限，不论是提倡“多读古书”也好，或者强调“今胜于古”也好，均可以归结到共同的一点——“有用”，当然这个“有用”是受作者的政治学术观点制约的。
正是由于作者抱有明确的宗旨，因此《答问》在选择收录图书时往往具有“驭繁就简”的特点。如历代有关研究《诗经》的著作不下数百种，张氏选取了五十余种，但如孔颖达《毛诗正义》、陈奂《诗毛氏传疏》、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等一些主要著作均已包括在内。历代研究李白、杜甫的著作为数极多，而张氏则仅选取王琦注《李太白集》及仇兆鳌《杜诗详注》、杨伦《杜诗镜诠》等数种。除收录历史上流传下来的重要古籍和它们的主要注本外，《答问》还收录了若干天文术数及克虏伯《炮说》、《行军测绘》等应用科学方面的翻译著作。这种提纲挈领式的介绍方法，对一般初学者来说，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参考作用。
《答问》的另外一个特点是作者在书名下列举了若干比较重要和常见通行的版本和注本，并加以适当的比较和评论。版本方面，如《四书考异》下云：“原刻本总考、条考各半，学海堂本止条考三十六卷。”《钦定二十四史》下云：“北监本、扫叶本、陈本、坊翻毛本有脱误。”《历代名臣奏议》下云：“明经厂足本，通行本不全。”杨氏仿宋本《蔡中郎集》下云：“通行三本皆逊此本。”或指出各本的差异，或指出各本的优劣，的确可以帮助读者节省不少摸索时间。注本方面，如郝懿行《尔雅义疏》下云：“郝胜于邵。”《翁注困学纪闻》下云：“此注更胜七笺本。”冯浩《玉溪生诗详注》下云：“胜于朱鹤龄、姚培谦注本。”《答问》在录出注本的同时，往往还注意介绍和分析其特点。如《杜诗详注》、《杜诗镜诠》下云：“杜诗注本太多，仇、杨为胜。”蒋之翘《柳河东集辑注》下云：“此本通行。宋人柳文音辩五百家注已括此书内。”冯应榴《苏诗合注》下云：“苏诗宋施元之注最有名，查慎行补注亦善，冯、王、翁三注更详备。”也有提示书籍内容的，如图理琛《异域录》下云：“多纪俄罗斯地理。”王士祯《感旧集》下云：“解题下多存旧闻逸事。”《苕溪渔隐丛话》下云：“此书采北宋诗话略备。”此外如指出《韵会举要》“注所引有古书”，《礼部韵略》可“藉以考见当时程试之制”，《读史方舆纪要》“专为兵事而作，意不在地理考证”，《太平广记》“所引多唐以前逸书，可资考证者极多”等等，对读者都有很好的指导作用。
《答问》在传统的经、史、子、集分类之外，还增加了“丛书目”一类，列举古今合刻及清代一人自著丛书一百余种，在图书分类方面表示了作者自己的见解。书后并附“清代著述诸家姓名略”，将清代学者分隶于经学家、史学家等十余类中，部分类目下又分若干小类，从中可以约略窥见清代学者治学专长及其所属流派。尽管分类不一定恰当，但对了解清代学术源流及其代表人物仍然具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当然，《答问》也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如在选录图书时继承了《四库全书》的正统观念，排斥了对戏曲、小说的收录，以及对《四库》修书时被禁毁的一些书籍没有作应有的补充。甚至因《提要》中对“词曲”类有“词曲二体，在文章、技艺之间，厥品颇卑，作者弗贵”等语而对此类著作大量加以删削，以致著名如苏轼《东坡词》、辛弃疾《稼轩词》等均不予收录。有些地方则带有主观和不够全面的缺点，如《易》类收焦循《周易补疏》、《易话》、《易广记》而不收其《易章句》、《易通释》、《易图略》，《一切经音义》收玄应本而不收慧琳本，《陶渊明集》仅收汤汉注本而不收陶澍《靖节先生集》本，以及“释道家”录《法苑珠林》而不录《云笈七签》，《书》类收左袒古文的段玉裁的《古文尚书撰异》而不收对古文表示不同意见的魏源的《书古微》等。其他如以《明宫史》与《酌中志》并列，而未指出前书为后书之摘本，并将作者误为吕毖。钱大昕《三史拾遗》之“三史”乃指《史记》、《汉书》、《后汉书》，而误为《辽金元三史拾遗》。惠栋《明堂大道录》一书实为《易》而作，而以之归入《礼记》。惠栋《周易述》、江声《尚书集注音疏》、桂馥《说文义证》等书均为重要著作，而以之归入“附录”，等等，前人对之亦颇有非议。至于版本著录方面的漏略、讹误更不在少数。《答问》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但从总体说来，它在扩大读者知识面、指导治学门径等方面仍然不失为一本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入门书目。
《答问》问世以后，由于它比较切合一般读者需要，出现了不少翻刻本和批校本，但这些本子只是对个别书名、卷数、作者、版本等作了一些增改，基本上还是保存了《答问》的原来面貌。直到一九三一年《书目答问补正》正式出版，才使《答问》的面貌起了较大的变化。《补正》作者范希曾，字耒研，江苏淮阴人，一九二七年就职于南京国学图书馆，一九三〇年去世，年仅三十一岁。范氏此书，如其书名所示，包括“补”与“正”两方面的内容，即补《答问》问世后“五十年间新著新雕未及收入”者，并正其“小小讹失”。
光绪二年以后，学术界出现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著作，并且由于敦煌古籍和殷墟甲骨的发现，以及影印技术的发展，出现了大量有价值的研究资料和以前很难见到的秘本。范氏在国学图书馆的工作，使他有机会看到和了解到不少稿本、抄本的收藏情况，为增补工作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也使《补正》具有了较高的使用价值。
《补正》补录图书一千二百种左右，其中部分为《答问》未收而《补正》加以补充的，此类所补书籍，其性质往往与原书相近，经过补充以后，读者对此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如《广韵》下补《唐韵》残卷、《切韵》残叶及陈澧《切韵考》、李衡山《切韵考》等，《唐律疏义》下补《刑统》、《永徽法经》、《大明律》、《大清律例》及沈家本《历代刑法考》、程树德《九朝律考》等，《高僧传》下补《续高僧传》、《宋高僧传》、《明高僧传》、《补续高僧传》、《释迦谱》、《佛本行集经》、《佛祖通载》等，《宋六十名家词》下补《宋六十一家词选》、《四印斋所刻词》、《彊村丛书》、《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等。部分为《答问》成书后清人及近人研究成果，其成就超过前人的。此类图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自《答问》至《补正》这五十年间学术研究上的主要成就。如孙诒让《周礼正义》，钱绎《方言笺疏》，王先谦《汉书补注》、《后汉书集解》，王先慎《韩非子集解》，郭庆藩《庄子集释》，丁晏《曹集诠评》，朱绪曾《曹子建集考异》等。其他如罗振玉影印的唐写本《修文殿御览》残卷、《慧超往五天竺传》残卷、《铁云藏龟》、《殷虚书契》及王国维《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等，则或出自敦煌秘室，或出自地下所发掘，皆为前人之所未见者。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范氏增补的大量稿本材料，如《周官记》下补：“刘师培《周礼古注集疏》二十卷，未刊，清稿存蕲春黄侃处。”王念孙《广雅疏证》下补：“钱大昭亦著《广雅疏证》，凡二十卷，未刊，有传钞本，一名《广雅疏义》。王念孙《雅诂表》，未刊，手稿二十余册，今藏上虞罗氏。此书以古韵二十一部分别《尔雅》、《方言》、《广雅》、《小尔雅》四书之字为二十一表。”《新旧唐书互证》下补：“武亿《新唐书注》，临桂唐景崇《两唐书校注》，未刊。鄞县董沛《唐书方镇表考证》二十卷，甘泉张宗泰《新唐书天文志疏证》，未刊。”《大清一统志》下补：“顾炎武《肇域志》一百卷，未刊，稿藏天津某氏。”《管子义证》下补：“淮阴范耕研《管子集证》二十六卷，采王念孙父子、孙星衍、洪颐煊、戴望、张文虎、俞樾、孙诒让、刘师培、章炳麟诸家说，并附己见，其书未刊。”《太平御览》下补：“此中引书二千八百余种，民国十一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尽为辑出，存校中未刊。”《楚辞补注》下补：“仪征刘师培《楚辞考异》十七卷，长沙易培基《楚辞校补》十七卷，未刊。”《幼学堂诗集》下补：“未刊稿本《文集》一百卷，旧藏独山莫氏。”等等，达一百四五十种。此类稿本既未刊刻，往往不为外界所知，《补正》为之详加著录，并尽量提供有关线索，对治学者说来，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补正》除补充《答问》漏收和新出的大量图书、版本外，还补足或纠正了《答问》漏略或讹误的书名、卷数、作者姓氏、刻书年代等近百处，并继承《答问》的传统，在部分书籍下附加了按语。如《孟子正义》下注云：“焦氏疏释赵注，采摭颇广，而本之程瑶田《论学小记》、戴震《孟子字义疏证》者为多。清儒注《孟子》，焦书最完善。”《郑志》下注云：“《郑志》魏郑小同编述，皆其祖玄与门人问答之词。原书十一卷久佚，此辑本也。”《酌中志》下注云：“与右《明宫史》是一书，此并列作二书，非。”《文子缵义》下注云：“聚珍本自《永乐大典》辑出，内阙五篇，非足本；涵芬楼道藏举要影印道藏本十二卷，附《释音》一卷，此本足。”《宋诗钞》下注云：“此书凡录宋诗百家，百一十卷，刻成者止八十四家，九十四卷。”此类按语，或对书籍加以评论，或提示其大致内容，或分别版本异同，或指出《答问》讹误，均可给予读者以有益的启示。
与《答问》一样，《补正》也有不少疏漏和错误之处，如对词曲、小说以及清代的禁书没有作相应的补充，使这些部分仍然成为全书的薄弱环节。又《陶靖节诗注》下未补陶澍集注本《靖节先生集》，《初唐四杰集》后未补蒋清翊《王子安集注》，《渭南文集》下未补《四部丛刊》本，误沈钦韩《水经注疏证》稿本四十卷为四十四卷，误《春秋公羊传历谱》作者包慎言为包世臣，以及在《左传杜解补正》、《春秋识小录》下重复增补丁晏《左传杜解集正》，在《老子王弼注》下重出涵芬楼道藏举要影印道藏本等。至于版本方面的误无为有、误有为无等亦不在少数。但经过《补正》的大量补充，丰富了《答问》的原有内容，在扩大读者知识面和进一步提供更多研究线索等方面作出了它应有的贡献。
《答问》在光绪二年（一八七六）刊印以后，在社会上颇为流行。据贵阳本王秉恩跋，光绪三年，张之洞曾对之重加勘定，在京师为诸生授读。以后印改定本与初印本相较，其中增补书名、卷数、作者、版本等二十余处。以后各地重印翻雕，大率不出初印及后印改定本两个系统，其中惟光绪五年在贵阳刊刻的王秉恩校刻本对原书作了较大的改动。
贵阳本改动原书大体上也着重于“补”与“正”两个方面。有补书名的，如《三礼图集注》后补《三礼图说》，《纪元通考》下补《纪元会考》、《建元类聚考》，《图绘宝鉴》下补毛大纶、蓝瑛、谢彬纂第六、七、八卷及《补遗》诸本，《震川文集》下补《补集》、《馀集》等等，近三十种。有补卷数的，如《汉玉刚卯考》、《潜书》等原刻均无卷数，贵阳本为之补足，约二十余处。有补版本的，如《毛郑诗》下补“同治壬申淮安重刻周本”，《海国图志》下补“同治七年广州重刻本、光绪二年魏氏刻本”，《韩非子》下补“汪氏重刻本”，《南宋杂事诗》下补“淮南书局刻本”等等，此类增补，于贵阳本中所占比重最多，近二百种。其改正原书版本错误的，如《明夷待访录》下原有“粤雅堂”本，但《粤雅堂丛书》未收此书，贵阳本改正为“海山仙馆”本；《史纠》下原有“函海”本，贵阳本改正为“指海”本等等。改正卷数错误的，如《答问》误《春秋说略》十二卷为四卷，误《闻见后录》三十卷为二十卷，误《华阳集》三卷为二卷等等，贵阳本均一一为之改正。此外尚有删改书名、篇数、作者、按语、刊刻年月等等。此书存在的最大问题是补改时不作任何说明，一律径加增改，因此何者为原有，何者为增改，如果不与原刻勘对，根本无法区别原书的本来面貌。但贵阳本终究纠正和增补了不少材料，比其他各种版本仍具有它自己的优点。
由于范希曾作《补正》时没有看到贵阳本，因此原刻有某些错误贵阳本已经改正而《补正》仍沿旧误的，如《尔雅古义》原误作《尔雅音义》，《四书典故辨正》二十卷原误作十二卷，《韵会举要》作者黄公绍原误作黄公韶等，贵阳本均已改正，而《补正》未改。也有贵阳本已经补充某些版本而《补正》仍旧缺漏的，如《复古编》下贵阳本补“安邑葛鸣阳刻本”，《朝野类要》下贵阳本补“聚珍本、福本”等等，《补正》亦未据以补入。
因为贵阳本流传较少，而其校改之处又未为《补正》所吸收，因此这次整理重印就以一九三五年国学图书馆重印本为底本，以贵阳本对校，并参校了中华书局一九六三年重印的本子，又参考了柴德赓等有关《答问》的部分校记。校点整理由瞿凤起先生进行。凡底本衍误，据校本改正的字，加〔〕号；原衍文误字加（）号。凡据校本增补的字皆加〔〕号。凡校本异文两是者，加〈〉号。贵阳本增改处若与范氏《补正》重复则不校补，以使《书目答问》正文和《补正》内容相衔接，保存范书原貌。
另外，本书还采入了江人度《书目答问笺补》中在各小类后所加的说明，它指出了每类书籍的性质和同类书中各小类之间的关系，对读者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亦加方括号标出，不另加说明。
又本书著者为清代人，故书中提到清代时称为“国朝”。现保持原书面貌，亦不加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