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为什么量那件大衣?”我们在炎热的白色街道上慢悠悠地走着,我好奇地问。
“哎呀!看看有多长。”我的朋友不慌不忙地说道。
我很郁闷。波洛总是喜欢把什么事都弄得很神秘,他这个无可救药的习惯让我相当气恼。我不说话了,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思考。虽然当时我没有留心,现在却蓦地想起了雷诺夫人对她儿子说的话,似乎另有含义。“原来你没有上船?”她说,然后又补充道,“总之现在一切都不重要了。”
她这话是什么意思?像个谜——意味深长。有没有可能她知道更多的事?她说自己对于丈夫派给儿子的神秘任务一无所知。她真的像她表现出来的那么无知吗?要是她愿意,能为我们提供些线索吗?她的沉默,是不是经过深思熟虑、事先计划好的呢?
我越想越认定自己是对的。雷诺夫人知道得不少,却不愿意告诉我们。看到儿子时,她很吃惊,所以一时说走了嘴。我相信,就算她不认识凶手,起码也知道谋杀的动机。但是某些强有力的理由让她三缄其口。
“你想得很入神,我的朋友。”波洛打断了我的思绪,说道,“什么事让你这么好奇?”
虽然料到他会嘲笑我,但我相信自己的推论,就告诉了他。让我意外的是,他居然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你说得很对,黑斯廷斯,从一开始我就确信她对我们有所保留。起初我怀疑就算不是她唆使的,起码她也是纵容犯罪。”
“你怀疑她?”我大喊。
“当然。她受益最多——其实,根据这份新遗嘱,她是唯一的受益人,所以从一开始我就注意她了。也许你注意到了,我早就找机会检查她的手腕,想看看是不是她自己塞住了嘴巴绑住了手脚。好吧,我一眼就看出来她没有作假,绳子绑得很紧,都勒进肉里去了。所以这就排除了她单独作案的可能性。但她仍有可能是煽动者、纵容者或者共犯。而且,她的说法听着很熟悉——两个她不认识的、戴着面具的男人,还提到了‘秘密’。我以前听过或者读过类似这种事。另一个证实我的推论的小细节就是她没有说实话。手表,黑斯廷斯,那只手表啊!”
又是手表!
波洛好奇地盯着我。“你看到了,我的朋友,你明白了吗?”
“没有!”我顶撞道,“我既没看见也没明白。你总是那么神秘兮兮地讨人厌,问你也不肯说,就喜欢在最后一分钟才解开谜团。”
“别生气,我的朋友,”波洛微笑着说,“如果你想听,我就解释给你,但一个字也不要告诉吉劳德,好吗?他认为我是个可有可无的老头子!走着瞧!亏我还给他了一个暗示。如果他不根据暗示行动,那就是他自己的事了。”
我向波洛保证,他可以相信我。
“好吧!我们来用一用那小小的灰色脑细胞。告诉我,我的朋友,你认为悲剧发生在什么时候?”
“哦,两点钟左右啊。”我吃惊地说,“别忘了,雷诺夫人告诉我们,那两个歹徒在屋子里的时候,她听见钟敲了两下。”
“没错。正是基于此,你、法官、贝克斯或者其他人便接受了这个说法,而没有进一步追究。可是我,赫尔克里·波洛,却说雷诺夫人撒谎了。案发时间至少要提前两个小时。”
“但是医生们——”
“他们验完尸体之后,宣称死亡时间在七到十个小时之前。我的朋友,出于某种原因,表面的案发时间必须比实际时间看起来晚一些。你读过一只打碎的手表或钟记录着确切的案发时间这种故事吗?所以不能只听雷诺夫人的证词来确定时间,有人把手表的指针拨到两点,然后把它使劲摔在地板上。不过他们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当然这也是常有的事。表盘上的玻璃碎了,不过手表的机芯没有受损。这对他们的计划来说是灾难性的,因为如此一来我的注意力马上集中在两点上:第一,雷诺夫人在撒谎;第二,推迟时间一定有重要的原因。”
“会是什么原因呢?”
“啊,就是这个问题。整个秘密就在这儿。然而我解释不了。目前我只想到有一个可能性。”
“什么?”
“最后一班车离开梅林维尔的时间是十二点十七分。”
我慢慢地想明白了。
“如果凶案看起来是在两个小时之后发生的,那么乘坐那班车的人就有了无懈可击的不在场证明!”
“太好了,黑斯廷斯,你想到了!”
我跳了起来。
“我们得去火车站问问!要是有外国人坐那班车,人们一定能注意到!我们马上出发!”
“你是这么想的吗,黑斯廷斯?”
“当然了。现在就走吧。”
波洛轻轻地碰了一下我的胳膊,给我高涨的情绪降了降温。
“我的朋友,你想去就去吧——但是如果你真去了,我可不会让你打听那两个外国人的情况。”
我瞪着他,他不耐烦地说:“哎呀,哎呀,你该不会真的相信那些鬼话吧?戴面具的人之类的故事?”
他的话让我一头雾水,不知道该如何作答。他从容不迫地继续说:“你听到我对吉劳德说的话了,我对这一类犯罪的细节非常熟悉。这就推测出了上面我说到的那两件事中的一件:要么是计划上一个案子的人也策划了这件案子,要么是他读过那件轰动的大案子,不知不觉就记在脑中,从而刺激他设计了相似的细节。根据这一点,我可以断言——”他打住了。
我脑袋中萦绕着种种问题。
“但是雷诺先生的信怎么解释?上面清楚地写到了‘秘密’和‘圣地亚哥’。”
“雷诺先生肯定有一个秘密——这是确凿无疑的。另一方面,我认为‘圣地亚哥’就是一条红鲱鱼,反复提出来只是为了误导我们。有可能曾经有人以同样的方式这么对待过雷诺先生,好让他对近在眼前的事情不起疑心。哦,黑斯廷斯,你要相信,他的威胁不在圣地亚哥,而是就在法国,就在这附近。”
他说得如此认真,把握十足,我不由得被他说服了。但我还是试着提出了反对意见。
“那在尸体附近发现的火柴和烟蒂又是怎么一回事?”
波洛脸上洋溢着快乐无比的光彩。
“故意放在那里的!就是为了让吉劳德那种人发现的。啊,吉劳德挺聪明的,会耍小把戏。一头上好的猎犬也会!他对自己的收获大为满意。他在地上趴了好几个小时。‘看我发现了什么?’然后又对我说,‘你看到了什么?’我?我深刻而真实地回答:‘什么也没看到。’于是吉劳德,伟大的吉劳德,他大笑,心想:‘哦,这个老头儿是个笨蛋。’不过我们走着瞧……”
可是我的思绪却转到那几个事实上去了。
“那么关于戴面具的人的说法——”
“假的。”
“到底是怎么回事?”
波洛耸耸肩。
“有个人能告诉我们——雷诺夫人。但她是不会说的。威胁和仇恨都无法动摇她。她是个非比寻常的女人,黑斯廷斯。我第一眼看见她,就知道我们面对的是一位个性非凡的人。我跟你说过,一开始我怀疑她跟凶杀案有关,之后我改变了这个想法。”
“是什么让你改变的?”
“她看到丈夫的尸体所表现出来的本能的真实的悲痛。我可以发誓,她那哭喊声中饱含的痛苦是发自肺腑的。”
“是的,”我若有所思地说,“这种事错不了。”
“抱歉,我的朋友——人总会犯错的。好比一个伟大的女演员,在演绎悲痛的时候不也让人很感动很震撼吗?不,不管我获得的印象或者信念有多么强烈,我都需要有其他的证据才能让自己满意。一个罪行累累的人也有可能是伟大的演员。在这个案子中我的推论,不是基于我所获得的印象,而是根据雷诺夫人的确昏过去了这一事实。我翻了她的眼皮,也摸了她的脉搏,不是假的——是真的昏过去了。因此我相信她的痛苦是真实而非假装的。另外,再说一个小细节:雷诺夫人没有必要去表现那种过度的悲伤。听到丈夫的死讯时她已经发作过一次了,看到尸体时没有必要再次激烈地发作。不,雷诺夫人不是杀害她丈夫的凶手。可她为什么撒谎呢?手表的事她撒了谎,以及关于戴面具的人的问题——还有一件事她也撒谎了。告诉我,黑斯廷斯,你怎么解释开着的门?”
“呃,”我大窘,“我猜是疏忽,忘了关门。”
波洛摇了摇头,叹口气。
“这是吉劳德的解释,我并不满意。门开着,背后一定有某种意义,只是我现在还想不出来。我能确定的一件事就是,他们没有从门那儿离开,而是通过窗户走的。”
“什么?”
“就是这样。”
“可是窗户下面的花坛里没有脚印啊。”
“是没有——而且本来是应该有的。听着,黑斯廷斯。你也听花匠说了,前一天下午他在两个花坛里都种上了新的花。一个花坛里满是他钉靴留下的脚印,可另一个——没有!你明白了吗?有人从那里走了过去,为了弄掉脚印,他们用耙子把花坛里的土给弄平整了。”
“他们从哪儿弄来的耙子?”
“从他们拿铁铲和花匠手套的地方。”波洛不耐烦地说,“这并不难。”
“为什么你认为他们是从那儿走的?他们从窗户进来,再从前门离开更有可能啊。”
“当然有可能,可是我有个强烈的想法,他们是从窗户爬进去的。”
“我觉得你错了。”
“也许吧,我的朋友。”
我思索着,波洛的推论为我的猜想开拓了一片新视野。我记起当他神秘地提到手表和花坛时我的惊讶。那时候他说的话似乎毫无意义,而现在,我第一次意识到,根据几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他便能解开围绕整个案件的大部分谜团。太厉害了!我对我的朋友表达了一份迟到的敬意。
“在这期间,”我边说边想,“虽然我们已经掌握了大量资料,可对于是谁杀了雷诺先生,似乎成效不大。”
“没错,”波洛愉快地说,“老实说,还早呢。”
这一事实似乎让他感到特别满足。我惊奇地瞪着他。他正视着我,笑了。忽然间我灵光一现。
“波洛!雷诺夫人!现在我明白了,她一定是在保护某个人。”
波洛平静地接受了我这句话,我能看出来他早就想到这一点了。
“是的,”他沉思着说,“保护某人——或者掩护某人。其中之一。”
我们走出旅馆时,他做了个手势让我不要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