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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索瓦丝离开了房间，法官若有所思地敲着桌子。
“贝克斯先生，”他终于开口了，“我们所听到的证词都是相互矛盾的，我们该相信谁，弗朗索瓦丝还是丹尼丝？”
“丹尼丝。”局长断然说道，“是她开门请来访者进来的。弗朗索瓦丝又老又顽固，而且很明显不喜欢多布罗尔夫人。而且，我们了解到的情况也表明，雷诺跟另一个女人有瓜葛。”
“哦！”阿尔特先生叫道，“我们忘了告诉波洛先生。”他在桌上的一堆文件里翻找着，最后找到一张纸，递给了我的朋友波洛，“这封信，波洛先生，我们是在死者的大衣口袋里发现的。”
波洛接过信，打开来。信纸有些破旧，皱巴巴的，是用英语写的，笔法很不成熟。
亲爱的：
为什么你这么久都没写信给我？你仍然爱我，对吗？最近你写的信跟从前大不相同，冷淡，奇怪，现在又毫无音信。这让我很担忧。如果你不爱我了怎么办！但这是不可能的——我真是个傻子，总爱胡思乱想！可如果你不爱我了，我不知道如何是好——也许我会自杀！没有你，我无法活下去。有时候我觉得我们中间也许还有一个女人，那就叫她小心点——你也是！如果你们在一起了，我会马上杀了你！我说到做到！
哦，我真是言过其实、胡言乱语。你爱我，我也爱你——是的，爱你，爱你，爱你！
爱着你的贝拉
没有地址和日期，波洛一脸严肃地把信还给他们。
“那么你的推测是——”
预审法官耸耸肩。
“显然，雷诺先生跟这个叫贝拉的女人有牵连！来到这儿之后，他遇见了多布罗尔夫人，便偷偷跟她在一起，而冷落了另一个。因此她立刻起了疑心，这封信明显包含着威胁的意味。波洛先生，这案子乍看之下很简单，就是嫉妒。雷诺先生背部中了一刀，这明显是女人的作案手法。”
波洛点点头。
“从背后刺了一刀，是的——但坟墓的事不是这样！那可是个体力活儿，很艰难——女人可挖不了那个墓坑，先生。是个男人干的。”
局长兴奋地喊道：
“没错，你说得对。我们没想到这一点。”
“我说过，”阿尔特先生继续说道，“乍一看，案子很简单，但是戴面具的人，还有你从雷诺先生那里拿到的信，又让问题复杂起来。我们好像遇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情形，而两者之间又毫无联系。至于那封写给你的信，你认为指的是这个‘贝拉’还有她的威胁吗？”
波洛摇摇头。
“不太可能。像雷诺先生这种人，曾经在人迹罕至的地方过着冒险式的生活，不太可能为了一个女人而寻求保护。”
预审法官用力点点头。
“我就是这么认为的。那我们必须查查他为什么会写这封信——”
“在圣地亚哥。”局长接了下去，“我立刻发电报给那个城市的警察，查询死者在那儿生活的全部情况，比如他的情史、业务往来、朋友以及可能结下的仇家。如果这样还找不到他神秘被杀的线索，那可就奇怪了。”
局长环视四周，看大家是否也这么想。
“太好了！”波洛表示赞许，又问，“在雷诺先生的遗物中，你有没有找到贝拉写的其他信件？”
“没有。我们第一步就搜查了他书房里所有的私人文件，但没发现什么特别的东西。一切好像都清清楚楚、光明正大，唯一不寻常的就是他的遗嘱。在这里。”
波洛浏览着文件。
“是这样。一千英镑的遗产给斯托纳先生——对了，他是谁？”
“雷诺先生的秘书。他留在了英国，曾经在周末的时候来过这儿一两次。”
“其他一切财产都无条件地留给他挚爱的妻子。遗嘱很简单，却绝对合法，由两个仆人作证，丹尼丝和弗朗索瓦丝。没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他把遗嘱还了回去。
“也许，”贝克斯说，“你没注意到——”
“日期？”波洛眨眨眼睛，“没错，我注意到了。是两个星期前写的，也许那时候他第一次感觉到危险。很多有钱人从未想过自己会遇到不测，所以没有立下遗嘱就死了。然而这份遗嘱说明，尽管他和别的女人有私情，却是真心喜欢他妻子的。”
“是的，”阿尔特先生犹豫不定地说，“但可能这对他儿子有一点不公平，因为这将导致他必须完全依赖母亲。如果她再婚了，第二任丈夫又占据主动，那么这孩子就永远别想得到他父亲一分钱。”
波洛耸耸肩。
“男人是种自负的动物。雷诺先生肯定认为他的遗孀不会再嫁。至于儿子，把钱留给他妈妈未尝不是一种明智之举。有钱人的儿子一般都挥霍无度。”
“可能就像你说得那样。现在，波洛先生，你肯定想看一下案发现场。很抱歉，尸体已经被挪走了，不过我们从不同的角度都拍了照片，洗好之后马上拿给你看。”
“谢谢你的好意，先生。”
局长站起身来。
“跟我来，先生们。”
他打开门，非常有礼貌地向波洛一鞠躬，示意他先走。波洛也后退一步，向局长礼貌地鞠了一躬。
“先生，请。”
“您请，先生。”
最后他们走进门厅。
“那边的那个房间是书房，嗯？”波洛忽然问道，朝对面的门点点头。
“是的。你要看看吗？”局长边说边打开了门。我们一起走了进去。
雷诺先生为自己选的专用房间很小，布置得却很有品位，非常舒适。靠近窗户的位置是一张办公写字台，装有很多开放式的文件柜。壁炉对面是两张大皮质扶手椅，椅子中间放了一张圆桌，上面摆满了最新的书籍和杂志。
波洛在房间里站了一会儿，然后向前走了两步，一只手轻轻地摸了一下皮椅的椅背，从圆桌上拿起一本杂志，伸出一根手指小心翼翼地在橡木柜上画了一下，脸上露出非常赞许的表情。
“没有灰尘？”我笑着问道。
他冲我微微一笑，对我了解他的癖好表示赞赏。
“一粒灰尘也没有，我的朋友！这次反倒很遗憾。”
他那鸟儿般尖锐的眼睛扫来扫去。
“啊！”忽然，他用宽慰的语气说，“壁炉前面的地毯没摆正。”说罢，他弯下腰拉直。
突然，他惊呼一声，直起腰，手里拿着一小块粉红色的碎纸片。
“在法国和在英国一样，”他说，“仆人都不打扫毯子下面吗？”
贝克斯接过他手上的纸片，我也凑近了去看。
“你认得出来吗，嗯，黑斯廷斯？”
我困惑地摇摇头，不过那粉红色纸片的独特色调倒是十分眼熟。
局长的脑筋比我转得要快。
“支票的碎片！”他大声说。
这张纸大约两英寸见方，上面用墨水写着“杜维恩”。
“很好，”贝克斯说，“这张支票是开给一个叫杜维恩的人，或者是他开出的。”
“我觉得是前一种情况，”波洛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是雷诺先生的笔迹。”
跟桌上的一份备忘录比较过之后，这种说法很快得到了证实。
“天哪，”局长垂头丧气地嘟囔着，“真不敢相信我居然把这个给忽略了。”
波洛大笑。
“这件事教导我们每次都要查看毯子下面。我的朋友黑斯廷斯会告诉你们，任何东西，但凡有一点歪斜，对我来说都是一种折磨。我一看到那块壁炉毯子没摆正，就会对自己说：‘啊，肯定是推椅子的时候被椅子脚钩住，弄歪了。也许下面有什么东西勤劳的弗朗索瓦丝没注意到。’”
“弗朗索瓦丝？”
“或者丹尼丝，要不就是莱奥妮，反正就是打扫这个房间的人。既然没有灰尘，那今天早上一定打扫过房间了。我来把事件重新组织一下。昨天，也许是昨晚，雷诺先生开了一张支票给一个叫杜维恩的人，后来支票被撕碎了，散落在地板上。今天早上——”
但是贝克斯先生已经性急地按响了铃声。弗朗索瓦丝应声而到。是的，地板上有很多碎纸。怎么处理的？当然是放进厨房的炉子里给烧了！不然呢？贝克斯做了个表示失望的手势，让她走了。接着，他脸上又露出了笑容，跑到写字台那里，把死者的支票簿翻找一气，又做了个失望的手势。最后一张票根是空白的。
“别泄气！”波洛喊道，拍拍他的背，“雷诺夫人一定会告诉我们这个叫杜维恩的神秘人是谁。”
局长的脸色由阴转晴。“没错，我们去问吧。”
当我们转身离开房间时，波洛随意地说道：“昨天晚上雷诺先生是在这儿见客的吧，嗯？”
“是的，可你怎么知道？”
“是这个，我在皮椅的椅背上发现的。”他用大拇指和食指捏着一根长长的黑头发——女人的头发。
贝克斯先生带我们从房子的后门走出去，来到一个紧靠房子的放工具的小棚屋前面。他从口袋里掏出钥匙开锁。
“尸体就在这儿。你来之前我们刚把它从案发现场移过来，因为摄影师已经拍完照片了。”
他打开门，我们走了进去。被害人躺在地上，身上盖着一张床单。贝克斯先生手脚麻利地揭开盖尸布。雷诺，中等身材，瘦且单薄，大约五十岁，深色的头发中夹杂着不少银发，脸刮得很干净，鼻子细长，两眼间距很近，深古铜色皮肤，是那种绝大多数时间都生活在热带天空下的人的肤色。嘴唇向后缩了起来，露出了牙齿，死灰色的脸上呈现出一种极其惊愕和恐惧的表情。
“看他的脸就知道是被人从背后刺了一刀。”波洛说道。
他轻轻地把尸体翻过来。在肩胛骨中间有一块黑色的圆斑，弄脏了黄褐色的大衣。衣服中间有一条裂缝。波洛严密地查看着。
“你知不知道凶器是什么？”
“就留在伤口中。”局长把手伸进一个大玻璃缸中，里面有个小东西，在我看来，更像是一把裁纸刀。黑色的刀柄，刀口又窄又亮，总长度超不过十英寸。波洛用指尖小心翼翼地试了试已经变了色的刀尖。
“哎哟，真锋利啊！好方便的杀人小工具！”
“可惜我们在上面找不到任何指纹。”贝克斯遗憾地说，“凶手一定戴着手套。”
“当然戴着。”波洛不屑地说，“就算圣地亚哥人也知道这一点，连一个绝对外行的英国小姐也知道——这真是多亏了报纸对贝蒂荣识别法的大力推广。不过，没有指纹我仍然很感兴趣。留下别人的指纹简直简单之至！这样一来警方就该高兴了。”他摇摇头，“我很担心我们的凶手不是个讲究方法的人，或者是他时间紧迫。不过这些以后再说吧。”
波洛把尸体弄回原来的姿势。
“我看到他大衣里面只穿了内衣裤。”他说。
“是的，法官也觉得很古怪。”
就在这时，贝克斯关好的门上传来叩击声。他大步走向前，开了门。是弗朗索瓦丝。她带着残忍的好奇心，正朝房间里面偷偷打量着。
“呃，怎么了？”贝克斯不耐烦地问。
“是夫人，她让我带个口信说她好多了，准备好见预审法官了。”
“好，”贝克斯先生干脆地说道，“通知阿尔特先生，并告诉他我们马上就到。”
波洛回头看着尸体，逗留了片刻。我还以为他会对尸体表示歉意，并大声宣布他会竭尽全力找到凶手。可他开口说话时，内容既平淡又别扭，在当时肃穆的气氛下显得十分不得体。
“他穿的大衣很长啊。”他反常地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