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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讲我来讲一下中国近代婚姻制度的发展历程，然后讲讲结婚的自由权问题，再说说20世纪中国的三次离婚潮，还有变相买卖婚姻、年轻人被催婚逼婚这些现实问题。
前面我们讲过，目前我国这种现代一夫一妻制，是从1950年的《婚姻法》才开始真正实行的。在这之前可以叫作一夫多妻妾制，在民间，如果原配夫人不生育，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纳妾。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男子纳妾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
在古代，妻和妾的地位是很不同的，大家从各种史书也看过不少记载。比如说皇帝有一个正宫娘娘，其他的就是妃子了。民间也是一样，在一些描写旧婚姻制度的文学影视故事中都可以看到这种情节。比如在《大红灯笼高高挂》里，一个男人娶了四个老婆，老三还是个女学生。原配夫人的地位是比较高的，夫妻的两个原生家庭是男女亲家，可是妾就没有这样的地位了，她在家里的地位和妻子不一样。当然有好多男人会比较宠幸年轻漂亮的小妾，但并不表明她的地位就比原配夫人高。
一夫多妻妾制在1950年正式结束。《婚姻法》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出台的第一部法律。而《婚姻法》里面明确提出了以男女平等为基本国策，反对买卖婚姻、包办婚姻，提倡结婚自由、离婚自由，这都是1950年《婚姻法》中的重要内容。这个婚姻法的实施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妇女的地位，改变了她们的命运。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男女平等作为基本国策以后，大家也有这个印象，就是中国虽然在各方面——像人均GDP——还不能算一个发达国家，但是我们妇女地位的排行是很靠前的。我看过一套指标，国际上的一个妇女地位统计调查，其中包括女性在劳动力中所占比例、女性生育时的死亡率、在校女大学生率等等，在这一套指标的比较中，我们中国排到第二十八位，是相当靠前的，这种状况应当说与1950年的《婚姻法》有很大关系。
1950年的《婚姻法》让男女平等成为基本国策。从古代传统婚姻到现代婚姻，在结婚择偶的问题上、父母对子女婚姻的控制权上，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我国第一代社会学家潘光旦先生在1928年出版了一本书，叫作《中国之家庭问题》。这本书里列举了父母对子女婚姻掌控权的四种模式，调查了各自的比例。
第一种模式就是由父母决定，不征求子女意见，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包办婚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让你跟谁结就跟谁结，根本不征求你的意见，你喜欢不喜欢、愿意不愿意，父母完全不理会。这是第一种模式。
第二种模式是以父母的意见为主，征求子女的意见。就是说，结婚这件事主要还是由父母来定，但是要征求一下子女的意愿。你要是不愿意，父母可以考虑改变，再给你另选一个。
第三种模式是以子女的意见为主，征求父母的意见。也就是说，我自己找对象，我自己谈恋爱，我自己决定，我决定跟他结婚，问问父母同意不同意，这是第三种模式。
第四种模式是最前卫的，就是子女自行决定，不征求父母意见。
在1926年的时候，第一种模式，也就是父母决定，不征求子女意见，这个是占很大比例的。我们看后来婚姻决定权的变化，就是从一向二，然后向三，向四，渐渐地改变。这种在结婚决定权上的变化非常明显，可以从统计数据上看到。
以上说的是结婚自主权问题，接下来我们再说说20世纪的三次离婚潮。
从离婚率的变化来看，中国经历了几次离婚潮。第一次就是在20世纪初年，有一个逃婚的风潮，好多被父母决定了的婚姻，子女是不乐意的，就选择了逃婚，离家出走。20世纪30年代有很多青年跑到延安参加革命，其中有好多女青年都是逃婚的。我的父母是30年代到延安去的，他们倒不是逃婚，但是他们的朋友熟人里有好多知识青年就是逃婚去的。
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鲁迅。父母给他定了一门亲，那女人叫朱安，鲁迅就是不喜欢，一百个不喜欢，一千个不情愿，然后他就故意跑到日本去留学，后来跟他的学生许广平自由恋爱。实际上这也是一种逃婚的方法，虽然他们名义上是结了婚的。当然，对于朱安来说，这一生是很悲惨的，但是从社会潮流来看，人们越来越觉得，像结婚这样的事应该是自己的事，应该由自己决定，而不是由父母来安排。
第二次离婚潮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当时有好多进城的干部跟农村的老婆离婚。
第三次离婚潮就是在1980年《婚姻法》修改的时候，一下放宽了离婚的尺度。在此之前，虽然在原则上规定离婚自由，但是在实施过程中有两种情况：如果双方自愿，在财产分割上也无争议的，可以到民政局办理协议离婚；如果有一方不同意，就要诉诸法律，而法院强调以调解为主，判决离婚难度较大，极端的案例有打了十几、二十年官司才离婚的，就是不让你离。1980年改革开放，新修改的《婚姻法》放宽了尺度，就导致了一个离婚的小高潮。
说完历史上的离婚潮，我想再来谈谈当下一些与婚姻有关的问题，比如说，变相买卖婚姻的问题。
现在有些中小城市特别是农村的婚姻，已经形成了彩礼潜规则。有人就问，早在1950年的《婚姻法》中不就提出反对买卖婚姻、包办婚姻了吗？那么现在的这种彩礼习俗是不是变相的买卖婚姻呢？
我认为它确实是有这个性质，有点儿像是变相的买卖婚姻。各地的彩礼有不同的价码，比如说山东、河北一带叫作“万紫千红一片绿”。万紫就是指五块钱，五块钱要有一万张的话就是五万；千红就是一百块钱要有一千张，那就是十万；绿就是指五十块，你看着给。这个行情大约就是十五万。你要娶一个媳妇，应该给女方家庭十五万。还有一种说法叫“三斤三两”，有人精确地称了一下，三斤三两的一百块钱纸币，大约是十四万多，大约十五万。这就是现在娶妻行情的潜规则。
现在大家手里都比较有钱了，行情涨到了十五万。过去就是送一辆自行车，或者送几斤猪肉，就可以了，就算是彩礼了，那时候大家都没钱。这个价码随着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变得水涨船高。
那么这到底算不算买卖婚姻呢？这件事应该这样来看：看这笔钱是给女方父母的，还是给小两口生活用的。如果说是结婚的时候办婚礼买生活用品，最后这个钱归小两口了，那性质就不是买卖婚姻。可是如果这个钱确确实实是给女方父母的，那就应当算是一种变相的买卖婚姻了。它还不是在市场上明码标价，只要你出了这钱，这个女人就卖给你了，这是原本意义上的买卖婚姻。变相的买卖婚姻是以习俗的面貌出现的，就是说你不想出这笔钱，你也可以不出，但是如果不出这笔钱，这个女人你就娶不到，她的父母不同意，潜规则不同意，社会习俗不同意。
所以习俗这个东西，不是通过修改一个法律，或者做一个行政规定，就能够改变的。它只能慢慢地改变。其实真正的改变应当说在城市里已经发生了。在城市里，像彩礼这种东西就渐渐退出了，消亡了，习俗已经改变了。
那有人就说了，现在城市里的丈母娘不是要求男方非得买房子不可吗？这跟农村的彩礼有什么区别呢？区别就在于，这个房子以后是归小两口住的，不是写丈母娘的名字对不对？所以它的性质就不是彩礼，就不是买卖婚姻，而是一种比较现代的婚姻模式了。
另外像嫁妆习俗，各地也有不同的特点，南方有些地方，嫁妆会很贵重。在北方，就是一点儿床上用品、日用品、家具等等。这也都是结婚习俗的内容。
总结一下，虽然结婚花费的行情水涨船高，但它到底算不算买卖婚姻，还是要看这个钱是给到女方父母家的，还是给小两口的，买卖婚姻与非买卖婚姻的定性标准就在这里。我们看到农村现在还有这样的习俗，一家有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把女儿嫁出去收十五万，拿这十五万给儿子娶媳妇，这就明显属于买卖婚姻的性质了。
农村还有一种换婚的情况：我有一个弟弟，你有一个妹妹，我家出不起彩礼，你家也不收彩礼了，就是把弟弟和妹妹交换一下。还有三角换婚。就是三个家庭在不出彩礼的情况下，让三家的女孩依次嫁到另外一家去，这样三角换婚的情况也是存在的。
这种换婚严格讲也都有变相买卖婚姻的性质。一旦陷入三角换婚，或者陷入姐姐收钱给弟弟娶媳妇的处境，那你喜欢不喜欢对方这个人，这个人是不是你想跟他结婚的人，你跟他有没有感情，这些东西就不得不被忽略、被牺牲掉了，所以这样的婚姻应当算是一种变相的买卖婚姻。
最后说一下让年轻人很头疼的逼婚问题。
现在每到春节，父母逼婚就特别厉害，以致逼出来一个新的流行做法：雇一个假女友，或者雇一个假男友，去见一下父母，糊弄一下父母，因为家里逼得太厉害，没办法，只好去安慰他们一下，把春节这个关混过去。
这种逼婚做法与传统家庭中由父母决定婚姻相比，与传统的包办婚姻、买卖婚姻相比，在压迫程度上还是低了很多，而且性质是不一样的。它反映了父母急切的心情，特别希望你最好结个婚，但也还没到你要是不结婚就绝对不能容你的程度，还没到买卖婚姻、包办婚姻的程度。它们的性质还是不同的。
是不是说社会进步了？我觉得应当说还是进步了，至少我们的命运不会像上个世纪初那些中国女人，比如鲁迅的原配夫人的那种命运了——父母就给你安排了，你愿意不愿意就是他，愿意也得结婚，不愿意也得结婚，就连鲁迅这么自由的人士，这么伟大的人士，他都没办法说我就是不跟她结婚，我结了婚就和她离掉，我去跟我自由恋爱的人结婚，在那个时候连鲁迅都做不到，别人就更加困难。
现在我们的社会比起那个时代肯定是进步了，尤其在城市，人们基本上可以做到自由恋爱、自由结婚、自由离婚，甚至有的人顶住压力，就是不结婚了，就独身，家长都没办法了。我记得有一次碰上一个小伙子，他说我们现在都是能不结婚就不结婚，能不生育就不生育，他说我们现在都这样。
我觉得特别令人欣慰的是，中国人，尤其是生活在城市化、现代化程度比较高的环境里的人们已经有了更多的选择。虽然父母急得要命，你看看北京、上海的相亲角，里面全都是父母在展示自己孩子的资料，希望给孩子找到一个配偶，希望他们结婚，但是孩子就是不着急，孩子在等待自己的爱情，或者说干脆就考虑独身了。我觉得现在人们的自由度还是大了许多。
所以我希望大家对社会的进步、对社会习俗的改变抱有乐观的态度。我们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大的选择空间，你可以选择等待爱情，去轰轰烈烈地谈一场恋爱，然后结婚；或者是你没有等到爱情，你就选择独身，也都不是完全不可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