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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序
自古以来，有操守有修养的哲学家历代都不乏其人，位居至尊、叱咤风云的皇帝也是史不绝书的，但是以一世英主而身兼苦修哲学家者则除了马可·奥勒留外恐怕没有第二人。这位1800年前的旷代奇人于无意中给我们留下了这一部《沉思录》，我们借此可以想见其为人，窥察其内心，从而对于为人处世律己待人之道有所领悟，这部书不能不说是人间至宝之一。与这部书同一类型差可比拟的应推15世纪德国僧侣学者托马斯·坎佩斯（Thomas Kempis）所著之《效法基督》，但是以文笔之亲切动人和对人影响之深巨而论，后者与前者仍不能同日而语。我们中国的民族性，以笃行实践的孔门哲学为其根基，益以佛学的圆通深邃和理学的玄妙超绝，可以说是把宗教与伦理熔于一炉。这样的民族性应该使我们容易接受这一部斯多葛派哲学最后一部杰作的启示。译者对于此书夙有偏好，常常觉得这一位古罗马的哲人，虽然和我们隔有18个世纪之久，但开卷辄觉其音容宛在，栩栩如生，正如Renan于1881年所说：“我们人人心中为马可·奥勒留之死而悲戚，好像他是昨天才死一般（Tous, tant que nous sommes, nous portons au coeur le deuil de Marc-Aurèle comme s’il était mort d’hier）。”确是大家共有的感想。1958年受林挺生先生嘱，移译此书，耗时逾年始克竣事，平生翻译以此书最为吃力，亦以此书为受益最多。今将付梓，爰将作者生平及有关资料略为叙述，以为读者之参考。
马可·奥勒留·安东尼（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于公元121年4月（26日，或6日，或21日）生于罗马。他的本来的姓名是Marcus Aurelius Verus，出自贵族家庭，据说是罗马第二任国王Numa Pompilius（前715—前672）之后裔。他的父亲Annius Verus是罗马的显宦，祖父（亦名Annius Verus）曾三度任执政官。马可不幸父母早故，由祖父抚养长大。幼时颖悟过人，深得当时皇帝Hadrian（76—138）之赏识，曾不呼之为Verus而昵称之为Verissimus（most truthful）。6岁时获骑士衔，8岁时为古罗马战神祭司。姑母Annia Galeria Faustina嫁给皇帝Hadrian的义子Titus Antoninus Pius，这一位姑父后即于138年继位为帝。姑父Antoninus无子，便以马可为义子，使改姓名为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这是他改名换姓之由来。
马可15岁时与姑父另一义子Commodus之姊Fabia订婚，至是解除婚约，与姑父母之女Faustina订婚。马可所受的教育不是学校教育，而是分别由私聘教师指导授业。他主要的训练是斯多葛派哲学，所以他自幼即学习着过一种简单朴素的生活，习惯于吃苦耐劳，锻炼筋骨。他体质夙弱，但勇气过人，狩猎时擒杀野猪无惧色。对于骄奢逸荡之事则避之唯恐若浼。当时罗马最时髦之娱乐为赛车竞技，每逢竞技，朝野哄动，趋之若狂，甚至观众激动，各依好恶演成门户（Factione），因仇恨而厮杀打斗，对于此种放肆过分之行径马可不以为然，他轻易不现身于竞技场内，有时为环境所迫不能免俗，他往往故意借端于竞技不加正视，因此而备受讥评。
140年，19岁，擢升为执政官；145年，24岁，结婚；两年后，生一女。护民官之职位，及其他国家荣誉，相继而来。162年，40岁， Antoninus Pius卒，马可即帝位。他的第一件措施就是邀他姑父另一义子L. Ceionius Commodus（后改名为Lucius Aurelius Verus）与他共理国事，虽然这一举措是很受元老院反对的。马可的用意是训练他为将来继承大位做准备。
马可即位后就遭遇到战端四起的威胁。首先是162年战云起自东方。Parthia的Vologesses倡乱，击溃了一整个罗马军团，侵入了叙利亚。Lucius Verus奉命率军征讨，乱虽平而Verus酗酒荒淫大失风度。在北方的边境亦复不靖，Marcomanni或Marchmen，以及Quadi、Sarmatians、Catti、Jazyges诸族皆叛。在罗马本境，由于Verus所部自东方带来疾病及洪水泛滥，疫疠饥馑蔓延不休，民穷财尽，局势日非。马可被迫出售私人所藏珠宝，筹款赈灾。此种困窘情形，于马可在位之日，一直继续存在。内忧外患，交相煎迫。Verus 卒于169年。马可率军亲征，北部诸族均被制伏，其统军有方固足称道，而知人善任亦是他迭奏肤功的一大原由。其间战果辉煌，最能彪炳史册的是174年与Quadi族作战时几濒于危，赖雷雨大作使敌人惊散转败为胜之一役，史称其军队为“Thundering Legion”，云。马可率军深入日耳曼时，东方又起变化，东部诸省总督Avidius Cassius自恃战功，阴萌异志，175年误信马可病死之讯，遂自立为帝。马可甚为痛心，不欲引起内战，表示深愿让位以谢，和平解决。马可尚在人间之消息传到东方，局势突变，叛军将领纷纷倒戈，不出三月Cassius竟被部下刺死。马可亲至东方，叛军献Cassius之头，马可怒，不予接受，并拒见其使者。马可说：“我很遗憾，竟不得饶恕他的机会。”并赦免其遗族不究。宽宏大量，有如是者。行军途中，妻死。176年，凯旋还都。未几又赴日耳曼作战，虽然所向皆克，体力已不能支，180年3月17日逝于多瑙河边之Pannonia省，享年59岁。
作为一个军人，马可是干练的，武功赫赫，可为佐证。作为一个政治家，马可是实际的，他虽然醉心于哲学，并不怀有任何改造世界的雄图；他承袭先人余烈，尽力守成，防止腐化。他也做过蠢事，例如提携Verus共理国事便是一个行不通的办法。他在统治期间权力稍嫌过于集中，其长处是为政力求持平，他用法律保护弱者，改善奴隶生活，蔼然仁者之所用心。在他任内，普建慈善机关，救护灾苦民众，深得人民爱戴。论者尝以压迫基督教徒一事短之。迫害耶教之事，确曾数见不鲜，而且显然不是未得马可之默许，如Justin之在罗马，Polycarp之在Smyrna以及各省之若干笃信耶教者，皆壮烈殉教。近人尝喜多方为之开脱，不是说马可误信谗言，便是说马可中心思想实与耶教异曲同工，其实这都是不必要的。在他那时代，他的地位，他压迫异教是正常的态度，不是罪恶，思之似不必更下转语。
马可的《沉思录》是古罗马斯多葛派哲学最后一部重要典籍。于此我们有对斯多葛派哲学（Stoicism）的纲要及马可的思想略加阐述之必要。
斯多葛派哲学的始祖是希腊的芝诺（Zeno），他的生卒年月不明，大概是公元前350年至公元前250年之际。他生于塞普洛斯岛，这岛位于东西交通线上，也可说是一个东西文化的接触点。东方的热情，西方的理智，无形中汇集于他一身。他受业于犬儒学派的Crates of Thebes，又复潜心于其他学派的研究。旋于雅典市场的书廊（Stoa）上设帐教学，故称为斯多葛派哲学之鼻祖。此派哲学之集大成者为Chrysippos（前280—前207）。
斯多葛派哲学特别适合于罗马人的性格。罗马人是特别注重实践的，而且性格坚强，崇尚理性。Seneca、Epictetos与马可是此派哲学最杰出的三个人。马可受Epictetos的影响甚大，从这部《沉思录》可以看出来。斯多葛派哲学可以分为三个部门：物理学、论理学、伦理学。这一派物理学的内容，简言之，即是唯物主义加上泛神论。与柏拉图之以理性概念为唯一的真实存在的看法正相反，斯多葛派哲学家认为只有物质的事物才是真实的存在，但是在物质的宇宙之中遍存着一股精神力量，此力量以不同的形式而出现，如火，如气，如精神，如灵魂，如理性，如主宰一切的原理皆是。宇宙是神，人民所崇奉的神祇只是神的显示，神话传说全是寓言。人的灵魂也是从神那里放射出来的，而且早晚还要回到那里去。主宰一切的神圣原则即是使一切事物为了全体的利益而合作。人的至善的理想即是有意识地为了共同利益而与天神合作。讲到这一派的哲学，又含有两部门，一是辩证法，一是修辞学，二者都是一切思考的工具。马可对于这二者都不感兴趣，犹之对于物理学部门中之气象学不感兴趣一般，他感兴趣的是伦理学方面。据斯多葛派哲学，人生最高理想即是按照宇宙自然之道去生活。所谓“自然”，不是任性放肆之意，而是上面所说的“宇宙自然”。人生中除了美德便无所谓善，除了罪恶之外便无所谓恶。所谓美德，主要有四：一是智慧，所以辨识善恶；二是公道，以便应付悉合分际；三是勇敢，借以终止苦痛；四是节制，不为物欲所役。外界之事物，如健康与疾病，财富与贫穷，快乐与苦痛，全是些无关轻重之事，全是些供人发挥美德的场合。凡事有属于吾人能力控制范围之内者，有属于吾人不能加以控制者，例如爱憎之类即属于前者，富贵尊荣即属于后者，总之在可能范围之内须要克制自己。人是宇宙的一部分，所以对宇宙整体负有义务，应随时不忘自己的本分，致力于整体的利益。有时自杀也是正当的，如果生存下去无法尽到做人的责任。
马可并不曾努力建立哲学体系，所以在《沉思录》里我们也不必寻求一套完整的哲学。他不是在做哲学的探讨，他是在反省，他是在表现一种道德的热诚。他的这部著作不是准备藏诸名山传之后人的，甚至根本没有预备供人阅览。不过这部书的第一卷，却很像有意后加上去的。
斯多葛派哲学最近于宗教。罗马的宗教是简陋的、世俗的，人民有所祈求则陈设牺牲匍匐祷祝，神喜则降福，神怒则祸殃。真正的宗教信仰与热情，应求之于哲学。马可于书中对于生死大事反复叮咛，与佛家所谓“死生事大，命在须臾”之说若合符节。不过马可不信轮回不信往生，不但与佛说殊，抑且与基督教迥异其趣。
这部作品当初如何流传下来的，已不可考。从引证看，可以确知其作者为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稿本可能是他的女婿Pompeianus或他的好友Victorinus所保藏起来的。在历史上可考的最先述及此书的记录见于350年哲学家Themistius的讲演录。此后550年间此书默默无闻，直到900年左右一位署名Suidas编的字典从《沉思录》取用了约30条引录，这才证实原稿尚在人间。同时一位小亚细亚Callpadocia地方的主教Arethas提到此书，并且以其抄本送给他的大主教。此后250年又趋沉寂，后君士坦丁的一位公法学者Tzetzes曾加引录。再过150年（1300年）教会史家Nicephorus Callistus提到马可“曾给他的儿子留下一部书，充满了世故智慧”（参看本书卷三第14节）。同时君士坦丁一僧人编历代作家选集，内含44段引录《沉思录》的文字。现在的主要抄本，一是宫廷本（Codex Palatianus），于1558年由Xylandor刊印，抄本已轶；一是教廷本（Codex Vaticanus，1950），这都是完整的，后者仅缺四十二行。此外尚有数种残缺抄本，没有多大用处。
译本甚多，曾译成拉丁文、英文、法文、意大利文、德文、西班牙文、挪威文、俄文、捷克文、波兰文、波斯文等。在英国一处，17世纪时刊行了26种版本，18世纪时58种，19世纪时82种，20世纪截至1908年已有30种。（参看1908年J.W. Legg. A Bibliography of the Thoughts of Marcus Aurelius .）英文译本主要的如下：
（一） Méric Casaubon译本，刊于1634年。Everyman’s Library即后用此译本。这是最初的译本，文笔繁复，近于意译。1900年W. H. Q. Rouse重编本，附加马可与Fronto信函若干通。
（二）Jeremy Collier译本，刊于1701年。近Camelot Series采用此译本。文笔嫌过于俗鄙，一般批评均贬多于褒，唯Matthew Arnold为文介绍马可时对此译本颇加誉扬，以为其文笔活泼有力。
（三）James Moor and Thomas Hutcheson合译本，刊于1742年。近于直译，信而不雅。1902年，G. W. Chrystal刊有修订本，颇佳。
（四）Richard Graves译本，刊于1792年，无特长。
（五）George Long译本，刊于1862年，常被誉为“标准译本”，流通最广，在四十年间独步一时。文笔近于拙朴，是译者故意模仿马可原文作风所致。
（六）Hastinss Crossely译本，刊于1882年，仅刊第四卷，余稿未刊行。
（七）G. H. Rendall译本，刊于1898年。许多批评家认为是最佳译本，信雅兼备。
（八）John Jackson译本，刊于1906年，牛津大学出版。译笔极佳，惜有大胆窜改处。
（九）C. R. Haines译本，刊于1916年，有希腊原文对照，收入Loeb Classical Library 。
以上九种译本，译者手边仅有四种，即（一）、（五）、（八）、（九）共四种。经参阅后，决定选用Haines的对照本为根据，因为这一译本比较而言最忠于原文，最能保持原文的面貌。可能Long和Jackson译笔较为流畅，但是翻译古典作品还是应以忠实为第一义。Haines自己说：“我情愿犯错，如果算是错，错在过于忠实方面。因为此书之面貌大部分是由于其文笔所造成。”马可的文笔确实是相当朴拙。书中前后重复之处甚多，句法有时奇简，意义有时不甚清晰。此中文译本亦曾妄想努力保持原作风格，但由英文转译，与“含饭哺人”犹有一间，能存几许原作风味，殊不可知，译成重校，不禁汗颜。幸原书价值具在，过去曾感动无数读者，如Frederick the Great、 Maximilian of Bavaria、 Cap. John Smith、 General Gordon均曾受其影响甚巨。此中文译本如能引起读者兴趣，成为人格修养之借镜，则是我所企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