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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篇

两个男人

Los Dos Hombres

但你看他们——健壮,挺拔,骄傲——我对他们的感觉,与其说是怜悯,不如说是崇拜: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野蛮与恐怖之美。

两个男人

在那两个男人隐居的房子里,我是唯一的拜访者;我常常怀疑是否还有人知道他们的存在。有次,在早年,我玩过一个小时候学的把戏,假扮间谍:我把一根头发夹在前门和门框之间,第二天它还在那儿,纹丝未动。我想我又试过几次,以确保无误,但后来,随着年月的流逝,这种怀疑越来越显得荒诞。我之所以确信这个秘密是安全的,并不是因为有人在为它保密,而是因为周边的冷漠,不可信任,或者说,遗弃感。我从未见过任何邻居;那条街都是些破败的小房子,看上去似乎应该是老年人住的,但如果真是这样,在我去的那些年里,这些人不可能还活着。也许那只是些空房子。

那两个男人似乎一直都住在那儿,只有他们两个,一切都靠自己。即使他们不是在那座房子里出生的(那似乎不太可能),他们也一定是在那儿长大的,藏匿在封闭的房门后面,从不外出,以免暴露他们的畸形。仁慈的监护者将他们隔离在世界的目光之外,这样他们就不会被当成恶魔。其实他们并不是恶魔。除了手和脚,他们跟别的男人没什么不同,甚至更为匀称:体格健壮,带着某种野蛮感、某种动物性的完美,而我们喜欢将这视为野蛮人的特征;但这也可能是他们的生活环境所致。我估计他们的年龄大概在三十到四十之间:正值壮年。他们的面貌、姿态和动作反应都有点类似,但这也可能是一种错觉,源于让他们走到一起的那种极为特殊的环境。我一直不清楚他们是什么关系;一开始那几乎是明摆着的:他们是兄弟,但最简单的推理迫使我放弃了这个想法,尽管它还是萦绕不去,“兄弟”这个词只能在更广义上和比喻意义上适用。更可能的情况是,他们没有血缘关系,他们是因为彼此相对应的畸形而被放到一起,这种畸形是如此奇特,以至于他们注定要成为绝无仅有的一对。

他们中一个双足巨大,另一个则拥有巨型的双手。两种情况的比例基本差不多。“大脚的”的脚和“大手的”手跟他们身体的其余部分一样大,甚至还要更大一点。有巨脚的那个的双手,跟他的其他部位一样,是正常尺寸。而“大手”则有着正常的双脚。那些超大的肢体实在是惊人:一团庞大的皮肤、骨头、肌肉和指甲,几乎总是放在地上。它们的外形也不太正常:它们不仅巨大,而且肿胀,还有点扭曲变形;或许手脚的外形是通过使用逐渐形成的,而它们从未,或者说很少被使用。

就是这样:一个巨手,一个巨脚。这两个男人迥然不同,但同时,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又是同类。那想必是因为两人的相对性,或者说一种不对称的对称,仿佛将他们合二为一就能造出一个有巨手巨脚的男人,或者说仿佛他们是那样一个男人被一分为二的结果……但用另一种方式将他们合在一起也能产生一个完全正常的男人。你必须在脑子里把他们的形象加以拆卸组合,因为这两个男人有某种内在的虚幻和不可思议感,会让你在面对真实场景时——不管你信不信——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必定是那种对应的互补性让他们显得相似。

他们控制着自己占据的空间,所向披靡。他们直接充满了它,至少就感觉而言……我简直无法移开眼睛。他们的样子其实很简单,但我总觉得还是不太明白。身体上,他们有大量的活动空间;毕竟,除了手和脚,他们和正常人的体形无异。他们住的房子不大,但也不是特别小。看似在他们来之前,这座房子已经空置多年。在某种程度上,它看上去仍然是空的:几件家具都被推到了角落,立在那儿无人使用,积满灰尘。电源插座上沾着硝石和锈,电线暴露在外。天花板角落有被遗弃的蜘蛛网,丝丝缕缕地悬挂着。我不知道这座房子是否属于那两个男人,或者是他们其中一个继承的,或者是他们擅自侵占的。那只是我从未找到答案的诸多事情之一。令我惊讶的是,作为我生命中如此重要的一部分,我对其状况却知之甚少。的确,我没有任何人可问。我所做的只能是猜测,在我所见的基础上编造出一个故事;但我甚至也编不出多少:一旦我想就此思索一番,一阵不可抗拒的倦怠便向我袭来,一种发自内心的憎恶——那或许是由于某种直觉,担心我的大脑会面临危险。仿佛他们提供的那种景象,始终如一却又始终在变,因某种原因必须保持无言。

他们占据的似乎是最大的一个房间;我不清楚那是不是真的最大,因为我从未勘察过整座房子。我拜访时进过的房间里,那是最大的,而且奇怪的是它并非前厅——那座房子(看上去,像是从后往前建的)的前厅是个小小的起居室,有一扇门直接通到街上——而是位于正后方的一个房间,以前大概是个卧室。那间后屋有一扇窗朝向一个院子,至于院子是大是小,我实在说不上来,因为我从未去看过,即使看了也没什么用,因为窗玻璃是磨砂的。我假定那儿有个院子是因为透进的光。我不知道电是不是通的。我从未在晚上去过房子。我的“探访时间”是在下午三四点钟,如果要去两次,另一次就在正午之前。

以那扇窗为背景,我看着他们,渗进的光线——依天气和季节而变化——让他们或晦暗,或光芒四射,衬出他们的剪影,或让他们的身体布满光亮,就仿佛那光是发自他们体内的。墙面褪色的赭土赋予了那光线一种发黄的人工色调,令人感到轻微的不安。

他们赤身裸体。一开始,我觉得这似乎很自然。毕竟,如果你脚围有近两米,你怎么可能穿裤子?你怎么可能让一只羊那么大的手穿过衬衫袖子?但仔细想想,我意识到那种解释是站不住的。巨脚无法套进裤子的那个还是可以穿衬衫、夹克,或外衣。而另一个,那个手伸不进任何袖子的,则完全可以穿裤子,甚至袜子和鞋,如果他愿意的话,并用斗篷或宽袍之类的东西盖住上身。他们唯一做不到的是以同样的方式穿衣;但如果想穿衣,他们完全可以做到。为什么他们不穿?是他们不想让彼此的差异引起注意吗?或者他们弃绝了人类的生活方式?他们不需要衣服来取暖。说来也怪,在一座几十年没有维护的房子里,这个房间却非常保温。有过一连串极冷的寒冬,但就算那时这座房子也总是出奇的温暖,似乎有加热系统(虽然我从未见过任何种类的加热器,实际上我能确定根本就没有)。正如我说过的,我总是在那个房间看见他们,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一直在那儿。我可以肯定的是,每次他们都是在那儿接待我,或者等待我的,就像上台前的演员。他们或许绝大部分时间都待在那个房间,而如果我来时他们恰好在别的地方,他们就会在听到我穿过前门进来的那一刻飞奔回来。我这样说是因为,极为偶尔地,当我走进房间时,他们中只有一个在那儿,另一个几秒钟后才出现。

也许那谜一般的恒温是他们自身引起的,为什么不呢?那很可能就来自他们的身体,或来自他们的巨手和巨脚。没人研究过这些前所未有的畸形;谁知道他们到底拥有怎样的能力和特性?

撇开巨型手脚不说,他们的裸体主义偏好也可以归因于他们的身体运动——那可能已足以让周围保持温暖。有巨脚的那个活动着他的躯干和手臂,身体摇晃,颤抖着,双手举向空中——姿态介于祈愿和伸展之间,抱住头,转过去,向前倾,弓腰,把自己弯成两截,然后向四面八方挥舞双臂,似乎手臂在成倍增加,手指则像虫子般扭动。而另一个男人,他巨人般的双手放在身体两侧的地板上,双腿和双脚剧烈地动来动去,拍打,跺脚,蹬踏。与此同时,那些巨硕的四肢也没有完全静止;带着缓慢的水下动作,它们与身体其他部分那种神经质的抖动相伴随着,就像鱼群之中的巨鲸。

他们不可能一直都如此躁动;也许我看见的只是例外,或是他们特意为我所做的表演,但如果是这样,那也没有任何规律可言,因为有些天我会发现他们无精打采,或僵硬得如同雕像,有时甚至连眼都不眨,看上去了无生气。也许他们在轮休,或者比赛,或者在玩。我实在无法知道他们的日常安排是怎样的:如此绝无仅有的个体,对于他们的心理,从我有限的观察或思索中根本推断不出什么。尽管这些年来我们每天都见面,但我跟他们之间从未有过真正的交流。并不是因为他们不会说话。至于我,我得说我相当健谈,特别是当我跟自己熟悉并信任的人在一起时,而那正是最终我对他们的感觉,或许甚至从一开始就是那样,纵然我们之间始终有条无法逾越的鸿沟。我们不交谈的原因是我们无话可说。将我们分隔开的差异实在过于巨大。不,也没那么大。我收回刚才的话。最终,一切不过是尺寸问题,一种纯粹的数量上的差异,可以说。但它只适用于部分而非整体——以某种不正常的、差异性的方式。我十分理解,如果一个人有那样的巨手,或巨脚,他就不可能像其他人一样过日子。如果生命是一张拼图,其中每个碎片都必须各就其位才能拼出完整的图案,那么当有个碎片比其余的大一千倍时,你该怎么办?我正是因此而被判处了沉默。只有能为那个问题提供一个答案、一个解决办法,才有资格跟他们说话。而我没有答案,也没有解决办法。出于某种我一直无法完全理解的原因,我告诉自己,我将是那发现解决之道的最后之人,但或许我的失败也是唯一的。

这种交流的缺乏也可归因于我拜访时间的短暂。他们让我想到“出诊”这个词,一种形容来去仓促的口语表达,意味着没有多余时间来进行放松的对话,完全是那种典型的事务性拜访——年轻人看望老人,健康者看望病人,忙碌的成功者看望孤单单的闲人……但我不是医生,我也并非特别年轻或健康,更谈不上成功。对这两个男人的探访已经吞噬了我的青春。我已经老朽。我不比他们年轻多少;也许稍微年轻一点,但他们有一种超自然的泰然自若、一种不可名状的活力,那种力量与年龄无关。我说过,他们尽管彼此畸形,但却给人一种健康和强壮的印象。我一直还算健康,但还是对疾病和死亡感到焦虑——以一种模糊的方式。当然,我有正常大小的手脚,可以正常穿衣、上街,和家人过着正常的生活,并负责给那两个男人送饭。有时我会想:我有他们其中一个的手,和另外一个的脚。如果换一种搭配方式?简直是噩梦!当他们合二为一,全是正常部分时,则组成一个正常人,全是畸形部分时,则是一个彻底的怪物。如此一来,他们只能让我产生无限的困惑。

我从不在他们的屋子里久留,因为那不是社交拜访:我去那儿只是提供帮助,满足需求;我是他们与外部世界唯一的接触点。总的来说,我停留时间短是因为我不想被家人发现。虽然这个理由并非总能成立。有些时候我一个人在家,完全可以跟那两个男人待上几个小时或整个下午。也许那种不久留(或找不到久留的借口)已经形成习惯。当然,我没有记录我待在那座房子里的时间,在探访之前或之后的那一小会儿,我太过紧张而没看手表,所以我无法确定,但我估计平均大概只有三到五分钟;也许更久,或者不到,很难说。我觉察到自己待的时间不长,而某种自发的周到和圆滑——其实毫无必要——让我担心自己可能会惹恼他们,使他们觉得我正在逃离一幅可怕的景象。

对于我探访时间的短暂,还有一个更简单和更具体的解释:他们接见我的那个房间,与我进屋后经过的其他房间不同,它没有家具。那个空荡的房间有一种动物园洞穴,或展示空间的气氛,更加重了那种非人感。跟衣服问题一样,开始你会觉得是他们的身体特性将家具排除在外;然而,再一次,只要仔细想想就会发现,那并非完全不可能。椅子、扶手椅、地毯、餐具柜、挂画、桌子……为什么不?或许四处走动时有必要采取点防护措施,但也仅此而已。而如果说他们本来可以穿衣服,用家具,为什么他们还是宁愿光着身子待在一个空荡的房间?当时这并没有让我不解。多年来,我只是简单地将他们如此存在作为事实加以接受。这种好奇心的麻木在心理上也情有可原:鉴于巨手巨脚的庞然怪异,衣服和家具之类的细节早已消隐不见。那个巨大的谜团(谜团本身的巨大)排斥任何解释,同时它那地心引力般的强力又吸引并吞噬了所有其他一切。

我其实没必要对自己的闪电式拜访感到内疚;没有别的人去看他们,所以他们根本无从比较。总之,对他们来说,礼节是个完全陌生的概念。他们只对我带去的东西感兴趣,而且没有一句感谢或任何特别的愉悦的表示。这听起来就像在广场或废弃的房子里喂流浪猫,或者,回到先前那个比喻,就像踏入动物园里关动物的铁笼子。但事实远非如此。这两个男人是完全而彻底的人类;在这点上,特别之处恰恰在于超量而不是缺乏:他们实在太人性化了。那种使其孤立的不幸的畸形没有理由消减他们的人性;事实上,反而强化了。如果他们——准确地说,出于人性——用诸如鄙视、嘲讽或伤人的冷漠对待我,我会无法原谅他们吗?我必须感激他们没有因不满而怨恨我。(虽然不止一次,当我离开那栋房子时,对他们粗鲁的举动感到丧气,我不禁怀疑他们是否在恨我。)他们有充足的理由视我为命运的宠儿:我自由如小鸟,我可以在自己的同类中不为人注意地自由来去。

我不得不努力让自己采取他们的视角。从我的立场看,我的情况似乎毫无优越之处,我也不觉得有多自由。我的自由不停地被每日的探访所打断,就像被一只挥之不去的秃鹫不停地啄食。有时我责怪自己“太当真了”,但内心深处我知道自己别无选择;没有中等级别的当真。虽然我要履行的职责完全是私人性质的,而且至今依然保密,但我无法抛弃那两个男人。我必须接受随之而来的后果,其影响是如此深远,以至于塑造了我的整个生活。每天都要前往那座房子,从不间断,意味着我无法设想去国外旅行,去海边度假,或去乡间度周末,甚至去博物馆或亲友家做长时间逗留也不行。为了坚持这种每日例行的安排,我必须假装成一个习惯于伏案久坐的人,并在每天固定时间出门进行所谓的健身散步,风雨无阻,独来独往,而这对我来说绝非易事,因为我天性就喜欢旅行、冒险和改变。我没对任何人抱怨过,因为那样我就必须解释,我也尽量不对自己发牢骚,以免变得满腹怨气。每当我听到别人抱怨那些或大或小,但本质上都可以解决的问题时,我就深切感受到身上负担的沉重。在这幅基本上不对等的图画中,却有着某种对称性:那两个男人,作为室内的囚徒,让我成了一个外部世界的囚徒。

我无法从事需要认真负责和长时间劳作的工作,我不得不停滞在某个并不能反映我能力的中等水平。由于我无法披露自己拒绝的真实原因,因此大家普遍认为我古怪、神经质,或有某种方面的残疾。我!我一直理性而实际,几乎都有点过头。但这些限制磨砺了我的技巧,我能完成的那少许作品,虽然因为我疏离的生活方式而残缺不全,却质量上乘,结果引来了大批邀约。不过渐渐地,它们变得越来越少,最后干脆完全没有了——每个人都认为我一定会谢绝。所有那些错失的机会带给我一种不悦感,并进而变成了悲伤、沮丧和绝望。我的青春已然逝去,它已消逝在一片永恒的暮色中,一无所留。我的天赋和人生计划曾有着美好前景,而现在换来的只是一无所有;我感到无依无靠。就这样,在一种非现实的气氛中,日复一日地接触那种悲惨和无可补救之物,给我的生活蒙上了一层夹杂着恐怖的不幸色彩。过了这么多年,那个秘密已变得无比确定,它将我与世界的其余部分割裂开来,其中甚至也包括我的希望。

但也不都是坏事。从来如此。当你的整个生活都受到影响时——比如我这种情况,因为那两个男人的存在腐蚀了一切——整体性本身就会做出某些补偿,以重建一种可持续的平衡。创造力总是会找到突破口,即使周围的环境合力要扼杀它。而我所处的环境并非完全只有负面影响。负面性,当然,也包含着其自身的负面性。与我不幸处境中的所有弊端相伴随的,是一种决定性的优势:唯有我知道那两个男人的存在,这世上唯有我知晓这一奇特现象。虽然有时对这种可疑的优势我也不太确定,总觉得有别人也知道他们。在我接手之前,一定也有人定期探访,给他们送吃的。是某个人将他们带到了一起,关进了那座房子。而再之前,他们有父母、祖父母,也许还有兄弟姐妹,一段童年,一段历史——不存在没有人的历史。然而,过了一年又一年,几十年过去了,我渐渐开始确信这个秘密是独属于我的,我是它唯一的守护者。我取代了他们的父亲、祖父,以及所有其他人。虽有怀疑,但我的特权毋庸置疑。

从那时起,我不禁开始考虑该如何利用自己所处的优势。并不是说我要借他人的不幸来谋利,我片刻也不曾那样想过。如果我把他们公开化,如果我把他们“卖掉”或拿去展览,我会内疚得活不下去。再说,我也不懂该怎么做。但希望能有点物质收益来补偿我被迫牺牲的一切,这似乎也谈不上不道德。

我本想给他们拍照或录像,但那显然不可能。我可不敢带着摄录机去那儿。那样我就必须解释,而我无法预料他们会做何反应。虽然他们从未对我,或对彼此有过攻击性的举动(除了他们那种傲慢的冷漠),但他们赤裸的身体似乎总怀有某种暴力倾向。巨型手足所显示的重负并未使他们的行动受限。他们动作敏捷。这有事实为证:极为偶尔地,当我进去发现他们其中之一不在房间的时候,那个不在的就会极快地、动作极为敏捷地从一扇侧门穿进来。有次在房间里,在那个我总会找到他们的房间里,他们几乎一动不动,虽然当时他们正陷入我之前描述过的那种圣维特斯之舞 。但他们的静止不动似乎更像一种舞蹈编排,而不是因重力法则而导致的受限。很可能,他们的巨手和巨脚配备有与其尺寸相对应的强健肌肉;它们不可能只是一堆累赘。而且他们身体的其余部位,正如我说过的,十分匀称,相应也必定异常强壮。我从未见过那般的力量展示;就像有关他们的许多其他事情一样,那是个谜,一个可能包含了一切的秘密空间。

我无法预测如果他们看见我拍照会有什么反应。他们也许会把自己关起来,因为他们想继续躲着,但他们的隔绝也可能是行动不便的结果,或者只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或许那只是由于惰性或拖延而造成的某种自我禁闭。说到底,有很多人从不出门,但并不是因为他们要隐藏什么,而仅仅是因为他们不喜欢出门,或者他们爱待在家里,或者有其他随便什么原因。那两个男人的情况很特殊,然而,恰恰是因为他们如此隔绝,他们是否意识到这很特殊还要打个问号。如果他们每个都只有对方作为正常的标准,那么一个男人会看看自己的巨手,再看看同伴正常大小的手,看看自己的脚,再看看另一个男人的巨脚……对他们来说,实在没办法知道究竟什么是正常的比例。他们要怎么判断?没错,他们还有我做参考,而我没有巨手也没有巨脚,但我可能只是第三类情况。多年前,当我发现他们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想隐藏自己。他们是为我才破例的吗?如果真是那样,为什么?为什么是我?或者其实他们并不介意被看见,没人看见他们的唯一原因是没人来过?也许他们只是出于需要或便利才接纳了我,或者不知怎么他们知道,我能为他们保守秘密。

总之,不管怎样,那些我没拍的照片不会用于揭露或公开他们的存在。虽然我被一股获得物质收益的欲望所驱使,但我的目标却与此不同。

那个目标,用一种粗略和现成的说法,就是“艺术性”。艺术,同样可以产生物质收益,而我想到的还不仅仅是钱;物质的范畴比那更为宽广。即使一件艺术作品的“收入”纯粹是精神上的,作品本身的实体也将持久而有效,而且能够改变我们的生活。

并不是说我有什么清晰可行的计划,但我感觉自己可以用他们提供的影像做出些富有原创性的东西。照片和录像已经不做考虑,剩下的可能性只有绘画。

显然,我并非一个艺术家,也没受过特别的训练。在视觉艺术上,我没有丝毫才华可言,如果不是被某种偶然机遇所引导——那两个男人要对此负责——我从未想过要冒险进入这一领域(或至少是靠近它的边缘)。因而,在我利用他们作为模特这点上,有一种诗意的公正。

所谓“偶然机遇”,我是指每日探访他们这一职责所强加到我生活上的各种状况。那两个男人进入我生活的时候,正值一切开始有了脱离常轨的可能。我已完成了自己在人文学科上的散漫研究,正打算来一次度假。而那,在某种方式上,正是他们所提供的。我不是说我完全扑在了照顾他们上面,而忽略了所有其他事情。也许一开始(最初的几年,也就是说)有点像那样,但随后我就设法将他们限制在我生存的很小一块区域,或许,部分原因也是为了保密。然而,那块区域虽小,却辐射到所有其他部分;那两个男人,他们从未远离我的思绪。怎么可能远离?那每日例行的职责,那无可避免的午后之约,日复一日从不间断,使他们始终都在我的脑海。这种探访对日常的扰乱,这种扰乱的奇异性,它那恶魔般,几乎超自然的特征,都让我无法全神贯注地从事其他工作。我已经说过,我在经济和专业上做出了多大牺牲。我还必须牺牲自己的注意力。在青年时代,我时而会梦想投入高深的研究,那想必能满足我的学术品味,但我也不得不放弃那个想法。随着时间的流逝,读完一整本书对我都变得越来越困难,更别说从事任何严肃而集中精力的研究。

我发现自己已经堕落到只读些杂志文章。但我该读什么杂志?我的人文研究让那些新闻和政治刊物无法满足我的胃口,但我又发现学术期刊的抽象令人疲惫不堪,虽然有阵子我读了不少流行的科学和历史杂志,但它们从未真正让我感兴趣。所以最终,最令我满意的知识营养来源,事实上几乎也是唯一的来源,被证明是艺术杂志。那最初只是一种打发时间的方式——是通过排除法而不是选择得来的——却渐渐成了一种需要。将微薄的预算安排一番后,我订了好几份杂志,并将自己的阅读定量化,以免没东西可读。在越过某个节点之后,我就不必担心了:因为那些杂志被我小心地保管在盒子里。很快,我的收藏就多达几千本,而那些过刊(它们无须二十年之久,一两年就够了)对我来说又成了新的——鉴于我阅读它们时那种涣散的精神状态。不过称之为阅读可能有点夸张;其实我只是在浏览。我会看看插图,读一读文章开头,或者跳过去看作者是怎么分析或阐释那些印在纸页上的作品,然后继续翻看……

这种同艺术的接触——虽然听上去似乎有点肤浅——逐渐影响了我的兴趣、我的品味,甚至我的人生观。事实上,在我给那两个男人送饭这个实际“工作”,和我对最极端形式上的所谓“当代艺术”的业余爱好之间,发展出了某种深层的联系。我要澄清一下,我所说的这些杂志不是面对考古或历史学家的;它们聚焦于当下的艺术潮流,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起,它就一直表现为某种对独特和原创性的永恒探索,一场无尽的攀升。从外部看,那可能就像一种无意义的怪异竞赛。然而当你走入游戏之中时,意义就会变得显而易见,并使其余的一切都受其操控。事实上,它就是个意义的游戏,没有了意义,它就什么都不是。艺术家可以展示他们选择的随便什么东西:一杯浮着几只死苍蝇的水,旧报纸,一台机器,一种发型,一颗钻石;或者他们也可以选择根本不展示任何东西,而是去追一辆汽车,或杀死一只鸡,或让一个房间空着。自由被推向了极限,并超越了极限。要批判或嘲笑这些艺术上的新发展很容易,容易得让那些批判和嘲笑都失去了力量,几乎显得毫无价值。那些当代艺术的敌人所表达的困惑与反对,缘于他们是以孤立的方式去看作品,而没有考虑到它背后的历史。有时翻看着其中某本新杂志,我自己也觉得颇为厌烦,看来看去照片上都是些瓦砾、轮椅、模糊不清的电视屏幕、乱糟糟的房间、面无表情的脸孔,或者经过防腐处理的动物。但读一读附在照片旁的文字,哪怕是零碎间断地瞥几眼,也会发现总还是有些洞见;当然有时会令人失望,不过经常(难道是我在愚弄自己?)那都会让我觉得有道理、机智,甚至动人。我有一批自己喜欢的艺术家,成员一直在不断增加。人类的创造力,至少在这一套前提下,是无穷尽的。

这个新体系中最吸引我的一点,也是让我免于被拒之门外的,是它在形态上的无限增生摒弃了对传统才能及其培养的需要,而那一直被视为艺术的基础。你再也无须是个天生的艺术家,或经历某种特殊的训练;大师与学徒、高手与低手的时代已经结束。谁都可以做;条件只有一个:必须是别人没想到的。年复一年,那些在艺坛涌现的新艺术家,他们不断产生的创意让我震惊不已。而且通常,几乎毫无例外,那些创意都极其简单;它们唯一的优点就是独创。它们引起的反应几乎千篇一律:为什么我没想到?

正是这种推理引导我将那两个男人,带着他们奇特的畸形,视为某种艺术创意。就是那种会让我惊讶(并有点懊悔)的创意:为什么我没想到?确实,如果靠我自己,我可能一千年也想不到。但现在它就在那儿:摆在我面前,除了我没有任何人知道。不过就实际而言,我也有可能会想到。在某种意义上,在所有层面的意义上,它都是那种典型的、我不停地在杂志上看到的“艺术品”——在双年展和文献展上备受瞩目,获得各种奖项,被各种文章评述。在某种意义上,同样,不管怎么说,我都有权那么做。是我策划了这个“创意”,也就是说,“我想到了这个点子”。不过的确,如果真是那样,如果我真要选择一个艺术创意,我会选别的东西。病态和怪诞的主题并不吸引我,虽然它们在艺术界很时髦。但我必须尽力做到最好,因为,除了这个计划,我根本想不出任何别的东西。

至少,想不出更好的东西。因为虽然怪诞主题不合我的口味,但我必须承认那个“创意”非常出色。两个男人,一个巨手,一个巨脚,对称,又不对称,令人费解:它们拥有作为艺术要具备的所有因素。没人会相信他们真的存在;他们太像是从某个迷恋当代艺术杂志的脑袋里创造出来的。至于怎样才能既保密而又不背叛托付给我的信任,我大可放心,因为将某物贴上艺术的商标后,就没人再会认为它是真实的。

但我该怎么做呢?媒介不成问题,我十分了解。媒介要做的就是将创意记录下来。在这些新的艺术形式里,记录和文献就是一切。我最初的摄影计划看起来似乎与我的艺术项目有所矛盾。但虽然那两个男人可能会以为我想将他们曝光,其他人却不会那样看。当今时代,在艺术界,多亏了那些盛行的数码编辑软件,摄影只是另一种记录虚构的媒介。撇开它被前卫实验艺术家广泛使用这点不说,摄影对我之所以是个理想手段,主要是因为我根本不必去修图(再说我也不会,鉴于我在技术上的无知),但所有人都会以为我修过图,而且还很擅长。

然而,正如我之前所说,我不得不放弃拍照的想法。于是只剩下一个最合适的替代手段:绘画。一系列的绘画,对开页,也许最后会成为本书,附有文字来分析或阐释——但不会太多,因为这一创意的价值就在于它的神秘、它的费解、它对所有各种暗示的开放性。它会是个开放的系列,但不会太厚,最多二十张画,足以展示出那两个男人的全部姿态即可,从每个角度,休憩或运动。我只给自己设定了一个限制:每幅画里两个男人都要出现;不能在某幅画里只有他们其中一个。这样就能将整个项目一体化,并构建出它谜一般的含意。

但问题是我不会画画。我从没学过画画。或者,如果说画画每个人天生就会(就算画得很差),我得说我从没真正坐下来去画过:我从没试过。这并非什么不可克服的障碍,因为绘画的质量不是关键;画画只是一种记录的手段,所以我要做的只是确保让观看者明白画的是两个裸体男人,大小和体形正常,除了其中一个男人有六十英寸高的巨脚,另一个则有着相对应的巨手。那不会有多难。那种场景简直就像是专门布置了用来画的。

“我要做的只是……”这种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一定的努力和某种程度的技巧是必需的。尤其是为了确保观看者能 真正地 明白。因为如果画得笨手笨脚——对于我这种情况很可能发生——那不成比例的巨肢看上去就可能像是另一种笨手笨脚,或是一种对毕加索的拙劣模仿。而且即使画得不错,还是有各种危险:例如,四肢的庞大看起来会像是某种透视效果。

但我想得太远了。当我开始考虑关于绘画的实际操作时,我注意到有个前提性的困难。我意识到用绘画取代摄影并不能让我走多远。不管怎样,你都必须要现场作画,而正如我不可能拍照,我也不可能掏出纸和铅笔去画那两个男人。就算我可以那么做,我也无意尝试。在模特缺场的情况下工作意味着要靠记忆作画,那就要求我将视觉细节都牢记心中,而我不具备那种能力。或者就算我具备,也是不自觉地,因为我从未试过要那样做。所以我开始尝试,没有采取任何防范,也不担心这种试验——虽然它从未超过计划阶段——会改变我与那两个男人的关系。我竭力将他们印在我的视网膜上:他们的线条,他们的形状,他们的体积。那是一种全新的观看方式:这些年来,这数十年来,它们所占去的我的大半个人生中,我从未像那样看着他们。区别在于现在我要让记忆发挥作用,期待着它的功效,试图让时间为我所用。以前我从未这样做过。我何必要费那个力,既然我明知自己第二天还会看到他们?而现在房间里我的存在、他们的存在,都被记忆所掌控,它表现为一种具有强烈生理性的,触手可及,几乎是肉欲的注意力:“我从未像那样看着他们。”我想把他们带走,而那种意图——虽然我始终没有清晰地意识到——让我不安,激起我黑暗的冲动,让我感到内疚。它没有产生我想要的效果。我那从未受过训练的视觉记忆,不会仅仅因为我的命令就可以运用自如。

还有些另外的操作方式。一幅没有模特的图画只能是漫画,涂鸦,图表。但我无须使用活的模特:人体素描是给学生用的,而我不是要学习去当个画家。平面艺术家使用的那些关节人偶有同样的问题:太教学化。最能满足我迫切和具体需求的是裸体男人的照片,或好的画作,我可以复制它们,或使用透明的复写纸(对我这样的新手,它简直是无价之宝)。我本可以在随便一本色情杂志上找到满意的样本;但自然我从来都没有勇气去报摊买一本,这不禁让我诅咒自己的怯懦,因为那本来是最理想的解决办法。还有一种可能性:那些有人体插图的绘画手册。我可以描出两个男人的轮廓,一个去掉手一个去掉脚,然后用复印机将原图放大五十倍,再把放大后的手和脚描下来。但如果我让复印中心的人放大裸体男人的图片,他们会怎么想?最好的办法是仔细描下手和脚,不要身体,然后拿去放大。

所有这些精巧复杂的筹划让我无所适从。如果我一开始就那样做,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但最初,在我计划凭记忆画他们的时候,我已经渐渐习惯了那种新的观看方式,那种内嵌着记忆的凝视,虽然我已经放弃了使用它的想法,但它却让我无法去复制或描摹相关的照片或图片,甚至都懒得去找。这两种方法之间有条巨大的鸿沟。用新方式去看那两个男人,我发觉身体的形态是如此无可比拟的生动,而绘画对其的简化又是何等彻底,它将其理性化了,将其变成了一种游戏。也许如果我有很长时间看不到他们,记忆就会自然而然地开始工作,并完成那一简化过程。但由于我每天都重新看见他们,记忆便依附于影像,被主观和客观的现实所充满;无可否认,这让记忆更丰富,然而那种无用的丰富只能让我瘫痪不动。我的艺术梦消散了,我一无所得。

我不知道那两个男人有没有注意到这些微妙的诡计。我偶尔会想象自己是猎手,而他们是我的战利品。但那只是短暂的幻想,很快就被一种更宽广更黑暗的事实所吞没——我们的关系将永恒不变。虽然那也不是什么真正的关系,至少不是我们通常所认为的那种人际关系。但这只会让它显得更亲密。我反复问自己,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我已经不再去想它会不会结束。

在写下以上这些文字的过程中,在试着重现我那流产的艺术冒险时,我意识到那个挫败只是某个更大失败的一部分。那不仅是指我没有做出我的书或画册;我根本没试过去画他们,甚至连那种随手的乱涂也没有,就像人们在打电话时常干的那样。不仅如此:我连在脑海里勾画他们也不曾有过。就仿佛那被划入了某种禁忌。对此,我并不觉得意外:这整件事仿佛都被置于了某种禁忌标志之下。“艺术”进入这个故事,更多是作为一种深层解释的方式,而非一个实际的项目。如其所是,那两个男人自身就是“艺术品”,他们抗拒被转化成任何媒介,除了他们存在其中的残酷现实。

如果说艺术曾经,仍然,是我一个没有实现的白日梦,或许它也起到了一点作用:它减轻了现实的沉重负担——那个现实每天都在等着我,等着我去面对那座房子里,那个房间里的场景。这并没有多难,因为那场景本身就带着某种非现实感。然而它还是属于现实,而且因为靠近极限而越加真实。如果能逃离这一切,我什么都愿付出。但我没什么东西可以付出,而且我怀疑那个极限会紧随我不放:是我自己混淆了分隔现实与非现实的界线。我无法逃离自身,我被自己钉上了十字架。

在我看来,迄今为止我做出的这些描述,根本无法完全表达我有多么绝望。我并不想补救;我的表达手段已经在孤独和秘密的摧残下虚弱不堪——它们现在被隔绝了。我甚至无法对自己表达清楚。当我出发走上那无比熟悉的道路后,来来回回,我只感觉到空虚,那种焦虑所特有的无声空虚,那种空虚感不是开放而是闭合的,将我永远地封闭在其中。最后我尽力完全不去思考(但不可能做到)。我情愿成为一台机器、一个机器人;在某种意义上,我成功了,至少是部分地。我无情地压抑着对时光流逝——那是最令我痛苦的事——的所有计算。但那种计算会自行发生——根据各种不同的参照点,而最方便的参照就是孩子们的年龄。在我有孩子之前,我就开始去探访那两个男人(到底是之前多久,我不愿细究),而现在我的孩子们都已经长大了,他们已经不再是孩子或青少年了,他们已经二十岁、三十岁……我可以从妻子脸上看到岁月的痕迹,而她无疑也会看到我的老去。我的家庭、那些我爱的人、那些我唯一可与之分享人生命运的人,总是与我彼此分离,过着各自的生活。我一直期待自己的孤独会走向结束,就像一个盲人梦想能看见世界,或一个瘫子渴望能再次行走。这些比喻并非无中生有。在某些方面——如果不是全部方面——我就像那些普通人一样,为了减轻弥漫的病痛或心理压力,便提醒自己,这把身子骨还算健康,而且我也很有钱,其他人情况或许更糟。的确,我可以看,可以走。每天我都要走到那两个男人住的房子,每天我都看到他们……那种盲人和瘫子所徒然希望的奇迹被赐予了我,但最后却化成了一个秘密。这一状态确实有某种奇迹般的感觉;但它是那种最糟的奇迹,那种只会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奇迹。

这就是重点所在:那个秘密的现实性。它那蔑视一切的持续性更甚于它的实质内容。那才是让我发觉如此受伤的地方,一种如此不公平的惩罚;那个秘密将一种真实存在赋予了这个世界上最不真实的特性:时间。那个秘密的内容,从另一方面说,倒没什么问题,因为与之接壤的是幻觉、文学、电影,以及“特效”,其中任何哪个都能为其提供某种阐释。我想通过“艺术”来寻求出路并不只是一种巧合,它的功能应该是用一层幻想来掩盖现实,并给我一种虚幻的假象,仿佛至少我可以重新掌握控制权。

但它行不通。它适得其反。现实顽固,而我的艺术白日梦与其形成的反差使它显得更为真实而残酷。我开始渴望另一种秘密:那种藏在脑海里,一旦被说出来就失效的秘密。而我的秘密是一种外在事实,正如袒露于世界中的各种事实,充满了固执的独立性。而且它还不是那种偶然出现的事实,那种在时空中一闪而过、无伤大雅的联结。为了我,而且只为了我,它取消了那种临时性——其余人类正是靠那来哄骗自己带着安详的微笑睡去。我必须每天去那个房间看那两个男人;我必须“相信自己的眼睛”,就像过去小说家们常说的那样(但那两个男人所表示的正好相反)。金色光线从巨大的窗户射进来,带着神秘的透明渐变,像一种油,让那两个男人的动作顺滑而沉默。他们身上有一种动物感;他们有那种野兽的姿态和冷漠。看上去他们似乎可以从内部摧毁这个世界,在原子层面上,只需待在那儿……但这都是些游离、破碎的想法,只有当我想到那两个男人时才会有。像他们这样的生灵,人类根本无从构想他们的感知。那便是我孤独的来源,同时或许也导致了他们那人性化的无人性。

我曾打算仔细观察他们的面孔,想找到某种表情,因为没人能永远保持在完美的空白状态。但那只是徒劳。他们的面孔一片漠然,毫无表情。那是两张光滑、平常的面孔,似乎在表情诞生之前就已存在,很男性化,但也带着些女人气或孩子气。这赋予了那两个男人一种古典的、倍加坚实的特征,让他们无可替代。他们是这个世界的一小部分、一个极小的部分,而且隐而不现,但那也是个中心,推动着高山大海,同时又始终仍是个肮脏的小细节、一个降临到我头上的可悲意外。

然而我甚至无法确定那 真的 降临了。除非被讲述出来,否则发生的就没有真正发生,而那两个男人不能被纳入任何可讲述的故事。我无法对任何人讲述它,不只是因为对保密的需要,或者我的羞愧。他们身上有某种空洞、某种闭塞感,让“被纳入故事的假设”变得不可能实现。这个故事不是他们的,而是我的,是有关我的失败和无助,有关某种暧昧怪诞之物的缓慢成长。最后,我那些谎言和悲惨诡计的蜘蛛网——那一串串脆弱的唾沫星子,靠它们我才暂时性地将这一刻连接到下一刻——凝固了,变得坚不可摧,坚硬如石。但即使岩石也会随时间而磨损。理性,或者逻辑,那盲目统治着世界万物的机械化逻辑,暗示着最终,在某个点上,让我得以解放的条件将会实现。那并不需要来一场大灾难或大革命,或者某种泰坦尼克式的巨大意志力:每日的累积便已足够。这意味着那随时可能实现,或许很快就会实现。或许它已经发生了,而我所要做的只是睁开眼睛去看。

但首先我必须知道我该去看什么。我根本不清楚那是些什么条件;我无从设想,虽然这并非那种不可克服的困难。再一次,一如往常,问题就在于“看”:那就是关键。但看并不只是把眼睛睁开那么简单。心理上的运作必不可少。思想必须在视觉的密林中开辟出一条道路……

然后有一天,我震惊地发现那两个男人的巨手和巨脚在缩小。一直以来我都太心不在焉或视而不见,以至于我没注意到它们已经恢复到几乎正常——或完全正常——的尺寸。我发觉这一想法奇异地令人迷惑。唯有时间能为发生的事提供证明,但确切地说,正是时间的行为抹去了事件的痕迹,或者说扰乱了它们,把它们打成了一个结。那并非不可能。所有的不可能都是以可能性为基础。毕竟,他们其中一个一直有着正常大小的脚,而另一个,一直是正常大小的手。这种交替,或者说分配,或者说不对称的对称性,可能便是我困惑的根源。他们身上有某种东西始终在抗拒被阐明:对我来说他们永远是分不开的一对。我前面提到过他们尽量避免被单独看见;所以我对他们的记忆或感知(我“想到”的他们)是双重的;但同时这一对伙伴之间的差别又大到了极点。我只能通过他们的差别来认出他们:一个是“巨脚的那个”;另一个,“巨手的那个”。那些四肢被放大到了如此骇人的程度,让任何其他的特征都显得无用或多余。所以,如果巨肢因素消失了,我还能分出哪个是哪个吗,或者,更确切地说,哪个曾经是哪个吗?这些年来,也许自从我第一次看见他们,或被他们的非同寻常所擒获(都是一回事),我就已经形成了一种下意识的印象,觉得他们是一个人。有两个分身的同一个人。第一印象,当然,是决定性的。那就是为什么我从未考虑过个性的问题。直到那个假定的时刻,在时间最遥远的地平线上,当两个男人的巨手和巨脚都缩小到正常尺寸时,也就是说,当他们两个都拥有同样大小的手和脚时,这个问题才会出现。在这一设想中,既存在某种可能性,同时也有某种不可能性。

通过在想象中把自己运送到那遥远的时间地平线,我便可以自问改变会怎样到来。在此类情况下,典型的问题是,它是会以那种渐进的、连续的、难以察觉的方式发生呢,还是通过从一个阶段到下一个阶段的飞跃来产生,或者干脆一下子突然出现?他们说习惯有一种遮蔽功能。大脑永远在设法节约能量,所以会删除或钝化日常生活中最经常重复的感知,略过它们,将其视为理所当然,以便更好地聚焦于新的东西,那些对于生存更重要的东西,而熟悉的环境特征则作为潜在威胁被排除在外。

这种错位的机智始终支配着我与那两个男人之间的关系,它让我无法将视线集中在他们巨大的手脚上——至少无法以一种明显的方式,但同时我也被那种很常见的抗拒感所抑制(就我而言,那种感觉尤其强烈,几乎成了一种禁忌),我不愿去细看任何丑陋、畸形或恐怖的东西,因为害怕那会变成一种痴迷,或者导致我怎么都无法忘记(当一切美好之物都被遗忘时)。也许这是一种远古迷信的残余。注意力要绕过不管什么“令人印象深刻”的东西。闭上眼睛显然既不礼貌,也不实际。于是剩下的只有一种选择:用眼角看。

这看似一种做作而反常的解决办法,但可以拿一个我们所有人(至少是所有男人)都很熟悉的日常状况来作为例证:比如,在一间密闭的健身房里,发现自己面对面地和一个裸体男人在一起。你不会盯着他的私处看,不是吗?但我要补充一句,我所说的只是一个例子,即一种表达我意思的修辞工具,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那种情况——那两个男人都赤身裸体,私处都暴露在外——是确定不变的。

大概正因为这些联想,让我怀疑那两个男人会不会穿上衣服出去工作,或者甚至各自与家人住在一起,而那座房子只是他们的秘密据点,他们每天下午过去,恰好及时把自己剥光,在那儿等着我到来。一种荒谬而不可能的幻想,但确实曾掠过我的脑海,一如其他的许多怪念头。那些幻想,我试图将其作为武器(但只是徒劳),去抵抗我人生的无望所造成的精神空虚。那已足以让我痛恨人类,将我变成一个厌世者——如果我现在还不是的话。在某些时刻,被困在我那不完全的眼角视野的怪圈中,我感到一种剧烈的恼怒,一种憋屈的、令人窒息的愤怒。他们为什么要奴役我?他们需要我什么?他们比我更年轻,更强壮,更坚定,也更自由。如果他们是真的残废了,那他们就应该能唤起人们的怜悯,我就有充分的理由去照顾他们。但你看他们——健壮,挺拔,骄傲——我对他们的感觉,与其说是怜悯,不如说是崇拜: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野蛮与恐怖之美。

2007年8月22日 j70xXDI5w/C6HzkMsOqDKaCYsDFrM0Ip/uDwjOuPSdnfwQo5tslCHplYbxAZxgq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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