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形式作用巨大;经历丰富是个“大便宜”)
歌德今天给我看了他两首极有意思的诗,两首总的倾向都高度伦理化,但一些母题却自然、真实得毫无保留,以致世人很可能习以为常地称其为不道德的诗。也正因此吧,他把它们密藏起来,不打算公之于众。
“倘若智慧和高度的教养能转变成公众共同的财富,”他说,“那当诗人就太美了;他什么时候都可以彻底真实,不必害怕说出最精彩的话。可事实上他经常不得不有所节制,有所考虑,他的作品会落到各式各样的人手里;他因此有理由顾忌,别因为太坦率引起多数好好先生的反感。还有,时间也是个古怪东西。它就像暴君似的喜怒无常,对同一个人的言语行为在不同时代会表现不同的脸色。古希腊人允许说的话,我们再说就不合适;莎士比亚强健的同时代的人感觉美妙的事物,1824年英国人就不再受得了,所以新近就感到有出版一种家庭版莎士比亚的需要。”
“还有形式也影响很多,”我补充说,“两首中的一首音调、格律都合乎古代规范,引起反感的可能小得多。一些母题本身诚然难以为人接受,但表现手法使整个作品变得如此大气如此高贵,让人仿佛在听一位雄健的古代诗人吟唱,我们也仿佛回到了希腊远古的英雄时代。另一首诗相反,音调、格律都是阿里俄斯托
的,就麻烦得多了。内容是一次现代历险,语言也现代,于是便无所遮掩地直通通地进入咱们的现实,一些大胆的细节便显得肆无忌惮多了。”
“你说得对,”歌德回答,“在不同的诗体格律里面,蕴藏着各种神秘而巨大的效果。比如我的《罗马哀歌》,如果有人将其改译成拜伦《唐·璜》式的音调和格律,那它的内容必定也跟着变得十分粗俗。”
这时送来了法国报纸。在昂顾勒姆公爵统率下完成的那场讨伐西班牙的战役,引起了歌德极大的关注。“对波旁王朝走的这步棋我不能不大加赞赏,”他说,“因为正是通过此役,他们才抓到军权,也赢得了王位。这下成功了。士兵们返国时怀着对自己国王的忠诚,因为他们从自己的胜利,也从人数众多的西班牙人的失败获得了一个信念:是效忠于一个人抑或听命于许多人,没有什么区别。军队赢回了旧日的光荣,证明了自身的价值,它即使没了拿破仑,照样能打胜仗。”
接下来歌德回顾了历史,谈了许多普鲁士军队在七年战争中的情况,说在腓特烈大帝的带领下这支军队所向无敌,因此变得骄纵自满起来,结果后来在许多大战役中吃了败仗。所有的细节他全历历在目,我称赞他记忆超凡,实在幸运。
“我占了一个大便宜,”他接着说,“能出生在这么个世界风云际会的时代,在我漫长的一生中重大事件层出不穷:先是七年战争,然后美国脱离英国独立,接着又来了法国革命,最后才是整个拿破仑时代直至这位英雄覆灭,以及随之发生的种种事变,我成了亲身经历这一切的历史见证。这样一来,我的观察结果和看法就可能与人完全两样;现在才出生的人只能通过书本了解那些重大事件,也就弄不明白它们是怎么回事。
“往后的一些年将发生什么,完全无法预言;只是我担心咱们不会很快获得安宁。世人生性可不谦虚知足:大人老爷不会放弃滥用强权,民众也不满足于勉强过得去的状态,静待逐渐改良。只有使人性变得完美,现实也才可能完美。而实际是将无休止地动荡摇晃,一部分人受苦受难,另一部分人安乐享受;自私和妒忌这两个恶魔将永远作祟,党派之争将没完没了。
“最明智的办法是人人各司其职,生来适合干什么、学习过什么就干什么,别去妨碍他人干自己的事。鞋匠就该守着他的楦头,农民就该扶着他的犁头,君主呢,就该懂得治理国家。要知道,治国也是一项需要学习的职业,任何不精于此道的人都不应妄自介入。”
随后歌德又谈起法国的报纸,说道:
“可以让自由派人士发言嘛,因为如果他们讲得有道理,别人就乐意听。但是保皇党手握重权,就不宜讲话,而必须行动。他们不妨调遣军队,砍人脑袋,让人上绞架,这都是他们的权力;可要是在公开发行的报纸上否定别人的意见,为自己的举措辩护,就有些失体统啦。除非读者全都是君主,否则掌权者还是别发议论为好。”
“至于我过去的所作所为,”歌德接着讲,“我总自认为是一个保皇派。让别人爱讲什么就讲什么吧,我呢,认为怎么好便怎么干。我了解自己事业的全貌,知道自己的目标所在。要是我独自犯了错误,能够重新将其挽回;可错误要是三个人和更多的人一块儿犯的,那改正就不可能了,因为人多不同的意见也多。”
“还有考虑什么永生?”歌德继续说,“那是贵人们尤其是那些无所事事的贵妇的事。一个想在今生就有所作为的人,他每天都得努力,都得奋斗,都得工作,就该让来世自己待在一边儿,在今世奋发有为。再者,那种对今世的幸福没多少指望的人,也适合琢磨永生问题;我愿打赌,善良的梯德格如果命好一点,他的思想也会更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