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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在一片蓝天下，身在皇宫里的光绪帝也是痛苦不堪。在亿万臣民看来，皇宫是国家的心脏，权力的象征，而在光绪帝看来，这里不过是一座面积巨大、装饰豪华的“监狱”，这里面什么都有：山珍海味，管够；美女佳人，随性；奇珍异宝，粪土；阿谀奉承，不绝于耳；高兴了，可以与臣民普天同庆；发怒了，一句话就可以把朝廷重臣的脑袋砍得满地滚西瓜……唯一没有的，就是自由。
23岁的大好年华，正是渴望建立功业的时候。《清史稿》评价道：光绪帝“亲政之时，春秋方富，抱大有为之志，欲张挞伐，以湔国耻。已而师徒挠败，割地输平，遂引新进小臣，锐意更张，为发奋自强之计……”
载湉登上皇帝宝座，纯属偶然。
同治十三年十月（1875年11月），同治帝就开始生病，病情时好时坏。十二月初四（1876年1月11日），同治帝夜宿慧妃宫，病情突然恶化，他急忙召来军机大臣李鸿藻。同治帝先问嘉顺皇后：“朕倘若有什么不测，应该先立嗣子。你对谁中意，可快快说出。”嘉顺皇后是户部尚书崇绮的女儿，当时已怀孕在身。她握着丈夫的手，沙哑着嗓子说：“国赖长君，我实在不愿意居太后之名，拥委裘之幼子，垂帘听政，而给社稷带来实祸。”同治帝点点头，说：“你懂得这个道理，我死后就可以闭目了。”然后，他对李鸿藻口授遗诏：“当令贝勒载澍入承大统。”载澍是康熙帝长子允裎的五世孙奕瞻之子，后来过继给道光皇帝的第九子孚郡王奕譓，继承了贝勒衔位。载澍与同治帝是一个辈分，已经成人。李鸿藻起草完遗诏，又给同治帝念了一遍，同治帝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像是完成了一桩大事，说：“就这样吧。你要好好保管，明天用玺。朕累了，你下去歇息吧。”
李鸿藻走出慧妃宫，只感到黑夜沉沉，冷风飕飕，身负千钧。据说，当轿子一抬到家门口，他急忙改变主意，命令轿夫脚不贴地，立即前往长春宫。见到慈禧太后，他浑身筛糠似的从袖笼里掏出遗诏。太后看了一遍，杏眼圆睁，“嚓、嚓”几下，把遗诏撕个粉碎，摔在地上，又在碎纸片上吐了几口唾沫，连跺几脚，才失声大哭：“这个不孝的逆子啊，竟算计到老娘的头上了！”然后，她口述懿旨，对同治帝停医断药，禁止任何人靠近。第二天晚上，同治帝口干舌燥，痰堵嗓子眼，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十二月初五酉时（1月12日17—19时），同治帝驾崩；戌时（19—21时），两宫太后在养心殿西暖阁，召见醇亲王奕譞、恭亲王奕䜣等王公大臣29人，商定谁来接续大统。为此，各位王爷、重臣发生了激烈争论。有的建议载澍，有的建议恭亲王之子载澄，有的建议由同治帝的下一辈溥伦（道光皇帝的长子隐志郡王奕纬的孙子，时年17岁）……慈禧听完以后，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道：“文宗无次子。今遭此变，若承嗣年长者实不愿，须幼者乃可教育，现在一语即定，永无更移！”
翁同龢、潘祖荫等汉大臣率先表示支持。就这样，一言定乾坤，醇亲王奕譞4岁的次子（长子夭折）载湉被慈禧扶上了皇位。奕譞与咸丰帝是亲兄弟，慈禧与奕譞福晋是亲姊妹。如选中溥字辈接班，慈禧就是太皇太后，没有理由再度垂帘听政；如选中年长者，就要举行亲政大典，慈禧也没有理由再干预朝政。慈禧执意叫载湉继承皇位，这是违背祖制的。选中载湉，谁都知道太后的真实用意，却无人敢站出来捅破这层窗户纸。岂料，奕譞听到自己的儿子要做皇帝的消息，不喜反悲，“惟碰头痛哭，昏迷在地，掖之不能起”
。
光绪帝从小就长得乖巧、伶俐，人见人爱。光绪二年四月二十一日（1876年5月14日），他虚岁才六岁，就开始上学。学校设在毓庆宫内，师傅为署侍郎、内阁学士翁同龢和侍郎夏同善。翁同龢与夏同善为同榜进士。翁同龢主要教光绪帝读书，夏同善教书法。还有御前大臣教满语、蒙古语和骑射。同年九月，孙家鼐为母亲守孝三年结束，回到北京，官复原职，仍在上书房行走，充武英殿提调。光绪四年，夏同善外放担任江苏学政，孙家鼐调到毓庆宫，担任光绪师傅。在随后的二十多年里，风云变幻，人事变迁，还有孙诒经、张家襄等先后出任光绪师傅，但一直陪伴他，并为光绪帝终生信赖、为其送终的师傅，唯有孙家鼐一人。
坐上金銮殿以后，虽然光绪帝名义上是一国之君，可是，他没有一天不是在“亲爸爸”的阴影下生活，无论是政事，还是自己的私事，一切都得看太后的眼色行事。
按照清朝祖宗大法，皇帝16岁时，就可以独断朝纲了。可是，慈禧迟迟不愿意交出权柄。光绪十二年六月十四日（1886年7月16日），载湉父亲、醇亲王奕譞和礼亲王世铎等投慈禧所好，联名上了一道奏折，“合词吁恳皇太后训政”。光绪十三年正月十五日（1887年2月7日），举行盛大的光绪帝“亲政大典”，实际上却是“太后训政”仪式。从此，清王朝进入了太后训政时期。光绪十五年正月二十六日（1889年2月26日），在慈禧的威逼利诱下，光绪帝娶了慈禧亲弟弟桂祥的女儿静芬，封为隆裕皇后；光绪十五年二月初三（3月4日），慈禧搬进颐和园，作出“即日归政”的姿态。表面上不再过问朝政，实际上，却通过光绪帝“至颐和园请安”来继续掌控政权。当年，交通不便，皇宫距离颐和园十五公里，乘坐轿子单趟就得三四个小时。光绪帝隔三差五地要去颐和园请安，从四月下旬到七月下旬，就去颐和园请安十次，旅途的疲劳与内心的无奈，那是可想而知的。怎么才能证明自己具有独断朝纲的能力呢？光绪帝在焦急地等待时机。
光绪十七年（1891年），在检阅北洋海军后，李鸿章颇为自得地向朝廷奏报：“综核海军战备，尚能日新月异……但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光绪二十年（1894年），李鸿章再次检阅北洋海军，并奏报：北洋海军“技艺纯熟，行阵整齐”“台坞等工，一律坚固”。朝野上下，无不为大清海军名列亚洲第一、世界第七而沾沾自喜，一时间，对李鸿章及其北洋海军好评如潮，对洋务运动的成功褒奖有加。就在举国上下沉浸在“同光之治”的喜悦氛围中时，朝鲜半岛烽火连天，东学党起义声势浩大，朝鲜政府军屡战屡败，朝鲜王室岌岌可危。当时，朝鲜是大清的藩属国，情急之下，朝鲜政府向清政府提出了派兵助剿的请求，清政府也是当仁不让，爽快答应。岂料，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正在崛起的日本从朝鲜半岛升腾的硝烟中，看到了振兴大和民族的千载良机。于是，朝鲜内战很快就演变成为中日决斗。
战与和，在中国对外战争史上，从来都不是军事问题，也不是实力问题，而是“政治”问题。胜败如何，对这些恋权如命者来说无所谓，他们信奉的是“宁赠外臣、不与家奴”，一切都以保证自己“内战内行”、拥有实权为准绳。所以，中日外战未打，朝廷内耗蜂起。以翁同龢、李鸿藻、文廷式、志锐、汪鸣銮、长麟、张謇等为代表的帝党坚决主战，并希望通过中日一战杀鸡儆猴，捍卫大清在朝鲜的既得利益，给西方列强一个严厉警告，从而提升光绪帝的权威，扩大其政治声望，以早日摆脱太后的控制。以世界第七之中国海军，与世界十一之日本海军放手一搏，岂不是大人打小孩，胜败似乎毫无悬念。光绪帝也认为“海军成绩既大有可观，当日人之挑衅，何至不能一战而徒留为陈设品”。刚开始，慈禧也支持主战派，并表示“不可借洋债、不可示弱”，用自身国力战胜日本，以扬国威。“举朝言战”，全国形成了浓厚的迎战气氛。
可是，时隔不久，老谋深算的慈禧便察觉到帝党的“醉翁之意不在酒”，于是，她的态度急转直下，不仅不支持抗日，而且釜底抽薪，以庆贺六十大寿的名义，挤占挪用大笔备战军费。以李鸿章、孙毓文、徐用仪等为代表的后党见风使舵，千方百计地附和“老佛爷”，以挫败帝党的政治企图。身为帝党的孙家鼐深知后党的险恶用心，又了解北洋海军徒有其表的实力，因此，他坚决反对为虚名而惹实祸，“独力言衅不可开”
。遗憾的是，这一建议却没有被光绪帝采纳。
果然，大炮一响，北洋主帅李鸿章首鼠两端，“阳作备战，阴实求和”，表面上按照光绪帝的圣旨排兵布阵，实际上却看着太后的眼色行事，消极避战以保持自己的实力……
光绪二十年六月二十六日（1894年7月28日），中日陆军首战朝鲜成欢，清朝劲旅便溃不成军，落荒而逃。
八月十八日，中日海军在辽宁庄河王家岛黑白石黄海海域决战，北洋海军损兵折舰，元气大伤。
十月九日，大连湾失守，旅顺总办龚照屿以搬取救兵为名乘上鱼雷艇，逃亡烟台。
十月二十四日，花了十年时间，耗费一亿两白银建造的旅顺海军基地被日军占领……
光绪帝怒不可遏，接连降旨，将李鸿章“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以示薄惩”。但毫无收效，甲午一战使洋务运动的重要成果——北洋海军全军覆灭，“同光之治”转瞬间变成中华之耻。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春，李鸿章狼狈不堪地前往日本，代表清政府签署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同意割让台湾及辽东等地，赔款二亿两白银。消息传回国内，朝野震惊，人们像马蜂炸窝般的吵吵嚷嚷，大小臣工“章疏条陈，流涕谏阻。市肆行人，聚谈偶语，……皆裂眦切齿”。谭嗣同悲愤地写下“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正在京师参加科举会试的18省1200名爱国举人，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组织、率领下“公车上书”，提出了“拒和、迁都、变法”的三大主张，并决定四月九日（5月3日）集体前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相当于清政府的外交部。简称总署，下同）请愿。
可是，就在爱国举子动身的前一天，康有为得知自己已被录为进士，并即将发榜。为了不引火烧身，丢掉得之不易的功名，康有为以“条约已签”为由，取消了“公车上书”计划。两个月后，他却利用当年通信、交通不发达，信息闭塞等国情，在上海出版《公车上书记》
，煞有介事地把没有施行的“公车上书”当作事实加以鼓吹，将自己打扮成“公车上书”的领袖，以捞取政治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