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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心事本拿云，
南望樵山日又曛。
卖畚何惭王景略？
画齑故是范希文！
这首题为《苏村卧病写怀》的七绝，是康有为出山之前的作品。当时，康有为虽然一身是病，一文不名，但仍然以改革家王猛（字景略）、范仲淹（字希文）自喻，希望能为破除积习、拯救民族、振兴中华贡献才智。
广东，是大清与西方接触最早、贸易最多的地区。在中国近代史上，这一地区出现了发誓要用暴力革命推翻封建专制政府的孙中山，又出现了希望通过变法形式实现政治改良的康有为，都应了那句老话：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就是说，开风气之先的地方，必诞生开风气之人。
◎康有为
康有为（1858—1927），广东南海人，原名祖诒，后来改名有为，字广厦，号长素。康有为兄弟二人，弟弟康广仁。太平天国时期，其父康达初曾随同康有为的叔祖父康国器转战闽粤，与太平军血战，因为军功而升为江西知县。同治八年（1869年），康达初病逝。从此，一家生计，全靠母亲辛苦操劳。叔祖父康国器被左宗棠誉为“入粤战功第一”，官至护理广西巡抚。康国器不仅凶悍善战，而且很有变革思想和战略眼光。光绪初年，他就清醒地意识到武举的弊端，曾写信向左宗棠建议：“八旗不出不习，是坐生疲软也；考试不变枪炮，是习非所用也，诚宜变之。”其思想对康有为有耳熏目染之功。
康有为天资聪慧，好学上进，他曾发誓在30岁之前读完所有圣贤书。为此，康有为每天早晨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拿锥子用力扎进书里，被扎的书页往往深达一指，这就是他当天要完成的读书任务。少年时代，老师为检查学生的志向，曾出一上联：“柳成絮”，话音刚落，康有为就答出下联：“鱼化龙”，让老师大为惊叹：“孺子可教也。”那个时候，康有为性格内向，不苟言笑，张口闭口都是“圣人如何如何”，因而，同学们送了他一个外号——“圣人为”。
19岁那年，康有为拜岭南名师朱次琦为师。朱次琦辞官归乡，在礼山草堂教书，其倡导的“通经致用”思想，对康有为影响深刻。20岁，康有为就树立了“以一身为必能有立，以天下为必可为”的雄心壮志，并对皓首穷经的学习方式产生质疑。光绪四年（1878年），“秋冬时，四库要书大义，略知其概，以日埋故纸堆中，汨其灵明，渐厌之。日有新思，思考据家著书满家，如戴东原，究复何用？”于是，他“绝学捐书，闭户谢友朋，静坐养心”“忽见天地万物皆我一体，大放光明，自以为圣人，则欣喜而笑；忽思苍生困苦，则闷然而哭……”由于喜怒无常，大家都认为他患了精神病。同年冬天，他毅然辞别朱次琦，到南海县白云洞研修佛、道，“常夜坐弥月不睡，恣意游思，天上人间，极苦极乐……”
一个偶然的机会，翰林院编修张鼎华到白云洞游玩，与其秉烛夜谈，康有为茅塞顿开，于是决意“舍弃考据帖括之学，专意养心，既念民生艰难，天与我聪明才力拯救之，乃哀物悼世，以经营天下为志”，开始钻研西学，阅读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环志略》等图书和西方传教士李提摩太编写的《万国公报》等报刊，并借游览香港、上海的机会，考察、访学，通过认真思考，最终得出了“西人治国有法度”的结论。
光绪十四年（1888年）五月，北京、奉天（今沈阳市）发生大地震；八月，奉天遭遇百年一遇的大洪灾。奉天是满清的龙兴之地，从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角度，龙兴之地接连发生地震、水灾，是上天对朝廷暴政的不满和惩罚。当时，康有为再次到北京参加顺天府乡试，住在南海会馆里。他无心乡试，却热衷于鼓吹变法思想。他认为，自马尾海战惨败以来，“方今外夷交迫，自琉球灭，安南失，缅甸亡，羽翼尽翦，将及腹心。比者，日谋高丽，而伺吉林于东；英启藏卫，而窥川滇于西；俄筑铁路于北，而迫盛京；法煽乱民于南，以取滇越；乱匪遍江楚河陇间，将乱于内”“内外之势蹙急至此，何啻之危也。而我事无大小，无一能举，上下相望，拱手空谈。上则土木之工大起，下则赏花之晏盛开，绝无怵惕震厉之心。大厦将倾，而酣窝安处，若罔闻之，真所谓安其危而利其灾者”，面对“将帅则乌云瘴气，几榻烟霞；谋臣则巧语花言，一群鹦鹉”的腐败政局，康有为忧心忡忡，“终日怀刺，汲汲奔走若狂”。他拜访了工部尚书、军机大臣潘祖荫，潘祖荫却馈赠他路费，劝他早日回家，否则是劳而无功；他给理学大师徐桐送去信件，徐桐不但将信原封不动地扔出大门外，而且大骂康有为是大胆狂生；他与曾纪泽面谈，由于地位悬殊，存在代沟，不被曾纪泽理会；他给翁同龢送去一封书信，请求见上一面，翁同龢予以拒绝……
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康有为仍然没有灰心丧气。他希望借助老乡关系，实现自己的梦想。他抛开颜面，首先找到了许应骙。1891年至1897年，他在广州创办万木草堂，开课授徒，培养变法骨干。当时，许应骙（字筠庵，番禺人。道光进士。鲁迅夫人许广平的叔祖父）在广州担任地方官。按照《大清律》规定，布衣私立行会，超过200人的，政府要严加管制，以防止滋生事端，破坏社会安定。而康有为开办的万木草堂，弟子已超过政府规定人数，成为重点管理对象。许应骙在给皇上的“明白回奏”中回忆说：“臣恐其滋事，复为禁止，此臣修怨于康有为之所由来也。”后来，许应骙升为京官，康有为也改变心思，希望考取功名。对于康有为的求见，许应骙未加理睬；康有为又投奔广东老乡李广田，同样受到冷遇。于是，康有为对李广田、许应骙恨之入骨。
同年九月，康有为再次名落孙山，但是他并不在意个人的功名，而是时刻担忧国家的命运。经过深思熟虑，他提笔撰写了《为国势危蹙祖陵奇变请下诏罪己及时图变折》（即著名的《上清帝第一书》），明确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三大举措，唱响了时代最强音。可是，此事无人帮助转奏，只是在民间产生了一定影响。
光绪二十一年二月（1895年2月），康有为带着自己的得意门生梁启超、梁小山、麦孟华等人前往北京，参加会试。三月中旬，《马关条约》草案从日本传回，朝野震惊。四月四日（4月28日），康有为满怀悲愤，在三条胡同金顶庙（位于今东华门外韶九胡同）里，他用一天两宿时间，赶写出长达1.8万字的《上清帝第二书》，提出了四条政纲：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大家约定，在四月十日（5月4日）这一天，联合18省举子（俗称公车）到都察院上书。
面对公车上书和全国反对的民意，清廷在是否批准《马关条约》问题上，展开了激烈斗争。翁同龢坚决反对屈辱求和，要求皇上废约迁都，与日寇再战；以孙毓汶为代表的主和派秉承慈禧太后旨意，认为“战万无把握，而和确有把握”。四月八日（5月2日），恭亲王、庆亲王、孙毓汶等在慈禧的授意下，晋见光绪帝，要求他批准条约。光绪帝面容苍白，两眼血红，唉声叹气地在太和殿内来来回回走了一个小时，最后不得不仰天长叹：“罢了！罢了！”在《马关条约》上盖了玉玺。签约后，迫于民愤，孙毓汶受到弹劾，被朝廷以其身体有病为由免职。而恭亲王、庆亲王却平安无事。孙毓汶后悔做了替罪羊，从此茶饭不思，最终抑郁成疾。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孙毓汶病死在北京寓所内。
因为《马关条约》已经签订，回天无力，再加上康有为提前得知自己已金榜题名，他担心领着举子上书，一旦朝廷怪罪下来，“死鸭子”也会飞走。于是，借梯子下楼，上书被取消，但“公车上书”的影响却很深远。同年五月六日（5月29日），康有为以新科进士身份，将《上清帝第二书》修改成《上清帝第三书》，递交都察院；五月十一日（6月3日），被代递军机处，由翁同龢亲自转呈光绪帝御览，引起皇上注意。不久，光绪帝颁布了举人才诏书，要求各部院堂官及各直省将军、督抚等“于平日真知灼见，器识宏通，才识卓越，究心时务，体用兼备者，胪列事实，专折保奏”。康有为敏锐地看到了变法图强的曙光。
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初八（6月30日），康有为在南海会馆完成《上清帝第四书》，提出两项切实可行的变法主张：立科以励智学，设议院以通下情。与前三次上清帝相比，这次所表达的变法思想最为系统深刻，也最简便易行。他将《上清帝第四书》送到都察院，但都察院不接，理由是他考取进士后，刚被朝廷任命为工部主事，上书应符合“游戏规则”，由工部转呈。康有为面见工部尚书孙家鼐，孙家鼐看完《上清帝第四书》，十分赞赏，并表示愿意代奏。按照规定，一个部内有六名堂官（尚书、左侍郎、右侍郎，满族、汉族各一人），六堂官都画押才能上报皇帝，可是，右侍郎李文田对康有为很有成见，坚决反对。素来与人为善的孙家鼐非常生气，对李文田加以训斥，可李文田就是赌气顶着不画押。无奈之下，康有为与梁启超、麦孟华联合署名，再投都察院，都察院仍然不接；经友人指点，改投督办处，却受到督办大臣荣禄的阻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