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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从光绪帝登基到驾崩的34年间，他一直是在慈禧太后的淫威下做着傀儡皇帝。即使是在戊戌变法期间，慈禧给予他的仅仅是“事权”，而国家权力中的核心部分兵权、人事权和治国理政决策权，仍牢牢地掌握在太后的手中。1898年9月21日，慈禧易如反掌地收回了光绪帝的事权，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运动就此夭折。
戊戌事变断送了戊戌变法，也使中国再一次失去改革崛起、复兴中华的良机。那么，戊戌事变是怎么引发的呢？
过去，史学家们在探寻戊戌政变的导火索时，曾提出“杨崇伊上奏”“伊藤博文访华”“袁世凯告密”等多种解释。我认为，如果是八月初三（1898年9月18日）“杨崇伊上奏”引发了戊戌事变，那么，慈禧在八月初四回到宫中，就应立即收回事权，而不必等到八月初六才原形毕露。如果是“伊藤博文访华”引发的，那么，慈禧在八月初四突然回宫，不必公布初六返回颐和园的计划，而应在初五上午光绪帝接见伊藤博文之后，就应该干脆利落地收回事权；如果是慈禧担心取消皇上接见伊藤博文的计划会引起日本抗议而产生外交纠纷，那么，按照计划，初八日，皇上还要接见英国传教士、广学会总干事李提摩太，无论是当时英国的实力，还是李提摩太在中国政界的影响力，都是前者所无法比拟的，慈禧为何不怕取消皇上接见李提摩太的计划而引起英国政府的抗议呢？
不少人认为，八月初四，慈禧发布初六返回颐和园的计划，是一个迷惑光绪的阴谋。我觉得，在没有确切史料证明的情况下，动不动就用“阴谋说”来解释历史谜团，是难以服人的。
解铃还须系铃人。戊戌事变在八月初六爆发，应该与慈禧太后此前的行为举止，特别是她当天的活动有直接关系。
1895年5月，“公车上书”的消息传出后，一向热衷于中国变法的“鬼子大人”李提摩太匆匆赶到北京，并在北京滞留了很长一段时间。10月12日，李提摩太拜访翁同龢，提出七项改革措施：皇帝应聘用两位外国顾问（据李提摩太私人信件中查证，一名是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另一名虽未写明，明眼人一看即知是李提摩太本人）；成立学部，开办新式学堂和大学堂等。“此项建议后来由翁同龢奏报皇帝御览，得到了皇帝的批准。”
由于慈禧太后说不，未能施行。5天后，康有为初次拜访李提摩太，并应邀指派得意门生梁启超担任李提摩太的临时秘书，李提摩太支持并参加了强学会。从此，康、李联系更加密切。
1898年9月（光绪二十四年七月），戊戌变法进入关键时刻，“清帝光绪锐行新政，康有为骤获显要，以帝师自居”
，他一方面向光绪建议聘请李提摩太、伊藤博文为外国顾问；另一方面，他给在上海的李提摩太写信，“要他火速进京商议对策。……李提摩太深知维新派人士的良苦用心，为挽救变法的危局，他再度北上。”
“夏天时，康有为曾经向我咨询改革的方式方法问题，并建议说，伊藤博文已经使日本变成了一个强盛的国家，对中国政府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请伊藤博文担任皇帝的顾问。过了没多久，康有为邀请我进京，担任皇帝的另一位顾问。乘坐同一艘轮船的旅客中，有两位很有意思的人物。一位是袁昶；另一位叫容闳。”
李提摩太的中文秘书程淯也有记载证实：“景皇帝（光绪）欲开懋勤殿，聘李君为顾问大臣。戊戌七月二十四日，李君与余（自沪）航海北行，月杪至京。寓英公使署。适英使避暑外出。翌晨乃迁至米市施医院。”
9月11日，伊藤博文经朝鲜来到天津。“自御史李岳瑞、洪汝冲等上书请用客卿，朝臣斥为汉奸将引外人从中取事。及至伊藤到津，皆云系康有为勾引而来，将入军机。王公卿相士庶皆言之凿凿，竟有陛见之督抚大员，曾谓军机章京曰‘公等好事新堂官也’。……伊藤在津日，又值皇上电询，可否在津多留数日？伊藤答以两礼拜。守旧者皆惶悚不安。”
12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在北洋医院宴请伊藤博文，袁世凯、聂世成作陪。荣禄对伊藤博文将被皇上聘为顾问大臣的传闻非常惊慌，宴请时，他“神色惨沮不欢，未遑终席，借事辞去”
。14日，伊藤博文应光绪之邀入京；同期，李提摩太也“碰巧”到达北京，“和伊藤博文侯爵住在同一所旅馆里，并同他的首席秘书津田先生进行了长谈。”
16日（八月初一），康有为等人与伊藤博文谈话，内容全是变法之事，伊藤博文答应，愿尽力帮助，促变法成功。
18日（八月初三）下午，康有为拜访了李提摩太，告诉他“明日将南下”“奉谕旨办上海官报”
，光绪决定聘伊藤博文、李提摩太做变法顾问官，预定9月20日（八月初五）接见，正式任命。随后，伊藤博文就接到了总署的正式通知。
19日（八月初四），光绪帝召见孙家鼐。然后，吏部尚书、管学大臣、协办大学士孙家鼐当面通知李提摩太，皇上将在9月23日（八月初八）接见他。
伊藤博文和李提摩太同时到达北京，引起朝野极大震动。慈禧对此是什么态度，没有直接的史料记载。但是，通过光绪帝的异常反应，可以看出，“帝后矛盾”在这一时段骤然尖锐。
9月16日（八月初一），光绪即赐密诏给杨锐：“即如（七）十九日之硃谕（指罢免礼部六堂官之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留之，此近来之实在为难之情形也。……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使旧法可以渐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等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侯朕熟思审处，再行办理，朕实不胜紧急翘盼之至。”光绪帝已预感到“位不能保”。老成持重的杨锐鉴于康有为的负面作用越来越大，就向皇上直接建议“康不得去，祸不得息也”。
次日（八月初二），经过深思熟虑，光绪帝采纳这一建议，特别下了一道明诏：
工部主事康有为前命其督办官报局，此时闻尚未出京，实堪诧异！朕深念时艰，思得通达时务之人，与商治法，闻康有为素日讲求，是以召见一次。令其督办官报，诚以报馆为开民智之本，职任不为不重，现在筹有的款，着康有为迅速前往上海开办，毋得迁延观望！
按照清朝惯例，没有重大急迫的政事不明降谕旨，一般事务都是军机大臣传旨。这道明诏，表面上是严令康有为“迅速前往上海”，实质上是光绪向慈禧交底：“闻康有为素日讲求，是以召见一次。”言外之意，是说自己与康有为并无深交。由此推测，康党屡次建议开“懋勤殿”，已经让慈禧感到其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于让光绪自建顾问班底抢班夺权；康党更进一步，又把伊藤博文和李提摩太引进北京担任顾问大臣，以洋人势力相威慑，更让慈禧暴跳如雷。因此，初二这一天，她一方面要拿康有为开刀（光绪做出让步，发布明诏，催促他早日离京，做出姿态给太后等顽固派看，说明光绪是个有谋略之君）；另一方面，决定从次日（八月初三）开始，从光绪手里收回变法等重大问题事权，只给光绪留下一般政务的处置权。
查戊戌年八月《上谕档》，可知：
初二：本日孙家鼐遵议学堂中额折，奉交片谕旨，著孙家鼐会商礼部办理；阔普通武奏保举人才折，奉明发谕旨一道……等折、片、呈共二十一件，恭呈慈览。又本日内阁代递曹广权等条陈，现拟议办法，均俟分别办理后，再行陆续恭呈慈览。
初三：本日陈兆文奏保人才片，奉明发谕旨一道。闵荷生奏请将会馆改学堂片、耿道冲奏请设保险公司折，又二十七日胡元泰请清教案呈、宋汝淮条陈矿务河工呈，还签拟办法，恭呈慈览，俟发下后再行办理。……都察院代递柽格等折呈，俟拟定办法，再行签呈慈览。谨将陈兆文等各原折、片、呈，并昨日因行抄录未及呈递之孙家鼐、阔普通武……各原折、片、呈，恭呈慈览。
比较八月初二、初三《上谕档》，可以看出：八月初二，光绪帝拥有全部事权。初三日，光绪帝离开颐和园回宫，其事权已被部分剥夺：一般性的政务，皇上“明发谕旨一道”，独立行使；事关变法、教案等重要政务如“胡元泰请清教案呈、宋汝淮条陈矿务河工呈”等，“俟拟定办法，再行签呈慈览”，也就是等拿出具体方案，经慈禧太后批准才能施行。
据《内务府来文·外交》八月初三记载：“准军机处知会，本月初五日皇上御勤政殿，接见日本侯爵伊藤博文……”
虽然初二日太后与光绪发生过激烈争执，并收回皇上手中的大部分事权，可是，她仍然同意光绪于初五日接见伊藤博文。这充分说明，她还在继续考察光绪帝，尚未下定再次训政的决心。
八月初三下午2时许，光绪帝按计划离开颐和园，返回紫禁城。
次日早朝，他婉转地透露了自己丧失大部分事权的信息，他“谓枢臣曰：‘朕不自惜，死生听天，汝等肯激发天良，顾全祖宗基业，保全新政，朕死无憾。’”
可是，祸不单行。八月初三，“御史杨崇伊、庞鸿书揣知太后意，潜谋之庆亲生奕劻，密疏告变，请太后再临朝，袖疏付奕劻，转达颐和园”
。杨崇伊别有用心地写道：
风闻东洋故相依藤博文即日到京，将专政柄。臣虽得自传闻，然近来传闻之言，其应如响。依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
在送达时，奕劻还提醒太后：“伊藤博文已定于初五日觐见。俟见，中国事机一泄，恐不复为太后有矣。”
听到这句话，自信心过人的慈禧不禁一愣，她突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据茅海建考证，慈禧经过反复琢磨，当天晚上八点半至九点钟之间，她才临时做出决定：次日也就是八月初四离开颐和园，回皇宫一探究竟。
据内务府《杂录档》（颐和园）载：“八月初三日，总管宋进禄等为本月初四日圣母皇太后还西苑……于是日寅初在东宫门外预备。……于八月初六日还颐和园。所传引导、跟随车辆于是日寅初在福华门外预备。”
“尽管所用的车马都在寅初，即凌晨3时分别在东宫门、新宫门准备完毕，但她回到西苑却已很晚。《清代起居注册》称，光绪帝于‘申刻’（下午3至5时）在瀛秀园门外跪接慈禧太后。”
“午刻，奉皇太后幸乐寿堂侍晚膳毕，驾还养心殿。”由此可见，慈禧初三夜里回宫的决定做得很突然。
但是，她往回走的时候，心中并不着急，她对控制光绪胸有成竹。而且，直到此时，慈禧仍在犹豫之中。贪图享乐的慈禧怎么会轻易地放弃“太上皇”的地位，而再次走到事务缠身的政治前台？
初四晚上，慈禧住在西苑仪銮殿（辛亥革命后，此处更名为怀仁堂）。《起居注》记载：“八月初四日，乙酉，卯刻（下午5至7时），上诣瀛秀园门前跪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祟熙皇太后还仪銮殿。诣议蛮殿皇太后前请安。驾还养心殿。”
八月初五“午初一刻（约午前11时10分），皇上御勤政殿接见日本侯爵前总理大臣伊藤博文、议政院议员大罔育造、随员头本元员、森泰次郎、时罔茂宏、署理公使林权助、天津领事官郑永昌、翻译官郑永邦。”
接见完全是礼节性的，在15分钟内，伊藤有颂词，光绪帝对着由总署代拟、经慈禧审定的《答词》照本宣科，根本就没涉及聘请顾问等实质性内容。“觐毕，赐宴。”
有关慈禧太后躲在帘后监视的记载，显然有些低估了慈禧的政治自信和办事手腕。
当天，军机处《知会簿》记载：“皇上明日卯初二刻升中和殿看祝版，毕，还海（指西苑）。办公事后至瀛秀园门跪送皇太后，毕，还宫（回养心殿）。满头班全知会。”这说明，至此，一切正常，慈禧还计划初六日返回颐和园。
但是，八月初六，光绪帝“驾还涵元殿”，慈禧却以他的名义发布谕旨宣布再次“训政”，原因何在？经过研究，我认为慈禧突然发难，一举收回光绪的全部事权，很可能与袁昶谢恩时说了什么“隐情”有关。
袁昶（1846—1900），原名振蟾，字爽秋，浙江桐庐人。素以敢于直谏闻名政坛，庚子事变中，因为反对纵容义和团、与多国开战而成为被顽固派杀害的“五大臣”之一。
袁昶是光绪二年（1876年）进士，授户部主事。1883年，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光绪十八年（1892年），以员外郎出任安徽徽宁池太广道道台，任上5年，政绩称最。
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初一（1898年4月21日），在戊戌变法揭开帷幕之前，他就敏感地把握住政治动向，撰写一篇长达两万字的奏折，系统地提出练兵、理财、开矿、改官制、兴学校等变法建议。他分析列强觊觎神州的态势时，以为“俄日之祸纾而大”，德英诸国之祸“急而小”；“以目前物力兵力不能议战，要不可不议守”。因此，在外交策略上，应该选聘精通洋务的外交人才，尽力和西方列强修好以纾祸，对内则要整顿边防。在内政方面，他指出：“由宋、金、元、明以迄我朝，革命不革政，率以用文法太密而弱，误国毁名。欧墨俄倭因利乘便，皆以用文法疏阔而强……中国非亡于外夷而亡于名法耳！”他还举荐郑孝胥、陈三立、曾纪泽、薛福成等人参与变法。
袁昶的《条陈》经安徽巡抚邓华熙代奏，得到光绪帝赞赏，光绪在此奏折上亲书“戊戌条陈”，更让袁昶声名鹊起。同年8月7日，光绪谕令“着军机大臣会同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切实妥速议奏”。经研究，其中关于“请筹八旗生计”“清理屯田”于七月二十九日（9月14日）颁诏施行。
据《庚子事变中被杀五大臣研究》
统计，袁昶的建议（还结合了太仆少卿岑春煊等人的奏折）被光绪采纳的有7条之多，十分风光。但是，袁昶的变法措施推行后，也引起顽固派的强烈不满。如关于训练八旗人才，他的初衷是想解决满族人的生计问题，以减轻国家财政负担，但事实上却剥夺了满族人不劳而获的特权，当谕令“八旗人丁，如愿出京谋生计者，任其自由”，满族“大哗不已”
；关于裁汰冗员，如裁汰詹事府、漕运总督和湖北、广东、云南巡抚等措施，更让众多官员产生恐慌和怨恨心理。
而光绪帝却很欣赏袁昶的才华，四月（1898年5月），将他破格提拔，连升三级，从四品道员提拔为陕西按察使（从二品，未到任）；五月，改任江宁布政使。七月下旬，袁昶进京领职，正巧与从上海进京拟任“顾问大臣”的李提摩太搭乘同一艘轮船。袁昶在总署干过九年，旅途中，他与李提摩太交谈应是情理之事。李提摩太很可能有意无意地把康有为邀请他担任皇上顾问，以及康党拟将中国与英、美、日本“合邦”的密谋和盘托出。
9月20日（八月初五），内务府档案披露：
令侍卫内大臣为知照事。八月初五日由内奏事口传，奉旨：朕于明日办事毕，由勤政殿檐前乘轿出德昌门……至中和殿阅视祝版，毕，乘轿由后左门进乾清门，换轿至圣人前拈香，毕，乘轿出乾清门……还瀛台。更衣，用膳，召见，毕，诣皇太后前请安、侍膳，毕，还瀛台。卯初二刻伺候。
晚清的习俗，一天只吃两顿正餐。早餐一般是卯时（时至7时），晚餐是酉时（17时至19时）。正餐之外，还有酒膳和各种小吃。同日，《内务府来文》却发生了变化：“八月初五日，总管宋进禄等为前传本月初六日圣母皇太后还颐和园，今改为本月初十日还颐和园。”
《值宿档》也记载说：“由侍卫处询得初七日皇上办事后出西苑门……至社稷坛致祭，毕，仍由旧路还海。召见后，诣皇太后前请安、侍膳，毕，还瀛台。”
由此可知，其一，初五日晚些时候，光绪帝已经知道太后改变了初六返回颐和园的计划；其二，光绪并没有察觉到初六日慈禧要收回全部事权，所以，他正常安排了初六、初七的日程；其三，光绪是一个性情十分敏感的人，如果慈禧更改日程与剥夺他的全部事权有关，他不会没有感觉或反应，可见初六发生的戊戌事变是一个突发事件。
9月21日（八月初六），宫中《穿戴挡》做了这样的记载：
（皇上）卯初外请至中和殿看阅视祝版，毕，至圣人前拈香，毕，还勤政殿。朝珠、金龙褂、带挎下来，更换寻常，见大人（指军机大臣）毕，还涵元殿。
《起居注》记载：
卯刻，上诣中和殿阅视祝版，诣圣人前拈香，毕，诣仪銮殿慈禧太后前请安，驾还涵元殿。
军机处《早事》记载：“江宁藩司袁昶到京请安。……召见袁昶、徐寿朋、李征庸、冯汝骙、军机。”另据宫中《召见单》“外官”册记中，也写有“袁昶（江宁布政使），冯汝骙（四川顺庆府知府），李征庸（简放道）”
的名字。
上述史料，记载有详有略，大致可以看清楚光绪帝当天的行踪路线：卯初（早晨5时），他按照计划先到中和殿看阅视祝版
、拈香；到勤政殿分别召见军机大臣和袁昶、徐寿朋、李征庸、冯汝骙等人；到仪銮殿向慈禧太后请安；最后返回涵元殿。
可见，初六日，光绪帝按照先“办事”、后请安的计划，于上午在勤政殿召见袁昶等人，然后，晚饭前（光绪不情愿与太后在一起，所以，请安时间不会太早，估计在下午五六点钟之间）去仪銮殿请安。
由此，可以做出以下两个版本的“大胆推测”：
其一，当天下午早些时候，作为从二品新官，袁昶又按照“凡授任新职的二品以上大臣，须到皇太后面前谢恩”的规定，前往仪銮殿向太后谢恩。可以推测，慈禧的父亲惠征曾任徽宁池太广道员，慈禧也可能随父亲在安徽生活过一段时间，所以，在袁昶前来谢恩时，慈禧可能念及旧情，与他多聊几句。袁昶本来就反对“合邦”，所以，他很有可能顺便把从李提摩太那里听到的“隐情”说了出来。慈禧闻讯，岂能坐视不管？
对于洋人，慈禧的心情十分复杂，可以说，是既恨又怕，难以启齿。
1861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她在丈夫咸丰帝的率领下，落荒逃到承德避暑山庄，结果，咸丰帝死在那里，一夜之间，27岁的她就成为寡妇。
1894年，她60岁大寿，日本又挑起了甲午战争，割地赔款，闹得她很不开心。
现在，维新之目的是为了使中国由弱变强，不再受洋人的欺负和控制，结果却适得其反，与英、美、日本“合邦”，不就等于让与英、美、日本名正言顺、明目张胆地瓜分中国吗？
变法以来，光绪帝日益激进，一次次越过慈禧太后划定的“祖制”底线：罢免六堂官、任命军机四章京、动议剪辫易服、屡次提出重开懋勤殿、请洋鬼子做顾问……如今他又背着自己要与日、英、美“合邦”，借洋人的势力剥夺自己的权柄，这样的变法，慈禧岂能答应？
据黄鸿寿《清史记事本末》记：光绪帝阅毕出殿，即有侍卫、太监来，称奉太后命，将其引到太后处，太后责之曰：“汝之变法维新，本予所许，但不料汝昏昧糊涂，胆大妄为，一至于此。汝自五岁入宫，继立为帝，抚养成人，以至归政，予何负于汝？而汝无福承受大业，听人播弄，如木偶然。朝中亲贵重臣，无一爱戴汝者，皆请予训政，汉大臣中虽一、二阿顺汝者，予自有法治之。”
丁韪良则回忆说：“皇帝的九五之尊得自太后，此次犯错，便扑倒在母后脚下，承认错误，恳请母后‘示儿如何治国’。”
慈禧还指使手下，将勤政殿内的奏折全部收缴，送到仪銮殿仔细审查。果然，当天的奏折中，就有宋伯鲁请与日、美、英合邦及保荐康有为的上奏：
昨闻英国教士李提摩太来京，往见工部主事康有为，道其来意，……拟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今拟请皇上速简通达外务名震地球之重臣，如大学士李鸿章者，往见该教士李提摩太及日相伊藤博文，与之商酌办法。以工部主事康有为为参赞，必能转祸为福。
可以推论，在袁昶的“告发”被确认后，慈禧太后才下定了收回光绪全部事权的决心。
其二，也有史料说，初六日“均太后、皇上一同训话”。如果是这样，似乎也可以另行推测，在“太后、皇上一同训话”时，袁昶汇报了自己所掌握的“合邦”情报，当即点燃慈禧心中的怒火。
不管是上述哪一种情况，慈禧对于光绪和康有为背着自己与洋人“合邦”，都是不能容忍的。以袁昶的性格来看，他在关键时刻，也是能够仗义执言的。随后，在庚子事变中，作为太常寺卿（相当于外交部礼宾司长），他敢于在御前会议上，力言“拳术不可恃，外衅必不可开”，“杀公使，悖公法”，最后因言获罪，成为罹难的“五大臣”之一。
因此，初六日，慈禧太后才把庆王奕劻、端郡王载漪和军机大臣、御前大臣等叫到仪銮殿，对光绪进行了初次审讯，收回全部事权，并宣布八月八日在勤政殿举行“训政”仪式。
收回事权的当天，慈禧太后便开始对维新派进行报复。她在下达给刑部尚书兼步兵统领崇礼的懿旨中写道：“谕军机大臣等：工部候补主事康有为结党营私，莠言乱政，屡经被人参奏，著革职，并其弟康广仁（显然是因为哥哥康有为而受到株连），均交步兵军统领衙门拿交刑部，按律治罪。”
其中，“莠言乱政”与康有为奏请聘用洋顾问等激进主张密不可分。处罚宋伯鲁的懿旨写道：“御使宋伯鲁滥保匪人，平素声名恶劣，着即行革职，永不叙用。”
这与他奏请重用康有为以及建议中、英、日等“合邦”不无关系。
初七日，太后单独审讯皇上一次。初八日，皇上率百官恭贺训政。太后旨，命皇上拜于阶下。礼成，复于便殿召群臣质讯皇上。将所抄皇上书房中及康有为寓中奏章说帖等件，逐条审讯，以诸臣质之。内有杨锐、林旭述上意，催康迅速出京之函。太后大怒，问皇上，皇上不敢认，推杨锐之意。
如果袁昶在戊戌事变时没有特殊贡献，那么事变之后，康梁等人四处逃命，“六君子”血染菜市口，支持变法的徐致靖被永远监禁，李端棻、张荫桓被革职并流放新疆，甚至连地位低下的熊希龄、张元济等人都被查处……而“变法明星”袁昶不但没有受到慈禧的任何追究，而且还官运亨通，连他自己在诗中大发感慨，“一载三迁恩遇无”。
八月，袁昶调补直隶布政使。
不久，身为顽固派的徐用仪（1826—1900，字吉甫，号筱云，浙江海盐人）在光绪“二十四年，皇太后再训政，复直总署，乃密荐太常寺卿袁昶”
，并得到批准。10月2日（八月十七日），袁昶调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上行走。1899年3月（二十五年二月），袁昶补授光禄寺卿。后来，袁昶又被提拔为太常寺卿。
戊戌事变发生后，“慈禧太后重新训政，其政策取向还不是完全倒行逆施，除了捉拿康氏兄弟、将宋伯鲁革职外，并无其他停止新政的谕令”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又一突发事件发生了：
9月20日下午3点，从北京返回天津的袁世凯直奔北洋总督府，向荣禄交代了康梁“围园劫后”“囚后杀禄（荣禄）”等密谋。当天有别人在场，袁世凯的话只说了一半。21日上午，荣禄主动找袁世凯，详细了解情况。当天晚上，杨崇伊到天津，向荣禄通报了慈禧太后重新训政的消息。22日傍晚前后
，太后获悉袁世凯的告密内容，犹如火上浇油，她十分震怒，连续降旨，开始对康党和维新派痛下杀手。正如茅海建所指出的那样，“戊戌政变虽未因袁世凯告密而发生，但袁世凯告密的消息传到北京，大大加剧了政变的激烈程度”
。
应该看到，慈禧收回事权有一个心理演变过程：
9月4日、5日，光绪未经请示就罢免礼部“六堂官”、任命军机四章京，威胁到慈禧的权力基础，让她产生了收回事权的强烈念头。
9月14日，光绪帝到颐和园请安，要求太后同意开懋勤殿，“太后不答，神色异常，（光绪）惧而未敢申说”
。
9月18日，收回部分事权后，慈禧仍未想到把事情做绝。
9月21日，慈禧收回光绪的全部事权，但她并没有全盘否定由自己批准而进行的戊戌变法。
9月22日，光绪帝仍然按计划祭祀社稷坛，还勤政殿，“见大人毕，还涵元殿”。当晚前后，袁世凯的“告密”传来，慈禧才怒不可遏，彻底撕破脸皮，开始大肆搜捕、镇压维新人士。23日，谕令捉拿张荫桓、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等。25日，将康广仁、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人关进刑部大牢，慈禧很可能已掌握光绪与“囚后杀禄”有关证据，所以，她决定废除光绪帝，并下达了为光绪求医的上谕，为废立做舆论准备。26日，谕令派军机大臣会同刑部、都察院对徐致靖、杨深秀等“严刑审讯”，宣布袁昶等主张废除的“詹事府、通政司、大理寺、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等衙门照常办事，毋庸裁并”。27日，谕令“限三日俱奏”。28日，又谕令派刚毅监刑，不经审讯，将康广仁、杨深秀、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即行处斩”……10月4日以后，慈禧开始清洗、处罚大内有关人员。她亲自审讯，以“干预国政”“串通是非”等罪名，将亲近光绪和珍妃的太监杨瑞珍、杨长文、张得明、戴恩如等4人残酷“杖毙”，活活打死后，“抛入万人坑”。另外10名同情光绪的太监，也分别处以“重责二百板、永远枷号”和“板责一百、枷号二年”的残酷刑罚。
据茅海建考证，直到10月8日，慈禧才将光绪帝正式软禁起来，“以为非废立皇上，逐杀新党，一概归复旧制，不足以安天下之心，不足以存宗社之守”
，并对珍妃施以杖刑，将其打入冷宫，禁锢在中南海的淑清院内。
自9月21日戊戌事变爆发以来，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内，慈禧倒行逆施，反攻倒算，将光绪帝变法期间裁撤的机构一一恢复，查封《时务报》，取消官民上书权力，把被撤职的官员一概复职，又撤销农工商总局，科举考试也恢复旧制采用八股文。唯有京师大学堂绝处逢生，意外存活。
庚子事变中，刚毅等人借机消除异己，唆使头脑发昏的慈禧下令将反对攻打洋人的袁昶等五大臣杀害。据《康圣人的心事》一文披露，事过多年，慈禧回想起来，颇为后悔地说：戊戌年，要不是袁昶的及时告发，老身险些丧命。
过去，史学家在研究戊戌政变的导火索时，未见有什么人提及袁昶。我认为，对袁昶在八月初六言行史料的进一步发掘，很可能就是破解戊戌事变的一把新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