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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研究戊戌变法，大都以康有为的《戊戌奏稿》《康南海自编年谱》等作为理论依据。可是，纸里包不住火，随着史学家的考证深入，康有为篡改、编造历史文本问题逐渐被证实。曾经被康有为“妙笔”创作的“常熟冒寒留南海”的传奇经历，也渐渐受到质疑……
岁月如刀，它能够一层层剐去作伪者脸上的油彩，戳穿其精心编造的谎言，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康有为善于造假作伪，前人早有过多次揭露。乔大壮（1892—1948，四川华阳人）是鲁迅欣赏的书法家，在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教育部办公室内，他曾与鲁迅对桌办公达4年之久。生前，他讲过这样一件奇闻：
郑文焯（1856—1918，辽宁铁岭人），“清季词学四大家”之一。1918年在苏州逝世。康有为得知郑家珍藏着许多宋版书，十分眼热。一天，他乘郑公子不在家之际，打着悼念老友的旗号，到郑家吊孝。一番哭鼻子抹泪以后，他才对郑文焯遗孀说：“文焯先生生前答应要送给我几部书，现在他走了，我今天特地来取，好拿回去作终生纪念。”看到大名士康有为这么重情讲义，郑太太没有多想，就打开书橱，让他自取。康有为一点也不客气，连忙挑了几部，便匆匆离去。不久，郑公子回来，闻讯后，连呼上当。他立即找到康有为，希望讨还珍贵图书。但康有为却是个明白人，没等郑公子开口要书，便一把拉住他的手，一边失声痛哭，一边讲述自己与郑先生的友谊，还好吃好喝地款待郑公子，弄得郑公子根本不好意思启齿要书，最后，只得空手回家。康有为的表演功夫，可见一斑。
而在戊戌变法研究中，对康有为等人沽名钓誉、伪造历史的真面目进行深刻揭露，却是近些年的事。比如，姜鸣在《天公不语对枯棋》一书中考证，《马关条约》签订前后，各地举人（即公车）赴京应试上书31件，签名者多达1555人次；京官领衔上书7件，签名公车135人次；梁启超领衔上书不过一件，签名公车80人。而且，前面38件上书均送达御前，唯独梁启超的上书没有送达，其原因是，康记“公车上书”压根就没有递交都察院。两个月后，康有为的《公车上书记》却大张旗鼓地在上海自行出版，并未送达的康记“公车上书”俨然成为康党推动维新变法的一大功勋。后来，康有为还在《汗漫舫诗集》中煞有其事地宣称：“东事战败，联十八省举人三千人上书，次日美使田贝索稿，为人传抄，刻遍天下，题曰《公车上书记》。”姜鸣不禁惊叹道：“‘公车上书’是康有为对历史的一次成功的大欺骗。”“奇怪的是，证明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事件的记载中弄虚作假，自相矛盾的材料比比皆是，但几乎所有的教科书、通史类著作、辞书，以及绝大多数研究专著论文，却都陈陈相因，重复着错误的说法，并加以大量定性的评论。许多现代知识分子将‘公车上书’看成是近代知识分子觉醒的嚆矢，倾注了大量的感情。可惜他们没有去细读历史史料。”
再比如，《戊戌奏稿》于1911年6月（宣统三年五月）由上海广智书局初版。在《南海先生戊戌奏稿凡例》中，麦孟华说：“戊戌数月间，先生手撰奏折都六十三首，一代变法之大略在焉，亦有代作者。戊戌抄没，多所散佚，即篇目亦不能忆。内子同薇文涧，先生女也，累年搜集抄存，得二十篇，迟迟久待，终无由搜全，惧久而弥失，先印之以应天下之望，余俟搜得，陆续补印。”该书辑录奏疏17篇、进呈编书序5篇、补录3篇，列存目13篇。《戊戌奏稿》出版后，历来是研究康有为的重要史料，也是许多专家将康有为塑造为戊戌变法领袖或代表性人物的奠基石。但是，经过孔祥吉、黄健彰等人的考证，才真相大白：康有为收录于《戊戌奏稿》的“大作”，是后来经过多处增删篡改的伪作。
台湾学者黄彰健考证后认为：“《戊戌奏稿》所载奏折20篇及进呈书序5篇，其中仅《进呈俄彼得变政记序》及《呈请代奏皇帝第七疏》见于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上海大同译书局石印本《南海先生七上书记》，系戊戌政变前公开印行，真实可信，其余23篇都是假的。”
孔祥吉进一步指出，康有为非但对奏疏进行改易，而且对其在变法时的进呈著作的序言，也进行了一系列改删。这种情况，在《进呈波兰分灭记序》中表现得更加明显。
《波兰分灭记》是戊戌变法后期，康有为为了促使光绪早日开设制度局，全面推行新政而进呈的一部重要著作。故宫博物院藏有进呈原本，凡七卷，分订三册。在这部著作中，康有为笔带感情，深入分析了波兰国王与民隔绝，拒不变法，结果被俄国“蹂躏而蚕食之”的惨痛教训，并以此为鉴戒，希望光绪帝鼓起变法到底的勇气。康有为大声疾呼：如不开设制度局，百废庶政，一切更始，“我真为波兰矣”。时隔多年，他在《自编年谱》中回忆道：“当万寿后，进《波兰分灭记》，言波兰被俄奥分灭之惨，士民受俄人荼毒之酷，国王被俄人控制之害，守旧党遏抑之深，后国王愤悔变法，俄使列兵禁制，不许变法，卒以割亡，哀痛言之。上览之，为之唏嘘感动。”
据孔祥吉考证，《戊戌奏稿》所辑《进呈波兰分灭记序》与进呈本序言相比，简直改得面目全非，一塌糊涂，除去题目相同外，正文几乎全为康有为后来重写。比如，《波兰分灭记》戊戌进呈原本写作：
我辽东之旧地，实藉俄力，而以铁路输之，今岁则以旅大与之，动辄阻挠，我之不为波兰者几希。今吾贵族大臣，未肯开制度局以变法也。夫及今为之，犹或可望，稍迟数年，东北俄路既成，长驱南下，于是而我乃欲草定宪法，……而不许者矣。
在《戊戌奏稿》中，却被改为：
与其分灭于外，惨为亡国之戮囚，孰若付权于民，犹得守府而安荣。乃逡巡迟疑，徘徊不决，至于国势濒危，大势尽去，乃始开国会而听之民献……终无救于亡矣。
进呈本强调“开制度局以变法”，而《戊戌奏稿》则主张“付权于民”“开国会而听之民献”，纂改之迹十分明显。
对康有为真面目作了无情而生动的揭露的，当数有“中国第一记者”之称的张建伟。有人根据他的代表作《温故戊戌年》，概括出了“康有为十大骗绩”：
第一件：涉嫌“剽窃”张之洞门生廖平两篇文章《知圣篇》和《辟刘篇》，也就是说作为康记维新的理论著作、当年极大地震动中国朝野的《孔子改制考》和《新学伪经考》，竟然都是抄袭之作。根本原因是，在北京四处碰壁的康有为急于在学术界奠定自己的地位，而不惜侵犯别人的知识产权。
第二件：公车上书，也是一骗。当时只是在松筠庵门前召集了各省举人，准备上书，但终究没上，原因是康有为从一个内线太监那里得知他已经被录为进士。如果带头上书，他的进士“功名”可能被取缔，煮熟的鸭子就会飞跑。
第三件：为了用手中仅有的权力泄私愤、报私仇，康有为制造“莫须有”的罪名，硬把广东老乡许应骙（1832—1903，字筠庵，番禺人。道光三十年进士。鲁迅夫人许广平的祖叔父）当作变法反对派，唆使王照上书弹劾，最终酿成了影响很大的礼部六堂官被罢免事件。
第四件：假传圣旨，说光绪帝允许他直接觐见，还说皇上授予他“专奏权”：“何必代奏？后此康有为有折，可令其直递来。”上书可以不通过都察院传递。事实上，变法后他的所有上书，要么是通过都察院递交的，要么是代宋伯鲁、徐致靖等人拟稿，而后以别人名义上报的。要是他真有“专奏权”，何必多此一举。
第五件：炮制“伪诏”，诱劝袁世凯发兵包围颐和园，进行军事政变。光绪帝给杨锐的诏书中只说要缓和与慈禧太后的矛盾，康记伪诏却变成了“围园锢后杀（荣）禄”。
第六件：错信袁世凯，康党中人都说袁世凯不可信，但康有为固执己见，强逼毕永年充当“敢死队长”，强逼谭嗣同夜访袁世凯，结果阴谋败露。戊戌事变发生后，袁世凯的告密，使维新派受到了更加残酷的镇压，使戊戌变法的成果几乎全被废除，也使历史发展步伐出现了严重倒退。
第七件：康有为向光绪帝大力推荐伊藤博文，并倡议中国与日本、英国等国“合邦”，其实就是卖国求荣，甘做汉奸。
第八件：为了掩盖“锢后杀禄”阴谋，逃到日本后软禁知情人王照。
第九件：曾写信给日本“大同学校”的康党，叫他们“不得招待孙逸仙”，因为怕孙中山革命党的“恶名”影响他成为真正的帝师。
第十件：以假诏做虎皮，在日本和加拿大骗取钱财，供自己挥霍。
《温故戊戌年》发表后，好评如潮，1997年，曾获首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应该说，“康有为十大骗绩”在言辞上虽有激愤之嫌，但所曝光的事实却是有据可查，至少我们可以因此受到启发，破除禁区，打破神话。在研究戊戌变法及康有为的“丰功伟绩”时，要学会多维度思考。否则，“研究者的视野和价值标准可能为康梁所左右。”（戚学民语），呕心沥血做出的研究只能是鹦鹉学舌，自欺欺人。
在康有为的发迹史上，翁同龢是一个关键人物。康有为对翁同龢的知遇之恩，不仅感激涕零，而且高度评价，广为传播。其中，胶州湾事件后，翁同龢礼贤下士，于寒冬某日凌晨，屈尊到“圣人居”——南海会馆，登门挽留他在京城发动变法的精彩故事，至今还在为世人津津乐道。
事实果真如此吗？
康有为（1858—1927），又名祖诒，字广厦，别号长素。广东南海人，世称“南海先生”。
康有为有“康圣人”之称。据他的得意门生梁启超在《康南海先生传》中披露，康有为“成童之时，便有志于圣贤之学。乡里俗子笑之，戏号之曰‘圣人为’，盖以其开口辄曰‘圣人全人’也”。也就是说，少年康有为张口“圣人长”、闭口“圣人短”。因为他“少有创立新教，取孔子而代之志”，于是，“圣人”二字时常挂在他的嘴边，所以，乡下的小伙伴就给他起了个“康圣人”的绰号。
但是，康有为并不满足于做“圣人”，他还给自己起了一个惊世骇俗、寓意颇深的别号——“长素”。“长素”，就是长于素王、凌驾于素王。素王即不用加冕的民间帝王，是当年人们对万事师表孔子的尊称。“长素”别号，将康有为的自恋心理暴露无遗：他不仅自视为圣人，而且自认为比圣人还要神圣。
同时，康有为还给他的得意弟子一一赐予不同凡响的别号：
陈千秋，别号“超回”，即才华超过颜回之意。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门生，孔子曾评价他是“一箪食，一飘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梁启超，别号“轶赐”。轶，即超车；“轶赐”，即梁启超要超过子贡。子贡，端木赐，赐乃其名，子贡是其字。他也是孔子的得意门生，儒商之鼻祖。
麦孟华，别号“驾孟”，即凌驾于亚圣孟子头上之意。
曹泰，号“越伋”，含有超越子思之意。孔伋，即子思，孔子之孙，孟子的祖师爷。
韩文举，别号“乘参”，隐含“把孔子弟子曾参当马骑也”。
康有为的狂妄，受到了许多人的猛烈抨击。章太炎毫不客气地指出：“梁卓如等昌言孔教，余（即太炎）甚非之，或言康有为长素，自谓长于素王，其弟子或称超回轶赐，狂悖滋甚。”
“麟（章太炎原名学乘，字枚叔，后来易名为炳麟）自与梁、麦诸子相遇，论及学派，辄如冰炭。仲华亦假馆沪上，每有议论，常与康学牴牾，惜其才气太弱，学识未富，失据败绩，时亦有之。卓如门人梁作霖者，至斥以陋儒，诋以狗曲，面斥之云狗狗。麟虽未遭謑询，亦不远于辕固之遇黄生。康党诸大贤，以长素为教皇，又目为南海圣人，谓不及十年，当有符命，其人目光炯炯如岩下电，此病狂语，不值一笑。”
隋朝开创了科举取士制度之后，日积月累，相沿成习，逐渐形成许多“潜规则”。科举考试中，乡试主考官称作“房师”，会试主考官称为“座师”。任何考中进士的人，都要尊称会试主考官为自己的“座师”。“座师”对于自己恩重如山，因此，学子考中之后要上门跪拜，以表感激之情。但是，康有为却不吃这一套。陶菊隐的《近代佚闻》里，记载了一则康有为不礼座师的生动故事：
康有为，字长素，名字皆夸诞。康曾密遣党徒赴长江一带组“富有”“贵为”两会，隐有帝王之志；其后折节为保皇党魁，殆非始料所及也。……康未应试前文采奔放，名噪甚。清代主考皆欲罗致知名之士为荣，盖喜其易于腾达也。中试者必谒座主，呼为受知师，终其身弗改。康既脱颖而出，房官喜而不寐。康久不拜，房官惑之，遣人将意，康大言曰：“吾以学力获隽，渠不过为朝廷甄拔真才耳，宁以是沽恩耶？”唾而不顾。来者婉言至再，康曰：“必欲吾往，须依吾条件：第一，不下拜；第二，称谓不以师生。”来者返命，房师恚曰：“吾正欲为之师耳。彼不肯承，来亦奚益？”其人又持以告康，执不可，房官遂听之。无何，康以言论获咎，欲央人缓颊，环顾无可恃者。大吏派员究其事，其人系房官挚友。康不获己，肃衣冠往拜，执弟子礼甚恭；房官善款之，且为转圜，然心窃鄙之，二人过从殊简。
如果说，这则逸事多少反映出他敢作敢为、不甘落俗的鲜明个性，那么，傅国涌在《康有为要孙中山拜师才结交》中所讲的逸事，却折射出他的自高自大、好为人师的乖戾心理：
最初康有为在广州长兴里讲学，号“长兴学舍”，喜欢读西方译本，凡是上海广学会出版的书报都尽量购取。后移到广府学宫，改名“万木草堂”，和双门底圣教书楼近在咫尺。……当时（即1893年）孙中山在那里挂牌行医，因为康有为常到书楼来买书，知道他有志于西学，想和他结交，就托人转达此意。康有为的回答是：“孙某如欲订交，宜先具门生帖拜师乃可。”孙中山认为康妄自尊大，就此作罢。
数年后，康梁、王（照）、徐（勤）等因戊戌变法失败而逃亡东京，孙中山正好也在那里，他曾三番五次地约见康有为，康有为都是避而不见。
事实证明，如果说袁世凯是一个“窃国大盗”，那么，将康有为视为“窃名大盗”，还算冤屈他吗？
同样，翁同龢也是一个心直口快、喜怒于色者，他“以帝师而兼枢密，预闻军国，实隐操大权”，“好延揽而必求为己用，广结纳而不能容异己”
。翁同龢是两朝帝师，长期担任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养成了骄横跋扈、固执己见的做派。“光初朝局系翁一言，同僚议事，偶有不合，翁辄怫然，常入报帝，必伸己意，众已侧目……”
，借光绪帝压制、打击政见不同者，与许多好友反目成仇。他与同朝重臣李鸿藻、沈桂芬、阎敬铭、潘祖荫、孙毓汶、徐用仪等人的关系，大抵如此。1894年，荣禄曾给鹿传霖（1836—1910，字润万，号迂叟。河北定兴人。时任陕西巡抚兼摄西安将军）写过一封密信：
常熟（指翁同龢）奸狡成性，真有令人不可思意（议）者。其误国之处，有胜于济南（指军机大臣孙毓汶），与合肥（指李鸿章）可并论也。合肥甘为小人，而常熟则仍作伪君子。刻与共事，几于无日不因公事争执。
有一个例子，似乎可以一斑窥豹，更好地了解翁同龢的为人。翁同龢的书法，在同（治）光（绪）年间堪称冠绝一时。在北京，登门索请书法者络绎不绝，让翁同龢招架不住，苦不堪言。据传，有一日，一个落魄京官又拿了一把扇子，上门求书。翁同龢心里老大不愿意，但碍于情面，又不好一口拒绝。于是，就请他放下扇子，写好后派人给他送去。这个京官走后不久，翁同龢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抓起毛笔，刷刷几下，写好后，就吩咐佣人给那位京官送去。京官接到团扇，定神一看，上面却写着“山穷水尽”四个大字，不觉满面羞红，直冒冷汗。从此，他再也不好意思上门索字，连其他想借翁字为荣者，也都断了念想。
《蜷庐随笔》里说，翁同龢好客，客至无不接见。但他的世交好友潘祖荫却不以为然：“叔平（翁同龢，字叔平）实无知人之才，而欲博公卿好士之名，实亦愚不可及。……吾与彼皆同时贵公子，总角之交，对我犹用巧妙（江苏方言：阴谋），将来必以巧妙败。”
同僚之中，基本都被他得罪遍了，很少有几个知心朋友。甚至在光绪帝面前，他的言行有时也不知收敛。
1898年4月的一天，在讨论俄国公使巴甫罗夫觐见皇上礼仪问题时，光绪“著上纳陛亲递国电”，翁同龢则不以为然，反对说：“此次该使并无格外请索，似不必加礼”，光绪“不谓然，谓此等小节，何妨先允，若待请而允，便后著矣，并有欲尽用西礼之语”。又谈到德国亲王觐见礼仪，光绪讲了自己的打算。翁同龢提出“优待极矣，然有窒碍”，并申述五点理由。光绪“皆驳之，并盛怒责刚毅，谓尔总不以为然，试问尔条陈者能行乎？否乎？”光绪十分不快，逐条反驳翁同龢，但他不便让师傅脸面上太难堪，于是，敲山震虎，找了一个由头，对刚毅指桑骂槐，训斥一番。锣鼓听声，说话听音，翁同龢岂能不明白这个道理？当天晚上，他在日记中颇为内疚地写道：“知圣意焦劳，臣等因循，一事不为办，为可愧憾也。”
康有为自视甚高，同朝之人，无论长幼，很少有能被他瞧得起的。唯独对翁同龢，他是敬佩有加，在诗文中多次称颂，并把戊戌变法开始才5天，就被罢官回籍的翁同龢抬到了“中国维新第一导师”的位置。
在《怀翁常熟去国》一诗的附注中，康有为写道：
胶变（即胶州湾事件）上书不达，思万木草堂学者，于（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九日（即1897年12月12日）束装将归。先是常熟已力荐于上，至是闻吾决行，凌晨来南海馆，吾卧未起，排闼入汗漫舫，留行，遂不获归。及常熟见斥，吾又决行，公谓上意拳拳，万不可行。
读到这些，很容易让人产生“萧何月下追韩信”那样的联想。这一联想，并非读者的误读，而是康有为刻意制造的意境，其诗中写道：“胶西警近圣人居，伏阙忧危数上书。已格九关空痛哭，但思吾党赋归欤。早携书剑将行马，忽枉轩裳特执裾。深惜追亡萧相国，天心存汉果何如？”这就是明证。
一个自知“非吏才”、未到任的工部虞衡司候补主事，因报国无门，心灰意冷，即将踏上返乡旅程；一个当朝帝师、军机大臣、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闻讯后，却于凌晨顶着凛冽寒风，亲自登门，热情挽留，真是一个千古佳话啊。
可是，这一“美景”却被康有为自己给打破。在《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康有为提供了另外一个版本：（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是时将冰河，于十八日（即1897年12月11日）决归，行李已上车矣，常熟来留行。”
这里，就产生了两大矛盾：翁同龢登门挽留康有为，到底是在哪一天？一个是“卧未起”，另一个却是“行李已上车”，如果确有其事，那么，那一天凌晨翁同龢登门时，康有为到底起没起床？
康有为的记述自相矛盾，爱记日记的翁同龢是怎么记录的呢？同一天，《翁同龢日记》中记道：
早入，外折一，见起三刻……论胶事，上述慈谕看照会稿甚屈，以责诸臣不能整饬，坐致此侮。臣愧悔无地，因陈各国合谋图我，德今日所允，后日即翻，此非口舌所能了也。词多愤激，同列讶之，余实不敢不倾吐也。散时尚早，小憩出城，赴总署发罗使电。
早朝散后，翁同龢就“小憩出城”了。按理说，当时，翁同龢还认为康有为“大才槃槃，胜臣百倍”，登门又是在寒冷的凌晨这个特殊时刻，如果翁同龢真的登门去挽留康有为，在《翁同龢日记》中应该有所记录才是。然而日记里，却没记上只言片语。
同样，在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等著述中，我也没有看见相关记载。
后来，经过黄彰健的认真考证，得出这样的结论：《怀翁常熟去国》诗注，并不是戊戌年翁同龢开缺回籍时所写，而是他以后根据形势需要补作的，其记述事实的真实性的确值得打上一个大问号。
在《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康有为说，“常熟冒寒留南海”之“翌日，给事中高燮曾奏荐请召见，并加卿衔出洋，常熟在上前力称之。”查历史记录，“高燮曾奏荐康有为”之事发生在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九日，似乎从侧面证明了“常熟冒寒留南海”发生在十一月十八日。但问学通例，孤证不立。“常熟冒寒留南海”仅见康有为一家之言，而且，他的一家之言还有两个版本，所以，我认为，这件事大有可疑。
另外，随后，在《康有为自编年谱》中，又出现了极其相似的一幕：
是时已定（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四日出京，适见家信云：“粤中疫疠甚盛，学者皆散归，宜迟归；即还，亦当在上海少候。”是日以国是既定，与其候于上海，不如少留京师或更有补，遂迟迟行。二十五日，忽为徐学士荐备顾问，奉旨著于二十八日（光绪帝）预备召见……
徐致靖（1844—1918），祖籍江苏宜兴人，光绪二年进士，时任礼部右侍郎、侍读学士。其父徐家杰，为道光进士。其长子徐仁铸为光绪十五年进士，官至湖南学政；次子徐仁镜为光绪二十年进士，官至翰林院编修。
康有为两次要离开京城，两次都被萧何级的官员劝留、举荐，结合“康有为好捏造谕旨”、擅长说谎的秉性，“常熟冒寒留南海”一事不能不令人打个大大的问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马忠文考证后认为，《康南海自编年谱》在康有为生前从未刊印，稿本又多有涂改增删处，康逝世前又添加注语，揆诸以上情形，可知从初稿到定稿，经过了不断修订。自编年谱的主体当形成于戊戌年底，这一点不应有疑问。但康对原稿一直有点窜和增补，很难说最后的定稿时间是何时，如将康氏自己最后添加注语的1927年作为年谱成书定稿的时间，可能更为合理。至少，在无法完全弄清康氏不断调整、修改年谱的内情时，把年谱看作1927年是康氏内心世界与思想状态的反映，应该是相对准确的，这样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因康有为“倒填年月”而带来的负面影响。
康有为“年谱‘光绪十四年戊子’记康‘参加乡试不售后，发愤上万言书，极言时危，请及时变法’，并通过国子监祭酒盛昱将此书（后称《上清帝第一书》）转交翁同龢，请代上达，但因种种原因翁未予递上。康氏解释说，因书中‘直言时事’，‘常熟恐以此获罪，保护之，不敢上’。这种叙说明显含有翁因爱才而‘保护之’的意味，笔者以为，这与当时翁康二人的实际关系不甚相符。……翁日记十月二十七（11月30日）日记云：‘盛伯羲以康祖诒封事一件来，欲成均代递，然语太讦直，无益，只生衅耳，决计复谢之。’细读二人记述之语境，《翁同龢日记》所记与《康南海自编年谱》所叙确有吻合的地方。不过，如果将《康南海自编年谱》定稿时间视作1927年，则上述两则材料之间可能存在一种神秘的关联：康有为生前是看过1925年出版的《翁文恭公日记》的，‘保护’之说或从‘只生衅耳’一语演绎而来。”
黄彰健断言：康的记载常自相矛盾，“我们对康有为的著作及其谈话，应仔细审核其内容，不可盲目轻信。”
茅海建也提醒说：“康诗题记称翁来时‘吾卧未起’睡态，又与（《我史》）‘行李已上车’场景不相吻合。以《我史》的行文风格而论，对于这种过于戏剧性的场景，须慎重。”
综上所述，我们似乎可以做出这样的推断：“常熟冒寒留南海”是康有为在翁同龢等当事人作古之后，根据已公开出版的《翁文恭公日记》等史料，为了抬高身价沽名钓誉，而精心编造的又一欺世盗名“杰作”。
翁同龢与康有为的交情有多深？这也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
戊戌事变后，为了避祸，翁同龢曾将自己的日记做了一些删改，使有些事实扑朔迷离。但是，据专家考证，《翁同龢日记》的真实性还是比较高的。通过日记的一系列记载，仍然能够比较清晰地看出他与康有为的交往过程，更能看清康有为在他心目中的真实地位。
1888年11月16日，康有为揣着《上清帝第一书》，登门求见翁同龢。《翁同龢日记》记载：“南海布衣康祖诒上书于我，意欲一见，拒之。”
但康有为并不甘心，他将《上清帝第一书》“递与祭酒盛伯羲先生昱，祭酒素亢直，许之上。”
盛昱转交翁同龢，请其代递皇上，仍被翁同龢拒绝。
1894年，两广总督李瀚章奉旨查究康有为所著的《新学伪经考》。为了平息此事，梁启超曾登门向翁同龢求助。“初十日，……康之弟子梁启超卓如来，未见。”
翁同龢此前曾读过《新学伪经考》。“初二日，……看康长素（祖诒，广东举人，名士）《新学伪经考》，以为刘歆古文无一不伪，竄乱六经，而郑康成以下皆为所惑云云。真说经家一野狐也，惊诧不已。”
甲午战败后，民族危机空前严峻，国难当头，变法已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全国兴起了上书热潮。1895年7月1日，康有为前往翁府拜访。翁同龢将当天见面的情况写进了日记。但戊戌事变后，他在删改日记时，将康有为的名字改为李慈铭。孔祥吉在《清人日记琐谈》中指出，翁氏忙乱之中，忘了李慈铭已在1894年就已谢世。因此，改删的漏洞一目了然。孔先生参考翁氏后人翁万戈提供的日记原稿本，发现李慈铭三字是事后剪贴上去的，做工精细，不仔细端详，几乎看不出来。那天的日记是：“饭后，李莼客先生来长谈，此君举世目为狂生，自余观之，盖策士也。”当时，李慈铭已是花甲老人，称做“狂生”显然不妥，如改为康有为，就比较好理解了。因为在翁同龢眼中，他顶多只是一个口若悬河而无多少政治经验的“策士”，而“狂生”也符合翁同龢对康有为的一贯评价。
1895年8月，《万国公报》创刊，不久就改称《中外纪闻》。11月，强学会成立。即使是在强学会中，康党的地位也是不高的，台前唱戏的是陈炽（1855—1899，时任户部郎中、军机处章京，强学会正董）、沈曾植（1850—1922，时任刑部郎中，强学会正董）、沈曾桐（1853—1921，时任翰林院编修，强学会副董）、文廷式（1856—1904，时任侍读学士，强学会副董），幕后支持者是军机大臣李鸿藻和翁同龢、充管理沟渠河道大臣孙家鼐、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王文韶、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主力都是朝廷命官，康有为、梁启超、麦孟华等人微言轻，在其中并无多大号召力，梁启超只担任强学会的书记员（也就是别人讲话，他做记录）。现在，人们一谈到强学会，就把康有为抬得很高，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1898年1月24日，在总署西花厅里，奉光绪帝之命，李鸿章、翁同龢、荣禄、廖寿恒和张荫桓等五大臣听取了康有为的变法主张。后来，在《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康有为做了详细而生动的记录，让人一睹其侃侃而谈、舌战群儒的风采。康有为写道：“阅日召见枢臣，翁以吾言入奏，上命召见，恭邸谓请令其条陈所见，若可采取，乃令召见。上乃令条陈所见，并进呈《日本变政考》及《俄彼德变政记》。”但是，同一天，翁同龢却对康有为的表现非常失望、反感，他在日记中写道：“传康有为到署，高谈时局，以变法为主，立制度局、新政局、练民兵、开铁路、广借洋债数条，狂甚。灯后归，愤甚，疲甚。”
由于康有为等人的张狂生事，危害到变法大局，所以，早在戊戌变法帷幕拉开之前，翁同龢就有调虎离山的想法。康有为在《康南海自编年谱》中承认：
于是，谤言塞途，宾客至交皆避不敢来，门可罗雀，与三月时成两世界矣。……上读《日本变政考》而善之，再催总署议覆，然以粤中学者咸集，已决归。上时决意变法，使庆邸告西后曰：“我不能为亡国之君。如不与我权，我宁逊位。”西后乃听上。于时恭邸薨，吾乃上书常熟，促其亟变法，勿失时；常熟以吾谤鼎沸，亦欲吾去；乃召还，亦听吾归矣。
周素园曾担任过礼部尚书李端棻的文案。他在《周素园文集》中说：“苾园先生在戊戌维新史上曾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李典试广东，拔识梁启超，以其从妹妻之。启超入京会试，馆于李宅，日夜为其师康有为延誉，李亦心折之。遂介有为于翁同龢，翁向光绪帝推荐，有为遂柄用）。”
翁同龢向光绪帝举荐了康有为的说法，无论是在当年，还是今天，都很流行。但是，翁同龢却矢口否认。他在1899年12月23日的日记中辩解道：
《新闻报》记（十一月）十八日谕旨，拿康梁二逆，并及康逆为翁同龢荐引，有其才百倍于臣之语，伏读悚惕。窃念康逆进身之日，已微臣去国之后。厥后臣若在列，必不任此逆猖狂至此而转以此获罪，惟有自艾而已。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到底怎么看？我认为，台湾学者高阳的观点值得参考。他在《两朝帝师翁同龢》一书中指出：
然则翁同龢保荐康有为之说何来？一则是后党如荣禄等人，有意散播流言，因康有为与张荫桓同乡交密，而翁倚张为左右手，效此种流言，易为人所信。再则康有为刻意欲攀附翁同龢以自高身价，其《康南海自编年谱》中，虚构与翁交往的情形，实不值一哂。
孔祥吉、村田雄二郎通过研读《张荫桓日记》，作出如下判断：
自丁酉至戊戌之间，政局瞬息万变。翁同龢原来为光绪皇帝所信任，但是，随着张荫桓的启迪，光绪皇帝对外认识的迅速提高，愈来愈相信张荫桓，而与翁同龢之间芥蒂日增。因此，张荫桓在介绍康有为方面有相当重要的作用。……张荫桓在百日维新开始之前，迎合皇帝之所好，在推荐康有为方面，做了许多外人无法得知的工作。
现在还不能断定在举荐康有为时，翁同龢与张荫桓谁先谁后，谁的作用更大，但至少可以说明，不是翁同龢独自向光绪帝举荐了康有为。康有为只字不提南海老乡张荫桓的举荐之恩，是因为戊戌变法后期，他与张荫桓闹得很僵，“戊戌七八月间，御史王鹏运及王照相继上书弹劾张荫桓，揭发他贪污受贿，极力称誉‘以万金贿求保荐’的张尚达，而这两人均同康有为关系非常密切，且多次代康氏向朝廷呈递奏章。他们出面弹劾张荫桓，因此，就有人怀疑是康有为出的主意。”
这里，有人可能会提出这样的质疑：也许是时隔数年，康有为把翁同龢凌晨冒寒去挽留他的时间记错了。据“一律以撰著时间为序”的《康有为政论集》提供的信息，《怀翁常熟去国》作于光绪二十四年六月；而《康南海自编年谱》文尾记载，该年谱作于光绪二十四年“岁暮书于牛込区早稻田四十二番之明夷阁”
。也就是说，两个版本前后相距不过半年，康有为的说法竟有两处明显不同，恐怕就不是记忆问题了。当然，在谢世前，康有为对《康南海自编年谱》做过多次修改，此处的修改情况，看到稿本即可水落石出。
或许有人还会提出这样的质疑：康有为何必要编造这个“美丽的谎言”呢？其实很简单。正如姜鸣所说的那样，康有为是想借助翁同龢的名望，拉大旗做虎皮，以抬高自己的身价，改变人微言轻的尴尬局面。反正当年传媒业不发达，翁同龢已被罢官回家乡。无论康有为在外面怎么编造，他都蒙在鼓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