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1898年12月31日（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九日），北京城内，景山脚下，马神庙中，没有鼓乐齐鸣，没有红毯铺地，也没有贵宾致辞、“领导”剪彩、代表发言……管学大臣孙家鼐默默地率领中西教习和160名仕学生、中学生和小学生，对着万世师表孔子的灵位顶礼膜拜。当时既无摄影，更无录像，开学典礼的情形，早已尘归尘，土归土，烟消云散了。幸运的是，报纸的记载还能找到，凭借白纸黑字，后人似乎还能隐隐约约看见当年京师大学堂开学时的情景。1899年2月6日，位于上海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作了如下报道：
京师大学堂于两星期前举行了隆重的开学仪式。除了该校的西教习之外，没有其他外国人参加这个开学仪式。
京师的传教士们，或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人，对此表示相当愤慨，因为西教习们在开学典礼上对着孔子的灵位脱帽和鞠躬敬礼。他们认为此举表示西教习们跟他们的中国同事们一样崇拜孔子。有人说，尽管西教习们的本意并非崇拜，但本地的中国人却肯定会这样理解。
然而，在中国居住时间更长的人就不会这样想。虽然中国人可能会真的报道说西教习们对孔子的灵位顶礼膜拜，但就连他们自己也不会相信这样的话，更别提其他人了。西教习们曾被告知，在这件事上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办。但在开学典礼前举行的教员会议上，他们一致表达了在经过孔子灵位时要脱帽致敬的意愿。中教习中的基督徒也被管学大臣孙家鼐免除了下跪磕头的礼仪，因为后者说他不想强迫他们在这件事上违背自己的良心。孙大人虽然是个保守派，但却通情达理，具有十足的绅士风度。
考虑到交通和通信工具的落后，信息传递缓慢，报刊也很稀少，《北华捷报》又是周刊，所以，这条消息在当时还是很具新闻性的。可惜的是，该报并未详细记载京师大学堂具体的开学时间，以至于后来连学术大师、考据权威、北大校长胡适都没弄清楚“北大生日”，以至于北京大学的校庆活动，先是在每年的12月17日，后来又改在每年的5月4日……1998年，专家根据当年的上海中文报纸《申报》，才得出了1898年12月31日是京师大学堂“生日”的科学结论，总算把这个百年谜团彻底破解。
1899年1月17日，《申报》刊登的京师大学堂首次开学告示全文如下：
兹照录总办告示曰：为传到事，前经出尔，本学堂学生斋舍，按照定章原额尚不敷。兹将例应住堂各学生，分作三项，核定名数。计仕学院学生三十名，中学生六十名，小学生七十名。除照章报名入仕学院之学生十二名，由本学堂另行知会外，其余各生姓名具列如左，仰该生等于十八日到堂，十九日开学。如有不愿住堂者，限于十八日以前报明。如届期不报，立即扣除，以便续传足数。切切勿违，特云。
历史永远充满着耐人寻味的神奇魅力，也蕴藏着众多待解谜团，京师大学堂的生日就是一例。
1898年6月11日，在《明定国是诏》中，光绪皇帝宣布：“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到9月21日，戊戌变法黯然落幕，一共103天；而从9月21日再到12月31日，京师大学堂大难不死，侥幸开学，也是103天。前后两个103天，是巧合，还是另有玄机，谁能够说得清楚？现在可以说清楚的，就是仕学生、中学生、小学生混杂在一起举行大学开学典礼，恐怕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创举”，这样的大学办学模式，恐怕只有用“中国特色”四个字来做解释。
富有浓郁的“中国特色”的京师大学堂的创建成功，对于戊戌变法，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京师大学堂是戊戌变法的产物，但是，她的酝酿却在戊戌变法之前，而且历经了多年。
1840年6月，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中国有八旗军22万人、绿营军66万人，又有坚固的堡垒、众多的炮台，以逸待劳，可以守攻自如；英军总司令懿律率领的舰队从印度出发，拥有40余艘舰船、4000名士兵，师出无名，又是劳师远征。中国将士虽然奋不顾身，英勇抵抗，但血肉之躯岂能抵挡住英军的炮火？
在英军的一连串进攻面前，清政府束手无策，连吃败仗，不得不屈膝告饶，在南京静海寺与英国政府谈判。8月29日，清政府被迫接受英国提出的议和条款，在英军旗舰“康华丽”号上，正式签订了中国近代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香港岛被割让给英国，上海、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五大口岸开放给英国人贸易和居住。《南京条约》签订后，西方列强闻风而动，纷纷威逼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1844年7月3日，中美签订《望厦条约》；同年10月24日，中法签订《黄埔条约》，享有领事裁判权和传教权等。
自从紧闭的国门被英军的炮火轰开以后，大清帝国这只“纸老虎”立马现出原形，顷刻间沦为世界舞台上的“瘪三”，列强们谁愿意过来打两拳，就打两拳；谁想踢三脚，就踢三脚……第二次鸦片战争、英俄争夺中亚和武装入侵新疆、中法战争接踵而来，最后，连中国人最看不起的“蕞尔小国”日本，也在1894年的甲午战争中将中国打败。整整半个世纪，清政府签订了数不清的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成万、成亿两白银潮水般地赔偿给战胜国，以肉饲虎，使得强国越强，中国越弱。百姓被朝廷敲骨吸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举国上下百业凋零，满目疮痍，好一派“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衰败景象！
侵略者的隆隆炮声，让神州颤抖，也迫使被儒学禁锢了数千年的中国人的大脑渐渐开窍。一些不甘做亡国奴的先贤们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反思中国落伍的根源，寻找救国良方。可以说是众声喧哗，莫衷一是，谁也说服不了谁。然而，在教育改革的问题上，却达成了惊人共识：中国落后是因为缺乏人才，人才缺乏是因为教育方法不当——满篇之乎者也、满口仁义道德、满腹子曰诗云，只能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对内欺上瞒下，对外落后挨打。士子们皓首穷经数十年，“尚不知汉唐为何代，郡县为何名”，更不可能“通万国之情形，考中外之法治”，这种以愚民和培养奴才为终极目标的教育制度“与自缚倒戈，何以异哉”？
在《创建寿州公学记》
碑文中，孙传檙（举人。孙家铎的三儿子，孙家鼐的亲侄子）痛心疾首地感叹道：
环球欧美诸国，学校林立，人才勃兴，方以兵力称雄海上。日本一弹丸之地，亦崛起东瀛，步武泰西，凌厉无前，俨为列强之一。独我自秦汉后二千余年，学术颓放。虽有学官之设，释菜之典，而士大夫仅以经义词章帖括相尚，罕能揆文奋武，并为一辙，以经邦本而御侵凌；而乡曲之士，则尤尠见罕闻，群疑众骇，日抱其俗学以赍咨涕洟，惟恐其或失坠落。吁，何其陋也！
随着时光的流逝，当年的愚昧无知已被集体遗忘。好在还有很多文字记载的真实故事，生动形象地揭露了国学育人、八股取士的危害性，无声却有力地揭露大谈特谈国学优越性的“新遗老”们的“伤疤”。
陈赣一在《睇向斋闻见录》中写道：礼亲王世铎年迈昏庸，不识时务。一年冬天，京城雪大如席。其子、侄辈有从欧洲游历回来者，登门探望他。世铎见面后，问道：“洋鬼子的国家也下雪吗？”听者掩口而笑，回答说：“中国与外国同在天地间，所以都有风霜雨雪。”世铎听罢，默然无语。
咸丰进士、军机大臣王文韶（1830—1908，浙江杭州人）素以“官场玻璃球”著称。一天，日斯巴尼亚国派遣使臣来华，要求缔结某项新约。接到报告，王文韶勃然大怒：“日本鬼子又来胡闹！”军机处某章京解释说：“日斯巴尼亚就是欧洲的西班牙国，并不是亚洲的日本国。”王文韶板起面孔，说：“你怎么知道这不是日本鬼子有求于我国，恐怕我不答应而故意改个国名蒙混呢？即使按你说的那样，西班牙又称为日斯巴尼亚，可以一国两名，安知日本就不能一国两名呢！”那位军机章京听后，只能哑然失笑，却不敢辩解。
还有一则故事也很有讽刺味道。一次，旗人官员德寿提出，要把各洋务学堂的算学、体操、地理三门功课全部取消，理由是：“算学可删，因做官的自有账房先生料理财务；体操可删，因我辈是文人，不必练那个；地理一科是风水先生之言，何必让读书人去做风水先生呢？”
进士出生的林则徐，被称为近代中国“睁开眼睛看世界第一人”。但是，林则徐的西学知识也很有限。1838年12月，道光皇帝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派往广东禁烟。次年3月，林则徐会同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在广州筹划禁烟。林则徐立下誓言：“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他采取果断措施，迫使英商陆续交出2万多箱鸦片，并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为了报复，1840年6月28日，英舰封锁珠江海口，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式爆发。两个月后，浙江定海已被英军攻陷。身在广州指挥抗英战争的林则徐忧心如焚，再次上折，提出可以利用乡井平民打败英军，收复定海。他的主要理由是英军仅持船坚炮利，而“一至岸上，则该夷无他技能，且其浑身裹缠，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复起，不独一兵可手刃数夷，即乡井平民，亦尽足以制其死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林则徐认为英国人“腰腿僵硬”“屈伸皆所不便”，因而对“一仆不能复起”这一见识深信不疑。据说，有人还向林则徐献上钩镰枪——一种带着钩子的长矛对付洋鬼子。其理由是，洋鬼子的膝盖不能弯曲，只要用钩镰枪钩住他们的腿，将其拖倒，他们就再也无法站起身来。这样，就可以置洋鬼子于死地。林则徐采纳了这一建议，并在部署官涌炮台的防备时，以直腿的洋鬼子肯定爬不上去为由，没有对其侧后方加以防备。结果，洋鬼子竟能腿打弯儿灵活地爬了上去，导致炮台陷落。
不改革空洞、陈旧、落后的教育模式，人才匮乏，中国必亡！于是，关于改革国学教育模式、创建京师大学堂的建议此起彼伏，时有高论。
光绪八年（1882年），曾出使过日本、俄国的晚清外交家王之春（1842—1906，湖南衡阳人）在《广学校篇》中指出：
西学规例极为详备，国中男女老幼，无论贵贱，自王子以至于庶人，至七八岁皆入学。……学分四科：曰经学、法学、智学、医学。……更有技艺院、格物院，均学习汽机电报织造采矿等事。又有算学、化学，考验极精。……总之，造就人才，各因所长，无论何学，必期实事求是，诚法之至善者也。
1893年，清末改革思想家郑观应（1842—1922，广东中山人）出版了巨著《盛世危言》，全书贯穿着“富强救国”思想，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郑观应认为，要国家富强，就必须重视西学，发展教育，注重掌握西方天文、地理、人学的新式人才的培养。他说：“学校者，造就人才之地，治天下之大本也。”他主张大力翻译西方书籍，改革科举考试，增设格致、电子、医学等新科目，录用精通西学的人才。
《盛世危言》一经问世，朝野震动，各界人士争相传阅，重印20余次，影响很大。光绪帝师、时任会典馆副总裁的孙家鼐曾将《盛世危言》推荐给光绪皇帝。皇上阅后，赞叹不已，命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署，下同）印刷2000部，分发各级官员学习。《盛世危言》对于康有为、孙中山乃至少年毛泽东，都有很大影响。后来，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回忆说：“在深夜，我常把我室中的窗门遮盖起来，使我的父亲看不见灯火。我这样读了一本我喜欢的书，叫做《盛世危言》。《盛世危言》激发了我继续求学的欲望……”
1895年7月，天津小站练兵开创者胡燏棻向朝廷上了一道《条陈变法自强事宜疏》
，就修铁路、开矿产、创邮政、练陆军、设学堂等十个问题，全面、翔实地提出变法主张，“今日即孔孟复生，舍富强外亦无治国之道，而舍仿行西法一途，更无致富之术”。在第十个问题“设立学堂以储人才”中，他大胆建议：“拟请特旨同饬各直省督抚，务必破除成见，设法变更，弃章句小儒之习，求经济匡世之材。应先举省会书院，归并裁改，创立各项学堂，……数年以后，民智渐开，然后由省而府而县，递为推广，将大小书院一律裁改，开设各项学堂。”“商有学堂，则操奇计赢之术日娴；工有学堂，则创造利用之智日辟；农桑有学堂则树艺饲畜之利日溥；矿务有学堂，则宝藏之富日兴。”
光绪帝深为赞许，将胡燏棻调任卢津（北京卢沟桥至天津）铁路督办，不久，又提拔他当了顺天府尹（相当于北京市长）。
对于当时“学子”如云，而“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痒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
的尴尬局面，有识之士无不痛心疾首。龚自珍曾大声疾呼：“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康有为则深刻反思：“考据家著书满家，如戴东原，究复何用？”梁启超指出：清廷官吏“不学兵旅而掌兵，不懂会计而掌财，见洋人栗栗变色”，因此，“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
创办新式学堂，培养新型人才，已成为时代的最强音。
事实上，在人们热烈谈论教育改革的时候，伴随着洋务运动的勃兴，洋务学堂已经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陆续开办。
同治元年（1862年），同文馆在北京创建，标志着中国近代新式教育迈出了第一步。执教同文馆20多年、后来担任总教习的丁韪良认为，“有希望革新这古老的帝国的是新教育，新教育的肇端是同文馆”，同文馆是新教育潮流“最初的源泉”
。据统计，到1896年，各地开办的洋务学堂多达34所，培养的毕业生也有1000多名。像近代思想家严复、民族英雄邓世昌、哲学家张君劢、戏曲理论家齐如山和外交家张德彝、汪凤藻、陆徵祥等，都出自洋务学堂。
当时，洋务学堂分为两大类型。第一类，主要以传授“西文”的方言学堂即外国语院校，如京师同文馆、广州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武昌自强学堂、两江方言学堂等。晚清虽是“瘪三”，但“精神胜利法”仍然在起作用，时时处处还以“天朝上国”自居，而将西方视为“蛮夷之邦”，“蛮夷之邦”的语言当然是“方言”了；第二类，就是以传授“西艺”的实业学堂，如马尾船政学堂、北洋水师学堂、江南水师学堂、旅顺口鱼雷学堂等。1895年10月2日，天津海关道盛宣怀通过直隶总督王文韶，禀奏朝廷请求设立新式学堂。光绪帝御笔钦准，成立天津北洋西学学堂，并由盛宣怀任首任督办；1896年，北洋西学学堂正式更名为北洋大学堂。北洋大学堂（天津大学的前身）由此成为中国近代第一所工科大学。
洋务学堂是新生事物，被守旧派视为“旁门左道”；所传授的科学技术，也被贬之为“奇技淫巧”。体仁阁大学士、理学大师徐桐振振有辞地说：“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康乾之世非有机器也，然而廪溢库充，民丰物阜。”1867年，北京地区春季大旱，瘟疫流行；6月10日，又刮起沙尘暴，飞沙走石，遮天避日。两个时辰内，大白天的紫禁城犹如黑夜。随即，谏议大夫杨廷熙上疏道：“天象之变，必因时政之失。京师中街谈巷议，皆以为同文馆之设，强词夺理，师敌忘仇，御夷失策所致。”
洋务学堂在实践中，也遇到了诸多困难。以马尾船政学堂为例，除了食宿免费外，学生每人每月可得白银四两（当时物价低，一般人家二两白银即可解决每月的温饱问题），以便赡养家属。但是，如此优厚的待遇，前来报名的学生还是寥寥无几。对此，李鸿章大为感慨：今入水师学堂者等于术艺（即不是正经读书而是学习技艺）……中国士大夫由来囿于积习，名门望族，未必肯让他们的子弟进洋务学堂做学生。
就像一艘顶风破船，洋务学堂摇摇晃晃，艰难前行，似乎随时都会葬身海底。
洋务学堂在教育改革中，虽然有破冰作用，但是，其弊端也像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对此，改革派看得很清楚，批评起来也是毫不客气。郑观应认为：“今中国既设同文、方言各馆，水师、武备各堂，历有年所，而诸学尚未深通，制造率仗西匠，未闻有别出心裁、创一奇器者，技艺未专，而授受之道未得也。”
梁启超也口诛笔伐：“言艺之事多，言政与教之事少。其所谓艺者，又不过语言文字之浅，兵学之末，不务其大，不揣其本，即尽其道，所成已无几矣。”
对于国学教育和洋务学堂的“软肋”，1896年，光绪帝师、署工部尚书、管理官书局事务大臣孙家鼐作了全面而深刻的阐述。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京师建立学堂，为各国通商以来仅有之创举，苟仅援引此官学、义学之例，师徒授受以经义帖括，猎取科名，亦复何裨大局？即如总署、同文馆、各省广方言馆之式，斤斤于语言文字，充其量不过得数十翻译人才而止。福建之船政学堂、江南制造局学堂及南北洋海军武备各学堂，皆囿于一才一艺，即稍有成就，多不明大体，先厌华风，故办理垂数十年，欲求一缓急可恃之才而竟不可得者，所以教之之道，固有未尽也。此中国旧设之学堂，不能仿照办理也。”
纲举才能目张。创建新型教育体系的“纲”是什么？就是京师大学堂。
甲午战败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尽快创办京师大学堂，已成为朝野共同的心愿。1896年前后，呼声达到了高潮。
外交家姚文栋（1853—1929，上海人）在《京师学堂条议》中说：东洋、西洋各国的首都都建有大学，为人材总汇之所，……专门设置学务大臣，以管理全国的教育，所以他们才人材奋起，国势日强。
翰林院编修、强学会骨干熊亦奇上了一道《京师创立大学堂条议》：学校，是天下之公器。今日世界，西方人先明白这个道理，因此，其国势强盛，其民智洞开，其国内政治与教育分别治理。以前官书局计划创建一所新学馆，开风气育人才，不过粗引其端。现在建议，国家在首都设立学部，称之为京师大学堂；聘请中西通儒，译编课本。自小学开蒙依次分门教育，坚持百年，才俊必将大兴，风气必将不变。
美国著名传教士狄考文（1836—1908）、李佳白（1857—1927）也坦言相告：今天的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国大而弱，民贫而愚，人口众多却没有可用之才；大学堂里，备有各等学问，所以培养训练出来的人都是全才。
在众多的建言中，作用最大的要数刑部左侍郎李端棻（1833—1907，贵州贵阳人）所上的《奏请推广学校折》。1896年6月12日，李端棻在《奏请推广学校折》中指出：“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府州县学，选民间俊秀子弟年十二至二十者入学，其诸生以上欲学者听之。……京师大学，选举贡监年三十以下者入学，其京官愿学者听之。”并提出设藏书楼、创仪器院、开译书局、广立报馆等具体建议。光绪皇帝阅后，立下谕令，让总署“议奏”。同一日，总署就回奏道：该侍郎所请求在京师建设大学堂，是扩充官书局的一项内容，应请皇上降旨，让管理书局大臣孙家鼐察度情形，妥善办理。
同年8月，孙家鼐“与在局诸臣悉心筹议”之后，上了一道《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在办学宗旨上，他认为：“今中国创立京师大学堂，自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在校园建设上，他用妙笔描绘出一幅现代大学才有的优美愿景：“先建大学堂一区……堂之四周，仍多留隙地，种树莳花，以备日后扩充建设藏书楼、博物院之用。”在学科设置上，他坦言：“不立专门，终无心得。”在教学管理上，他建议：“大学堂内应延聘中、西总教习各二人。”在学习激励上，他破除了国家出资、学生免费求学的传统做法，规定：“四小学之学生……考取入学，自备薪水，数年后中西各学俱通，升入大学堂，始给薪水，以示鼓励。”遗憾的是，这一美好蓝图，被守旧派以经费不足等为借口再次束之高阁。
2007年11月17日，贵州省隆重举行了“纪念李端棻逝世100周年暨学术研讨会”，有人指出：“他（即李端棻）在1896年6月呈给光绪皇帝的奏折中，第一次正式提议在京师设立大学堂。”很显然，其评价与历史事实并不相符。
光绪是一个国学造诣精深，而又能够与时俱进的开明皇帝。他对中西教育的本质区别有足够清醒的认识：“西人皆日为有用之学，我民独日为无用之学。”甲午战败后，又接连发生德、俄先后强占我国胶州、旅大等事件，光绪“怒甚”，更加意识到，原来终日攻读的历代经典“皆无用之物，命左右焚之……遂决变政”。
因此，当御史王鹏运于1898年2月15日奏请开办京师大学堂时，光绪帝立即谕令总理衙门：“京师大学堂，迭经臣工奏请，准其建立，现在亟须开办。其详细章程，着军机大臣会同总理衙门王大臣妥议具奏。”可是，刚毅、荣禄等把持的总署，却以“事属创造，筹划匪易”为借口，久拖不办。
1898年6月11日，经慈禧太后批准，拥有“事权”的光绪皇帝毅然颁布《明定国是诏》，决定进行维新变法，以求自强：
……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袭其皮毛，毋竞腾其口说，总期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
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着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所有翰林院编检、各部院司员、大门侍卫、候补候选道府州县以下官、大员子弟、八旗世职、各省武职后裔，其愿入学堂者，均准入学肄业，以期人材辈出，共济时艰。不得敷衍因循，循私援引，致负朝廷谆谆告诫之至意。
在《明定国是诏》中，光绪皇帝明确提出创建京师大学堂，并用了超过三分之一的篇幅，详加论述，具体部署。实际上是把建立一所新型、综合性大学摆在了“天字第一号”工程的高度，意义非同凡响。
但是，总署仍旧是磨磨叽叽，不肯买账。
6月26日，光绪帝十分生气，下了一道杀气腾腾的谕旨：“前因京师大学堂为各省之倡，特降谕旨，令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议奏，即着迅速复奏，毋再迟延。……倘有仍前玩愒，并不依限复奏，定即从严惩处不贷。”接到“最后通牒”，军机大臣和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们才感到问题的严重性，无不“跪诵之下，悚惧莫名”。于是，他们马上放下架子，请梁启超起草《京师大学堂章程》。梁启超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拟订了8章52节。
6月30日，御史李盛铎（1859—1934，江西德化人）上了一道《奏京师大学堂办法折》，就择立基址、酌定功课、筹集的款（即确实可靠的款项）等提出具体建议。他还特意提请委派孙家鼐担任“专办大臣”。
7月3日，光绪帝决定：“派孙家鼐管理大学堂事务，办事各员由该大臣慎选奏派，至总教习、综司功课，尤须选择学赅中外人士，奏请选派。……所需兴办经费及常年用款，着户部分别筹拨；原设官书局及新设之译书局均着并入大学堂，著管学大臣督率办理。”“举人梁启超著赏六品衔，办理译书局事务。”随后，军机处将“会奏筹办京师大学堂并开办详细章程折、单一件，又奏复御史杨深秀等奏请设局译书片，拟请俟发下后，再降谕旨。谨将原折、片、单恭呈慈览。”得到慈禧的首肯。
好事多磨，京师大学堂吵嚷多年，终于揭开盖头，进入到正式筹建阶段。
据统计，在103天的变法时段内，光绪皇帝“令如流水”“书朝上而电夕下”，连续颁布230多道（另一说是184道）除旧布新的上谕。但是，他对创建京师大学堂却是格外重视，直接涉及京师大学堂的上谕至少有15道。比如，7月4日，他命令庆亲王奕劻、礼部尚书许应骙负责大学堂工程建设，并要求迅速办理。7月10日，他发布上谕：“前经降旨开办京师大学堂，入堂肄业者，由中学小学以次而升，必有成效可睹。惟各省中学小学尚未一律开办……着各该督抚督饬地方官，各将所属书院坐落处所、经费数目，限两个月详查具奏，即将各省府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学中学西学之学校，……皆颁给《京师大学堂章程》，令具仿照办理。”7月20日，他批准将景山脚下、地安门内的和嘉公主府作为大学堂校址；8月9日，孙家鼐在《奏覆筹办大学堂情形折》中，提出八条建议，并请求派丁韪良为西学总教习、赏二品顶戴，光绪当即恩准；9月9日，孙家鼐在《奏请另设医学堂折》中，建议另设医学堂，考求中西医学，由大学堂管辖。也得到了皇上的批准……可以说，创建京师大学堂的每一个环节，都凝聚了光绪皇帝的心血；而京师大学堂每向前迈进一步，都紧紧吸引着朝野和社会舆论的目光。10月3日，《北华捷报》在一篇报道中披露：
《京报》几乎每天都登载孙家鼐有关京师大学堂的奏折。这所大学似乎成了文人圈子中最经常和最热门的话题。翰林院有多名学者被聘为大学堂教授汉学经典的教习，而作为校长的传教士和神学博士丁韪良正在仔细挑选西教习。语言系可望在十月中旬开课，医学系约在一个月之后也可以上课。一座由政府管辖的医院将成为医学系的附属医院，以便供学生实习。大学堂各系的所有学生一旦毕业，都将被政府授予文凭、官衔，以及政府部门中的职务。
众所周知，变法是一个系统工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作为系统工程，戊戌变法应该有自己的初级目标、中级目标、高级目标。在戊戌变法期间，创建京师大学堂就被朝廷“视此为新政第一大举动”
。而《明定国是诏》“把创办京师大学堂作为一个国家行为，提到启动新政之首要举措的高度，并以此推动全国教育及其他方面变革与现代化的进程。”
假使把“兴民权，设议院，立宪法”看作戊戌变法的高级目标，那么，把创建京师大学堂视为初级目标，应该不是溢美之辞。
戊戌事变后，慈禧“罢新法，悉复旧制”，在“北京尘天粪地之中，所留一线光明，独有大学堂一举而已”。12月31日，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学，仕学生、中学生、小学生加在一起才有160名，后来陆续招生，到了1899年5月，学生已有218人。许德珩在《北京大学校史·序》中指出：“京师大学堂本身就是戊戌变法运动的产物，是维新派克服了顽固守旧势力的重重阻挠和反对才创立起来的。”
京师大学堂的幸存、发展，是戊戌变法的一大重要成果。既然初级目标已经实现，怎能一口认定戊戌变法就失败了呢？我认为，戊戌变法只是夭折而已，应该用“夭折说”取代“失败说”。
也许有人会提出质疑：夭折不也是一种失败吗？的确，总体来说，夭折也是一种失败，但是，它与一般意义上的失败在程度上有大小、轻重之别。就像古人对疾病一词所作的解释那样，“疾”也是一种病，可是，“疾”是小恙，而“病”才是比较严重的病痛。同样，在史学研究中，“志”与“传”、“年谱”与“年表”、“正史”与“野史”等，都有着本质区别；在文学史上，唐诗、宋词、元曲代表着不同时代文学所取得的最高成就，但从本质上来看，都属于诗歌体裁。为什么要分别以唐诗、宋词、元曲加以命名呢？道理很简单，三者在写作要求上具有不同特点。这并非咬文嚼字，不同的命名，说明了认识的深化和清晰。因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理不真。那种葫芦绞茄子、大而化之、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研究，只能说明研究者的理论肤浅和思维混乱。
正因为戊戌变法只是夭折，所以，京师大学堂创建成功之后，她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所占的地位更加特殊，其历史意义远远超过一所大学的应有分量。
其一，作为管学大臣，孙家鼐不仅是京师大学堂第一任校长，而且还是统管全国新式学堂的第一任教育部长。“是时管学大臣之权限，不专管理京师大学堂，并节制各省所设之学堂。实以大学校长兼全国教育部长之职权。”
“维新变法运动遗留下来的京师大学堂具有重要意义，它表明维新教育改革在一定范围内取得了进展，同时标志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进入了创立阶段，设置专职教育行政官吏也从此开始。”
其二，京师大学堂是中国第一所国家开办的综合性大学，学术起点很高。谈及戊戌学制，有人或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京师大学堂创办之时，仕学生不过30名，能算一所真正的大学吗？回到历史现场，就可以知道，当时的先贤早就给出了答案。丁韪良在回忆录《花甲记忆》中认为，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创建时，都没有固定校舍，学生上课要到处打游击；哈佛大学开办的第一学期，只招收六七个学生，教材只有《圣经》一本。而京师大学堂的校园规模、学生数量、管理章程都像模像样。而且，课程设置借鉴了牛津、哈佛和东京帝大的经验，连西教习的学袍、礼帽都是牛津大学的样式。
兰多是英国人，在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时，他是战地记者。后来，他在《中国与八国联军》一书中指出：
这个新建的大学堂与翰林院有天壤之别，这儿每个房间的墙上都挂满了地图，而在架子上则堆满了用于物理、几何和化学实验的各种仪器。倘若遮住建筑物上那些翘角的屋檐，它看起来跟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同类正规大学并无本质上的区别。
其三，京师大学堂还是中国高等学校的一个重要摇篮。她不仅直接演化成北京大学，而且先后繁衍出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医科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等众多名牌高校。如果把与京师大学堂有渊源关系的高校排列出来，数量、质量都是可观的，对于中国近现代化的推动作用也是巨大的。
其四，由于戊戌变法在教育改革中，紧紧抓住了创建京师大学堂这个“纲”，纲举目张，一旦国家最高综合性大学得以创办，那么，全国各地的中学堂、小学堂呈数量级开办，也就顺理成章。假以时日，以新型的大学、中学、小学教育体系取代古老、腐朽的太学、书院、私塾教育体系，更是水到渠成。“由于他（孙家鼐）在政界与学术界的威望，他一手筹办了中国第一所综合性的大学，这在中国文化史和教育史上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可以说，当代中国实行的小学、中学、大学教育体系，追根溯源，其老祖宗就是京师大学堂。虽然在京师大学堂之前也有洋务学堂存在，但是，那些洋务学堂犹如花果山上的毛猴，与人类并无血缘关系。京师大学堂才是“北京猿人”！
其五，京师大学堂影响很大，“效应”深远。1899年6月27日，在白色恐怖下，京师大学堂的存在给人们带来了希望和鼓舞。《北华捷报》以有些调侃的语气报道说：
通常发自天津“有关关闭京师大学堂的报道”，就像驴子拉磨那样，又转了一圈，传到了我们这里。与此同时，可以容纳160多个学生的楼群正迅速接近完工。西文图书馆的第一批藏书即将在偌大的“藏书楼”摆上书架。我们希望这只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而这批图书收藏终将从“藏书楼”顶上向大学堂的所有成员，乃至整个京师的居民，放射出“甜蜜和光明”。
1998年，在纪念北大百年华诞时，著名学者王瑶在《北大校长与中国文化·序言》中进一步强调指出：“近年来由于我国执行对外开放政策，中外学术文化的交流十分频繁……甚至有人称之为‘文化热’。其实就文化学术思想的变迁而言，这个过程至少从戊戌维新运动就开始成为震撼社会的思潮了，而‘京师大学堂’的成立就是一个重要的标志。应该说，这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我们今天仍然处在这个历史过程之中……”
总而言之，我认为，断言“戊戌变法失败”是对前人历史性贡献的忽视和误读，而以“戊戌变法夭折说”取代“戊戌变法失败说”，才更为客观、准确，实事求是。
人类同源于非洲大陆，同住在“地球村”。迄今为止，在学习、借鉴、吸收外来文化方面，我们常常设置“中学与西学”“体与用”“中化与西化”等藩篱，自缚手脚。其实，按照“黑猫白猫论”（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放开眼界，将中外一切优秀文化都视为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施行“拿来主义”（鲁迅的主张），那么，所有的思想枷锁就会如冰见日，涣然消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