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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98年6月11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为标志，戊戌变法拉开帷幕。到9月21日（八月初六），慈禧太后第三次训政，戊戌变法仅仅存活了103天，所以，戊戌变法也被人们称作“百日维新”。
戊戌变法终结后，梁启超在日本驻华使馆的庇护下，搭乘日本军舰“大岛”号，于1898年10月18日逃到日本东京。不久，康有为也在英国驻华使馆的庇护下，经香港赶到日本。劫后余生，师徒们异国重逢，禁不住悲从心来，抱头痛哭。梁启超为何不能像谭嗣同那样慷慨赴死、以血醒民呢？他在长诗《去国行》中做了一番自我辩解：
呜呼济艰乏才兮，儒冠容容；佞头不斩兮，侠剑无功。君恩友仇两未报，死于贼手毋乃非英雄，割慈忍泪出国门，掉头不顾吾其东。……吁嗟乎！男儿三十无奇功，誓把区区七尺还天公。……潇潇风雨满天地，飘然一声如转蓬。披发长啸览太空，前路蓬山一万重，掉头不顾吾其东。
同年12月10日，日本《东亚时报》开始刊登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的有关章节。《东亚时报》虽是日文半月刊，但所连载的四期《戊戌政变记》却是中文。13天后，在横滨，梁启超在旅日华商冯镜如等人的资助下，正式创办《清议报》。该报是旬刊，每期40页，主笔梁启超。在发刊词中，梁启超开宗明义地指出《清议报》的性质是“为国民之耳目，作维新之喉舌”。在《支那近事》专栏中，梁启超又以任公为笔名，开始连载《戊戌政变记》并特意申明：“政变记凡八篇，卷帙太繁，今先将第四篇登载于报中。”1899年5月，《新民丛报》社发行单行本《戊戌政变记》（九卷本），长达11万字，属于纪事本末体，分为五篇。第一篇《改革实情》，记叙了康有为在变法时期的新政上书，集中说明康有为与戊戌变法兴起的直接关系；第二篇《废立始末记》，记录了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幽禁光绪帝的台前幕后；第三篇《政变前纪》，分析了政变原因；第四篇《政变正纪》，记载慈禧太后推翻新政、株连维新人士的情状；第五篇《殉难六烈士传》，为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分别作传，使其留名青史。
《戊戌政变记》是第一部系统记述、研究戊戌变法的著作。“梁启超将变法的过程描述为康有为由布衣而卿相的个人发迹史，将清政府陆续推行的新政缩减至康有为主导的‘百日维新’
，将康有为思想诠释为戊戌年新政运动的唯一指导思想，将政变的原因约化为主维新的光绪和主守旧的慈禧之间的帝后党争。这些观点在现行的叙述中演变为：康有为是维新运动的主要领袖，康、梁、谭等人构成的维新派是当时唯一的进步力量，康有为的思想是变法的主导思想，他多年奔走推动了变法运动的发展，并最终得到光绪皇帝的支持，于1898年推行了短暂的新政。但是由于光绪皇帝没有实权，又与慈禧太后长期失和，维新派与顽固派的力量相差悬殊，变法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满汉顽固派所扼杀。”
由于梁启超是戊戌变法运动的重要参与者，《戊戌政变记》又是戊戌变法研究的开山之作，所以，《戊戌政变记》一直被众多戊戌变法研究者奉为经典，深信不疑，并以此为基础展开研究，不断“层累地”建立起一个以康有为为领袖、以康党为主角的戊戌变法话语叙述体系。“戊戌政变”一词也因此深入人心，成为戊戌变法研究的常识性概念。
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政变，有其特定、明确的定义。据《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的解释，所谓政变，通常指统治集团少数人通过密谋，用政治手段或暴力手段等非正常途径实现国家权力转移的行为。
政变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自下而上，篡夺国家最高领导权。如果说“戊戌政变”的确发生过，那就应该是慈禧太后等少数顽固派用“政治手段或暴力手段”，从光绪帝手里突然夺回国家最高领导权。可是，在戊戌变法时段乃至整个光绪年间，光绪皇帝何时执掌过国家最高权力？
亲政之前，光绪帝毫无实权，这是毋庸置疑的。光绪不但在政事上无权可言，而且，连打理自己私生活的权利都被残忍地剥夺。
应该说，载湉刚入宫的那段岁月，慈禧太后还是很疼爱自己的亲侄子光绪（也是亲外甥）的。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瞿鸿禨（1850—1918，湖南长沙人）在《圣德记略》中披露，有一次，慈禧太后在谈及光绪时，颇为动情地说：
皇帝入承大统，本我亲侄。从娘家算，又是我亲妹妹子，我岂有不爱怜之理！皇帝抱入宫时，才四岁，气体不充实，脐间常流湿不干，我每日亲与涂拭，昼间常卧我寝榻上，看着天气寒暖，亲自为他加减衣衿，节其饮食。皇帝自在醇王府时即胆怯，怕听到大声特别是雷声，每有打雷下雨，我都把他搂在怀里，寸步不离。皇帝三五岁后，我每日亲书方纸，教皇帝识字，口授读《四书》《诗经》，我爱怜惟恐不至……
慈禧还反复挑选，最终确定书法、学问、人品都闻名遐迩的翁同龢、孙家鼐等鸿儒为光绪师傅。翁同龢为光绪帝授课时，慈禧多次亲临毓庆宫，检查教学。每天放学后，光绪帝也像普通百姓家的孩子一样，去见慈禧，背诵当日功课。光绪十一年，当慈禧发现小光绪的作文颇有进步时，降下懿旨，要求把“（皇帝）每日所作诗、论及对子，均缮写清本，随功簿一并呈览”。光绪十三岁时，她又让光绪实习政务。大臣们递上奏折，慈禧总是让光绪也看一遍，她提出处理意见后，再给小皇帝解释这样决策的道理，传授治国理政的经验。同时，她还让翁同龢、孙家鼐等给光绪增加了讲解奏折的内容。这段时间，可以说是慈禧与光绪帝感情融洽的黄金时期。慈禧对光绪帝的表现也很满意，表扬他“实在好学，坐、立、卧皆诵书及诗”。
慈禧不慈，晚年犹嬉。她不仅工于心计、权欲无极，而且翻手覆云、冷酷无情。为了稳坐“女皇”宝座，她在物质上、精神上对光绪进行控制，恩威并施，不择手段。特别是发现成年后的光绪不太听话之后，更是脸色陡变，采用种种手段，对光绪加以虐待，使其身心受到极大摧残。光绪帝整日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就像忍辱负重的汉献帝似的，过着非人般的生活。苏勋丞在《我所见到的慈禧和光绪》中回忆道：
光绪……那时约30多岁，中等身材，瘦长脸，面色苍白，体质羸弱。我们从未见他笑过。说实在的，他过的是囚犯生活，怎么能乐起来呀！慈禧每日三宴，每宴108样菜，光绪却没有这个排场。慈禧每餐拣自己不喜欢吃的三四样菜命人给光绪送去，以示慈爱。有时，三四样菜要分三四次“赏”，每送一次，光绪都得起立叩头谢恩，连一顿安生饭也吃不成。隆裕是慈禧的亲侄女，她可以就着慈禧的桌子吃。我们那时都私下猜疑，光绪瘦弱，多半是差了点饭食。慈禧怕光绪再反对他，监视光绪很紧，每次去万寿山，都带光绪同行，说是疼光绪，形影不离，在我们看来，只不过是押在马后的犯人罢了……
苏勋丞是河南永城人。1901年，他经老乡介绍，到袁世凯所建的武卫前军当兵，被编入武卫右军右翼第一营。武卫右军的统领是后来的“辫帅”张勋（1854—1923，江西奉新人）。1902年1月，《辛丑条约》签订后，慈禧太后从西安经洛阳、开封等地，回到北京。为了自身安全，慈禧命令张勋所带的武卫前军右翼第一营作为自己的卫队。每天晚上5点至次日早上7点在皇宫站岗。慈禧和光绪外出时，也跟随保驾，一直到1905年才撤出去。苏勋丞在值勤时，多次见到慈禧和光绪，并近距离地观察了宫廷内的生活情形。他在这里所回忆的是戊戌变法后光绪的悲惨遭遇。实际上，在戊戌变法之前，光绪皇帝身边也是眼线密布，活动受限，内心十分不爽。
慈禧太后，二十多岁就成为寡妇。那正是她如狼似虎时节，手握重权的她，岂能耐得住紫禁城里的寂寞？天下哪有不透风的墙？于是，慈禧绯闻便越过高墙徐徐传到宫外，成为人们茶余饭后悄悄交流的“精彩段子”，如慈禧喝药堕胎、慈禧同李鸿章六弟李昭庆的床笫情缘、慈禧与荣禄以及李莲英不清不白的关系等。但陈灨一（1882—1953，江西新城人，曾在民国初年担任袁世凯幕僚）在笔记《睇向斋秘录》中指出：世上流传的慈禧太后淫乱段子，不下数十件，大都是捕风捉影、牵强附会之谈。以我所听到的，某部侍郎连夜逃跑一事，真实可信，此事足见慈禧之荒淫无度。政界大佬大多都知道这个故事。某部侍郎，安徽人，风华正茂，皮肤白皙，一表人才。一天，慈禧在听取他的工作汇报时，两眼直钩钩地盯着他，一见钟情，禁不住欲火中烧。按照清朝规矩，官员晋见太后时，只能俯首猫腰蹶腚，跪在地上，如果违反，那是大不敬、杀无赦。所以，该侍郎并不知道慈禧的心意。汇报完毕，侍郎退下去休息，慈禧就密遣心腹李莲英过去打探他的意见，说太后准备将其留在宫中，办理“机要”。该侍郎一听就明白了，他佯装答应，到了夜里，却乘机逃了出来，从此变名易姓，终身不仕。
年老体衰之后，慈禧在情欲方面似乎有所收敛，却久病成医，深谙“用情感软刀子杀人”的精髓。这也成为她企图降服光绪的一把暗器。
光绪有一个皇后、两个妃子，皇后是慈禧亲弟弟桂祥的女儿隆裕，无论相貌、才学、性情，光绪都不中意，但是，由于是慈禧太后敲定的，光绪帝只能“照单收下”。两个妃子谨妃、珍妃姊妹二人，也是慈禧太后挑选的。隆裕比光绪大三岁，生在宫外，见多识广，据说，由于初夜不谐，两个人的感情产生裂痕。后来，光绪“移情别恋”，对皇后采取冷淡态度，却与年少活泼的珍妃打得火热，引得隆裕醋性大发，频频向姑妈告状……夫妻关系的恶化，直接影响到了慈禧与光绪的“母子”关系，也为光绪皇帝悲惨的后半生埋下伏笔。清史专家谢俊美指出：“西太后为什么让隆裕去做皇后？实际上是为了控制光绪皇帝，实际上西太后为了自己掌权，各方面都设计好，最后把光绪变成一个傀儡。”长期的精神虐待和思想压抑，使光绪皇帝的健康大受影响，“光绪幼年即身体虚弱，大婚之前稍感风寒，必头疼体瘦，年仅十五六岁已弱不禁风，二十七八岁患耳鸣脑响，渐次加重，又长期遗精。”
这样的生活真是太残酷、太可怕了。
光绪帝生于1871年8月14日，按照祖制规定，1887年2月7日（光绪十三年正月十五），朝廷为虚岁16岁的光绪举行了亲政典礼，慈禧太后改为“训政”，实际上还是她当权；1889年3月4日（光绪十五年二月初三），朝廷再次为光绪帝举行亲政大典，慈禧太后不得不正式宣布“归政”，驻跸颐和园。
但是，光绪亲政后，斥巨资修复了颐和园，专门用来颐养母后慈禧；每隔一天前往颐和园，向慈禧请安；每日各地上报的奏折，皇上阅读后，都要密封好，派人送到颐和园，请慈禧审阅、指示。
“太后此时，表面上虽不与闻国政，实则未尝一日离去大权。身虽在颐和园，而精神实贯注于紫禁城也。”
光绪也非常“懂事”，“处理哪一件事情，都刻意求工地模仿着太后的旧规，这不用说自然是很使太后高兴的了。可惜太后的雄心太大，光绪纵然如此谨慎小心，她还不能完全满意。后来，她又知照光绪遇事必须先禀告她，然后再决定办法。于是，光绪的亲政便成了一句面子上的空话，全部的政权依然牢牢地握在太后自己的手掌里，等于她不曾退休一样。”
恽毓鼎（1862—1917），字薇孙，河北大兴人。光绪十五年考中进士，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开始，他长期担任翰林院侍读学士、起居注官，其工作职责就是记录光绪每天的起居言行，对他的习性和事迹非常熟悉。光绪帝驾崩后，葬在河北易县的崇陵。宣统三年四月（1911年5月），在清朝灭亡前夕，恽毓鼎写成了光绪传《崇陵传信录》，其中，对于慈禧太后专权，荣禄策划另立大阿哥、谋废光绪帝，以及义和团运动等记录得尤为详细，是研究晚清宫廷政治活动的重要史料。在《前言》中，恽毓鼎挥泪写下这样一段声情并茂、可感可叹的文字：
缅维先帝御宇，不为不久。幼而提携，长而紧制，终於损其天年。无母子之亲，无夫妇、昆季之爱，无臣下侍从宴游暇豫之乐、平世齐民之福，且有胜于一人之尊者。毓鼎侍左右，近且久。天颜戚戚，常若不愉，未尝一日展容舒气也。
戊戌变法是经过慈禧同意才开始的。甲午战败后，清政府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外患内扰相通而至”的危险形势，促使许多“国人之迷梦亦渐醒”
。“光绪帝是满洲皇族中比较能够接受新思想的青年皇帝，颇想有所作为。”
1898年春夏之交，全国维新热情日趋高涨，光绪忍无可忍，毅然向太后“摊牌”，争取到了事权后，光绪帝又去颐和园当面请示维新变法事宜，然后，才颁布《明定国是诏》，正式宣布变法。对此，梁启超做了明确记述：“御使杨深秀、伺读学士徐致靖相继上书，请定国是。上既决心，乃白西后，召军机全堂下此诏书，宣示天下……一切维新基于此诏，新政之行开于此日。”
戊戌变法期间，光绪仍无实权。6月15日，也就是戊戌变法进入到第5天，慈禧迫使光绪连下三道“上谕”：第一道，下令免去有维新思想的师傅翁同龢的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等一切职务，驱逐回原籍；第二道，凡授任新职的二品以上大臣，须到皇太后面前谢恩，实质上是向朝野宣布，大权仍在太后手中；第三道，任命她的亲信荣禄署直隶总督（不久实授该职兼北洋大臣，加授文渊阁大学士衔，统领北洋三军）。从6月16日到24日，慈禧又迫令光绪任命崇礼为步军统领，怀塔布掌管圆明园八旗、包衣三旗及鸟枪营，刚毅掌管健锐营，将军事大权牢牢地攥在手心。由此可知，慈禧“下放”给光绪的事权十分有限，国家最高权力中的核心权力兵权、人事权和理政决策权，仍被慈禧掌控着。茅海建在《戊戌变法史事考》
中提供的一组统计数据表明，从戊戌年四月一日至七月二十八日，在117天内，光绪皇帝与太后同住69天，请安68次，伺早膳32次，伺晚膳22次，侍看戏15次。百日维新期间，光绪12次前往颐和园“请安”，在交通不畅、轿扛船载的晚清时代，相距15公里的路程，去一趟就得三四个小时，这对身体虚弱、日理万机的光绪帝，不光是变相体罚，简直就是一种“刑罚”。可以说，在戊戌变法期间，光绪至少有一多半时间是在太后的身边，看其脸色行使事权的。而且，朝廷文件明确写着“朕钦奉慈禧……皇太后懿旨”，说明慈禧与光绪在行政上是上下级关系。
“从四月二十三至八月初五日（6月11日至9月20日），军机处一共向慈禧太后上呈了折、片、呈、书等共计462件，最多的一天上呈了29件。百日维新进入其高潮期七月之后，几乎每天都有上送慈禧太后的奏折原件。……光绪帝确实将此一时期的重要奏折，包括军机处都无法看到的‘留中’的折件，基本上都送到慈禧太后手中。”
“不管什么时候慈禧太后来到北京，他总是严格遵守礼仪，在宫门外跪着迎接她。当去颐和园拜访她的时候，不许皇帝宣布驾临，皇帝被迫跪在内宫等候大太监允许他晋见。太监李莲英非常憎恨皇帝，让皇帝等待使他内心感到非常高兴，有时通报老佛爷说皇帝驾临甚至要拖半个小时。每当这些时候，他总是感到非常受压迫，皇帝也像宫中的官员一样，必须买通太后身旁的太监开道。事实上，这些忠实的追随者就像对待那些满族贵族一样，根本不把皇帝放在眼里。”
光绪有了眼泪只能往肚里咽，难怪他常以处境凄惨、生不如死的“汉献帝”自比啊。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房德邻在《回顾戊戌，重温历史——在戊戌变法110周年之际》座谈时指出：“在100多天的变法中，光绪皇帝每隔两三天就要去一次颐和园，去一次要住两三天。每日的奏折，光绪皇帝处理之后，都要封好，派人送给慈禧。慈禧如果认为皇帝处理不当，就会令皇帝改正。我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看到有一道废漕运的上谕，头一天发出，第二天又有旨改正。”
在这一时段，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的关系，打个未必恰当的例子，慈禧太后就像是清政府的“总裁”，而光绪帝最多不过是个“CEO”。一切重大决策，还得“总裁”拍板，连“CEO”的去留，也是“总裁”说了算。
《康南海自编年谱》中，记述了光绪为废除八股改试策论一事的决策过程。康有为写道：光绪帝于二十四年五月“初二日诣颐和园请太后懿旨，而至初五日乃降旨也。百事皆如此。上扼于西后，下扼于顽臣，变法之难如此。”
《清廷戊戌朝变记》《四朝佚闻》分别提供了有力证据。《清廷戊戌朝变记》认为，自四月二十三日宣布变法以来，皇上所采取的新政举措，没有一项不是先赴颐和园向太后报告，太后同意后才对外宣示的。虽然他表面上拥有事权，但并不敢独断专行。
梁启超说得更直白：“皇上自四月以来，屡次所下新政之诏，交疆臣施行，而疆臣皆西后所擢用，不知有皇上，皆置诏书于不问，皇上愤极而无如之何。”《四朝佚闻》指出：光绪帝摄于太后的积威，见到太后就浑身筛糠，胆战心惊，虽然已经亲政，却不敢擅自做主。戊戌变法时期，也是事事都要向太后请懿旨。
这些证人证言，无可辩驳地证实，在戊戌变法期间，光绪皇帝并没有真正掌握国家最高权力。换句话说，政变的前提根本是子虚乌有的。
“尽管名义上慈禧太后从政府的职务上退休，但是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她愿意，她仍然是帝国的专制统治者，并时刻准备声称她有这种能力。”
所以，当慈禧太后感到光绪帝“不听话”了，对自己的地位产生威胁时，她便主动出击，“如缚雏鸡”“如薙枯草”
，囊中取物似的收回授予光绪的事权。
据史料记载，9月18日（八月初三日）下午2时以后，也就是光绪皇帝离开颐和园、返回紫禁城不久，杨崇伊“恳请太后再次训政”的奏折，被送到了慈禧手里。
接到《奏折》时，慈禧正在看京剧。对政治动向极为敏感的慈禧太后深感问题的严重性。思量半晌，当晚八九点钟，她才定下决心，明日一早就回宫去。美国传教士何德兰（1859—1942）的《慈禧与光绪——中国宫廷中的生存游戏》里，做了如下描述：
她（慈禧太后）叫来了自己的轿子，上了去紫禁城的路。她没带军队，只由她可以全力依靠的自己宫内的那些太监护卫着，一旦出起事来也足够可以抵挡皇上的那些太监了。……皇上听说她已在路上的消息之后，就派人送信给康有为，叫他逃走，并想办法挽救时局，而自己则想要躲进外国使馆，但还未等到这么做就被慈禧太后抓住了。于是，光绪结束了他的亲政生涯，开始了囚徒生活。
德龄（1881—1944）是满洲汉军正白旗人，父亲裕庚是清末三品外交使臣，后任太仆寺卿，母亲是法国人。1903年3月，经庆王载振推荐，德龄、容龄姐妹俩进宫，成为慈禧的御前侍女，为慈禧做英语、法语翻译。德龄在慈禧身边生活时间较长，掌握了许多宫廷秘闻。她说：“我因为曾经留在清宫内给太后当过几年侍从女官，对于光绪的一切，幸得有较深的认识。同时，得到最先的机会听到他自己所说的许多悲痛的故事，以及他打算革新国家政务的各项计划。”
从1911年开始，她陆续出版了《童年回忆录》《金凤》《清宫两年记》《慈禧御苑外史》《光绪泣血记》《皇室烟云》《莲花瓣》等作品，每部著作的出版或再版，都风靡海内外，盛销不衰。《光绪泣血记》也曾译作《瀛台泣血记》或《光绪皇帝》。对于慈禧太后返回皇宫“夺权”一事，德龄做了比较翔实、生动的记录：
……第三次密报又来了，其时太后的鸾舆正在匆忙地抬进宫门。
光绪因为早已死心塌地的缘故，精神反而觉得安定了许多。他和珍妃就在很少的几个太监的掖护之下，整好衣冠，走到最外面的一座大殿前的石坪里跪着，静待太后到时接驾。
……即使光绪自己还甘冒不韪，用武力来和太后周旋一下的话，事实上也办不到。因为……他手里没有可以直接指挥的军队……
老佛爷的一帮侍卫，都堆着怪骄傲的神气走进来，仿佛是专门随着太后来拿办光绪的。不久，太后自己也从鸾舆里慢慢地跨下来了。光绪大着胆，偷眼望她一瞧，只见她满面怒容，颜色泛白，白中透青，真像一个打算跟人家拼命的老太太一样。这倒也是怪不得她的，因为当她从颐和园回到大内这一段路是相当长的，她老人家独坐在鸾舆内，尽把这件事翻来覆去地想着，自然愈想愈恼了。
……他（光绪）虽然说得十分恳切，无奈太后已不愿再跟他多费唇舌。因此，她就愤愤地把手一挥，制止他再说下去。
“别再给我花言巧语了，现在只有很干脆的几句话：你要知道这天下是老祖宗们打下来的，他们所定的一切法度、一切规矩，当然都有他们的道理。我们做子孙的人，要保守这个基业，就只有完全遵守这些法度和规矩的一个法儿，你是什么人，配来变动它们啊！要如真照你想的那些混账新法儿搅下去，我们大清帝国的天下，怕不要在你手里断送掉吗？如今你自己也该明白了，你到底配不配再统治这个国家？快给我想一想看，你现在应该如何收拾才好？”
太后这句话一说，光绪心里是立刻明白了。他知道自己的政治生活已到了不能不暂时结束的地步了——当初他真以为是暂时的结束，不料后来却变为永远的休止。于是他重复再磕着头说：“亲爸爸，孩子懂得了，明天孩子马上草一张诏书下去，把掌理国家大事的权柄依旧请你老人家来执掌，因为孩子实在太没用了。”
同样的戏剧性政变场面，在京师大学堂西学总教习丁韪良的《花甲记忆》中，也出现过：
面对皇帝的革新措施，保守派魁首惶惶不可终日，叩请慈禧太后挽救大清帝国于水火之中。于是，太后像天神一般降临人间，斥退了年轻的法厄同（即太阳神之子，驾驶其父亲的太阳车狂奔，险些焚掉了整个世界，幸好被宙斯用雷击毙），避免世界着火焚烧，而太阳车也回归原来轨道。
皇帝的九五之尊得自太后，此次犯错，便扑倒在母后脚下，承认错误，恳请母后“示儿如何治国”。
当然，我们对这些像电视剧一样的记录可以提出质疑，但是，戊戌事变后，“始作俑者”杨崇伊在递给慈禧的密折中的说辞，却有助于我们了解当年的“政变”实情，也有利于解答我们提出的各种疑问。在《乱党虽平，慎防后患折》中，杨崇伊对“政变”的记叙是：“祸机一发，各国环集，时日先后，间不容发。幸而皇太后即日训政，不动声色，弭乱未形。”
也就是说，慈禧太后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国家大权夺下来。世上还有这样“不动声色，弭乱未形”的“政变”？
“从实际情况看，即使双方的矛盾已经发展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孱懦的光绪皇帝也丝毫没有与当政几十年的太后分庭抗礼的胆略和力量，这也正是慈禧能够轻易用‘训政’的形式，便将皇帝控制住的原因所在。因此，这次政变，如果也算作一次非正常的权力移交的话，充其量也只是‘和平政变’。”
马忠文虽然对政变说法不太满意，但他的结论有些扭扭捏捏，尚不够旗帜鲜明。而戊戌当年的舆论，也有“皇太后布置一切，以收回事权……”
的说法。
综上所述，我认为，“戊戌政变”是“皇权至上”者及光绪皇帝的同情者梁启超等人脱离实际的臆见，它根本就没有发生过。回到历史现场去看一看，就会幡然醒悟，当年9月21日所发生的，只不过是慈禧太后从傀儡皇帝光绪手里收回事权事件，应准确地概括为“戊戌收权事件”或“戊戌事变”。
在《戊戌政变记》一书中，政变“原委”占据突出位置。全书的六卷正文，都是按照戊戌政变的原因、经过和结果来展开叙述的。这是为什么呢？据研究，慈禧太后重新登台后，康党在海外掀起“勤王求救”运动。梁启超于“9月27日，在大岛军舰上上书伊藤博文，希望他‘念兄弟之邦交，顾东方之大局’，‘与英、米诸国公使商议，连署请见女后’，告之曰‘若大皇帝有大故，某等各国将下国旗绝交，兴问罪之师，代支那讨弑君贼’，并请营救谭嗣同等。10月26日，上书日本总理大臣兼外务大臣大隈重信，说政变的原因有四：‘一曰帝与后之争，二曰新与旧之争，三曰满与汉之争，四曰英与露之争。’并列举慈禧‘可讨之罪’，光绪‘英明仁厚’‘奋然行之’之圣，从而‘为秦廷之哭，呼将伯之助’。”
康有为则相继抛出了杜撰的两道“密诏”，并在《奉诏求救书》中，详细列举慈禧“不恤国家”“失地失权”等十大罪状，其训政是“废君篡位”的“伪临朝”，为“勤王求救”大造舆论。就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戊戌政变记》应运而生。康梁精心炮制的“政变”之说，由此开始传播，被大量近代史教材和相关专著所尊信。对此，有人做了一番精心梳理、辨析：
比如颜昌峣的《中国最近百年史》（太平洋书店，1928年版），历史研究社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纲要》（新知书店，1946年版），以及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光明书局，1948年版）等等，都以《戊戌政变记》的体系来描述这段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陆续出版了不少有关维新变法的研究专著，20世纪五六十年代汤志钧的《戊戌变法史略》（联群出版社，1955年版）和胡滨的《戊戌变法》（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在整体叙述方面虽然力求精致严密，但依然沿用了梁氏的体系。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多部相关学术专著问世，其中代表性较强的有王栻的《维新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和汤志钧的《戊戌变法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它们对于维新变法运动的具体史实的考订严谨细密，但是在总体叙述体系上如出一辙，仍然没有越出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一书的框架。与此同时，大量出版的中国近代史教材，在维新变法史的叙述方面也沿袭了前人的套路。因此，梁启超对戊戌变法史的叙述体系逐渐权威化，其主要观点成为史学界长期以来普遍接受的一个基本观念体系。比如，梁启超将变法的过程描述为康有为由布衣而卿相的个人发迹史，将清政府陆续推行的新政缩减至康有为主导的“百日维新”，将康有为思想诠释为戊戌年新政运动的唯一指导思想，将政变的原因约化为主维新的光绪和主守旧的慈禧之间的帝后党争。这些观点在现行的叙述中演变为：康有为是维新运动的主要领袖，康、梁、谭等人构成的维新派是当时唯一的进步力量，康的思想是变法的主导思想，是他的多年奔走推动了变法运动的发展，并最终得到光绪皇帝的支持，于1898年推行了短暂的新政。但是，由于光绪皇帝没有权力，又与慈禧太后长期失和，维新派与顽固派的力量相差悬殊，变法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满汉顽固派所扼杀……
就这样，《戊戌政变记》在众多“推手”的大力鼓吹下，广泛传播了一百多年，不知误导了多少人。
其实，早在1921年，梁启超就公开认错，坦言《戊戌政变记》是“有事虽非伪、而言之过当者”。他说：“无论何部分之史，恐‘真迹放大’之弊皆所不免。……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变记》，后之作清史者记戊戌事，谁不认为可贵之史料？然谓所记悉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则？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也！治史者明乎此义，处处打几分折头，庶无大过矣。”
“《中国历史研究法》，原是梁启超于1921年秋在南开大学所作的演讲，同年11月、12月，《改造》第四卷第三四一号曾部分摘载，成书时文字上有修改，辑入《饮冰室合集》第十六册之七十三。”
1923年1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国历史研究法》单行本，到1947年，已经印了6版。出版时间很早，发行量也不小。对于普通读者，读不读，也许无所谓。但作为史学研究者，特别是戊戌变法研究者，不读此书，不知道任公对《戊戌政变记》的认错，继续以讹传讹实在说不过去。
对此，20世纪40年代，陈寅恪就已明确指出《戊戌政变记》存在“硬伤”。
吴其昌（1904—1944），字子馨，号正厂，浙江海宁县硖石镇人，著名诗人徐志摩的从表弟。1925年，他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师从梁启超，深得器重。梁启超在清华大学的文稿，不少都是由吴氏记录、整理而成的。从1932年开始，他先后担任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历史系主任。可惜，他呕心沥血写作《梁启超传》，仅完成上卷就病逝了。在《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陈寅恪批评道：“子馨此书，叙戊戌变法，多取于先生自撰之《戊戌政变记》。此记先生作于情感愤激之时，所言不尽实录。子馨撰此书，亦为一时之情感多动荡。故此传中关于戊戌政变之记述，尤有待于他日之考订增补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