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传统牧区畜牧业主要以牲畜采食天然牧草的方式进行生产，受自然气候条件影响比较大。气候条件的变化直接影响牧草的生长环境，从而影响牲畜对牧草的可采食量，进而对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产生重要影响。在市场需求变化不大的情况下，传统牧区畜牧业发展比较迟滞，而随着农村改革开放之后市场经济的发展，畜牧业经济增长比较快，在增收致富愿望的驱使下，传统牧区牲畜头数增长很快就达到草原资源和生态环境可以承载的极限。近几十年来，受人口大量增加、发展方式不科学、全球气候变化等因素的影响，我国传统牧区畜牧业的持续发展的资源基础被严重削弱，牧区经济与非牧区经济的发展差距越来越大，畜牧业和牧区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
全球气候变暖已成为各国共识。我国地处全球气候变化速率最大且最敏感的东亚季风区。气候变暖后，水循环会随之加强，水汽蒸发和耗散会加大，降水量少的草原地区干旱化趋势更为明显。青藏高原位于亚洲腹地，近几十年来其气候变化表现与全球气候变化一致，也呈现变暖趋势。
学者对藏西北高寒牧区1971—2005年的气象资料分析发现，该区域西部气候朝着暖干方向发展，在牧草生长最旺盛的夏季，温度升高，降水量减少，蒸发量增加，非常不利于牧草的生长，是导致草地退化的主要自然因素。
侯琼等分析了内蒙古典型草原区近40年的气候变化对土壤水分的影响，得出内蒙古典型草原区近40年气候变化趋势与全球气候变化规律相似，气候变暖导致蒸发加剧，在降水增加不明显的条件下，加速了土壤干旱化程度。
王云霞利用内蒙古国家气象站观测数据统计了1960—2004年的牧区和半农半牧区54个旗县的年平均气温，发现54个旗县1960年的年平均气温约为4.2℃，2004年平均气温达到5.9℃，45年来平均气温上升了1.7℃。33个牧区旗县1960—2004年平均气温变化在-1℃～8.8℃之间，从分布上看，呈现从东北向西南逐渐升高的特点。研究发现，内蒙古牧区和半农半牧区54个旗县的草地退化率与该地区的年平均气温之间存在明显的线性关系，年平均气温升高，草地退化率也呈现升高的趋势。
气候变化作为草原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环境因素，给传统畜牧业带来了显著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影响牧草生产力、载畜量及幼畜成活率等方面。
首先，气候变化使传统牧区的草地生产力普遍下降。
研究人员在年均温增加2℃、年均降水量增加20%和年均温增加4℃、年均降水量增加20%两种情景下，不计草地类型空间迁移的影响，对内蒙古各类型草原生产力进行测定，结果发现各类型草地均有减产，其中荒漠草原减产达17.1%，若计入各类型空间分布的变化，各类草地生产力减少约30%。
受气候变化影响，仅在约10年间，锡林郭勒盟各旗县草地生产力平均下降近50%。
1993年后，我国典型草原区羊草样地的地上生物量值出现明显下降趋势，而冬季增温也使该地区春季干旱进一步加剧，导致草地生产力下降。
有学者以县域为单位，对内蒙古草地生产力的时空变化特征及其分布的地域差异性进行了分析，发现：2000—2003年与1981—1985年相比，大部分地区生物单产及可食牧草产量均明显减少，可食牧草比例也明显降低；生物单产、可食牧草产量以及可食牧草比例高值区与次高值区均明显减少。
而气候变化与CO
2
倍增的综合作用可以改变草地的地理分布和生物量，使草地生产力的下降幅度明显减小，一些草地群落的生产力甚至会略微增加。
其次，气候暖干化影响放牧家畜载畜量。在未来气候变暖情况下，草地生态系统退化，草地生物量减少、生物多样性降低、覆盖度下降、适口性好的草种减少甚至消失，直接影响草地产草量，导致草地生产力降低，草地理论载畜能力下降。对于幼畜来说，气候暖干化和饲草料缺乏会使牲畜体质下降，降低存活率。同时水位下降，牲畜饮用水受到影响。
第三，气候变化改变了畜牧业生产结构。内蒙古牧区在20世纪80年代前五畜结构比较稳定，五畜分布状况与环境条件相适应，符合自然规律。近30年来，小畜比重上升，大畜比重下降，五畜结构有单一化趋势
。分析得出，五畜的地理分布与气候因子关系密切，五畜地理分布状况取决于气候要素的综合影响。
第四，气候暖干化使畜牧业经济持续发展受到影响。为了抗旱，牲畜消耗饲草料增加，从而使畜牧业成本增加。气候暖干化还会使草原大风天气增多，大风伴随扬沙，给畜牧业生产带来不便，甚至影响羊毛羊绒品质。
暖冬还给病原微生物繁殖滋生提供了环境条件，对幼畜的健康带来威胁。
畜牧业是将第一性的植物生产力转化为第二性的动物生产力的食物生产部门。长期以来，人类社会对于畜牧业的基本要求就是提供肉蛋奶、毛皮等动物产品。随着我国人均GDP接近7000美元，居民消费结构加快升级，对畜牧业生产提出了新的要求。根据《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纲要（2014—2020年）》，到2020年，我国人均奶类、牛肉、羊肉消费量
将分别达到36千克、5.49千克和3.46千克的目标。目前我国肉类（不含水产品）人均消费量已达28.73千克，而奶类只有11.98千克，肉类消费总量已接近完成目标，而奶类现有消费水平与目标消费量的差距较大，相差24千克。在肉类中，我国人均猪肉消费量为18.02千克、人均牛肉、羊肉消费量分别为1.83千克和1.07千克。但近年来牛羊肉、乳制品等草食畜产品的消费增速大大快于猪肉。猪肉产量占我国肉类产量的比重已经由改革开放初期的90%以上降到60%多。从发展趋势看，“猪—粮型”农业生产结构势必向着多元结构转换。为适应需求结构变化，今后的畜牧业发展必然要调整内部结构，突出奶业、肉牛、肉羊业的发展（陈洁，2014）。我国牧区是奶业、肉牛业、肉羊业发展的重要地区，需求结构的变化凸显了牧区上述产业发展的重要性。
其次，随着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增加、生活水平提高，人们对畜产品质量安全要求越来越高，对优质、安全、营养、绿色、生态的畜产品需求不断增大。我国牧区地处偏远，受工农业污染较小，水土污染和空气污染也较小，具有提供优质绿色无公害畜产品的优势。此外，国内市场对草畜产品和优质绿色无公害产品的需求旺盛，近年来草畜产品价格攀升，也使得牧区发展草食畜产品具有市场基础。农业部2015年5月发布的《关于促进草食畜牧业加快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指出，草食畜产品是重要的“菜篮子”产品，牛羊肉更是国内穆斯林群众的生活必需品。随着人口增长、城镇化进程加快、城乡居民畜产品消费结构升级，草食畜产品消费需求仍将保持较快增长。缓解草食畜产品供需矛盾，必须大力发展草食畜牧业。而传统牧区的畜产品就是以牛羊肉和牛奶为主，居民饮食结构的变化和大力发展草食畜牧业的政策导向必然为传统牧区的畜牧业发展带来契机。
第三，随着体育健身、休闲娱乐、文化教育等活动需求的增长，以畜牧业为主要载体的相关产业不仅体现出巨大的经济价值，还凸显了重要的生态文化价值。例如，传统马（骆驼）业衍生出赛马（骆驼）、马术及马术运动、马上休闲娱乐等现代马（骆驼）业，相关的饲草料、良种、兽药、养殖、加工、骑乘、旅游商务、文化体育出版等行业蓬勃兴起，形成较长的产业链。但目前，这一发展趋势尚未在畜牧业发展政策层面得到足够重视，对传统牧区畜牧业资源的保护利用和文化价值的挖掘研究均十分薄弱，制约了产业快速发展。
牧区畜牧业面临的风险有自然风险和社会风险。自然风险包括自然灾害和动物疫病。传统牧区有一种说法：“家有万贯，带毛的不算。”这是因为牧区自然灾害较多，旱灾、雪灾等对于畜牧业具有很大影响。一旦遭灾，一些牧户甚至转眼之间就成为无畜户。因此，牧区的防灾减灾建设十分重要。动物疫病是制约我国传统牧区畜牧业发展的另一大因素。我国牧区常见的动物疫病主要有口蹄疫、牛瘟、痒病、牛传染性胸膜肺炎、小反刍兽疫、绵羊痘和山羊痘、新城疫、布病和包虫病等，有些属于人畜共患传染病，威胁着牧区公共卫生安全。20世纪90年代以后，伴随牧区牲畜舍饲圈养，人与牲畜密切接触的概率增加。由于没有强制性约束，牧民很少主动给牲畜免疫。卫生知识的缺乏使得一些牧民感染了布病，患病呈家庭聚集性且导致部分家庭因病返贫。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牲畜的跨地域放牧、转移牧地、畜力运输等成为常态，这也为疫病防控带来很大挑战。例如，口蹄疫是一种传染性极强的传染病，在草原牧区，口蹄疫疫情一旦发生，会迅速大面积蔓延。因此，牧区畜牧业发展的同时，动物疫病防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
社会风险既包括市场风险也包括因质量安全、环境保护等问题而带来的生产和市场波动。畜产品基本满足城乡居民需求后，随之而来的就是市场波动加剧，紧缺和卖难交替。目前，我国牧区畜牧业整体发展水平不高，行业准入门槛低，经营规模较小，生产经营规范性差，质量安全控制、污染治理和全方位服务困难，无序生产和竞争易于造成市场波动。在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交替出现的情况下，加强公共服务和管理是促进传统牧区畜牧业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任务。2010年以来，我国主要牧区牛羊肉价格持续上涨，但从2014年下半年开始，牛羊肉以及牛奶等畜产品价格持续走低，累计跌幅达2006年以来最低值。2014年呼伦贝尔市活羊的出售价格为700～800元/只，2015年价格不到400元/只。从内蒙古、新疆和北京的代表性批发市场的每3个月羊肉价格情况来看，从2014年3月1日到2016年9月1日，各大批发市场羊肉价格一路下跌，呼和浩特东瓦窑批发市场最低价格出现在2016年3月1日，为46元/千克，与2014年最高值相比下跌27%；乌鲁木齐北园春批发市场最低价格出现在2016年9月1日，为37元/千克，与2014年最高值相比下跌37%；北京丰台区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最低价格也出现在2016年9月1日，为28.8元/千克，与2014年最高值相比下跌30%。
在经济发展水平提升的过程中，我国对畜产品的需求量很大，形成了基于自然资源条件、依赖资源消耗扩大规模的畜牧业经济增长模式。随着时间推移，这一发展模式逐渐暴露出许多问题：一是随着肉类需求不断增长，饲草料需求随之上升，大豆、玉米、豆粕产品、牧草等的需求缺口越来越大，资源供给能力不足。二是因土地消纳空间有限、环保设施不健全，集约化生产带来的畜禽粪便污染、动物疫病等问题越来越多。随着《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施行，规模养殖的粪污处理问题成为绕不过去的一道坎儿。总体来说，紧缺的耕地和淡水资源以及脆弱的生态环境，已不允许继续以平面式拓展和粗放式经营来发展畜牧业；政策法规变化、可持续发展理念等要求畜牧业发展向着规范有序、质量安全、不以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方式转型。
当前，传统牧区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日趋严峻。我国不少牧区半牧区县处于高海拔高纬度地区，气候多变、灾害多发，部分地区是重要的生态环境屏障，环境容量相对较小，生态环境脆弱，因此在发展畜牧业与保护生态环境之间存在着平衡关系，转变畜牧业发展方式首先要保护生态。在经济发展水平提升的过程中，我国对畜产品的需求量很大，传统畜牧业经济增长模式下，“唯数量论英雄”的“头数畜牧业”一度占据主要地位。这一发展模式随着时间推移逐渐暴露出问题。随着肉类需求不断增长，饲草料需求随之上升，国内大豆、玉米、豆粕产品、牧草等的需求缺口越来越大，资源供给能力不足，人畜草矛盾日益突出。当前我国优质草种饲草进口依存度不断提高，苜蓿干草和草种的进口量成倍增长，饲用玉米、蛋白草、油花草、氨基酸草、香槟草、黑麦草等养殖用饲草品种都要从国外购买
。我国传统牧区畜牧业一直是“靠天养畜”，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草原退化和荒漠化速度加快。20世纪70年代以前，我国草地退化面积大约占草原总面积的10%，80年代达30%，90年代扩大到60%以上，其中严重退化草原近1.8亿公顷。2010—2013年，在全国荒漠化土地面积比2005—2009年减少85.86万公顷的情况下，四大牧区的荒漠化土地面积却逆势增长了944.53万公顷，尤其是西藏和新疆的荒漠化土地面积分别增长958.40万公顷和4.14万公顷，内蒙古和青海的荒漠化土地面积分别减少12.53万公顷和5.48万公顷，但减少得并不多，这使得四大牧区荒漠化面积占全国面积的比重由80.94%提高到86.80%。
西藏农牧厅发布的西藏第二次草原普查数据显示：西藏草原总面积达13.23亿亩，其中可利用草原面积11.57亿亩；年均产鲜草7790.69万吨，全年载畜量3213.72万个绵羊单位。
西藏草原退化面积3.53亿亩，约占草原总面积的26.7%。
草原退化导致可采食牧草数量减少，牧区畜牧业发展陷入困境。要维持一定的发展速度，牧区畜牧业必须解决饲草料问题，改变“靠天养畜”的局面，转变畜牧业发展方式，或者通过进口满足需要，或者发展饲草料产业，或者科学合理地设定发展规模。
目前国际国内市场供求结构发生变化，传统牧区的畜牧业竞争力低下。传统牧区天然草场养殖的畜产品品质好、营养价值高、口味鲜美，但是却竞争不过农区畜产品以及国外进口的畜产品。传统牧区畜产品加工增殖能力弱，品牌建设滞后，销售手段单一落后。牧户分散的小生产与国内国际大市场不匹配。奶牛养殖方面，以前以散养和小规模饲养为主。但“三聚氰胺”事件以后，政府的产业政策引导、乳品企业实施歧视性奶价、饲料价格上涨等因素，使得奶牛养殖呈现“企业进、个人退；规模进、散户退”的特征。这对于传统牧区奶牛散户是个巨大的打击。一些大型乳业集团基本只收牧场牛奶，很少再收散户牛奶。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旗是著名的奶业生产基地。该旗花费近20年时间打造了海拉尔至伊敏的70千米奶牛带，曾引进三元、光明等乳业集团。牧户的出售牛奶收入曾达每月1万元。但是从2015年初开始光明集团只收牧场牛奶，停收散户牛奶，波及鄂温克旗1200多户奶户，导致当地牛奶价格跌至1.2元/千克，出现牛奶比水便宜的现象。这充分反映了农牧户组织化程度低、产品标准化程度低的问题。在品种改良方面，传统牧区牲畜品种以当地品种居多。当地品种具有适合气候环境、耐寒等特点，但是产量低、生产周期长。如青藏高原牧区畜牧业以牦牛和藏羊为主，它们适合高原气候，但是个头不大、产量小、价值低，不能提高效率。从上述问题可以看出，当前传统牧区畜牧业发展的当务之急是提高产业化、组织化、专业化和良种化水平，提升品牌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