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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和民国时期，我国传统牧区的畜牧业经济有所发展，但是不发达，体现在工具简陋，自然分群、自然放牧，一般不储备冬草，“有圈无棚”，无改造草原的工程，也无防治虫兽害和其他灾害的措施，“夏饱、秋肥、冬瘦、春死亡”很常见。晚清政府闭关锁国，农业科技不能与时俱进，当时的传统牧区仍沿用牲畜自然交配，繁殖率低，牲畜种群退化严重。民国时期的畜牧业有所发展，牲畜数量大增，但又加重了草原负担，草场超载现象严重。总体上看，近代以来，我国原始的畜牧业生产经营方式开始走向近代化进程，但传统牧区仍以自然经济为主，在牧民的分散的个体经济生产力水平下，生产剩余极少，甚至入不敷出。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传统牧区畜牧业的基本特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传统牧区畜牧业经济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以下划分四个历史时期来分别概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由于经过长期战乱，加上广大牧区自然灾害严重、家畜匮乏、牲畜养殖科技水平落后、畜禽疫病流行等因素，我国草原畜牧业生产力十分低下，主要牧区的畜牧业生产凋敝。1936年，青海省平均每户牧民有羊400只以上，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只有100～200只，1937年牲畜总头数1230.7万头只，到1949年下降为748.7万头只，减少了39.6%。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新疆牧区科技落后，疫病流行，盗匪横行，牧区牲畜急剧减少，1949年阿勒泰牧区牲畜仅剩下637万头。
1949年的内蒙古自治区牧区人畜两不旺，蒙古族人口83.5万人，牲畜总数956.3万头
，人均只有约11头牲畜。民主改革之前的传统牧区不仅贫富差距悬殊，而且农牧民受剥削现象严重。旧西藏的安多腰恰23户牧民的牲畜占有情况显示：牧主和富牧占有牲畜的一半以上，人均牲畜150头左右，而中下牧户和贫困牧户只占有牲畜的48.4%，人均牲畜几十只
。1947年之前，内蒙古牧区的广大牧民仍受制于封建贵族所有制的枷锁：牧区占人口2%左右的牧主拥有20%以上的牲畜总数；占人口40%～50%的贫苦牧民却只拥有15%的牲畜总数。据1940年索伦旗、新巴尔虎左旗、新巴尔虎右旗的调查，占总牧户71%的劳动牧民，只拥有牲畜总数的2.1%，作为畜牧业重要生产资料的草牧场，则由封建上层所控制，牧民没有自由使用草牧场的权利。牧区的主要剥削形式是放“苏鲁克”
和雇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新疆木垒河县的哈萨克牧民四五十张羊皮还换不到一块砖茶
。总体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四大传统牧区的畜牧业发展全部处于低起点，畜牧业生产力降到历史最低水平。1952年，内蒙古自治区畜牧业产值为2.3亿元，西藏、新疆、青海均不到1亿元（以1950年不变价），传统牧区的畜牧业生产没有大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颁布了一系列方针政策恢复农业生产，采取禁宰耕畜、奖励繁殖、防治兽疫、改良种畜等重要措施，畜牧生产不断恢复和发展
。1947年之后，内蒙古开展了牧区民主改革，推翻了封建农奴制度，变封建牧主所有制为蒙古民族公有制
，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牧场公有，放牧自由”政策、“三不两利”
政策和“新苏鲁克”制度等的实施，较快地促进了畜牧业的恢复和发展。通过改进放牧方法和饲养措施，在牧区、半农半牧区推行“保护牧场，禁止开垦”以及“人畜两旺”的政策方针，牧区畜牧业生产不断发展，经营范围不断扩大，畜牧业发展方式不断变革。1947—1952年，内蒙古大牲畜和羊从841.90万头上升到1601.90万头，增幅近一倍
。到1952年，分散的个体牧户约占牧区总牧户的90%以上，其拥有的牲畜约占牧区牲畜总数的80%以上，在牧区经济中占主导地位。
传统牧区地广人稀、生产落后，风雪、疫病等灾害频发，且劳动力缺乏、生产工具不足，牧业生产存在许多困难，客观上有互助合作的需要。1952年内蒙古开始试办牧业生产互助组，截至1955年底互助组发展到6710个，参加互助组的牧户占到总牧户的53.2%。到1955年初试办了20个牧业生产合作社，1956年发展到543个，入社牧户占牧户总数的22%。1957年冬大力兴办初级牧业生产合作社。到1958年7月初，牧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2083个，入社牧户占总数的85%，内蒙古牧区基本实现合作化，实现了畜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8年9月内蒙古成立了第一个人民公社——上都河人民公社。到1959年2月，在全区牧区范围内共有163个人民公社建成，97%的牧民入社，基本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到1958年，内蒙古自治区草原载畜量已接近饱和。1958—1960年，许多国营农场、国营企事业单位兴办“副食基地”、农业社队开垦草原，以耕挤牧的情况已经发生，这一时期，牲畜以9.9%的年平均速率增长。1961—1966年，内蒙古重申“保护牧场，禁止开垦”，刹住滥垦草原之风，封闭了大量垦地，要求给予牧业社队长期、固定的草原集体使用权。1965年，内蒙古自治区创造了牲畜总数4176.2万头（只）的历史最高纪录。但这期间畜牧业发展速度减缓，牲畜以3.8%的年平均速率增长。人民公社后期（1966—1978年），在“农业要上，牧业要让”“农业下滩，牧业上山”“牧民不吃亏心粮”等口号影响下，牧区开垦又有抬头，有利于牧区畜牧业发展的方针政策被忽视。1978年牧业年度，内蒙古牧区大牲畜和羊的总头数比“文化大革命”前的1965年减少24.2%。十几年中，畜牧业发展总体徘徊，牲畜头数在3500万头上下波动。从全国情况看，这一阶段牲畜头数大起大落，发展极不平衡：1949—1957年牲畜年均递增9.2%；1958—1965年牲畜年均递增5.1%；1966—1976年牲畜年均递减0.1%。1966年到改革开放前，牧区牲畜总头数几乎没有增长。
总体上，农村改革开放以前，我国传统牧区畜牧业有所发展，但是受政策影响比较大，基本上处于自给自足状态，生产力水平不高，生产经营方式落后，牧民没有商品经济观念，市场发育程度非常低，畜牧业在低水平徘徊。在这一阶段，牧区畜牧业发展的停滞与日益扩大的畜产品需求形成强烈的反差，畜产品原料短缺已成为国民经济中的一大矛盾。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内蒙古、西藏等自治区确立了“以牧为主，农林牧结合，因地制宜，多种经营，发展商品生产”的方针，加快发展畜牧业，实行免征牧业税，提高畜产品收购价格，在1985年取消了畜产品派购，实行多渠道流通。1987年，《全国牧区工作会议纪要》指出，牧区要实行以牧为主、草业先行、多种经营、全面发展的方针。20世纪80年代，牧区经济体制改革使畜牧业生产发生了历史性变革。随着“牲畜作价归户，私有私养”以及“草场承包到户50年不变”
等政策措施的贯彻落实，牧民家庭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用于畜牧业生产经营方面的支出开始逐年增加，棚圈、草库伦等基础设施建设日益完善，草原畜牧业走上建设养畜的发展道路。牧区重点推广草原围栏保护、划区轮牧、草场改良、人工种草、飞播牧草、建设配套草库伦，引种入牧，发展饲草料生产；家畜改良配种高新技术在生产中开始应用。农区和半农半牧区实行引牧入农、农牧结合、引草入田，逐步建立粮经饲三元种植结构，加强农作物秸秆利用，为农区畜牧业发展建立巩固的物质基础；发展牲畜数量与提高牲畜质量并重，建立起提高母畜比重、加速繁殖、扩大出栏、快速周转、增加效益的生产模式。各大牧区在推动畜牧业向商品化、现代化方向发展，实现生产与经营结合，提高畜牧业经济效益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我国四大牧区的五畜总头数
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十余年里得到快速增长，1978—1990年，五畜总头数增加了3686.4万头，增长了48.5%。其中，西藏和内蒙古增长显著，增长了105.1%和93.3%。内蒙古改良配种数量逐年增加。1990年，全区良种和改良种五畜年末为1796.95万头（只），占当年全区五畜比重达50.08%，改良种大牲畜和羊在畜群中的比重达到48.2%，比1982年增加了15个百分点。
表1.1 1978—1990年我国四大牧区五畜总头数增长情况
（万头只）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E0103分省年度数据整理计算得出
20世纪90年代初，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体制，打破了牧区经济的封闭半封闭状态。1992年内蒙古提出“科教兴牧”的畜牧业发展战略。到1997年，全区已建立畜牧、兽医、草原、机械、水利科学研究单位14所，农牧业大学2所，畜牧和农牧中专16所，畜牧系统旗县级以上的家畜改良站92所，草原工作站98处、兽医工作站104处、冷冻精液站2处、畜牧业经营管理站50处、畜牧兽医技术服务中心18处，苏木、乡镇畜牧业综合服务站1192处，基本形成了从自治区到盟市、旗县以至苏木、乡镇较配套的畜牧业技术服务体系。1996年9月，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提出“增草增畜，提高质量，提高效益”的“双增双提”可持续发展战略。通过全面实施该发展战略，相当一部分地区有计划地实行了禁牧制度，推行舍饲圈养，实现畜牧业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1997年12月内蒙古自治区进一步做出《关于推进牲畜“种子工程”的决定》，以实现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畜牧业。2000年牧业年度全区良种、改良种大牲畜和羊达到3176.90万头，在畜群中的比重达到76.12%。同时，内蒙古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有了显著提高，2000年畜牧业产值（1990年不变价）达到112.37亿元，是改革开放初期的4.4倍，年均递增7.0%。在牲畜数量仅提高0.75倍、年均增速2.7%的情况下，全区肉类总产量达到143.4万吨，是1978年的6.9倍，年均递增9.2%；鲜奶产量达到82.99万吨，是1978年的11.5倍，年均递增11.7%。这些说明，内蒙古阶段性地实现了畜牧业发展的提质增效目标。这一时期，畜牧业各方面实现快速发展。1990年，全区畜牧业产值达到53.01亿元，比1980年增长95.24%，年均增长6.9%；牲畜总头数达到5307.43万头，肉类总产量达到229.68万吨，毛绒总产量达到29.89万吨；大牲畜和羊出售率达到17.04%。全区良种改良种牲畜2194.9万头，比1980年的1001.2万头增加119.23%，良种改良种牲畜比重达到49.3%。畜牧业科学研究和科技推广出现新局面，获国家和自治区级奖励的各类科技成果有150项。许多科研项目达到国内和国际先进水平，对畜牧业现代化建设起到重要作用。
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传统牧区草原五畜增长开始变缓，特别是大牲畜增长波动大，马、骆驼的增长率持续变缓，羊的增长也有波动，但个别年份增长较快。1990年，我国传统牧区五畜数量合计增长率为0.79%，其中牛、马、骆驼都是负增长，而山羊的增长率是2.62%；1992和1993年，五畜数量合计均为负增长；此后，山羊、绵羊的增长率有恢复，特别是山羊在1994、1995和1996年的增长率分别达到了4.01%、8.31%和11.34%，1996年之后增长率回落，1999年为0.71%。
表1.2 1990—1999年我国传统牧区草原五畜增长率变化
（%）
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工业化、城镇化水平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居民消费结构已经迅速转换，需求结构升级明显，对畜产品的需求也在不断上升。到21世纪末，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要实现倍增目标。届时，作为农业的重要产业部门，畜牧业不仅要满足城乡居民“吃好”的客观需求，继续为市场提供充足的畜产品和动物蛋白，还要在产值、就业、促农增收、推动资源可持续利用、保护环境和文化传承等方面做出应有贡献。
传统牧区的畜牧业优势主要在草食家畜上。2015年，四大牧区牛羊肉总产量为289.2万吨，占到其肉类总产量的62.7%，猪肉只占25.1%；四大牧区牛奶总产量为1020.5万吨，占全国牛奶总产量3754.7万吨的27.2%（见表1.3）。目前，我国西北地区的牛羊肉生产主要集中在内蒙古和新疆，两个自治区的牛羊肉产量分别占北方地区产量的17.59%、10.95%；牛奶产量主要集中在内蒙古，其产量占北方地区总产量的24.06%，位居首位。
表1.3 2015年四大牧区畜牧业结构
（万吨）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计算整理而得。
进入21世纪以来，内蒙古从实际出发，先后出台了《关于转变生产经营方式发展生态畜牧业的意见》《关于加快发展农区畜牧业的决定》《关于促进牧民增加收入的实施意见》等文件，在农区、半农半牧区、牧区推进规模化养殖，在转变畜牧业发展方式上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选择不同路径，取得了一些积极的成效。
2013年，内蒙古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例达到44.77%，已成为与种植业并重的农业支柱产业，其规模与效率均得到了提高，畜牧业生产从数量规模型的传统畜牧业不断向质量效益型的现代畜牧业转变，畜牧业产业地位日趋重要。2013年内蒙古牧业年度牲畜总头数达到10291.3万头（只），是2000年的1.66倍。畜牧业生产结构调整不断深化，市场需求较高的牛、绵羊、山羊的饲养量快速增长，2013年内蒙古大牲畜和羊分别达到1266.5万头和9024.7万只，分别比2000年增加463.2万头和3618.5万只，主要以绵羊头数的增加为主，马、骆驼、驴、骡等的养殖量相对下降和变化不明显。节粮型草食类牲畜呈现快速增长态势，猪肉比重从2000年的53.43%下降到2013年的29.95%，牛羊肉的比重由2000年的37.42%上升为2013年的57.41%，奶业产量由2000年的1090457吨增长为2013年的7785547吨，年均增长率高达16.32%。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传统牧区畜牧业良种化水平不断提高。到2014年底，新疆牛、羊良种率分别达到65%、75%，牛羊活体优良种公畜生产能力达到6万头（只）以上，牛冻精250多万剂的供种能力，牛冷配改良头数100多万头，羊的人工授精改良只数200多万只，多胎（多羔）母畜达50万只以上。随着综合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的不断提升，畜牧业的经济效益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大幅提高。2014年为锡林郭勒盟最好的牧业年度，全盟大小畜日历年度总增率、良改比重分别达到91.1%、97.8%，较“十一五”时期最好年份2010年分别提高6.1个百分点、0.5个百分点，死亡率为0.3%，较“十一五”时期下降0.1个百分点。2015年，全盟肉和奶类产量分别达到27万吨和62.47万吨，“十二五”期间年均分别增长2.36%和2.37%。
为应对气候变化影响和遏制草原生态退化，我国出台了一系列草原生态保护和建设的项目工程，主要牧区发展生态畜牧业的意识越来越强。2013年青海省下达财政资金28亿多元，重点用于提高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其中大力发展生态畜牧业经济成为重中之重。
2014年，农业部在青海设立了全国草地生态畜牧业试验区，青海生态畜牧业建设进入新阶段。近年来，青海省主要以实现草原减畜、牧民增收、生态恢复为目标，推进畜牧和水利设施建设；加强畜种改良，加大品种选育和推广力度；培育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加强技能培训，提高牧民素质；推进畜牧业合作社经营机制创新，建立健全农牧区社会化服务体系；注重生态畜牧业与游牧民定居、三江源生态移民与青海湖生态工程建设相结合。其他主要牧区也先后开展了生态畜牧业发展模式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