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旧石器时代的人类活动

中国地区幅员广袤，等于是个次大陆，内部情形非常复杂。在这里活动的人类，究竟是谁？是不是和今天生活在同一地区的人完全一样？仍是有待解决的问题。

中国考古学家一般认为，中国地区的古代人类，从体质特征言，有其相当一贯的传承谱系；同时，石器的制作方法，也有其一贯的传统。这种看法，符合所谓“多区进化论”，亦即该地区的现代人类是由当地早期智人演化而来。

但是，近来有学者提出现代人“源于非洲说”（Out of Africa Theory），主张现代人唯一的起源地在非洲，这是一种“单一起源论”。依据分子生物学的研究，以为今日全球的现代人，都是二十万年前由非洲同一种族扩散，而取代了各地原有的早期智人。如果这一说法成立，则中国考古学上，当地人类特征的延续及自成传统的石器工艺之说，即面临极严重的挑战。至今，考古学的资料还不足以有力地证实或推翻以上两种理论。不过，中国旧石器文化的遗存不少，而且有一套独立发展的研究方案，或许当中国地区有更多的发现时，这两种理论之间的对错，可有澄清之日。

目前我们大概可以认为：在旧石器时代如此漫长的几十万年，古人类有足够的时间来往迁徙，其间即使有族群的移入迁出，他们的基因是否传了下去？如果新来的人类和原住人类的基因交配而得以传流，那么这些古人类和现代人类应还是同一类，同属一种“人”。非洲新人群进来后，和原有人群混合，构成一种新的混合种族，但并不是以一个人种全盘取代原有的另一人种。

再从中国地区旧石器时代的遗物来看，相对于西北大高原和喜马拉雅山以西、以南地区，中国的旧石器虽有长时间的演变，却仍呈现自己的特色，有着自己一定的传统。20世纪40年代，美国考古学家莫维斯（Hallam Movius，1907—1987）曾以为，旧石器文化的早期西方文化圈使用两面打制的手斧，而东亚的旧石器则始终是砍砸器为主，缺乏像手斧一样的两面加工的石器。虽然最近中国考古学家提出一些在中国发现的手斧，挑战莫氏理论，但考古学家对于手斧的定义尚多争议，这一挑战至今犹未为大多数学者接受。大致言之，因东方与西方的旧石器，其间有相当程度的差异，中国的旧石器传统仍呈现相当一致的东亚特色。

“旧石器”一词，涵盖的内容非常广泛，包括人类在生产食物以前，曾经加工作为工具的诸种石器，其时代从出现猿人的一百余万年前，至出现“新人”或“现代人”的数万年前。

旧石器时代早期，在中国地区发现的古代人类遗迹，最著名的是北京附近周口店的“北京人”。北京人的遗址，曾出土古代猿人的骨骸化石及其生活遗迹。在这一遗址，有多层堆积，依据活动遗存的判断，北京人当是从50余万年前开始生活于此，前后经历30余万年。

北京人的平均脑容量达1059毫升，知道用火自卫，也许已知道烧烤熟食。石器的制作方式是直接锤砸，制作石片石器，基本类型有刮削器、尖状器、砍砸器、雕刻器及石锤。从不同文化层的石器看来，工艺技术有渐变和提高的过程。以周口店的遗址言，这些猿人曾屡次居住在这一石灰岩的天然洞穴，用这些石器与动物角骨加工的工具，采集、狩猎邻近的动植物，维持相当程度的群居生活。

北京人不是中国仅有的古代人类。云南的元谋人，活动的时代也在距今五六十万年前。遗址有火烧灼的动物骨，也有炭屑，但以目前证据，还不易判断是天火，抑或是人工用火的遗迹。

河北阳原的泥河湾遗址，有由早更新世延续到晚更新世的石器遗存；这些遗址可能是古代人类在湖边高地的露营地点。陕西蓝田出土的蓝田人，时代为距今70万年至50万年的中更新世早期，也有一些数据认为其年代可以早到将近110万年至115万年之间。蓝田人的体质特征，与北京人基本一致。

湖北的郧阳、石龙头，贵州黔西的观音洞，及辽宁营口的金牛山，都有相当于北京人早期文化的旧石器文化遗存——这些古代人类的工具制作水平、体质特征及其时代，基本上都相当一致，也常出现用火的痕迹。

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古代人类及其遗存，著名的发现有：陕西大荔的大荔人、山西襄汾的丁村人、山西阳高的许家窑人、广东曲江的马坝人、贵州桐梓的桐梓人、湖北长阳的长阳人。如以许家窑人化石的年代言，其时代为距今约10万年前，地层仍在晚更新世时代。北京周口店的新洞，也有人类牙齿、石器灰烬层和动物烧骨。凡此遗存，工艺水平均比较进步，而且石器用途渐有专门化趋向。

旧石器时代的晚期，在晚更新世的晚期，大约距今五六万年前，人类体质已是晚期智人阶段，与现代人相当接近。以周口店的山顶洞人为例，其体质特色已与今日的蒙古人种相近，应代表原始蒙古人种，是中国人、因纽特人、美洲印第安人……的共同祖先。晚更新世的晚期，今日三大人类种属已呈现个别的特色，但尚未分化为今日可见的支系，是以山顶洞人的体质，既与今日诸支系有相同之处，也有其个别特征之处。

广西柳江的柳江人，已有现代人的特征，但同时也有相当程度的原始性。柳江人体型，似与现代华南与东南亚人相近，比较矮小，应为蒙古人种中较早的一型。四川资阳的资阳人，基本特征已同现代人相近，虽有若干可见的原始性，如眉脊显著，颞骨鳞部较为低矮平整，但基本上应属晚期智人的蒙古人种。

晚期智人的遗骸及文化遗存，在中国南北各处均有发现，例如：内蒙古萨拉乌苏的河套人、吉林明月镇的安图人、山东乌珠台的新泰人、云南的丽江人、江苏泗洪的下草湾人、贵州普定的穿洞人、台湾台南的左镇人……所在都是。

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诸遗址的年代，可举例如次：河套南部萨拉乌苏河沿岸遗址上层不超过3万年，下层为3万至5万年左右，是以河套人的年代应是距今3.7万至5万年左右。河南安阳小南海北楼顶山洞穴的遗址第六层木炭碳-14法测定的年代是距今24100±500年，第二、三层木炭骨头的年代是11000±500年，前后延续1万余年。山西沁水下川遗址三层，上层以碳-14法测定年代为距今23900±1000年至16400±900年；中层是距今36200+3500年及36200-2500年。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的年代，用同层兽骨的碳-14法测定，是10770±360年，是以应在距今1万年至2万年之间。山顶洞人的年代，已接近新石器时代的早期了。

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掌握的工艺水平，除了直接打击法精确纯熟外，也已能使用间接打击法，最后终于能制作细石器。此时，人类能刮制磨光骨角工具，也知道磨制与钻孔。细石器中，已有箭头，显示已发明弓箭，这使人类第一次具备手抛以外的远射能力。更堪注意的，则是工具的多样化，工具种类有大小石器及骨角器，包括刀、铲、锥、针、鱼叉，制作过程有锯、切、削、磨、钻。凡此，都为新石器时代的工艺发展了必要的基础。

另一令人注意的，则是人类开拓了精神生活的领域。许多装饰性的物品，例如穿孔的石珠、兽牙、蚌壳；加工的鱼骨、鸟骨管，甚至在物品上划刻花纹，涂色加彩。这些装饰品大多放置在人骨化石旁边，足知人类不仅有了爱美的观念，也有了死后灵魂观念。山顶洞人住在上洞，而下洞则是“墓地”，墓地里有着意放置的骨骸，似已有放置遗体的观念。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遗址，数量多，分布广，种类也有多样性，似乎反映人类的人口多了，能去的地广了，生活的方式也因地制宜，而有不同的抉择。 kz9KDsv62ELXqd8XGI6aC1R71qXPIqzCrMMyej5MLp6GcQ8TiX0IdvdknNujRR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