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华夏文明体系
——西周封建与“三代”观念

公元前11世纪，在陕西关中的一个周国，击败了强大的商王国，代之而为中国的主人。周代的建立，并不只是后世中国历史上常见的朝代递嬗，也是整个文化体系与政治秩序的重新组合，并且从此奠定了中国文化系统的一些基本特色。

西周战胜商王国，在当时的形势言，毋宁是出乎人们意料的奇迹。周人起源何处，至今诸说纷纭，未能有十分肯定的答案。不过，周人扩张为强大族群的过程中，无疑吸纳了不少不同的分子，而其文化渊源，也是多源的。以目前可知的考古资料言，所谓“先周”时期，狭义的解释是周人居住在陕西岐山一带，粗具规模，未成大国的阶段。不过，在他们定居岐山以前，周人已有一段公刘以下移徙的历史。他们从陕北南下，与关陇一带的土著相处，而且也接受了西邻与东方的文化影响。周人自己的传说，叙述祖先后稷发展农业，后世忘了农业，在北方畜牧为生了几个世代，然后在公刘的时代，他们才重新务农。这一段周折，必然也有过不短的迁移，其起点及路线，未易确认。我的意见，周人大约是在山西西南起家的农业族群，沿黄河移徙，一度进入河套地区，在此地改营畜牧，然后在公刘的时代由北向南，在泾水流域恢复农业，再南下进入土厚水丰的岐下。因此，周人族群的成分及文化渊源，不仅在岐下时是多元与多源的；在此以前，他们早已接纳了来源及性质各异的族群成员及文化因素。

周国由岐下发展，逐渐成为商王国西方的一股力量，但当时商人的文化水平，非周人能见其项背。考古资料显示，周人铸造铜器的工艺，深受商人影响。周人祭祀，不仅使用商人的文字记载占卜，甚至还奉祀商人的祖神。商人卜辞中，周人似是西方的一个方国，周、商王室之间也有婚姻关系。凡此，其实是小国毗邻文化优势大国时的常见现象，人类史上屡见不鲜。周人以这样一个地位，经过古公、文王、武王三世的经营，居然击败了商王国！周人没有为轻易的胜利冲昏了头，《尚书》中的几篇周初文献，处处都在检讨这一历史发展的原因。最后，他们认定了“天命靡常，惟德是亲”的理论，将商人的失国归咎于商人德行的败坏，其罪名包括酗酒、荒淫、不恤民力、收纳逃亡……这些罪名是否完全属实，以及是否足以拉垮一个强大的王国，都还有讨论的余地。然而，周人提出的“天命”观念，可以引申为两点：第一，统治者的治国必须符合一定的道德标准；第二，超越的力量，亦即上天，对于人间秩序有监督与裁判的权力。这些观点，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见的突破。某一政权的合法性，是基于道德性的价值判断，而上天有裁判权，这种观点摆脱了宗神与族神的局限，转化为具有普世意义的超越力量！统治者承受天命，即须负起天命赋予的道德责任，而上天只以道德的要求，裁决统治者是否称职。这是高超的理想，很难在真实的人生完全实现；但是，正由于有此理想，人间秩序的境界得以提升！周人悬此理想，可谓中国文化上划时代的大事，不像别处以神意喜怒为标准的文化，要经过长时间的演变才走到这一步。

周人小国寡民僻居西部，面对东部的广土众民，不能不设计一套统治机制——“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制度。这一封建制度，包括两个要素：一是分封子弟与亲戚，在紧要的地点戍守，彼此援助，构成一个庞大的控制网络；二是笼络不同文化的族群，寻求合作。

西周文、武、周公、成、康等几代统治者，不断分封自己姬姓亲族、同盟的亲戚姜姓，以及一些结为亲戚的东方贵族，建立封国。除了军事与经济资源的互为挹注，这些封君与周王室之间，也依仗宗族纽带，用祖先崇拜的繁缛礼仪，以朝贡、觐见、馈赠、通婚、封赏等不断加强亲戚之间的关系。西周封建将中国北方许多新国与故国的统治阶层，都编织为一个亲缘网络，彼此之间，不是大宗、小宗，就是甥舅（姑侄）。亲缘网络的伦理要求，是敦睦亲戚的孝道。于是，周人统治的机制，取得了道德的意义。

周人分封的子弟，通常率领姬姓的军队（王人）若干，加上一些殷人遗民（所谓殷遗）和专业的技工（如陶匠、乐师），一同住在封国城市内，谓之为“国人”。封地所在的一些土著族群，住在城外或自己的城市内，其首领及上层则与封君及国人互通婚姻。还有一些不在这一体制内的土著，则因居住郊野，称为“野人”。其实，这些野人往往是东部古老的族群。西周封国之内，至少有两三种，甚至更多不同文化的人群，构成一个多元的复杂社会。经过西周的封建体制，中国经历了为时数百年的文化融合过程。大致言之，东部各地上层社会，经过封建礼仪的制约，西周以后，上层文化已呈现相当的同质性；然而各国民间，则异质文化共存，有多元的地方色彩。

在天命观念的大框架下，周人不能仅仅谴责商人失德，也不能仅仅不时地告谕自己后代，而必须要建立一套历史教训，以为警惕。在《尚书》中，时时提到以殷坠其命为鉴；在《诗经·大雅·荡》中也有传诵至今的名句：“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这是周人在商代以前找到了商王国覆亡的前例，于是夏、商的末世统治者，其行为宛然是复印的同一模式（如《召诰》《多士》《多方》《立政》诸篇）。《尚书》之中，周人的告诫，时或引夏人为自己西土的先民。傅孟真（斯年）提出夷夏东西对立的观念，以为周人认同于夏人，自认是“夏”，而视商人为东方的夷人。傅氏由于20世纪30年代考古资料呈现东部与西部的分歧，而创此二元文化对立及交替之说。若由此说延伸，则周人认同于夏，未尝不可能是为了建立周王朝政权的合法性，援引商王国以前的夏后氏政权，作为姬周的远祖，而将商王国政权列为其间的闰统。

如果由上述角度看历史，则夏商周三代嬗替的秩序，毋宁是周人的历史观。考古资料至今不能十分肯定夏文化的时空据点，更不能认定夏的政治体或社会体的内容，且夏文化于同时侪辈中，未必有十分凸显的水平。“夏”之地位提升为三代统绪之首，未尝不可能是由于周人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几个古国之中，特别表彰夏人的地位而造出“三代”之说。到了东周，“三代”更成为古代黄金时代的代号。“三代”作为专用名词，似在东周始出现，即以《左传》所见，凡有五次（成公八年、昭公七年与二十八年、定公元年、哀公六年），都已在春秋晚期。其中缘故，可能是周人自居为正统，向古代投射为三个连续的朝代；可能是西周已亡，可以将三代当作一贯的朝代系列；也可能是春秋时世不宁，时人遂投射其理想于遥远的过去，缅怀一个已离去的好时光。例如孔子在《论语·卫灵公》中即有歌颂“三代”的观念，其怀古之情，美化了西周开国时文、武、周公呈现的普世意识及道德观念，遂将三代认作一贯的统绪，代表美好的过去。 BaXm/1GYPFiwxa9vBLd1kfTf0lYbuH0EE43lonFDs7WNEVXzEOsqmiM5aySJQnD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