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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历史上夏、商、周三代，代表中国文化的核心。中国文化的中原意识，也经这一核心观念衍生。不过，夏代的历史，至今只有传说，未见确切可靠的考古证据。中国考古学界将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当作夏文化的所在，也只是从传说中夏代的地望，配合这一遗址有大型公众礼仪性的建筑，遂以为这里相当于夏代的王国都城。其实考古资料本身并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这一青铜时代初期的城市即夏都。
商代的遗址，则自从1928年发掘安阳殷墟以来，不仅有建筑与墓葬遗存，也有大量商代甲骨卜辞的当代文献资料，证实了传统历史有关殷商的记载。因此，本节以殷商王国及其文化的形成代表中国文化核心的发展。
由传统历史记载来估计，商王国从公元前17世纪建国，到公元前11世纪结束，享国五六百年之久。今日考古资料，将商文化分为先商、早商及晚商三个时代。先商文化的分布地区，较早的类型在今日河北的太行山东麓，以及河南的黄河以北卫辉一带。这些文化遗址，毗邻一向被认为是夏代的二里头文化分布地区，但两者的文化特色又有显著的差异。早商文化时期的遗址，则在今日郑州地区，其文化特色与二里头文化相当接近。由此推测，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先商文化，在接收了二里头文化的影响之后，开始发展为早商文化代表的强大势力。
早商文化的主要部分，以二里岗遗址为代表形态，分布地区十分广阔，遍及河南全省、山东的大部分、山西南部、陕西中部、河北西南部，以及安徽西北部，涵盖后世所谓“中原”的华北地区。北部的早商文化，以河北藁城台西遗址为代表，北及拒马河，南至邢台；南部早商文化以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为代表，分布于长江以北，湖北中部与东部；至于江西新干大洋洲遗址的商文化，地方色彩浓厚，只能作为商文化的影响所及；西部早商文化，远及陕西的扶风与岐山。这一地域广大的分布形态，说明了早商文化的强劲，其发展当与商王国的政治与军事力量有相当关系。
有关晚商文化的主要材料出自安阳的殷墟遗址，年代为公元前13世纪到前11世纪，延绵二百余年，亦即盘庚迁殷以后的殷商历史。晚商考古工作偏重河南地区，以致不能呈现较为广阔的分布形态。但是，将近二十万余片卜辞所见的资料，显示商王国政权所及，足以伸展到上述早商文化分布的领域，亦即后世所谓的“中原”地区。
殷商文化的时代性特色，一是有了当代文字的记录——卜辞，二是从卜辞中显见商王国政权的演化过程。文字与王权的出现，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里程碑，也是从史前文化进入历史时代的分界线。
中国文字的源头，早于殷商时代。河南舞阳贾湖、陕西临潼姜寨及大汶口文化等新石器文化遗址出土的龟甲和陶器上，都有刻画的符号。这些符号的意义不明，然而都不是装饰性的图案。大汶口的陶文，有些已是复合的符号，颇似中文部首的意味。大汶口陶文中有几个符号，例如日在山上形象，日形与山形，俱已抽象化，似乎是约定俗成的笔画。这一个符号，在相距数百里的遗址出土的陶器上都有出现，而且形象一致。此一现象，也许意味着符号已有文字的功能。
夏文化与先商文化范围示意图
殷墟卜辞的文字，已离开图像。例如，鸟兽象形字，都已简化为反映某一动物的特征，而且都是侧面直立的形象。中国文字有象形、形声、指事、会意、假借、转注六项造字原则，大都已见于卜辞文字。卜辞句法，反映其文法已有一致的规律，而且不是自由口语，因此商代卜辞已是相当成熟的文字。商代青铜器上铭刻的文字，具有礼仪性，遂较卜辞为复杂；其中象形字的形象皆近写实，但也不是图画。凡此可见，商代文字有其前身，只是商代使用的文字，不仅成熟，而且与后世中文文字之间的演变谱系，可以步步还原。近来考古发现的先秦文字，除了战国楚地文字稍有差异，至今未见另一不同的文字系统。殷商掌握了当时唯一成熟的文字系统，以此优势，则商文化自然成为古代中国文化的主流。
从殷墟卜辞所记载种种活动重建商王国的政治组织，反映了晚商二百余年的演变方向。商王的王权，本来可能与占卜主持人的教权相辅，但二百年来王权不仅压倒了教权，而且商王取得了“下帝”的位置，以与“上帝”相称。商王国的统治机制，有几个圈子：大邑商、畿内商王亲族与王后的封地、王国的领土、服从的诸侯、四周的方国。从商王东巡的旅程看，商代末期，东方诸侯形同属地；远方的方国，有敌对的鬼方、土方……也有已接受商人优势地位的国邦。商王国的政府，由“小臣”之属的家臣系统，逐步发展演变为有五个部门的统治机器。商王使者的地位，相当于以凤鸟为上天的使者，可以领兵，建立四方的治权。商王墓葬中随葬的人殉，即祭祀时以人为牺牲，反映王权权威之高。商王资源之丰裕，宫室、器用之精美，均可由墓葬的诸种器皿与建筑显见。这样一个强大的政治体，在当时的中国地区，无疑居于领导地位，亦足以发挥文化核心的作用。
商文化范围示意图
新石器时代的商王国，是个以族群为基础的复杂社会体，有地方与亲缘的局限，并无普世性格。商王国的神祇主体，主要以宗神与山岳、河流崇拜的地方守护神构成，这是因为商王国的政治势力远及四方，在吸纳从属族群及方国时，商人不能不同时接收这些从属族群的神祇。商王祭祀系统，由卜辞可见，有新旧两派，此起彼伏，旧派的祭祀对象是谱系严整的先公先王祖妣；新派则杂收诸神，包括各种自然神及大人物（例如大巫），至于祖先神，反而更为收缩，致祭时只祭祀大宗及五世以上的先妣。新派出现，已在晚商后期，其时代与商王国的扩张相近。这一现象，可能意味商人摆脱了地方及族群的局限性，开始走向普世文化的方向。
晚商二百余年，只是商人历史的后半段，以殷墟考古及卜辞资料为依据，我们可以知道：商王国在新石器时代古国“万邦”之中脱颖而出，商文化成为中国地区的文化核心。文化核心既已形成，即不难逐步收纳凝聚各种地方文化，发展为后日中国文化的庞大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