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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河流域古代文化是人类几个古代主要文化之一。本章前节讨论农业起源及定居聚落，也是取自两河考古学首次提出的农业革命与聚落形成两个观念。古代中国的农业是北方的粟黍稷（小米）与南方的稻作农业；两河地区的农业是麦类耕作（包括大麦、小麦、黑麦与燕麦）。这三种农业，作物不同，耕种的方式不同，都是独立发展，彼此没有文化传播的亲缘关系。单从这一点着眼，即有比较讨论的意义了。不过，中国地区广袤，两河地区只是今日伊拉克的核心部分，面积至多相当于中国几个大文化圈之一（例如山东的大汶口文化圈）。为此，中国地区内部文化的互相影响，就是相当复杂的过程。两河地区也有内部诸区间的起伏与互动，规模终究有限；然而，两河地区文化与周边文化，尤其与埃及文化的关系，却是一个广大区域的多元互动。
两河地区的农业发展，启轫早于目前中国考古学可知的最早农业文化。两河地区有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平行东流，下游是两条河流的冲积平原。数十年前，一般理论每认为大河流域是文明发源地，即以两河、黄河、尼罗河、印度河作为这些古代文明的摇篮。两河地区发展农业的过程，却是从大河河谷的外围开始驯化粮食作物，农业的起源不是在肥腴的河谷冲积平原。
近年考古工作者发掘了土耳其东南部的赛米（Hallan Cemi）遗址。这个古聚落遗址坐落在托罗斯山（Taurus）山麓，底格里斯河上游的一条小支流旁。这里的古居民还不知道种植农作物，但遗址中出土了大量年龄不满一岁的雄猪，说明养猪是他们赖以存活的生业。赛米遗址的碳-14法测定年代是距今10400年至10000年间，是迄今为止人类生产食物的最早记录。大约距今一万年前，两河东北边缘扎格罗斯山脉（Zagros）山麓的沙尼达尔（Zawi Chemi Shanidar）遗址，也有驯养家畜（羊类）的迹象。距今九千年前，种植作物及蓄养山羊，已属常见，而猎取及采集活动，也还是主要的生活方式。七八千年前，扎格罗斯山山麓已处处都有农业村落，其中一个重要的耶莫（Jarmo）遗址，除种麦的农业之外，养殖家猪也已出现。两河流域西北，今日土耳其安纳托利亚山区的恰塔尔休于（Catal Huyuk）遗址，及西面海东地区，今日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耶利哥（Jericho）遗址，都是初期农业的村落；在这些遗址，有些甚至还没有陶器。考古资料也显示，与这些初期农业遗址同时，距今七八千年前，还是有许多以采猎为生的社群，在这些地带活动。
两河流域重要文化遗址位置图
扎格罗斯山脉的山麓，今日还有不少麦类植物的野生远亲散布各地。正是从这些麦类亲属群中，两河流域的古代人类选取可以栽培的品种，尝试驯化为食用作物。最早驯化的品种，可能是“黑麦”（Secale cereale），后来又尝试驯化“单粒小麦”（einkorn）、“二粒小麦”（emmer）、二棱及六棱大麦和今日所谓的“面包小麦”（bread wheat）及豆科作物。在这一地区，人类也驯养了山羊、绵羊、狗、猪，安纳托利亚高地在距今八千年前，已有驯养的牛类。凡此生活资源，不但是两河文明发展的基础所寄，也由此四向传播，使欧洲、北非及波斯湾以东的西亚，各处人类先后发展了生产食物及定居的文化。
两河栽培作物的农业与驯养家畜的历史，比目前中国考古学上最古老的农业遗存，早了至少一千年，甚至两千年。但是，东亚栽培作物，迥然不同于两河的作物，两者之间应是各自独立发生了“农业革命”。中国北方的粟黍稷栽培遗址是在太行山麓的磁山与裴李岗，不在低平的渤海湾沿岸冲积平原。中国北方山区，普遍可以找到粟黍稷的远亲。这一现象，与两河驯养与栽培麦类作物，如出一辙。小米的种类甚多：黍、稷、粟、粱……陆续成为主要的品种；同时，这些种类始终并存，迄于今日。至于麦类，除了少数品种，不同的麦类也至今共存。中国南方的稻作遗址，最早可能是湖南道县的玉蟾岩，该遗址位于湖南南部的山间盆地中，不在两湖的平原上。中国境内的野生水稻，由云南到广东的河湖沼泽，均可见到。粳稻是从籼稻育养的栽培作物，今日籼稻、粳稻两种水稻，都是东亚的主要食物。凡此现象，西亚、东亚的发展模式，几乎一致。
农业起源于山地，不在大河的冲积平原，后续的文明发展则是在河谷平原出现。距今五千年前，两河下游的冲积平原上，已有许多农业聚落。麦类生长需要相当水分，扎格罗斯山脚坡度不大，有雨水湿润，麦类可以成长；冲积平原土质松软，地下水充沛，于麦类更为适宜。人类育种，寻求高产品种，而这些优良品种，例如所谓“面包小麦”（今日食用的品种），尤其需要吸取水分。于是，驯化麦类，肇始于扎格罗斯山坡地及地中海海东地区，而农业扩张、出现许多定居的农业聚落，却是在两河中游与下游的沿岸。
这些聚落，出现于各处，尤其南部的两河下游冲积平原，分布最为密集。距今五千多年前，在幼发拉底河的下游，而又远离河口沼泽地带，欧贝德（Ubaid）文化揭开了人类城市经济的序幕。这一转变，经过一段演化过程。大约先是在许多毗邻村落中，出现了一个中心村落，逐渐以此为核心，发展为聚落群。聚落群能聚集资源与人力，合作改善生活条件。两河冲积平原，地势低平，全为土质，不见岩石，新石器文化生活必需品的石料，必须求之他处。冲积平原上，多灌木而少大树，生活所需的木材，也必须取于两河上游及山地。另一方面，冲积平原地势低平，常有泛滥；地下水多咸卤，不宜于稼穑。人们必须修建水利设施，引导河水灌溉，排除苦卤。长程贸易与水利工程，都不是一个村落的力量可以做到，于是超越村落层级的聚落群，遂应运而生。从欧贝德文化的基础上，南部出现了许多城市，乌尔（Ur）、艾力都（Eridu）、乌鲁克（Uruk），都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城市。
城市有城墙保卫居民，有市集供贸易活动。更为重要者，在城市生活中，出现了一群专业人员，他们掌握对农业生产有用的天文历算知识，也发展出对贸易及测量有用的计算数量工具，组织了崇拜星辰日月及自然力量的信仰，以此解释各种自然现象与规律，作为上述各项知识的根本。这些专业人员，以宗教信仰为支撑，成为分派工作与资源的社区领袖，亦即以神庙祭司的身份，掌握了城市的统治权。凡此，都指向一个历史现象：两河地区的人，在距今四五千年前，组织为若干相当大型的复杂社会，多元、有层级，也有分工。
两河地区发展的模式，竟与中国新石器时代红山、良渚与仰韶诸文化发展的情形相同，都验证了农业革命与复杂社会两大命题。当然，从中国考古学可见的资料显示，中国境内的古代人类，经历了两次平行的发展，北方与南方分别出现。同时，我们还须注意：北方农业肇始于太行山下，而红山的复杂社会则是燕山辽河的个案；南方的农业开端于湖南的山间盆地，而良渚的复杂社会，则是江南的例证。农业与复杂社会两个阶段的发展，在时间与空间，都有脱节。如何处理这一难题？大约还须有更多的考古资料出现，才可能证实或修正目前的知识及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