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姜俊俊

《韩非子》又称《韩子》，二十卷，五十五篇。其中除少数篇目为后人伪托外，大部分为韩非所著。

韩非（约前280—前233），战国末哲学家，法家主要代表人物。出身韩国贵族，曾与李斯同师于荀子。他“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曾多次上书韩王，谏以富国强兵之术，韩王不用，于是愤而著书立说。他的著作传到秦国，秦王政读后大为赞赏。后来韩非应秦国之邀出使秦国，但未及被秦王政任用，便为李斯、姚贾谗言害死。

《韩非子》一书包含的思想内容是极其丰富的，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而最主要的是韩非的政治思想。

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史记》本传）。他继承和综合了前期法家和道家的各种观点，又“观往者得失之变”，写下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馀万言，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法治思想，为此后秦王政统一中国，建立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韩非是战国末期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法家思想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强调君主必须把法、术、势三者结合起来，缺一不可。韩非所谓“法”是指成文法，“术”是指君主驾驭群臣的权术，“势”是指权势地位。韩非认为这三者是不可分离的整体，前辈法家如“申不害言术而公孙鞅重法”，两人的主张各有偏颇。他说：“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定法》）同时韩非又认为，要推行法术必须占有权势地位，“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人主》），失去权势地位就无法推行法治，法治和权势的关系是“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难势》）。韩非明确提出将法、术、势结合起来，形成完整的法治理论，代表了先秦法家政治思想发展的成果。韩非的法治思想不仅顺应了当时社会从群雄割据转向大一统君主集权制发展的需要，而且也对我国整个封建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韩非子》是研究我国古代思想文化的重要资料。

在社会历史观方面，韩非强调社会历史是不断进化的，反复批判尊崇“先王”的复古思想。他以社会物质生产的多寡，将人类历史分为“上古”、“中古”、“当今”三个时期，认为“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五蠹》）。尽管韩非对社会历史阶段的划分并不科学，但至少说明韩非已经能明确地认识到社会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并把这种历史进化观点作为推行变法改革的理论依据，批判儒、墨学者因循守旧，一味称道先王是“非愚则诬”（《显学》）。韩非主张通过变法实现富国强兵，这在当时不能不说是一种观念的进步。

在世界观方面，韩非接受了荀子的思想，并改造了老子的若干观点，富有唯物主义的因素。韩非在他的著作中多次谈到“天”，这个“天”就是指“自然”。韩非认为“聪明睿智天也，动静思虑人也。人也者，乘于天明以视，寄于天聪以听，托于天智以思虑”（《解老》），人只能在天赋的感觉能力的基础上去认识自然。

在认识论方面，韩非吸收和改造了老子“道”的范畴，提出“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解老》）的观点，指出了“理”是事物本身的条理，即规律。他认为万物各有其理，不能相混，而“道”则是万物之“理”的总汇和综合，事物有变化，总汇事物之理的“道”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韩非主张人们的行动不要固执常规而不知变通。韩非的这个观点又是直接和他的历史进化论相连接的。

《韩非子》在我国文学史上也具有比较重要的地位。韩非的文章严峻峭拔，气势恢宏。其说理分析精微，讲究逻辑结构的形式完美；其行文缜密，注重修辞，富有文采。善于用浅显幽默的寓言和故事来增强文字的感染力，对后代论说文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韩非子》在宋代已经有了刻本，但至明清时已难觅宋本踪影。《韩非子》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错简脱讹现象比较严重，引起了明清学者的关注，从而激发了他们对先秦《韩非子》原貌的研究和探索，《韩非子》的翻刻本和研究著作也随之多起来。

清末王先慎撰《韩非子集解》二十卷首一卷，综合各家校勘成果，还广采博引先秦至宋的文献资料，用以求证考辨明清各家各本的得失。其《弁言》云：“顾其注不全备，且有舛误，近儒多所匡益。因旁采诸说，间附己见，为《韩非子集解》一书。其文以宋乾道本为主，间有讹脱，据它本订正焉。”王氏《集解》书成之后影响很大，当时学界“对于《韩子》本文，几皆改从《集解》”，正如王先谦《韩非子集解·序》所谓：“从弟先慎为之《集解》，订补阙讹，推究义蕴，然后是书厘然可诵。”

王先慎集解《韩非子》，以宋乾道元年（1165）黄三八郎刊本（简称乾道本）为主，参校了明正统《道藏》本（简称《藏》本，王氏指出《藏》本有南北之分，故卢文弨与顾广圻所校多不合）、明万历赵用贤本（简称赵本，顾氏《识误》中称今本）、明周孔教大字本、凌瀛初本（简称凌本）、清嘉庆吴鼒覆刻宋乾道本等多种版本。参考了卢文弨《群书拾补》、顾广圻《韩非子识误》、王念孙《读书杂志馀编》、俞樾《诸子评议》、孙诒让《札迻》等多部研究著作。还搜辑了大量散见于先秦诸子书、史书、类书、宋人专著等几十种有关文献资料，细加梳理，辨析各本是非及其致误原委。王先慎于《集解》中多有创见，这也正是《韩非子集解》一书所具有的学术价值。

本次标点整理，以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长沙王氏刻本为底本，参校他本，对原文改动之处，均用括号表示：“（）”中的字为误或衍字，“〔〕”中的字为改或补字，不出校记。

原宋乾道本存有不题姓名的注文若干，今整理时冠以“旧注”两字，以区别王氏《集解》的文字。

今正文中注码标识位置，均以《集解》原刻本正文夹注位置所示，与标点无关。

王氏《集解》对《韩非子》各篇章节的分段提行与乾道本不尽相同，王氏评判各本，并在校语中有说明。本次标点为方便阅读，悉依文义分段，不涉及任何版本。

因《国学典藏》丛书为简体横排版，也为使王氏《集解》中的校语表述不因简体字而产生异义，也为便于读者了解一些古代典籍中文字的流变情况，本书酌情保留了一些与校语相关的繁体字：凡王氏校语中涉及正文某字者，正文字与注文字同改为繁体字；凡不涉及正文文字者，仅改校语中相关字为繁体。如校语需比较两个字，而这两个字只有在繁体的情况下才会显示出它们或字形相近，或音韵相同，或字义相通；又如有些字必须改作繁体字形，才能与古书俗体字、通假字以及现代汉语中的简化字相区别，符合王氏校语本意。

《韩非子集解》原本每卷下均先集中列出本卷所收全部细目，再分列出每个细目作为标题，本次标点整理时我们作了适当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