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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尚荣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山（在今四川省）人，北宋多产全能的文学巨匠。他将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推广到词的领域，率先冲破了“词为艳科”的藩篱。他“以诗为词”，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内容，举凡怀古感旧、纪游说理、赠友留别、咏物谈禅等，皆可入词。他开拓了词的意境，刷新了词的写作技巧，提高了词的格调。在东坡词中，既可看到气势磅礴的“大江东去”（《念奴娇》），也能领略到恬静和谐的农村风光（《浣溪沙》）；既有“致君尧舜，此事何难”（《沁园春》）的报国壮志，也有求仙问道、“江海寄余生”（《临江仙》）的低沉歌吟。他写过不少粗犷豪放、奇峭雅丽的杰作，也留下大量婉约含蓄、情真意切的佳什。苏轼善于用典，长于借喻夸张，又能将口语、谚语化用到词中，不乏白描质朴的词章。他懂音乐，会唱曲，但“居士词横放杰出，自是曲中缚不住者”（《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三引晁无咎语）。他敢于突破乐曲词律的拘囿，使词摆脱其音乐附庸的困境，成为独立发展的新诗体。于是有人尊苏轼为宋词豪放派的开创者，又有人说苏词的基调是旷达，是清雄，还有人认为东坡婉约词数量多，意境新。其实苏轼词气象万千，风格多样，要之如《碧鸡漫志》所说：“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苏轼词对后代，特别是对南宋爱国词人有着深远影响，在词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苏词在宋代不与文集混编，而是集外单行，当时已有多种传本。在留存至今的东坡词集中，傅幹《注坡词》成书最早，又是第一部苏词笺注本。前人对《注坡词》极少研究，评价不高，甚至颇有微词。经全面审核，乃知该书对于校正苏词、存真辨伪、验明题叙、考定编年，均有大用。同时，傅幹的笺注所援引的某些诗文今已失传，例如书中引述的杨元素《本事曲集》，就有好几条是梁启超辑本未收者。这类资料在在皆是，十分珍贵。
《注坡词》在南宋绍兴初年镂版于钱塘，原刊本已佚。元明以来未见翻刻。如今仅存钞本数帙，分藏各处，大都不为世人所知，不被学者看重。倘不及时“抢救”，《注坡词》有可能失传，造成千古恨事。为使研究苏轼及宋代文学的专业工作者共睹《注坡词》真面目，进而对该书做出正确公允的评价与合理的使用，特将此书校证付梓，公诸同好。
关于《注坡词》的钞本源流、成书经过、编纂体例、笺注特点、资料价值等问题，我在《注坡词考辨》一文中已有详述，窃以为有助于读者深入了解《注坡词》一书。今不揣固陋，稍加修正，移作本书《前言》。粗疏之处，尚望方家指正。
傅幹《注坡词》十二卷，成书于南宋初年。遗憾的是，同时代人对该书的早期记述总不精确。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一《词曲类》著录：“《注坡词》二卷，仙溪傅幹撰。”这里记错了卷数。据近人赵万里考订：“其书十二卷，《直斋书录解题》误作二卷。”（影印元延祐本《东坡乐府跋》）盖于“二”上脱“十”字。
洪迈《容斋续笔》卷十五云：“绍兴初，又有傅洪秀才《注坡词》镂版钱塘。”这里记错了注家。其致误原因，诚如龙榆生《东坡乐府笺》（以下简称龙本）《后记》所说：“殆以卷首有（傅）共《序》，共字洪甫，牵涉而率诋之欤？”序作者与笺注者讹混，是洪迈不应有的疏忽。但他提供了重要线索，说明《注坡词》在绍兴初年确有杭州（钱塘）刊本传世。
杭本《注坡词》在元、明、清三代未见翻刻，亦罕见诸家书目著录，惟仗钞本延续其命脉。钞本中今所知见者，源出明天一阁旧藏。著名版本学家黄丕烈曾说：“大凡书籍，安得尽有宋刻而读之？无宋刻，则旧钞本贵矣。旧钞而出自名家所藏，则尤贵矣！”明人范钦创建于嘉靖年间的天一阁，是著名私人藏书楼，收存过许多精钞本，其中就有“《注坡词》十二卷，钞本，傅幹撰，傅共洪甫序。”（见清嘉庆时阮元编《宁波范氏天一阁书目》集部词曲类）该钞本之底本，疑即洪迈所说的杭州刊本或它的传录本。而此底本之来源，不会超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丰氏万卷楼旧藏；二是范钦从子范大彻故物；三是范钦个人的购钞，他与当时著名学者和藏书家王世贞等人有“书籍互相借钞之约”（参见陈登原《天一阁藏书考》）。总之，天一阁钞本《注坡词》正是黄丕烈称道的那种“旧钞而出自名家所藏”者，来源可靠，珍贵无比。迟至清初，此书仍存于天一阁。
晚清社会动乱，天一阁所藏珍、善本书逐渐散佚，《注坡词》钞本亦难免厄运。其间幸赖沈德寿再次传钞，见沈德寿编《抱经楼藏书志》卷六十四著录。约在清末，沈钞本归南陵徐乃昌积学斋。《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邵章《续录》载：“傅幹《注坡词》十二卷，徐积余传钞天一阁明钞本”，即指此书。不幸的是，天一阁旧藏之钞本“原书，闻已佚”（见邵章《续录》），盖清光绪十五年薛福成编刊《天一阁现存书目》中已不见《注坡词》之踪影。清末、民国以来，徐氏所藏《注坡词》钞本曾先后为朱祖谋、罗子经、龙榆生、赵万里等人所亲见，并有多人再据之转钞。龙榆生还用傅本作《东坡乐府笺》的主要参考书。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徐氏后人将其藏书转售给上海萃古斋旧书店，而《注坡词》钞本后被黄永年购得。
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注坡词》钞本，主要有以下几种：
甲、沈德寿藏《注坡词》十二卷旧钞本。见于沈德寿《抱经楼藏书志》卷六十四著录。此本后归上海徐乃昌，又辗转由黄永年购得。现存于陕西师范大学唐史研究所。近见该书影印本后附黄永年教授《述注坡词》，知该本原据天一阁藏影宋钞本再传钞者。这次修订旧作《傅幹注坡词》为《东坡词傅幹注校证》，始得见此复印本并予参校利用。
乙、中国国家图书馆（原北京图书馆）藏清钞本。每半叶九行，行十七字；小注双行，字数同。绵纸，无界栏及中缝字，楷书工录。钞者不详，无钞校序跋及藏家印记。一册一函，书内正文有阙叶。是书曾为《全宋词》修订本所引用。曹树铭“颇疑此即范氏天一阁藏明钞本”（见曹编《东坡词》附载《东坡词籍著录》），实乃未睹原书的猜测之说。本书末页钞者落款：“从南陵徐氏藏沈德寿家钞本传录”，可见并非天一阁故物，只是它的转钞本。
丙、民国间武进赵尊岳珍重阁手写本。是书用惜阴堂红格毛边纸钞录，每半叶十五行，行三十字；小注双行，字数同。正文首叶旁批：“原书每半叶九行，行十七字；小字双行夹注。”卷一首行下注：“珍重阁手写本。”书前有赵氏《题记》，全文如下：
此集但有传钞，绝少著录。慈溪沈德寿授经旧钞本既归南陵徐氏积学斋，岁在中元庚午，获读一过，因手缮之，冀有以广其传也。积余世丈并为《考订》，因附志岁月于此。武进赵尊岳识于珍重阁。
据此可知，此本与上述清钞本均据徐氏所藏沈钞本为底本，同出一源，故二者阙佚情况完全一致。盖因底本不全，钞者无从补正。但清钞本可能保存了底本原有的行款格式，而珍重阁本乃赵氏急促钞就，字迹草率。二者皆有漏钞、误字，可互相订补。
丁、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晒蓝本。此本与清钞本行款全同，似即据清钞本晒印。邵章《续录》称“孙人和有晒蓝本”，当即指此本。二册一函。
此外，季振宜藏宋刊《东坡长短句》十二卷，见于《延令宋版书目》（《士礼居黄氏丛书》第二十二册）。其书名《东坡长短句》与傅共《序》相符，而卷数又与傅本暗合，因疑此书即钱塘镂版的《注坡词》原刊本。然则自邵章《续录》以后，诸家书目未再著录，书亦不知落入谁手。
《注坡词》各钞本目录俱全。按目索词，可知其阙佚者为：卷三《戚氏》一首；卷六《江城子》其五至其九凡五首，《无愁可解》一首，《蝶恋花》八首；卷十一《浣溪沙》其二至其九凡八首，《沁园春》半首，《雨中花》一首（存题）；卷十二《皂罗特髻》半首，《调笑令》一首，《双荷叶》一首，《荷花媚》一首。除非发现《注坡词》的原刻本，否则阙佚难补。
《注坡词》编注者为南宋初年仙溪人傅幹。幹字子立，傅共从子，“博览强记，有前辈风流，视其所注，可以知其人焉”（引自傅共《注坡词序》）。其生平事迹已无可考。
《注坡词序》作者傅共，字洪甫，号竹溪散人。徐乃昌《积学斋藏书记》云：“宋黄岩孙编、元黄真仲重订之《仙溪志·进士题名录》，宋绍兴二年张九成榜特奏名：傅共，权子。《人物志·（傅）权传》后附《（傅）共传》：共三荐奏名，文词秀拔，有《东坡和陶诗解》。”《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五著录：“《和陶集》十卷。苏氏兄弟追和，傅共注。”即指其《和陶诗解》也。傅幹注释东坡词时，傅共还提供了一些苏词墨迹资料，对傅幹完成《注坡词》一书颇有裨助。据《仙溪志》，傅氏家族出过二十五名进士，可谓是世代书香，尤其是研究苏轼，家学渊源有传承。
《注坡词》之编纂缘起，在傅共《序》中略有说明。东坡诗文既名冠天下，“其所为长短句数百章”，亦流传甚广，“闺窗孺弱，亦知爱玩。然其寄意幽渺，指事深远，片词只字，皆有根柢。是以世之玩者，未易识其佳处。譬犹瑰奇珍怪之宝，来于异域，光彩照耀，人人骇瞩。而能辨质其名物者盖寡矣”。傅幹有感于此，遂“敷陈演析，指摘源流”，精校细审，为之笺注，成书十二卷。
傅幹编纂此书前，曾对当时流传的东坡词全面进行整理，包括去伪存真和拾遗补阙两方面的工作。首先是辨伪，傅幹曾大刀阔斧地“削其附会者数十章”。傅共《序》中夹注云：
传张芸叟所作“私期”数章，旧于《文忠公集》见之。以至《更漏子》有“柳丝长”、“春夜阑”之类，则见于《花间集》，乃温庭筠、牛峤之词。《鹊踏枝》有“一霎秋风”、“紫菊初生”之类，则见于《本事集》，乃晏元献公之词。凡是皆削而不取。
这里列举的《更漏子》二首、《鹊踏枝》二首今已编在《全宋词》修订本苏轼《存目词》中。至于“私期”数章，今已失传。但张舜民所作《卖花声》词，也曾被误认为苏轼词，可见二人词章讹混互见并非偶然。而《注坡词》卷一误收苏辙《水调歌头》一首，卷十一误收黄庭坚《鹧鸪天》一首，是皆删削未尽者。但傅幹仍可算作最早的苏词辨伪专家之一，功劳不可泯没。此外，在辑轶方面，傅幹也是能手，傅共说他“益之以遗轶者百余首”，今本东坡词集中有《天仙子》（走马采花花发未）一首，便是由傅幹最早收集并传于后世的。又《鹧鸪天》（林断山明竹隐墙）、《翻香令》（金炉犹暖麝煤残）等词，也是经傅幹考定收入东坡词集的。总之，经傅幹拾缀编成的东坡词集，虽不是尽善尽美，但毕竟为苏词的笺注与研究，提供了信实可靠的读本，它所保存的资料，至今仍有校勘价值。
据《注坡词目录》，该书收词凡六十七调、二百七十二首。核以今存最古之苏词刻本元延祐庚申云间南阜书堂本《东坡乐府》（以下简称元本），则元本只比傅本多词九首，即：《满庭芳》（归去来兮清溪无底）、《南乡子》（千骑试春游）、《浣溪沙》（缥缈红妆照浅溪）、《浣溪沙》（阳羡姑苏已买田）、《减字木兰花》（空床响琢）、《减字木兰花》（回风落景）、《减字木兰花》（海南奇宝）、《行乡子》（北望平川）、《画堂春》（柳花飞处麦摇波）。又核以今存最早之苏词钞本明吴讷辑《唐宋名贤百家词》钞本所收《东坡长短句》二卷《拾遗》一卷（简称吴讷钞本；其底本为宋绍兴辛未刊行的曾慥辑《东坡长短句》，简称曾本），则曾本超出傅本者唯《拾遗》四十首，其中尚有十首为重出或误入的。赵万里先生称元本与曾本为“传世坡词二个最重要的本子”（见影印元延祐本《东坡乐府后记》），完全忽略了比曾本刊行更早的《注坡词》的版本价值。其实曾本、元本都可能是参考傅本而编成。可以说，今存苏轼词集的规模是由傅幹《注坡词》奠定的。
《注坡词》的编纂体例，是按调名编次，同调者汇编在一起。又自第二首以下，分别以二、三、四……代调名。各钞本行款格式大同小异。值得注意的是：东坡词调名低二格，占一行。调名下单行小字标词题。但傅幹的某些校正词题的文字，也是单行小字，易与词题讹混。调名次行双行小字为词序（引），亦可视为长文词题，绝不与苏词混。但傅幹为阐明词旨所作的题解（或曰题注），也是双行小字标于调名次行，易与词序讹混。苏词正文另行顶格，上下阕严加区分，下阕大都另行顶格起，不与上阕接钞。而傅幹的笺注，均为双行小字夹注，不与苏词正文讹混。清钞本和晒蓝本的词题、词序与题解、校记，或单行或双行，或在调名下，或在调名次行，错乱情况甚于珍重阁本。
在同是按调名编排的东坡词集中，傅本与曾本、元本、《东坡先生二妙集》本（简称《二妙集》本）、茅维《苏东坡全集》本（简称茅本或《苏集》本）、毛晋《宋六十名家词》本（简称毛本）等，均不相同。除毛本外，傅本与其余诸本调名排列的先后次序，并无规律。但同调之内各词的编排顺序，各本则大同小异。这种编次体例虽不是很科学合理，却一直延续了好几百年。
有人做过粗略统计，傅幹在《注坡词》中征引的文献资料，涉及经部《尚书》、《诗经》、《周礼》、《礼记》、《尔雅》、《左传》、《论语》、《孟子》八种典籍凡四十一篇。援引正史中的专著《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南史》、《旧唐书》、《新唐书》八种凡九十六篇。引证子部杂著达一百十余种。引集部文人作家一百二十余人。该书的词题（序）、题注、笺释文字，亦曾被宋、元时代《草堂诗余》等词集选本所采纳。宋陈鹄撰《耆旧续闻》卷二还曾就苏轼《虞美人》（定场贺老今何在）一词中“试教弹作辊雷声”句的傅幹《注》（见本书卷八），提出质疑和商榷。说明《注坡词》问世后产生过一定的影响。该书丰富的笺证资料，也曾引起过广泛的关注。
傅幹《注坡词》虽是现存成书最早又比较全面系统的苏词笺注本，但对该书的评价，长期以来，毁誉不一。
为本书作《序》的傅共，当是《注坡词》的第一个读者。他称誉此书：“敷陈演析，指摘源流，开卷烂然，众美在目。”朱祖谋《彊村丛书》三校本《东坡乐府》（简称朱本）的跋语中提到，《注坡词》特有的某些词题、词序、题注，“胥可为考订坡词之一助”。龙榆生用《注坡词》与毛本、朱本等对校，发现傅本“时有胜义”。他们都肯定了傅本的版本校勘价值。
但在论及傅本的笺注时，批评者居多。南宋文学家洪迈在《容斋续笔》卷十五中就指出《注坡词》在注典方面的缺失：
至于“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不能引“共道人间惆怅事，不知今夕是何年”之句；“笑怕蔷薇罥”、“学画鸦黄未就”，不能引《南部烟花录》。如此甚多。
元、明两代，傅本流传不广，论之者亦少。入清以后，批评者渐多。钱曾在得到元延祐本《东坡乐府》后竟说：“旧藏注释宋本（按，指《注坡词》），穿凿芜陋，殊不足观，弃彼留此可也。”（见《读书敏求记》卷四）近人赵万里附和之，亦云：“二十年前，余于上海徐积余先生处得见新钞本（《注坡词》），从范氏天一阁藏明钞本传录，注释浅陋，诚有如遵王（钱曾）所讥者。”（见影印元延祐刊《东坡乐府后记》）龙榆生在《东坡乐府笺后记》中也说，傅本“所注典实，多不标出原书”，并且援引洪迈有关傅《注》的上述记载，认定洪迈亦“颇讥其纰谬”。于是“芜陋”、“纰谬”、“不足观”、应“弃彼”的恶名，强加在傅《注》上，无人能辨，使这部有笺注特色、有翔实资料、有参考价值的东坡词集，长期不被重视，“冷冻”在各藏书楼、图书馆中，无人过问。
笔者认为，上述对傅本的批评意见，未免偏颇，有些也不尽符合事实。其中龙榆生据洪迈《容斋续笔》得出的“讥其纰谬”的结论，及其对傅本注典“不标出原书”的指责，影响最大，尤须加以辨证。
按洪迈的本意，是想说明“注书至难”的道理。他虽然批评傅《注》失误“甚多”，却并未“讥其纰谬”、全盘否定傅《注》。他在《容斋续笔》“注书难”条中首先指出：“虽孔安国、马融、郑康成、王弼之解经，杜元凯（预）之解《左传》，颜师古之注《汉书》，亦不能无失。”接着又举例说王荆公《诗新经》（按，当即王安石《诗经新义》）、洪庆善（兴祖）注《楚辞》以及“某士”的《苏轼诗注》，均不免有疏漏。最后才说到《注坡词》中某些注典未引原始出处，借以证明“注书至难”。如果把洪迈对傅《注》的某些批评视为“讥其纰谬”，则依此类推，被洪迈提到的那些“不能无失”的古代名注，又岂能逃脱“纰谬”之讥？这显然不符合洪迈的一贯思想和主张，也违背了洪迈旨在说明“注书至难”的初衷。其结果，既冤枉了傅幹，也误解了洪迈。
我们评价古代文学作品，自有今天的学术标准，不应全以古人是非为是非。况且洪迈所说，本是一家之言，究竟正确与否，尚待讨论鉴别。今以他所提到的两条实例做一番考辨和检验：
（一）“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见于苏轼《水调歌头》，傅本卷一有注：“老杜：‘今夕何夕岁云徂。’”按此注不谬，缺点只是漏略了杜诗篇名《今夕行》。而洪迈认为应加引证的那两句诗，见于唐人小说《周秦行纪》。苏轼《次韵杨公济梅花十首》其四施顾《注》引牛僧孺的《周秦行纪》云：“僧孺遇薄后、潘妃、杨妃、戚妃，作诗云：‘香风引到大罗天，月地云阶拜洞仙。共道人间惆怅事，不知今夕是何年。’后曰：‘今夕谁伴牛秀才？’戚辞，潘亦辞，曰：‘东昏以玉儿故，身死国除，不拟负他。’乃令王昭君夕焉。杨妃在坐，自称玉奴。”如此冷僻的诗句，荒诞的故事，恐非苏轼中秋怀子由这样深情而又严肃的词章所宜借用，洪迈未免猎奇。其实“不知今夕是何年”句的最早出处不在唐人小说，而是出自戴叔伦（732—789）的《二灵寺守岁》诗。追本溯源，则应引《诗经·唐风·绸缪》“今夕何夕”，这才是苏词、杜诗、戴诗以至唐人小说上引诗句之所本。不过，从疏解字句、阐明词旨的笺注要求来看，“今夕是何年”乃词家习见之语，如张孝祥《念奴娇·过洞庭》词末句，也有“不知今夕何夕”语，皆通俗易懂，不甚费解。因此现在流行的宋词新注本，如唐圭璋《宋词三百首笺注》、胡云翼《宋词选》等书，对东坡词中这两句均不加注，这并不影响对苏词的理解和欣赏，也未见有人指责选家“纰谬”。
（二）“学画鸦黄未就”句，不见东坡词。苏轼《蝶恋花》有“学画鸦儿犹未就”句，《浣溪沙》有“学画鸦儿正妙年”句，洪氏所云当指前者。这首《蝶恋花》词在傅《注》阙佚卷叶，故无可论其短长。而“笑怕蔷薇罥”句，见于东坡《南歌子》词，傅本有注云：“《酉阳杂俎》云：‘江南地本无棘，或固墙隙，但植蔷薇枝而已。’白乐天《蔷薇诗》：‘留妓罥罗裳。’‘蔷薇罥’乃隋炀帝宫中事，备见《南部烟花记》。”此条傅《注》亦无陋误，况且指明了“备见《南部烟花记》”，只是未详引故实而已。龙本的笺注除全文钞录傅本上述注文外，又节引了《容斋续笔》有关评述（上文已引，兹不重录），补充了段克己《游青阳峡诗》：“葛屦偏宜苔径滑，行襟时被蔷薇罥。”而于《南部烟花录》原文亦未钞补。
可见洪迈指摘傅本失注的两条实例，根本不足以说明傅本的“芜陋”、“纰谬”，而且洪迈的本意也不在此。
龙本《后记》说傅《注》“所注典实，多不标出原书”，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具体分析，傅《注》引文注典标出处有四种情况：
其一，作者及书名、篇名俱全者。诸如所引宋玉《对楚王问》、陶渊明《归去来辞》、白居易《琵琶行》、蔡襄《荔枝谱》之类，可谓详标出处。
其二，只有作者名而不列书名、篇名者。诸如所引“李白诗”、“杜甫诗”、“韩愈文”之类，所引多为名家诗文，可谓半标明出处。
其三，只列书名或篇名而不标作者名者。诸如所引《荆楚岁时记》、《酉阳杂俎》、《史记》、《汉书》等，所引多为子部、史部名著，亦可谓半标明出处。
其四，不标作者也不列书篇名者，即所谓完全不标出处。这主要是有关词旨、本事的说明及傅幹对别本坡词异文的校订记录等。
应当指出，在详标出处方面，傅本难免粗疏。上述二、三两种情况较多，第一种少见，第四种更少见。其实这种漏标书篇名或漏标作者名的情况，在龙本中亦时有所见，看来这只能寄希望于苏词新注本来补救了。
傅《注》也有错标出处者，如引《后汉书·五行志》误作《汉书》，引李商隐诗误作李后主词等，令人莫名其妙。颇疑系钞者笔误，傅幹似不应如此浅薄。
《注坡词》问世至今八百余年，其间真正研究并全面利用过此书的，只有龙榆生一人。可能是由于对傅本认识不足、评价不高，致使傅本在笺注、校订、编年等方面所提供的丰富资料，龙氏并未充分利用，或是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因而留下了某些令人遗憾的、亟需补正的疏漏。
（一）笺注
龙本《后记》虽然说明对傅《注》“既加以采录”，“其原注可用者仍之”，但其“采录”的方式，“仍之”的原则，似有可议处。试举例说明：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乃苏词名篇。龙《笺》有九条。其中“乘风”、“琼楼”、“不胜寒”、“有恨”、“阴晴圆缺”五条，系采自傅《注》，龙本均已标明资料来源。其余四条，“明月”二句，龙《笺》引李白诗，且不标篇名（按，见李白《把酒问月》诗），与傅《注》一字不差；“今夕”句，龙《笺》只将傅《注》的“老杜”改为“杜甫诗”，内容不变；“起舞”、“千里”两条，亦钞自傅《注》。但这四条，龙本不再标明依据傅《注》。何以不标，令人费解。
这种“采录”傅《注》而又不标所自的例子，在龙《笺》中比比皆是，随处可见。如《南歌子》（海上乘槎侣）中“乘槎”条的龙《笺》，系钞自傅本《鹊桥仙》词“天风海雨”句原注；“潮头来处”条的龙《笺》亦钞自傅《注》，但龙本却未标“傅《注》”字样。
龙本无《凡例》，其《序论》与《后记》也未交代过当傅本“原注可用者仍之”时，何以有的标明引自傅《注》，有的又不标。统观全书，龙本在标与不标之间似带有某种随意性，因此不标傅《注》者，未必就是龙氏“博稽群籍”后的发明。傅《注》所引前人诗文典故，有些今已失传，唯赖傅本得以保存，若“采录”了此类资料又不注明出处，则易惹人生疑。如《谒金门》（秋帷里）“玉枕”的龙《笺》，就属于此种情况。傅《注》云：“晏元献诗：老觉腰金重，慵便枕玉凉。”晏殊著作，今仅《珠玉词》尚存，其《临川集》、《紫微集》俱不传；傅《注》所引，或为其佚诗残句，龙本据引而未标出处，实为不妥。又据欧阳修《试笔》，此二句应是寇莱公（准）所作，晏殊评其诗“未是富贵语”。傅《注》实有张冠李戴之嫌。龙《笺》不标明所自则踵误也，得不偿失。又如《渔家傲·七夕》词“明月多情来照户”句，龙《笺》据傅《注》引鲍照诗：“明月入我牖。”这里本来是傅氏误陆机为鲍照，龙氏从误又不注所自，只好自担疏漏之责矣。
傅《注》广征博引，资料甚富。虽其大部已被龙本“采录”，然仍有漏收者。如《行香子》（一叶舟轻），傅幹于“一叶舟轻”句加注云：“韩退之云：清湘一叶舟。”又于“水天清、影湛波平”句加注云：“可朋诗：水涵天影阔。”又于“鱼翻藻鉴”句加注云：“杜子美：翻藻白鱼跳。”又于“重重似画，曲曲如屏”二句下注云：“罗邺《金陵》诗：江山入画图。辛寅逊诗：远岫如屏横碧落。”以上傅《注》均为龙本所不取。傅《注》对发明词旨颇有补益，况且所引证的罗邺诗为佚诗，资料可贵，不应轻弃不用。
或云：“榆生此《笺》，繁征博稽，十倍旧编。”（见夏承焘《序》）虽系溢美之辞，但也应承认，龙本在笺注方面确实超过傅本。如《念奴娇·赤壁怀古》，龙本有九条注。其中“大江”、“神游”两条直接采用傅《注》；“赤壁”、“浪淘”二句，傅本无注，龙氏补笺；“周郎”、“小乔”、“英发”、“羽扇纶巾”、“灰飞烟灭”诸条，傅本有注而不完善，或不标出处，或引文不全，影响通读；而龙榆生重核原书，补足引文，补明出处（书名和篇名），叙述简明，极便阅读。通过仔细核对，还能发现傅本引证的佚文资料。龙本补正之功不容抹煞。只是应当指出，有些补证也是受到傅《注》的启发，根据傅《注》提供的资料线索再查核原书弄清典故的。
总而言之，傅《注》在辑校、注典上仍有可发掘的珍贵资料。龙本直接或间接采录傅《注》就足以说明傅《注》不容忽视的资料价值；龙本漏收的傅《注》更有待重新采撷。对有志做苏词新注和补辑古书的研究人员及广大苏词爱好者，《注坡词》值得一读。它所保存的大量资料，应重新全面加以利用。
（二）题序
陈迩冬《苏轼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是一部流传甚广的苏词选本，该书《前言》云：
苏轼以前，词人填词，绝少标明题意的，更没有序以阐明词旨。苏轼既以作文、作诗之道来作词，于是有题有序。没有题没有序的词，在他的作品中倒反而是少数。而序之或长、或短，都极精妙，序本身就是艺术品。
其实今本苏词的某些题序，并不是东坡所作。这一点，朱祖谋从事苏词编年，已有所觉察。朱本《凡例》指出：毛本词题有时“阑入他人语，意多出宋人杂说”；有时“依托谬妄，并违词中本旨”；有时妄加标题，“沿选家陋习”。凡此均“一依元刻正之”，而元本“亦间有非公原本者”，则皆移注词后。可惜朱氏得见傅本为时已晚，他在《彊村丛书》三校本《东坡乐府后记》中只记载了傅本题序方面的突出异文，称其“悉足为考订坡词之一助”，但是来不及在苏词编年上据以订正。龙本编年承袭朱本，然而对作为编年重要依据的词题、词序，远没有朱祖谋那般重视，因而也没有充分利用傅本资料校正其他各本在词题、词序方面存在的混乱与脱衍讹误，特别是未能将苏轼自作的词题、词序同傅幹所加的题注（题解）、校语严格加以区分，以致多次出现误将傅幹之题注当作苏轼之词序的情况。鉴定词序，应是苏词辨伪的新课题。基于这种认识，今将傅本与元本、《二妙集》本、毛本、朱本、龙本等进行比勘，发现元本及其他诸本许多词题、词序，原是《注坡词》的题注或傅幹的校记，另有些题序是否可靠也亟待再考。略举数例：
《满江红》（忧喜相寻），傅本题注：“杨元素《本事曲集》：董毅夫名钺，自梓漕得罪，归鄱阳，遇东坡于齐安。怪其丰暇自得，曰：‘吾再娶柳氏，三日而去官。吾固不戚戚，而忧柳氏不能忘怀于进退也。已而欣然，同忧患，如处富贵，吾是以益安焉。’乃令家童歌其所作《满江红》。东坡嗟叹之不足，乃次其韵。”元本删去“杨元素《本事曲集》”七字，又于“曰”前添“余问之”三字，砍去“东坡嗟叹”句中的“东坡”二字，遂变第三人称为第一人称，将题解改为词序。
《减字木兰花》（双龙对起），傅本无题无序。词末双行小字注云：“《本事集》云：钱塘西湖，有诗僧清顺居其上，自名藏春坞。门前有二古松，各有凌霄花络其上，顺常昼卧其下。子瞻为郡，一日屏骑从过之，松风骚然。顺指落花觅句，子瞻为赋此。”元本将此条傅《注》所引“《本事集》”三字删去，又将注文中的“子瞻”一律改为“余”，变第三人称为第一人称，又将注文移载调名之下，遂成词序。曾本、《二妙集》本同傅本，唯将词末补注改为调名下的题注。龙本词序从元本，反谓“傅《注》本题文入注”。
《采桑子》（多情多感仍多病），傅本词题为：“润州多景楼与孙巨源相遇。”又在词尾双行小注中引《本事集》云：“润州甘露寺多景楼，天下之殊景。甲寅仲冬，苏子瞻、孙巨源、王正仲参会于此。有胡琴者，姿色尤好。三公皆一时英秀，景之秀，妓之妙，真为希遇。饮阑，巨源请于子瞻曰：‘残霞晚照，非奇才不尽。’子瞻作此词。”元本将此条傅《注》移载调名下用作词序，并且照例删去“《本事集》”三字，将文中“子瞻”改为“余”。龙本词序从元本，注云：“元本如此标题，疑亦旁注混入，或他人引《本事集》为之。彊村本亦沿其谬。愚意此词题自当从傅《注》本为妥。”龙氏既已发现了元本、朱本的讹误，却又不作更正，亦属怪事。
《减字木兰花》（春庭月午），傅本有题注：“按赵德麟《侯鲭录》云：元祐七年正月，东坡在汝阴州。堂前梅花大开，月色鲜霁。王夫人曰：‘春月色胜如秋月色，秋月令人凄惨，春月令人和悦。何如召赵德麟辈来，饮此花下？’先生大喜曰：‘吾不知子亦能诗耶？此真诗家语耳。’遂召德麟饮，因作此词。”元本有词题为：“二月十五日夜，与赵德麟小酌聚星堂。”疑即从傅氏题注改写而成。月日既不相符，又删“《侯鲭录》”三字及王夫人与东坡对话细节。
《减字木兰花》（天然宅院），傅本词序为：“赠胜之，乃徐君猷侍儿。”曾本、元本题无“乃徐君猷侍儿”六字，龙本从元本。按此六字，或为原题所有，或为傅本校注，要之有此六字，词旨乃明。考东坡词中涉及胜之者数首，而胜之原非一人。苏轼谪居黄州时，徐君猷为太守，“厚礼之（按，指东坡），无迁谪意。君猷秀惠列屋，杯觞流行，（坡）多为赋词。（君猷）满去而殂，坡有祭文挽词，意甚凄恻。”（参见《苏轼诗集》卷十九施顾《注》及本集《祭徐君猷文》）君猷侍妾众多，胜之乃其中佼佼者。东坡另有《减字木兰花》（双鬟绿坠）（傅本未收）、《西江月》（别梦已随流水）等词，均为此女而作。此外苏轼又有友人王胜之，“名益柔，河南人，枢密使晦叔子。抗直尚气，喜论天下事。用荫入官，历知制诰直学士院，连守大郡，至江宁才一日，移守南郡。”（据《宋史》卷二八六《王益柔传》，参见《诗集》施顾《注》）苏轼有《同王胜之游蒋山》诗及《渔家傲》（千古龙蟠并虎踞）词，乃为王胜之而作。因此这首词题若只标“赠胜之”三字，易生淆乱，可能使读者误以为同王益柔有关。其实它是写给君猷侍儿的，故词中有戏语。题注当从傅本为是。
《西江月》（龙焙今年绝品），傅本词序作：“送建溪双井茶、谷帘泉与胜之。”下接题注云：“胜之，徐君猷家后房，甚丽，自叙本贵种也。”元本将词题与傅氏题注合并。毛本题作“送茶并谷帘与王胜之”。《全宋词》本据曾本题作“茶词”。考此词内容，全篇咏茶，结尾二句“人间谁敢更争妍，斗取红窗粉面”，盖以佳人拟佳茗，是东坡词惯用的妙喻。也可能语带双关，而与傅本题下旁注暗合。东坡有《西江月》（别梦已随流水），词序作：“姑苏再见胜之，次前韵。”叹君猷死后胜之改适张厚之事，为蓄婢之戒。所谓“前韵”，即指此词。由此可反证此词与王胜之名益柔者无涉，应是写君猷侍儿胜之。毛本题作“送王胜之”而弃用傅注，徒添淆乱。
《西江月》（怪此花枝怨泣），傅本调名下题作：“真觉府瑞香一本，曹子方不知，以为紫丁香，戏用前韵。”元本词题为：“再用前韵戏曹子方。”《二妙集》本、毛本题同元本，但又增益十六字：“坐客云：瑞香为紫丁香。遂以此曲辨证之。”按《二妙集》本和毛本添补的十六字，出自傅本词末双行小注，“坐客”字前原有“公旧注云”四字。
《
人娇》（白发苍颜），傅本调名下有注：“或云：赠朝云。”《二妙集》本、毛本删“或云”二字，改注为题；龙本从毛本，题作“赠朝云”，代诗人立标题的做法不妥。
《永遇乐》（明月如霜）、《阮郎归》（一年三度过苏台）、《渔家傲》（一曲《阳关》情几许）三首词，调名下均有“一本云”、“一云”、“或作”之类字样，显系编者校注。元本篡入词题，造成讹乱。
《浣溪沙》（雪颔霜髯不自惊），傅本题注云：“公守湖，辛未上元日，作会于伽蓝中。时长老法惠在坐。人有献剪彩花者，甚奇，谓有初春之兴，作《浣溪沙》二首，因寄袁公济。”元本以此注为词序，标调名下，朱本移注词后。按朱本是。文中称“公”，显系笺注者口吻；东坡作词序，不会自称“公”。况且辛未上元日（元祐六年正月十五日）东坡并未守湖州，而是在杭州任，袁公济时亦倅杭。傅《注》“公守湖”当为误记，应作“公守杭”。若东坡自写词序，自编词题，是定然不会出现这种疏忽的。
《鹧鸪天》（林断山明竹隐墙），傅本题注云：“东坡调黄州时作。此词真本藏林子敬家。”《二妙集》本以注为题，改“调”作“谪”。毛本变词题为“时谪黄州”。龙《校》“傅本题作”云云欠妥，应是“傅本题注作”云云。
《翻香令》（金炉犹暖麝煤残），傅本题注云：“此词苏次言传于伯固家，云老人自制腔名。”元本文字同傅本，改以注为题。朱本以其“非公原本者”，改移词后，是。
《归朝欢》（我梦扁舟浮震泽），傅本有题注：“公尝有诗与苏伯固，其序曰：‘昔在九江，与苏伯固唱和，其略曰：“我梦扁舟浮震泽，雪浪横江千顷白。觉来满眼是庐山，倚天无数开青壁。”盖实梦也。’然公诗复云：‘扁舟震泽定何时？满眼庐山觉又非。’”元本有词题：“和苏坚伯固。”似即从傅《注》演变而来。
《雨中花》（今岁花时深院），傅本有题注：“公初至密州，以累岁旱蝗，斋素累月。方春，牡丹盛开，遂不获一赏。至九月，忽开千叶一朵，雨中特为置酒，遂作此词。”元本删傅《注》中“公”及“此词”二字，便将题注变为词序。按原注称“公”，定非东坡自作，而系出于傅幹所加，故应为题注而不是词序。
《南歌子》（师唱谁家曲），傅本有题注：“《冷斋夜话》：东坡镇钱塘，无日不在西湖。尝携妓谒大通禅师，大通愠形于色。东坡作长短句，令妓歌之。”元本、毛本同傅《注》，题注已混同于词序。朱本将注移置词末，是。按《山谷琴趣外篇》卷三《南柯子》二首（郭泰曾名我）、（万里沧江月），词题作：“次东坡携妓见法通韵。”毛本《山谷词》之《南歌子》词序云：“东坡过楚州，见净慈法师，作《南歌子》。用其韵赠郭师翁二首。”其调韵皆与东坡此词同。据傅《注》，坡词当作于守杭时；据山谷词序，则坡词写作时间极难确定，因为东坡一生往返楚州多次。再者，如山谷词及其序可信，则傅本题注所引《冷斋夜话》云云即为讹传。事关词旨及编年，俟再考。
《虞美人》（波声拍枕长淮晓），傅本有题注云：“《冷斋夜话》云：东坡与秦少游维扬饮别，作此词。世传以为贺方回所作，非也。山谷亦云。大观中于金陵见其亲笔，醉墨超逸，诗压王子敬，盖实东坡词也。”毛本题作“东坡与秦少游维扬饮别作此词”。当是据傅《注》所引《冷斋夜话》改编而成。朱本将毛本此题移注词后。按王文诰《苏诗总案》：“此词作于淮上，词意甚明。而《冷斋夜话》以为维扬饮别者，误。公与少游未尝遇于维扬，且少游见公金山而归。公有竹西所寄书为据。”毛本妄编词题，大谬。
《水龙吟》（小舟横截春江）、《江神子》（梦中了了醉中醒）、《永遇乐》（明月如霜）等三首词，傅本调名下标出“公旧注”云云，曾本、吴讷钞本同傅《注》。疑是词集编者从当时流传的苏诗注本或本集题跋杂说中转引来的，充作题注。元本删“公旧注”字样，变题注为词序。
《水龙吟》（楚山修竹如云）、《满庭芳》（归去来兮吾归何处）、《满庭芳》（三十三年今谁存者）、《水调歌头》（安石在东海）、《水调歌头》（昵昵儿女语）、《南乡子》（裙带石榴红）、《哨遍》（为米折腰）、《浣溪沙》（罗袜空飞洛浦尘），以上八首词，傅本调名下有“公旧序”云云，曾本、《二妙集》本略同傅《注》。元本均删“公旧序”三字，改为词题或词序。
《西江月》（照野弥弥浅浪）、《定风波》（月满苕溪照夜堂）、《洞仙歌》（冰肌玉骨）、《永遇乐》（长忆别时）、《鹧鸪天》（笑撚红梅亸翠翘）、《鹧鸪天》（西塞山边白鹭飞），以上六首词，傅本调名下有“公自序”云云，曾本、《二妙集》本略同傅本。元本除《西江月》外，皆删“公自序”字样，径作词题或词序。
应予指出的是，这类标明“公旧序”、“公自序”的文字，并非都出自东坡手，本应存疑。元本删除“公旧序”、“公自序”字样，遂不留疑迹，无助于辨伪考订。如《鹧鸪天》（西塞山边白鹭飞），元本删“公自序”三字后将序文保留，标调名下，似为东坡自作之词序或词题了。实际上那是傅幹的题注，故其可信与否尚待考辨。经查《山谷琴趣外篇》卷二，此词原为黄庭坚所作，应是傅幹失校而误编入东坡词集的。故“公自序”云云应是伪作。毛本、朱本、龙本不收此词是明智的。由此可见，对傅本中“公旧序”、“公自序”之类不可轻信，应当仔细辨别真伪。元本删改旧本的做法不可取。
关于东坡词题、词序的鉴别，各家题注、校记的剔除或移编，还有大量考订辨伪工作可做。初步印象是：词题、词序虽“极精妙”，却不多见。《注坡词》以及曾慥辑本提供的线索，有助于辨明是非，有利于去伪存真。但愿新编的东坡词集能消除词题、词序的混乱，因为题序还牵涉到编年问题。
（三）编年
苏词编年创始于朱祖谋，其编年依据是傅
《东坡纪年录》、王宗稷《东坡年谱》及王文诰《苏诗总案》，“合此三家，证以题注，参酌审定”（见朱本《凡例》）。朱氏十分注意词题、词序的考订，可惜来不及使用傅《注》的资料，以正编年。龙榆生有可能充分利用傅《注》，事实上他也据傅本补了某些词题。但在编年上因袭朱本，没有大的突破，致使有些本该解决了的疑难问题，延续未定。试举数例：
傅本卷五《南歌子》（海上乘槎侣），调名下有词序：“八月十八日观潮，和苏伯固二首。”所谓“二首”中的另一首，是《南歌子》（苒苒中秋过）。元本及其余各本前一首题无“和苏伯固二首”六字，而在“苒苒中秋过”一首调名下又均无词题，但《二妙集》本、毛本调名下标注“再用前韵”四字。朱本据王文诰《苏诗总案》将这两首词分别编入熙宁五年壬子和熙宁七年甲寅。按本集壬子《八月十七日复登望海楼》诗云：“赖有明朝看潮在，万人空巷斗新妆。”癸丑有《八月十五日观潮五绝》及《瑞鹧鸪》“观潮”词。这两次观潮均有诗词互证。唯甲寅年观潮并无诗文印证，且当时苏坚不在杭州。王文诰所说：“甲寅八月十八日江上观潮作《南歌子》词”，未明所据，不足为信。若仅以毛本“再用前韵”四字就把“苒苒中秋过”一首定为甲寅作，也嫌牵强。我以为，应从傅本，盖同时所作同调同韵二词，龙本、曹本皆从朱本，不妥。既与苏坚唱和，考二人仕履，这种交游只能出现在元祐五年，苏轼守杭，苏坚以临濮县主簿监杭州在城商税时，八月观潮而作词。可惜苏坚（字伯固）原词已佚。
《菩萨蛮》（画檐初挂弯弯月），傅本题作“七夕黄州朝天门上二首”。元本题作“七夕朝天门上作”。另一首《菩萨蛮》（风回仙驭云开扇），傅本未收，见元本，题作“七夕”。朱本、龙本未编年，曹本改编入元丰三年。按这二首《菩萨蛮》，据傅本词题，应编入黄州词卷。至于编入哪一年更妥当，尚待研究。
《临江仙》（九十日春都过了），傅本词序为：“熙宁九年四月一日，同成伯公谨辈赏藏春馆残花，密州邵家园也。”下阕词文作：“阆苑先生须自责，蟠桃动是千秋。不知人世苦厌求。东皇不拘束，肯为使君留。”词后双行小注云：“公在惠州，改前词云：‘我与使君皆白首，休夸年少风流。佳人斜倚合江楼。水光都眼净，山色总眉愁。’”曾本、毛本无题，后阕从傅本。元本、朱本、龙本词题为：“惠州改前韵。”下阕同傅《注》惠州改作。朱本编入绍圣二年，龙本从朱本。按下阕改后词旨意境全然不同，故应视作另一首词；二词应同时收录，不宜只收一首原作或改作。前词（原作）据傅本标题可编入熙宁九年，后词（惠州改作者）则应编入绍圣二年。
《南乡子》（晚景落琼杯），傅本词题作：“黄州临皋亭作。”元本无题。曾本、《二妙集》本、毛本题作“春情”。朱本据《纪年录》编入甲寅润州作。龙本从朱本亦编在熙宁七年，《附考》云：“案此词傅《注》本既作黄州临皋亭作，则当编辛酉，时先生年四十六，方寓居临皋亭也。朱刻既从《纪年录》编入甲寅，姑仍之，以待更考。”盖明知有误而不校正也。曹本《校注》据王文诰《苏诗总案》引本集《与范子丰书》云：“临皋亭下，不数十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嵋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哉！”并谓“此书王《案》编在元丰三年五月，距离到达黄州仅数月耳。与此词上片‘初来’及地理形势全相吻合。今从本集及王《案》改编元丰三年庚申。”
《八声甘州》（有情风万里卷潮来），傅本词序作：“寄参寥子，时在巽亭。”元本题无“时在巽亭”四字。朱本据《渔隐丛话》所记“其词石刻后东坡自题”云云，编入元祐六年辛未，盖以为苏轼应召赴京，将去杭州时所作。龙本从朱本。近人陈迩冬又云：“此词是作者于元祐六年从汴京寄赠他的。”又与朱说微异，且与傅《注》不合。王文诰则附载此词于哲宗绍圣四年，时苏轼谪居儋州。诸说均不理会傅本“时在巽亭”四字。今人王仲镛认为应据傅《注》将写作时间定在元祐四年苏轼初到杭州不久（巽亭为杭州游览之地），其说可供参酌（见四川人民出版社版《东坡词论丛》）。
《浣溪沙》（覆块青青麦未苏），各本词序同，唯傅本序文后有“时元丰五年也”六字。朱本据《纪年录》编入元丰四年。龙本从朱本，与傅《注》不合，待考。
傅《注》中诸如此类有助于校正编年的资料甚多，应充分加以利用。我并不认为傅《注》全然可信可靠，它也有疏误需要订正。现存苏词尚未编年者近百首，傅本既然提供了有用的材料和线索，何不用作校订坡词之一助！如能解决编年疑案，实乃幸事。
（四）辨伪与辑佚
傅《注》提供的材料，往往有助于辨伪。如《点绛唇》（醉漾轻舟）、（月转乌啼）二首，又见于秦观《淮海居士长短句》卷下，但傅本有注云：“此后二词，洪甫云：‘亲见东坡手迹于潮阳吴子野家。’”或以为这就排除了秦少游作此词的可能，肯定这两首词为东坡所作（参见程毅中《注坡词跋》）。然则《全宋词》仍于苏轼词与秦观词两存互见。盖因毛晋有云：“然亦安知非秦词苏字耶？”故今人亦有将二词判归秦观所作者，待详考。又如《翻香令》（金炉犹暖麝煤残），《填词图谱续集》收此词，谓蒋捷作。傅本调名下注云：“此词苏次言传于伯固家，云老人自制腔名。”曾本、元本同傅本。由此可见，此词既为东坡自度腔，又是苏氏家传，定为坡词当不会有误。
傅《注》援引的前人诗文，有些今已失传，因而成为辑佚古书的有用材料。如杨元素《本事曲集》，今有梁启超辑佚本一卷。傅《注》多次引用《本事曲集》，其中有几条是梁辑本没有的，可供补辑。撇开对坡词的诠注不论，单从辑校考订古籍的意义着眼，傅《注》即有不容忽视的资料价值。
傅幹《注坡词》保存的许多古诗断句，不见于今传别集、总集、类书、笔记，或可为有志于辑佚者提供考稽的线索，试举数例：
（1）罗虬《雁诗》：“影沉江南暝。”（《水调歌头》“落日绣帘卷”词注③）
（2）陆龟蒙《茶诗》：“枉压云腴为酪奴。”（《西江月》“龙焙今年绝品”词注⑤）
（3）无则诗：“腾腾兀兀恣闲行，竹杖芒鞋称野情。”（《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词注③） （刘按，苏轼《答任师中家汉公》诗施顾《注》引元微之诗句同此处无则诗，“恣”作“态”。然《全唐诗》、《元氏长庆集》中均无此二句。）
（4）薛能：“旧痕依石落，初冻着槎生。”（《南乡子》“霜降水痕收”词注①）
（5）罗邺《金陵诗》：“江山入画图。”（《行香子》“一叶舟轻”词注④）
（6）滕白《严陵钓台诗》：“只将溪畔一竿竹，钓却人间万古名。”（《行香子》“一叶舟轻”词注⑥）
（7）韩溉《咏鹅》：“王孙若问归飞处，万里秋风是故乡。”（《醉落魄》“分携如昨”词注③）
（8）郑云诗：“擘开金粉腻，嚼破玉浆寒。”（《浣溪沙》“菊暗荷枯一夜霜”词注③）
（9）戎昱诗：“菊花一岁岁相似，人貌一年年不同。”（《浣溪沙》“缥缈危楼紫翠间”词注④）
（10）韦应物《鹧鸪诗》：“客思乡愁动晚春，那堪路入鹧鸪群。管弦声里恐难听，烟雨村中争合闻。”（《浣溪沙》“桃李溪边驻画轮”词注②）
（刘按，以上不见于《全唐诗》及其《补遗》。）
（11）陈充诗：“蓬莱殿后花如锦。”（《西江月》“公子眼花乱发”词注⑤）
（刘按，陈充号中庸子，《宋史》卷四百四十一有传。其集二十卷已佚。）
（12）郑獬《渔父诗》：“醉漾轻丝信慢流。”（《点绛唇》“醉漾轻舟”词注①）
（刘按，《四库全书》本郑獬《郧溪集》中无此句。）
（13）魏野《柳诗》：“映渡桥临绕客亭，丝丝能系别离情。”（《浣溪沙》“入袂轻飘不破尘”词注②）
（刘按，《宋百家诗存》本《东观集》未收此诗，别本宋诗总集或选本亦未见此诗。陈元龙《详注周美成片玉集》于《兰陵王·柳词》注中加以引用。）
（14）魏野诗曰：“殷勤旋乞新钻火，为我亲煎岳麓茶。”（《南歌子》“日薄花房绽”词注③）
（刘按，《东观集》不载，《永乐大典》卷八二三“诗”字韵引用之。）
（15）《选》诗：“风浪吹纹縠。”（《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词注⑤）
（刘按，《文选》无此句。或为王逢《进酒歌》“风过细浪生纹縠”之误引。）
（16）曹子建诗：“高牙乃建盖。”（《阳关曲》“受降城下紫髯郎”词注④）
（刘按，《曹子建集》中无此句。或为潘岳《关中诗》“高牙乃建，旗盖相望”之误引。）
综上所述，正确认识并合理评价《注坡词》，全面采录其精华，扬弃其误陋，不但对东坡词的编年、新注、辨伪、校订，而且对当前的古籍整理事业，都将有所补益，有所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