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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祖汉
本书是已故北大哲学系教授邓艾民先生的遗著。邓先生在抗战时期毕业于西南联大哲学系，50年代中期起任教北大，专研朱子及王阳明哲学。本来计划撰写这方面的专著，但因“文革”动乱，长期受到迫害而止。“文革”后，邓先生获得平反，恢复工作，到1984年因癌症逝世。这期间他写了几篇论文（辑成《朱熹王守仁哲学研究》，于1989年出版），也完成了本书的初稿。
我读过邓先生的书，得益甚多。知道他有这部遗著尚未出版，遂询之于陈来教授，陈教授说邓先生是他的硕士论文指导老师，不久他便将此书之油印稿带来，希望能在台湾出版。友人陈女士主持法严出版社，热心弘扬文化，慨允出版此书。后来我到北大开会，得见邓夫人左启华女士，她亦以此书之出版殷殷嘱托，并负责将书稿先行打字，作了初步的校对。
《传习录》的注释，常见的已有数种，其中叶绍钧的标点本出版较早，亦颇通行，但注释十分简略。日人三轮希贤的标注（收入《汉文大系》第十六册）颇精，但对于阳明思想未多着墨。陈荣捷先生的《传习录详注集评》有注有评，学者称便。但陈书之注释仍是以考证之功多，义理之阐释较少，其所收之评论，亦未必都有价值。邓先生此书，吸收了陈书之长处（陈书之英文本先出，邓先生得以见到），又参考了几种日本人之相关著作，所以此书之注释是相当确实的。邓先生很注意阳明思想之前后期之发展，这是本书的特色。更重要的，是邓先生将《传习录》和王阳明的其他著作，如论学书、诗文等关联起来，互相印证。这一步工作，对于了解阳明的思想，是有很大帮助的。《传习录》固然很明白而集中地表现阳明的思想，但阳明其他的著述也很重要，能两者相参，必能较全面地掌握阳明的见解。相信这部邓先生遗著的出版，对阳明学的研究，会有所推进。
1999年7月序于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