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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哲学成为一门学科或一个研究领域是近代的事，它是与人的觉醒和主体性的自觉联系在一起的。当人的理性成为衡量事物的尺度，康德说出“人为自然立法”的时候，价值概念自然而然地出现了。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哲学家洛采，新康德主义者文德尔班、李凯尔特等，先后以理论化的方式提出了价值在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文化作为价值世界与由自然现象构成的事实世界区分开来。后来在美国实用主义那里，价值概念又与人的行为和活动的效果联系在了一起，在哲学领域激起了阵阵思想涟漪。
当代中国价值哲学的展开，是与改革开放的进程联系在一起的。一方面，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必然地涉及了评价实践活动是否合乎人之需要的效果尺度的问题，人们在实践探索中逐渐意识到：唯物史观所说的客观之“物”应该是为人的，而不仅仅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之物。另一方面，国门打开之后，世界上多样化的价值观念及其话语表达，也让国人意识到：我们必须理解认识问题的价值维度，才能理解多样化的价值观念的视角。20世纪80年代，杜汝楫发表了题为《马克思主义论事实的认识和价值的认识及其联系》的文章
，随后李连科
、李德顺
、王玉樑
、袁贵仁
等人出版了比较系统的价值论著作，由此，中国价值哲学学科发展的进程被开启。当时，价值哲学在中国思想界还是一个新词，甚至有人认为这是一个“唯心主义”或“实用主义”的理论陷阱，反对进行对价值、价值观的研究。但是，价值、价值观对于理解人、理解社会来说太重要了，这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重大问题，许多理论家排除了各种障碍，终于开辟出了价值哲学的理论空间，使价值哲学的影响越来越大。
中国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对价值哲学的探索取得了很多成果，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有较大进展。首先，中国学者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了中国价值哲学的理论和学科建构。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借鉴了西方的成果，许多关于价值理论的书籍被翻译成中文。但是，我们对价值问题的认识有不同于西方的价值理论的结论，即中国在价值哲学方面有自己的理论视域。譬如，关于价值的本质问题，价值究竟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我们的主流认识从实践的观点出发，认为价值是在主体与客体之间产生的，价值认识与实践活动相联系，价值的视角也深化了对实践活动的理解。可以说，价值合理性和真实性源自人类实践的客观性。再如，在价值评价方面，理论的探索也大大丰富和深化了唯物史观的内涵。过去，我们的认识仅限于事实领域，只谈主观观念反映客观现实，缺乏人的需要的价值尺度，因此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分析就难以合理地展开。世界上许多东西都是客观的，它们对人的意义是千差万别的。实际上，社会分为不同的阶级、阶层，不同的阶级、阶层对同样的事实有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也就形成了不同的认识。既然人的现实需要和主观目的性是社会运动过程中的现实存在，那么忽视这种存在就是一种主观随意，这种主观随意会使我们无法真正理解人的实践活动和社会发展进程。可以说，人的需要作为一个价值尺度，在其个人形式上有主观性，但作为社会活动过程的构成方面，价值则是客观历史进程的真实尺度。就实践活动而言，在区分了事实与价值之后，我们才能更好地认识人类的实践活动的取向和规范，以及由人的需要支撑的取向和规范是如何促使人们展开实践活动，从而推动社会的发展的。有了价值的维度，我们就更容易理解人从自然向自由王国进展的广度和深度。
其次，近几十年的价值哲学的研究，不仅让我们认识到了事实认识与价值认识的区别，而且使我们明白了价值与价值观之间的区别与关系，从而让我们加深了对文化现象、民族精神和政治意识形态的理解，提升了我们的国际对话能力。几十年前，我们往往只谈世界观、人生观。但是，面对同一个世界，为什么人们会出现不同的世界观？经历成长，为什么不同的人会形成不同的人生观？原因就在于，人们有着不同的价值观，正是不同的价值观让人们对待世界和人生的价值取向出现了差异。最初，一些西方的观点就“人权”“自由”“人道主义”之类的问题指责中国时，我们直接的反应往往是对“人权”“自由”“人道主义”这些概念本身有意地回避，这反而让我们在一段时间里总是处于类似“被告”的位置，似乎我们只能被动辩护。但当我们弄清了什么是价值、什么是价值观，许多之前纠结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价值就是事物对于人的意义，价值观就是人们关于什么样的价值对人有何种意义的看法。经过对价值哲学的探讨，我们认识到不同的国家因为时空体系、自然条件、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对人权、自由、人道等价值的观念理解也是有差异的。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回避谈论或使用“人权”“自由”“人道主义”等价值概念，它们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但是，我们绝不能照搬西方关于这些价值的观念。许多价值——如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是共同的，但是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的人们关于这些价值的理解和观念则是特殊的、历史的。西方的价值观本来是反映西方文化和资本主义社会思想观念的，因而是特殊的，许多方面可能与我们关于这些价值的理解相去甚远。西方的价值观曾经推动欧美摆脱了封建思想的束缚，使西方社会驶上了现代化发展的轨道，在历史上发挥过进步的作用。但是，随着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统治的确立，西方的价值观却越来越显示了其历史局限性。有些西方人把其对某些共同价值的特殊理解即他们的价值观看作是“普世的”，强迫他人按照自己的理解——西方的价值观——来理解民主、人权、自由等价值概念，这种价值观未必符合发展中国家人民的需要，对这些国家及其人民来说，西方的价值观就是不合理的。可见，区分清楚价值与价值观，就很容易攻破西方自诩的“普世价值观”了。
再次，价值哲学学科的发展，让我们对中国传统的价值观也有了自觉，学者在对传统中国价值观进行系统梳理和研究的基础上也获得了价值观自信。实际上，在没有“价值”和“价值观”这样的概念的情况下，人们也有自己的价值观，即关于是非曲直的标准或规范，只是没有理论上的自觉而已。中国前贤们所关注的“成己”“成人”“成物”的理想追求，实际上就有价值意义的预设，没有这种价值理念的预设，人和万物的存在、活动便失去了意义。另外，中国古代的“礼”就是一套调节人们社会生活的价值体系。“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礼记·曲礼上》）在古代，按照礼的标准生活，就是践行社会的价值观了。礼，就是告诉人们如何处理自己与他人的关系，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生死，用什么样的规范看待义利，用什么样的尺度评价家国和天下之事。这就是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践言，谓之善行。行修言道，礼之质也。”（《礼记·曲礼上》）在当时，遵循这套价值体系和价值观，就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可，就能够保障社会的安定有序。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价值观念，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比如，中华文化强调“民惟邦本”“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主张以德治国、以文化人，强调“君子喻于义”“君子坦荡荡”“君子义以为质”，强调“言必信，行必果”“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强调“德不孤，必有邻”“仁者爱人”“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出入相友，守望相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扶贫济困”“不患寡而患不均”，等等。这样的思想和理念，不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鲜明的民族特色，都有其永不褪色的思想意义。这些思想和理念，既随着时间推移和时代变迁而不断与时俱进，又有其自身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人，我们有着共同的价值观，“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是基本的共性特征。当代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就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升华。中国的价值观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和文化的沉淀，反映了中华民族在中国大地上的生命体验、观念思考和精神追求，有中华民族特有的形态、内涵和实质，中国人共同的价值观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着中国力量。
最后，价值哲学研究还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与构建，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了三个倡导，即“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构建，具有深远的实践意义：这不仅对人民群众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特别是文化所蕴含的价值取向有重要的导向或引领作用，而且对世界人民了解中国文化、理解中国人民的价值追求有明确的指示性意义。
当代价值哲学这个学科，在中国只有不到40年的历史。与欧美学界相比，我们仍然缺乏长期系统的理论研究。我们将价值哲学建立在唯物史观和对于社会实践活动概念的理解的基础之上，这的确给我们一个总体上可靠的方法论基础。但是，在社会实际进程之中，就关于事实与价值的区分，我们何以理论地论证实践活动是价值尺度现实合理的可靠基础和标准？价值作为应该的“理想尺度”其差异性标准何在呢？也就是说，我们怎么能够证明这种“应该”就比其他的“应该”更应该呢？我们怎么才能更加客观地评价一种价值比另一种价值更有价值呢？我们怎么能够证明一种价值观比另外一种价值观更有规范的力量呢？我们在方法论上如何让价值观获得历史的合理性？在理论上，我们如何让价值认识获得一定的客观实在性呢？特别是，在文化软实力的竞争中，我们怎么能够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更强的超越性和说服力呢？所有这些都是价值哲学面临的问题，都需要我们给予更加细致深入的理论回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将进一步深化改革进程，形成扩大开放新格局，这必然给价值哲学研究提供新的空间和动力。价值哲学必须回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问题，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建基本的价值表达，这必然要深化价值理论的构建，在理论的探索过程中逐渐排除许多不是太合适的地方，并且使理论内容构成更加具有内在有机的关系。另外，中国的价值哲学在形塑中国特色价值哲学的基本理论和知识体系的同时，将进一步扩大价值研究的国际视野，拓展研究价值论题的理论视域，增强论题及理论的普遍意义，提升国际交流的对话能力。在价值哲学的未来探索之中，中国特色的价值哲学将不再是限于一隅的特殊性表达，而是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价值观崛起的理论表达，为世界理论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话语。还有一个趋势必须注意，那就是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关于具体生活的价值判断会逐渐变为人们关注的重点，如流产、基因改造、人工智能等，人们的价值观将越来越面临多样性和科学技术发展的挑战，价值哲学必须在人类实践活动的基础上给予恰当的价值认识的理论基础。